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8月14日，在美國駐古巴哈瓦那大使館重新開啟的升旗儀式上，曾經為奧巴馬總統的第二次就職典禮朗讀自己詩歌的古巴裔美國詩人理查德·布蘭科（Richard Blanco）朗誦了他的詩歌《海的問題》（英文標題“Matters of the Sea”，西班牙文標題 “Cosas del Mar”）。作為流亡美國的古巴裔后代，布蘭科在美古關系出現破冰之際，作為代表赴古巴——他母親的祖國——見證并參與歷史的時刻。赴古巴之前，他在接受采訪時說，“我們共屬于我們之間的這片大海。”“兩個國家之間的距離是90英里，也可能是9000英里。”布蘭科的詩和他的感慨，與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徐世澄研究員的新著《美國和古巴關系史綱》所論述的美古關系的歷史脈絡不謀而合，向世界表述了美國與古巴之間200年來的恩恩怨怨。《美國和古巴關系史綱》以厚深且全面的角度梳理了古巴主權與美國霸權對峙的曲折歷程。

一、1961年之前的美國對古政策：在控制與自治之間尋求利益平衡

自第三任總統托馬斯·杰斐遜開始，美國擴張主義分子就一直覬覦古巴這只“蘋果”。但是，基于當時本身國力虛弱、面臨大英帝國強權，加之對西班牙和法國的忌憚，美國一直在通過什么方式將古巴兼并的問題上糾結搖擺。1823年4月，第六任美國總統約翰·昆西·亞當斯（John Quincy Adams）拋出了著名的 “熟果政策”：“物理有引力定律，政治法則也是一樣；如果一個蘋果熟了被迫離開果樹，就會掉落在地上，那么古巴被迫脫離自己與西班牙的非自然聯系，無法自立，只能被吸引到北美聯盟，根據同樣的法則，北美聯盟不能將它推出懷抱。”

然而，隨著國際風云的變幻和美古各自國內局勢的變化，19世紀末古巴這只“蘋果”獨立之后最終并沒有掉落在美國的口袋里，美國也沒有能夠采取兼并措施獲得古巴的主權。

（一）古巴人民的獨立意識

為了擺脫西班牙的殖民統治，爭取獨立，古巴人民在19世紀后半期曾經進行了兩次獨立戰爭。第一次獨立戰爭又稱“十年戰爭”，是在1868—1878年之間。這次戰爭的結果是奧連特省起義軍司令、黑人將軍安東尼奧·馬塞奧( Antonio Maceo) 面對宗主國西班牙派駐古巴的西班牙軍總司令阿塞尼奧·馬丁內斯·坎波斯（Arsenio Martinez Campos），拒絕接受沒有獨立和不取消奴隸制的和平方案，自此形成了古巴革命者不妥協的象征，并團結了古巴不同的種族共同為爭取古巴的獨立而戰斗。在1895—1898年的第二次獨立戰爭時期，古巴獨立運動的領袖、被譽為古巴民族英雄的何塞·馬蒂(Jose Julian Marti) 深諳美國對拉丁美洲的政策目標。比如，1889年10月，美國在華盛頓召開了第一次美洲國家會議。不久之后，馬蒂發文對會議的目的進行深刻揭露：“在美國這個強國里充塞了賣不出去的產品，它決心要在美洲擴張它的統治……”“一個強大的、野心勃勃的鄰國正在不斷地推行它由來已久的、明目張膽的霸權政策……”馬蒂敏銳及時地指出了美國想插手古巴獨立戰爭以達到占領古巴的目的。

