8月23-24日，第十一屆中國中古史青年學者聯誼會在南京舉行。這次聯誼會由南京大學歷史學院主辦，南京大學六朝研究所承辦，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協辦。對此，南大歷史學院胡阿祥教授頗為感慨，他在致辭中說，一方水土一方人，南京作為六朝古都，南京大學素有六朝考古與歷史的研究傳統，近些年更是表現出異乎尋常的熱心和支持，雖然聯誼會辦到第十一屆才輪到南大，但他期望這次會議是“一個緣分長久的開端”。接著，陳侃理代表北大中古史中心致辭，他說自己作為南大校友，為母校主辦聯誼會而感到開心；作為聯誼會的一名資深“會員”，他表示在學術會議遍地開花的今天，聯誼會仍有她的特色，保持了她的形式和初衷，很多青年學人將在這個學術平臺“共同成長”。

正如上屆中古史聯誼會所預告的，本屆聯誼會回歸“青年”，果然有很多新面孔參會，據介紹最年輕的是1992年出生的博士生。這次會議歷時兩天，分成6組，共有16篇論文發表。會議討論環節由京都大學博士生梁辰雪擔任翻譯。文章選題各異，涉及領域廣泛，但大都得到比較充分的討論，會議氣氛相當熱烈。

在這些論文中，有的時間跨度很大，開場報告——南京師范大學劉可維《從桎梏到枷鎖——漢唐間拘束類刑具的變遷》就是顯著的一例。普林斯頓大學文欣擔任評議，在他看來，這篇論文討論了“一個相對具體但極有延展度的問題”，其核心觀點——十六國時期大規模強制性人口流動造成“枷”、“鎖”的刑具化，“很有見地并具說服力”。文欣特別指出，該文把頸部拘束具的常規化、廣泛化和社會史上的強制人口遷徙相聯結，這個精彩的討論“超越法律史而成為社會史的一部分”。當然，文欣也對論文提出了詳實的批評意見，他認為文章未能確證桎梏為拘束具的核心，而三木、鉗為輔助的觀點，所以從漢到中古的變化未必就是“從桎梏到枷鎖”，“而更可能是一個從多種拘束具并用到主要使用頸部拘束具的轉變”。另外，文欣指出，拘束具在漢到十六國、十六國到唐之間，可能有兩次比較大的變化，值得進一步討論。就此論題，文欣還提出更進一步的研究設想：從文化史的角度探討拘束具從施于手足到施于頸部的變化。無論這一建議是否可行，都展示了評議人非常認真、求實的治學態度和廣闊的學術視野。

接著，胡鴻（武漢大學）、黃楨（四川大學）、章名未（北京大學）等對刑具枷起源于農具枷這個論點提出疑問，認為這個猜想需要提供更充實的材料去證明。臺灣中國文化大學王萬雋則提出，從十六國到隋唐，社會環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那么十六國時期強制人口遷移環境下的刑具為何會繼續在唐朝得以留用？對于這些問題，劉可維盡其所能作了回應。

臺灣東吳大學楊曉宜是第二位發表人。她的論文《唐代中央司法官員的司法經驗與形象》寫了30多頁，主要聚焦御史臺、大理寺、刑部等官員，討論他們在司法審判過程中扮演的角色，并選取唐太宗到唐文宗時期五位中央司法官員作為個案分別檢討，最后著重分析其“釋冤”的性質。論文以唐玄宗為分界點，認為唐代前后期擇取司法官員的標準不盡相同，前期強調“公直良善”、“斷獄允當”，后期則對司法官員的法學素養提出更高的要求。中山大學哲學系王磊專攻中古佛教思想，他在評議中表示，“主要就閱讀過程中注意到的幾個問題談談自己的看法”。他首先對唐代司法官員的擇才標準分期提出疑問，認為以玄宗為界并不合適；接著指出文章對“形象”的討論“有些模糊，脈絡并不清晰”，將史籍中的“敘述”完全當作“歷史的真實”，這樣的史料處理有欠允當。針對文章列舉的五個例子，他建議作者選擇一兩個案例深入剖析，立論效果可能更好。對于這幾條意見，作者在回應時基本上都采納了。此外，呂博（武漢大學）、郭津嵩（普林斯頓大學）分別提出疑問，以便于論文的修訂。

前兩篇論文都與唐代法制有關，第三篇則是對唐史研究基礎文獻《唐會要》的辨析。日本立命館大學博士生豬俁貴幸主要比較了文津閣本和文淵閣本《唐會要》，試圖確認文津閣四庫全書本《唐會要》的史料價值。呂博在評議中指出，近年來學者注意到《唐會要》版本流傳比較復雜，有必要作細致的比勘，否則容易掉進武英殿本《唐會要》的陷阱。就此而言，他肯定了作者的學術敏感度，同時指出該文對中國學者的研究關注不夠，建議參閱劉安志《<唐會要>整理與研究成果述評》一文。另外，呂博還介紹了相關學者的研究動態。小尾孝夫教授建議作者進一步考察《唐會要》的編纂史。

下午第一場三篇論文是比較“傳統”的政治史研究，而且研究對象都是十六國北朝政權。早稻田大學峰雪幸人《西秦政權外交考》其實主要是從交通方面來說明西秦政權的重要性，用評議人王萬雋的話，“即在十六國后期政權林立，且西秦政權版圖不甚強大的情況下，因為占據中國西北交通的關鍵位置，在當時的國際地位的重要性研究不容忽視”。王萬雋還指出，大概因為史料不足，論文過于偏向交通路線的考察，給人文不對題之感。

臺灣師范大學博士生張淑惠《漢趙國之婚姻結構與皇權繼承關系（304-318）》“意欲解構兩晉時期的漢國，從而了解其與東漢末以前的匈奴族群在繼承制度與婚俗上的差異”，為此論文探察了匈奴劉氏與氐人關系的變遷，嘗試分析匈奴與氐聯盟瓦解的原因，并比較劉淵之漢與劉聰之漢性質上的差異。日本立命館大學小野響圍繞作者的論旨進行評議，分別討論了四個問題：劉聰之母張氏的出身，劉乂的出身，劉乂對漢文化的理解程度，大單于的機能。南京大學聶溦萌建議作者除了在匈奴發展歷史中觀察漢趙，還可在十六國北朝歷史中進行考慮。胡鴻認為，習俗是否可能引發軍事政變這種性質的政治變動，值得詳加考察；對于文中提到的大單于與皇太子的分合，他覺得可以進一步申發。北京師范大學劉瑩也對大單于的意義提出疑議，作者對此有所說明。臺灣中興大學蔡宗憲提醒作者注意引文及腳注的核查，比如“男女色衰”實際上是“男女年衰”，“稻香出版社”應為“稻鄉出版社”。

就職于中山大學（珠海）的胡勝源來自臺灣，他的論作《孝文崇拜與東魏政治》期望在前賢的基礎上再作申論。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指出東魏北齊之制承自北魏，作者贊同這一論點，但認為陳先生對東魏北齊繼承孝文體制的原因缺乏論證，在他看來，這與北魏末、東魏時人濃厚的孝文帝崇拜氛圍有關。南京大學博士生段彬負責評議，他指出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霸府政治雖然是個老問題，但尚可深入探討。一方面，“作者鉤沉發微，將史料所蘊含的信息發揮到了極致”，另一方面，對于作者念茲在茲的“孝文崇拜”，評議人直接表示懷疑：這種心態本身的影響范圍及力度究竟有多大？對于孝靜帝與高歡的權力分配，他認為不能單純從字面上觀察實際的權力運作，須時刻警惕文辭的陷阱；而論文中有些觀點可能存在推理不當、論證不嚴、解讀過度的毛病。南京大學博士生方圓直言該文是基于個人史的“現代人的想象”，建議作者同時關注石刻史料，有的材料對理解北魏“孝文崇拜”就頗有幫助。文欣指出文章并未正面交代對全文具有關鍵意義的“有孝文風”一語的出處，而此句實出于《孝靜帝紀》之末總述孝靜帝生平的部分，具有一定特殊性，不應置之不論。