（二）美國投機取巧地介入古巴的獨立戰爭

何塞·馬蒂之后，馬塞奧與另一將領戈麥斯繼續率領起義軍與西班牙殖民軍作戰。到1897年年底，起義軍已解放了全國2/3的土地，就在西班牙殖民統治搖搖欲墜之時，西班牙駐美公使杜普·德洛梅所寫的一封含有譏笑美國總統麥金利的信被美國的報紙公布于眾。這件事經過媒體的大肆渲染，引起了美國民眾的公憤。同時，美國一些政客對當時古巴的描述也被媒體渲染成西班牙獨裁暴行的印象。在反西班牙的幾乎一邊倒的洶涌輿論氛圍下，美國派到古巴的“緬因號”戰艦發生爆炸。許多美國人認為是西班牙軍隊炸沉了“緬因號”。這兩件事疊加在一起，使得美國國內的反西班牙情緒高漲，戰爭狂熱席卷了全國。美國國內從上到下都在呼吁戰爭，“不忘‘緬因’”甚至成為全美的復仇口號。國會一致通過了5000萬美元的軍備撥款。而西班牙拒絕美國總統麥金利提出的永久和平的停戰協議直接刺激了美國國會。美西之間的沖突最終無可避免。

實際上，美西戰爭讓“美國投機取巧地介入古巴的獨立戰爭”，使古巴的獨立戰爭融入美西帝國主義戰爭的歷史長河。一個多世紀以來，這段共同的歷史在美國和古巴各自的敘述中，乃至在整個世界歷史的敘述中，美國在古巴獨立中的作用一直是充滿分歧的。美國政治家和歷史學家傾向于將美國1898年的干預視為美國仁慈和實力的體現，稱美國是團結起來支持一個鄰國的獨立事業，并為此宣戰。在這個版本的歷史中，古巴獨立是美國人的禮物，因此古巴人欠他們一份感激之情。然而，在古巴，1898年戰爭代表著完全不同的意義：更多的是盜竊而不是禮物。例如古巴歷史學家艾·羅依格·德·盧其森林認為，“古巴人民是依靠他們自己的力量贏得獨立的”， “古巴的獨立并不是依靠美國獲得的，而是由于本國人民的努力贏得的”。也有美國歷史學家承認，1898年美國在一場古巴人幾乎已經獲勝的戰爭結束時大舉入侵古巴，宣布勝利，并開始作為一個事實上的殖民大國統治古巴。美西戰爭是從“支持古巴的自由之戰轉化為從西班牙手中奪取重要殖民地的戰爭”。

（三）從占領到控制

古巴獨立革命燃起的戰火最后燎原成美國與西班牙之間的戰爭，美國企圖順其自然地擁有古巴這顆“熟果”，于是，把為獨立浴血戰斗的古巴起義軍排除在外。1898年7月16日，西班牙宣布無條件投降后，美國采取以下幾個步驟和方式對待古巴人民30年爭取獨立的勝利果實：第一，不讓古巴起義軍司令參加西班牙的投降儀式，甚至不讓起義軍進入圣地亞哥；第二，在沒有古巴參加的情況下，與西班牙簽訂了停戰協議書，規定西班牙放棄對古巴主權和所有權的任何要求；第三，排除古巴，單獨與西班牙簽訂《巴黎和約》。《巴黎和約》的簽訂意味著美西戰爭的結束，也意味著古巴的獨立目標受到挫敗。根據和約，自1899年1月1日起，美國開始對古巴進行軍事占領，任命美國人為古巴總督，使古巴成為美國的一塊新殖民地。顯然，美國這個西半球新生大國對古巴的占領帶著鮮明的“新殖民主義”特色。首先，美國掌控了古巴的主權，但并沒有直接兼并古巴成為美國的領土，而是沿用舊殖民地的制度，派駐或任命了美國政府的代理人控制新古巴。其次，對戰后古巴的治理充滿了強權色彩，充滿了私利和欺騙。在古巴爭取獨立革命的30年間，美國完成了工業革命，新的科學技術、新的企業管理形式和人口的增長促進了美國工業的迅速發展，使美國迅速雄踞于世界工業強國的首位。一方面，伴隨著高速發展而來的市場和資源焦慮癥促使美國尋找和攫取新的領土和市場；另一方面，工業化帶來的經濟成就讓美國認為自己已經站在一個偉大國家的起點上。于是美國人看待他們自己及其在世界上的角色也發生了變化。新的權力意識使得美國人急不可耐地想要實現一直以來的抱負，把美國當作世界上的“文明”高地，認為它有義務將其文明傳播給落后國家。當時頗有影響力的議員亨利·洛奇等人相信，美國人是優越的種族，命定要擔起“白人的負擔”，去教化野蠻落后的世界。經濟擴張也意味著把“美國精神”的最優秀部分帶到國外。基于這樣的理想、認知和利益估量，美國通過軍事占領和全方位的絕對控制對戰后古巴進行了“治理”，以商業投資擴張的方式控制古巴的經濟命脈，以制憲的名義強行將美國國會通過的《普拉特修正案》加進古巴憲法，最后設計導演了古巴共和國的“獨立”，扶植親美的獨裁政權。可以說，這種絕對控制的狀態一直持續到卡斯特羅領導的古巴革命取得勝利之前。

二、從容忍到施壓：美古對峙的歷史序幕

卡斯特羅新政府成立之初，美國和古巴并沒有出現直接對抗。徐世澄研究員在《美國和古巴關系史綱》中梳理了卡斯特羅訪美之后美國對其認知和態度的變化、古巴自身的改革，以及當時國際形勢的影響等因素，揭開了美國霸權與古巴主權對峙的歷史真面目。

（一）美國對卡斯特羅及其政府的初期測試和認知變化

卡斯特羅新政府成立后，美國認為能夠繼續掌控古巴，因此艾森豪威爾政府承認了新政府，并且很快派駐了新大使菲利普·邦薩爾（Philip W. Bonsal）。邦薩爾主張對卡斯特羅政府采取耐心和寬容的政策,他的主張在艾森豪威爾寫給英國首相莫里斯·哈羅德·麥克米倫（Maurice Harold Macmillan）的信中得到印證：“自從卡斯特羅一年半前接管古巴以來，我們對古巴的政策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可能稱為測試階段。”

同時，卡斯特羅在公開場合不停地駁斥美國政府。1959年4月15日至27日，卡斯特羅訪問美國期間展現了其獨立性，讓美國人心生疑惑，并開始懷疑卡斯特羅對共產主義抱有“十分天真的想法”。“但他擁有我提到的領導能力，我們別無選擇，至少要努力引導他走向正確的方向。”然而，在半年的測試期限結束后，卡斯特羅顯然沒有通過美國的考驗。

（二）卡斯特羅觸動了美國的全方位利益

卡斯特羅革命政府成立之后，采取了一系列土地改革和國有化措施，沒收了美國公司的土地，將美資公司收歸國有，并在與美國的利益談判中采取了強硬的立場。可以說，卡斯特羅政府的改革措施危及了美國在古巴的全方位利益。

（三）美國擔心卡斯特羅及其領導的古巴成為“榜樣”

卡斯特羅政府取得革命的勝利及其所采取的政策，不僅對拉美和世界進步力量爭取徹底解放和堅決維護國家主權是一種鼓勵，而且成為反抗美歐新老殖民主義的榜樣。在美國看來，這是一個極壞的榜樣，而且，在當時冷戰的背景下，美國的情報部門逐步得出令美國領導人倍感不安的結論：“卡斯特羅上臺后，共產主義已經滲透到西半球。”在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看來，“卡斯特羅與其他中立主義領導人不同，他將共產黨人完全納入他的政權，對現有的社會秩序進行了一場倉促的革命，并且比共產黨所崇拜的通常類型的民族主義者更具有國際主義色彩，將他的革命傳播到周邊國家。”

（四）古巴被拖進冷戰的泥潭

1960年年初，美古關系開始惡化。同年2月，時任蘇聯第一副主席米高揚訪問古巴，蘇古簽署貿易協議，恢復外交關系。蘇聯的介入無疑加深了美國對卡斯特羅政權的疑忌。1960年3月17日，艾森豪威爾總統簽署了《反對卡斯特羅政權的秘密行動綱領》（A Program of Covert Action Against the Castro Regime），徹底放棄對古巴的耐心和寬容政策。隨后，美國停止了對古巴的一切經濟援助，并對古巴實行了禁運政策。1961年1月3日，在美國與卡斯特羅政府關系惡化的高潮中，艾森豪威爾總統關閉了美國駐哈瓦那大使館，并切斷了與古巴的外交關系。這一行動表明，美國官員擔心卡斯特羅政權是西半球共產主義的灘頭陣地，美國準備采取極端措施來反對卡斯特羅政權。古巴在西半球的孤立中被拖入美蘇冷戰的泥潭，并一度被置于最危險的陣地。