接下來一場的特色在于，三篇論文都以集部史料作為研究的核心材料。有鑒于此，主持人孫齊幽了歷史一默：“歷史中不只眼前的茍且，還有詩與遠方。”引來滿堂歡笑。北京師范大學博士后劉瑩聚焦“北魏宴會中的歌與詩”，從信息交流、政令傳達、宣傳政治理念等方面考察宴會文學活動的功能和意義，進而探討北魏政治文化的發展。東京大學博士生田熊敬之認為這一視角相當獨特，且頗有魅力，比較清晰地勾勒了北魏宴會當中的北族—華夏—世俗文化的演變過程。不過他也談了幾點疑問：一是本文關鍵詞“宴會”的含義，在概念上還可斟酌；二是本文指出宴會文學的主體參與者由代人集團轉為胡漢文士，評議人認為這個觀點還可以再斟酌；三是提醒作者對史料本身需保持批判的眼光，畢竟《魏書》有重視中原士人即遷都洛陽以后歷史的一面。文欣指出，論文主要還是在文學作品的“外圍”（適用場合）下功夫，建議作者進一步分析詩歌的內容，或許還可以與南朝歌詠作一比較，對詩歌的理解會更“實在”。孫齊等學者提示作者注意其他材料。

南京大學文學院于溯以梁陳之際沈炯《歸魂賦》為核心材料，分去程書寫與返程路線挖掘紀行賦中的道里信息。評議人蔡宗憲曾撰文考察長安與建康間的交通路線，在他看來，論文對賦中典故的解析詳細準確，因此其所提取的地理信息（交通路線）具備較高的可信性。另外，他還提了一些補充意見，比如關于紀行賦的性質，可參考前人研究；對其他賦（如曹植《洛神賦》），同樣值得注意。文欣對作者明晰的敘述，以及對賦的具體分析表示贊賞，他建議進一步考察賦中的時間問題。林昌丈就賦的地理書寫策略談了他的閱讀感想。

如果說劉瑩是用文學材料探究政治文化，于溯用文學材料做歷史地理的考辨，那么南京師范大學陸帥則是用文學材料做社會經濟史的分析——以沈約《奏彈王源》為引子，探討南朝的戶籍整理活動及其與三吳地區的密切聯系。這篇論文可以視為新一代的青年研究者對唐長孺、越智重明等前輩學者構建的南朝史框架所展開的對話與反思。為此，作者重新梳理和解讀相關史料，試圖從更為切近的層面考察南朝戶籍問題與檢籍活動的發生歷史。他表示，通過這篇論文，實際也是想對南朝的分期框架與制度特征作進一步的思考。

臺灣政治大學博士候選人吳承翰對此文的評議，由林牧之代為宣讀。在評議人看來，這篇論文的結論“有修正唐（長孺）先生說法的可能性”，同時提出若干問題與作者商榷：一是如何理解宮崎市定的不同看法，二是對“三族”涵蓋范圍的討論，三是關于“士庶莫辨”的問題。文欣表示，討論戶籍問題，建議參照戶籍實物，關注戶籍中的具體內容，同時他提出一個問題：士庶之分在戶籍上如何表現出來。呂博則指出，《奏彈王源》是武大中古史史料課的一條必讀文獻，作者的觀點有一定道理。但南朝更注重戶等，沒有準確的口數，而賦役是按照戶品高低（而不是丁口）來征收的，造成沈約更關注戶品。考慮到《通典》里的相關記載，呂博認為，《奏彈王源》的寫作緣起可能并非針對三吳核心區，而是針對江州、南徐州的情況。發表人就上述提問一一進行了回應與討論。

政治文化業已成為中古史研究領域的一個重要范疇，用孫齊在評議中的話說，“‘政治文化’研究可謂是作為大陸中古史研究支柱的政治史，在不放棄自身本位的前提下，努力擴寬視界的最具突破性和影響力的路徑之一”。8月24日上午的三個報告或可視為“政治文化”專場。山東大學代國璽《“赤九”讖與兩漢政治》戮力鉤稽史料，搜尋隱微，認為“赤九”讖是“赤精子之讖”的具體版本，對“九世”在兩漢之際的指涉演變作了精細的分析，并認為西漢后期出現過“復古更化”與“更受命”兩派的路線斗爭。東京大學博士生三浦雄城在評議中表示，讖緯問題是漢代思想史上的中心問題之一，自顧頡剛探討以來，陳槃、安居香山等進行了系統研究，而這篇論文的視角“具有獨創性”。不過，三浦也對論文的核心觀點和論證提出了疑問：一是對“九世”的理解，他舉出史料認為“九世”有指元帝的，也有指成帝的，而作者的專指成帝說恐怕有必要進一步申論；二來他介紹了日本學者尤其是保科季子對漢哀帝時期改制運動的評價，與論文觀點相左；三是認為“全面對立”的路線斗爭說值得商榷。大概是因為作者未親臨現場，沒能形成熱烈的討論，只有郭津嵩對論文中一條史料的解讀提出疑問。