美古關系自此陷入“入侵和反入侵”“推翻和反推翻”“暗殺和反暗殺”“封鎖與反封鎖”的對立狀態中。

三、海的問題：美國人的貿易封鎖與古巴人的偷渡

美國與古巴最近的距離只有90英里的海面。美古斷絕關系至今，這塊離美國領土如此近便的海面既是美國行使霸權封鎖壓制古巴的“鎖喉之地”，也是古巴維護主權獨立、反制美國的“窗口”通道。這里既上演過大國爭霸導致全世界瀕臨危機的爭斗風云，也不斷發生古巴人民前仆后繼、絡繹不絕的移民悲劇。

（一）美國對古巴的封鎖是現代歷史上最持久的貿易禁運

美國對古巴的貿易禁運不但依據本國早期既有的法律，如1917年《與敵貿易法》、1961年《對外援助法》，而且專門針對古巴制定了幾部重要的法律，如1963年《古巴資產管制條例》、1992年《托里切利法案》、1996年《赫爾姆斯—伯頓法案》（Helms-Burton Act）以及2000年《貿易制裁改革和加強出口法》。其中1992年《托里切利法案》和1996年《赫爾姆斯—伯頓法案》是美國冷戰后繼續加強針對古巴制裁的適用性法律工具。徐世澄研究員在《美國和古巴關系史綱》中指出，《托里切利法案》主要是通過加強對古巴的貿易禁運和經濟封鎖在經濟上扼殺古巴，借此搞垮卡斯特羅政權。美國這項法律禁止設在第三國的美國公司的子公司同古巴做生意，禁止任何進入古巴港口的船只在六個月內進入美國港口；對任何向古巴提供經濟援助和開展貿易的國家進行制裁。《赫爾姆斯—伯頓法案》是克林頓簽署的，是美國對古巴“以壓促變”政策的持續。該法將禁止與古巴做生意的公司范圍擴展到第三國，對購買或租借古巴沒收的美國企業和財產的外國公司拒發赴美簽證，并要求古巴賠償自1959年革命勝利以后被沒收的、后來加入美國國籍的古巴人的企業和財產。這項法律實際上是禁止外資涌入古巴，進一步加強了對古巴的制裁。這兩個法案都有治外法權的性質，不僅引起古巴的強烈抗議，也引起國際社會的強烈反應。卡斯特羅對《托里切利法案》做出了一針見血的揭露：“美國布什政府越來越加強對古巴的封鎖，并策劃新的反古措施，甚至不惜損害第三國的主權。”針對《赫爾姆斯—伯頓法案》，古巴全國人民大會通過了一項抵制法律《重申尊嚴和主權法案》。1999年和2000年，古巴國內還發起了群眾團體反訴美國的行動，通過提起法律訴訟要求美國賠償其40年來的敵對活動對古巴人民造成的生命、財產和經濟損失。 

盡管存在禁運，但古巴與許多國家，包括許多美國盟友的國際貿易并沒有完全被禁止。《赫爾姆斯—伯頓法案》出臺以后，加拿大、墨西哥和歐盟對其予以強烈反對，甚至提出了反美國制裁的措施。例如，歐洲有許多總部設在古巴的公司和與美國做生意的公司依然冒著被美國制裁的風險這樣做。

無論在美國國內還是在其他國家和地區，美國對古巴的禁運一直受到嚴厲的批評和反對。美國著名拉丁美洲問題專家威廉·利奧格蘭德（William M. LeoGrande）指出，對古巴的禁運是半個多世紀前實施的 “美國對世界上任何國家最古老、最全面的經濟制裁制度” “封鎖從未有效地實現迫使古巴的革命政權下臺或使其屈服于華盛頓的意愿等主要目的”。盡管面臨國內外的批評和反對，除了出于人道主義的壓力而在食品和藥品方面出現短暫的松動以外，美國政府對古巴的禁運制裁從未有大幅的改變。2006年10月10日，美國宣布成立一個特別工作組，更嚴格地追究違反美國對古巴貿易禁運的行為，并對違反者處以嚴厲的懲罰。但是，美國一直是唯一對古巴實施這種封鎖的主要國家。古巴仍然能夠接收來自其他國家的游客和貿易，這在國際上使美國的封鎖顯得既非法又毫無意義。 

（二）禁不住的跨海偷渡

由于兩國距離相近，半個多世紀以來，不同時期的古巴人出于不同的原因（或被美國鼓動，或出于經濟的動因）移民美國，引發了多次難民危機，也出現了很多命喪大海的悲劇。

兩國關系破裂之后，美國向古巴逃亡者延長了免簽證。抵達美國領土后，古巴人可以聲稱他們正在逃離共產主義的壓迫，借此申請假釋并獲得難民身份。1962年10月的古巴導彈危機中斷了兩國之間的商業旅行，秘密移民數量也相應增加。根據美國的消息來源，大約有6700名“筏民”（balseros）在1962—1965年間抵達美國佛羅里達州。1965年10月10日，古巴政府開放了馬坦薩斯北部的卡馬里奧卡港，允許人們在未經美國授權的情況下離開古巴。古巴政府的這一政策導致了古巴人向美國的第一波移民潮，使美國不得不制定歷史上規模最大、時間最長的難民安置計劃，在 1965 年 12 月 1 日至 1973 年 4 月 6 日期間，華盛頓和哈瓦那之間進行了多次外交談判，在巴拉德羅和邁阿密之間建造了一座登機橋。這就是所謂的“自由飛行”計劃，該計劃讓更多的古巴藍領工人和服務人員進入美國。美國的邁阿密和佛羅里達是他們的首先落腳點。

美國一直煽動并鼓勵古巴人逃離卡斯特羅政府治下的古巴，這不僅給美國社會本身帶來了很多沖擊，也給古巴人滯留的其他拉美國家制造了“難民危機”。1980年4月初至9月底，在美國的煽動下，古巴發生了12.5萬人逃亡到美國和其他拉美國家的難民事件。美國的難民政策充滿漏洞，讓卡斯特羅政府找到了反制空間。例如，1980年卡斯特羅宣布，“那些沒有革命基因的人，那些沒有革命血統的人……我們不想要他們，我們不需要他們。”卡斯特羅允許那些想要離開古巴的古巴人自由離去，并開放了哈瓦那附近的馬列爾港（Mariel），同意在美國的古巴僑民到此港來接走他們的親屬。一時間，成百上千艘船只往來于美國與古巴之間這短短的海面上。這便是古美移民問題中著名的“馬列爾港大逃亡事件”。這次事件迫使美國不得不改變“歡迎逃離古巴的移民”的態度，并調整了政策，與古巴進行了談判，并于1984年達成了一項雙方都從未認真執行過的移民協議。

      20世紀80年代以后，引發移民的經濟因素超過意識形態因素，古巴人越來越像來自墨西哥或多米尼加等國的勞工移民那樣，出于提高生活水平的愿望而經歷千辛萬苦到達美國。這些移民主要是穿越佛羅里達海峽到達美國。在蘇聯解體后，古巴經濟經歷了一段特殊困難時期，更多的古巴人偷渡美國。美國對古巴的政策充滿矛盾和糾結，一方面在政策上限制來自古巴的移民，另一方面在宣傳上繼續唆使古巴人逃離。由于獲得正常簽證的渠道已經不再暢通，一些古巴人試圖乘坐自制小木船、舢板乃至汽車內胎漂渡到美國。卡斯特羅政府一方面揭露美國企圖利用移民問題詆毀古巴、煽動古巴內亂和尋找借口對古巴進行軍事干涉，另一方面順應美國的政策思路，不再阻攔本國人穿越海峽到達美國。這導致試圖從古巴逃往美國的各種筏子速增。1994年8月，乘坐自制筏子抵達美國的古巴移民數量甚至刷新了馬列爾港事件之后的新紀錄，這就是所謂的“筏民潮”事件。