普林斯頓大學博士生郭津嵩《僧一行與唐開元改歷的政治文化背景》內容豐富，條理明晰——“本文論述的順序，大抵先‘知其人’、‘論其世’，再‘讀其書’，從一行的家世、行事切入，通過一行與集賢院的關系，分析改歷在玄宗朝政治文化布局中的位置及其被賦予的意義，最后討論《大衍歷議》學術內容與改歷背景之間的關系。”作者在余論部分對科技史的“進步史觀”解讀持批判態度，同時指出政治文化史并非“政治”與“文化”的簡單疊加，而是一個超越現有學科邊界的獨特范疇。孫齊的評議允稱精當，大開大合，氣象宏闊。正如孫齊所說，人們通常只關注一行的天文學家和密教高僧這兩個身份，而論文“解鎖”了一行的政治史維度，對一行的三種身份作了“圓融無礙的研究”，從而在中古史框架中為學問精深的僧一行找到了他的位置，有助于理解開元改歷在唐代政治史上的意義。當然，他也對論文的一些觀點提出了不同看法，與作者商榷，比如對一行世俗身份的界定，對玄宗“禮樂之政”與武周政權關系的理解，等等。武漢大學呂博在討論中提出兩個問題：一是如何理解大衍歷本身就是一個祥瑞，二是如何理解李唐土德一千年。田熊敬之提了一個宏大的問題，涉及權力與知識的關系。

京都大學博士生千田豐《唐代的皇太子號追贈與太子廟》關注到唐代一個很特別的現象，即皇帝為宗室近親追贈皇帝號與皇太子號，并積極修建皇太子廟。論文利用《唐大詔令集》對這些追贈考察后認為，被追贈皇帝號者是生前便有資格成為皇帝的人，而皇太子號的授予原因比較多元，在此基礎上作者提出：唐代的皇太子號走向官爵化，形成了官爵—皇太子號—皇帝號的贈官序列。北京大學博士生章名未在肯定論文貢獻的同時，對“官爵化”提出了自己的理解，并提示作者關注清人趙翼對追贈太子號現象的認識。呂博認為論文的切入角度很好，不過他對論文中唐玄宗追贈皇太子號和皇帝號的動機——出于“友于”——提出了疑義，并介紹唐長孺先生的一篇論文（《西晉宗王的出鎮》，載《魏晉南北朝史論拾遺》），認為皇帝對宗室、諸王的態度是有實際政治背景的，而不能輕信史籍的表述。胡鴻建議作者考慮發起追贈的皇帝自身形象建構的需要；并認為追贈本身的政治傳統可以做長時段的觀察，北魏追贈景穆太子為皇帝，以及潘敦研究過的追贈皇后等，都與作者所論的問題不無關聯。

下午第一場兩篇論文都是有關四川區域歷史的研究。臺灣大學博士生林牧之《晉宋時期巴蜀地區的地方社會與國家編組》一文將近40頁，試圖通過社會與國家兩個層次分析東晉到劉宋時期巴蜀地方社會組成的變化，以及地方上的國家編組統治管理部門的特征。為此，論文主要通過叛亂來分析其社會力量的構成，通過地方士人的參政情況及政區編排來討論社會與國家之間的關系。南京市考古研究院許志強認為，人口流動和政區變革是這篇論文的關鍵環節之一，建議作者適當交代巴蜀的地理特征，有助于提高論文的說服力。作為一名考古學者，許志強在評議中介紹了相關的考古發現和研究成果，為作者的一些觀點提供了佐證。做過巴蜀歷史研究的王萬雋則提醒作者關注中林史朗《中國中世四川地方史論集》一書。林昌丈指出，巴蜀政區在這個時期分分合合，完全值得深入挖掘，而不必采取“大兵團作戰”的方式；另外他建議作者在討論國家編組時對相關概念有所說明。

東京大學博士生新津健一郎《論劉焉、劉璋政權與益州大姓的關系——以郡守的任免為中心》，通過考察認為，劉焉、劉璋的統治具有“分而治之”的性質，一方面任用沒有政治基礎而依附于州牧權力的人，另一方面加強對地方豪族的控制。作者還認為，漢末州牧獲得了比刺史更廣泛的軍政、監察權。四川大學黃楨認為，這篇論文有兩個比較突出的優點，一是盡力搜集石刻材料考察郡守任免情況，二是強調益州內部的地域差異，尤其注意到蜀郡屬國與劉焉、劉璋政權的特殊關系。不過他也提出了幾個疑惑：對陳留高眹史料的理解，補充郡級長官的材料，質疑郡守任免這一研究視角的效力，就漢末州牧角色提出不同的認識。除了個別問題，作者在回應時基本上堅持己見。

廈門大學林昌丈和中國社科院歷史所陳志遠的論文被安排在本屆聯誼會最后一組。墓志研究某種程度上可以視作中古史研究的“顯學”，對墓志的單篇考證，利用墓志資料做家族史、政治史和歷史地理研究，儼然成為一種“套路”。而林昌丈《籍貫、居地和葬地——漢魏六朝流移人群的墓葬銘文研究》綜合利用了大量墓葬材料，試圖通過梳理墓葬銘文中的地名內容，探究銘文背后的社會心理和文化意義。文章分為五節：“死在此下”：東漢刑徒墓銘文再認識；籍貫和居地：漢代志墓銘文“地名”標識的兩個層面；葬地標識和籍貫的郡望化；生為僑民、死為“土著”；結語。龍谷大學研究生川見健人在評議中認為，這篇論文主要是考察墓主“籍貫”、“居住地”和“葬地”之間的關系及其變遷，他強調矢野主稅、越智重明、中村圭爾等先生已做過相關研究，建議作者參酌考量。林昌丈在回應時表示，他這篇論文的主旨并不是討論籍貫、居住地和葬地的關系，而在于銘文中的地名表達。文欣指出論文出現了很多地名，令人眼花繚亂，如果能適當附上地圖，更便于讀者理解，另外他對一處史料的理解提出了疑問。楊曉宜提醒作者臺大有一篇根據出土材料討論刑徒移動的博士論文，或許值得參考。于溯對論文提出了兩個問題：一是對銘文中是否寫有地名的理解——論文暗示不寫地名則表示當地人葬于當地，似乎屬于循環論證；二是對墓志銘文中“XX步”的理解——是不是真的用來指示墓葬方位？

陳志遠的論文《六朝荊襄地域的佛教》企圖對這一時期這一區域的佛教來一場“全景掃描”，于是從外部政治演變、寺院建置過程與學術風氣變化等三個方面予以探索。論文認為，道安采取了“二重疏離”的立教方略——一方面教團組織化容易引起世俗政權不安，一方面晚渡北人的身份以及與舊僧的沖突，使得道安必須與世俗權力保持距離，同時將教團安置在荊襄，本人則駐錫襄陽；繼而考察慧遠教團的經營，江陵佛教學術中心的崛起，并以《荊楚歲時記》為例探討佛教新說對荊襄地域的影響，通過鬼子母崇拜勾勒當地的社會氛圍；接著講述政治環境（荊揚政爭、建康監視）對荊州佛教的影響；最后討論這一時期佛教學風流變。“中研院”史語所博士后吳修安認為“作者并未充分掌握學界的研究成果”，忽視了張偉然、陳良偉等人的研究成果。另外，他還就個別觀點的論證邏輯進行了討論，指出有些概念還需進一步闡釋說明。方圓在討論環節就長沙寺建立時間向陳志遠提出疑問。蔡宗憲提示香港大學2004年有一篇關于南朝荊州的碩士論文，其中一章與本文屬同一主題，另外他自己有一篇討論梁陳之際佛教的論文去年9月發表在臺灣《新史學》雜志上，或許值得關注。

至此本屆聯誼會發表和討論告一段落。接著是綜合討論，由胡鴻主持，來自日本、中國大陸、中國臺灣的學者分別發表感想，提出可開拓的空間、可探研的議題，圍繞跨學科研究等各抒己見，以促進中古史研究的深入。閉幕式上，南京大學張學鋒教授表示，周四、周五各聽了半天的會，“很受刺激”，因為內容“全是新的”，他以考古發掘著重介紹了開會地點在歷史上的方位，給與會者留下了深刻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