      為了應對古巴難民潮，美國不斷調整關于古巴難民的落地和歸化政策。例如克林頓政府實施的“濕腳干腳”政策，在海上攔截沒有簽證的乘坐船只和木筏的古巴人并遣返他們，而偷渡的古巴人一旦踏上美國領土，就可以立即被接納。這反而刺激了古巴人移民美國的意愿，因為古巴人擔心美國對他們的有利政策會隨時改變。很多人甚至穿越南美洲和中美洲的陸路，經歷艱難的長途旅行抵達美國。這種狀況在幾個從未有經驗處理如此大量過境移民的中美洲和南美洲國家引發了危機。2015年，在尼加拉瓜關閉邊境后，數千人滯留在哥斯達黎加數周。來自古巴移民的各種麻煩和危機疊加，導致奧巴馬政府在2015年任期即將結束時宣布結束“濕腳干腳”政策。從此，未經授權進入美國陸地入境口岸的古巴人不再享受在美國的移民特權。

      縱觀美國的移民史，由于美古兩國關系的長期隔斷，特別是其中夾雜了諸多的政治因素，許多古巴人在試圖離開自己的國家時冒了更大的風險。他們在簡陋的條件下穿越90英里的海域，時刻面臨著溺水或遭鯊魚襲擊的威脅。實際上很多人在這短短的旅途中喪生。然而，大自然的威脅終究抵不住經濟的動因和移民家庭團聚的動力，政治上的隔阻一直沒能攔截古巴人到達美國的腳步，也沒能隔斷在美國的古巴人對故國的掛念。實際上，在超過半個世紀的隔阻中，這樣的移民潮給兩國國內都帶來了一定的社會安全危機。因此，在斷絕外交關系的情況下，古巴政府和美國政府之間就移民問題卻一直存在進行談判和交涉的通道。美國在古巴移民問題上動機不純，充滿漏洞，給古巴維護主權和自尊、反制美國霸權創造了機會。

四、打破堅冰，道阻且長

      在古巴革命勝利之后的幾十年里，美國歷任政府一直以軍事威懾、政治孤立、經濟封鎖和鼓勵移民逃亡等各種手段，試圖顛覆卡斯特羅政權。進入21世紀以后，隨著國際局勢和各自國內因素的變化，美古關系出現了松動的跡象。

      （一）打破堅冰

      2002年5月和2011年3月，美國前總統卡特兩次以私人身份訪問了古巴，被認為美古關系的堅冰開始松動。卡特的訪問名義上是私人訪問，但是得到了美國政府的“背書”。同時，美國有些商業利益集團也一直關注古巴的市場機會。從古巴方面來看，其社會主義經濟模式更新也需要寬松有利的國際環境。只有改善古美關系，敦促美國取消封鎖，實現兩國關系正常化，才能改善古巴的生存和發展條件，確保古巴模式更新的順利進行。

      奧巴馬時期，基于國際局勢的變化和美國國內金融危機的沖擊，美國的全球外交布局進行了重大調整。在這種全球戰略緩和的背景下，奧巴馬邁出大膽的步伐，恢復與古巴的關系，可以說是其任內重大戰略調整的收尾工程，因為2016年是奧巴馬最后一年任期。 

      經過一段時間的秘密外交談判，奧巴馬和勞爾·卡斯特羅在2014年年底宣布，兩國政府將恢復全面外交關系。一時間，這個令世人感到驚訝的消息被認為是美古關系“破冰”的信號。奧巴馬進一步放寬了對匯款和旅行以及貿易、電信和金融服務的限制，把古巴從“支持恐怖主義”國家名單上移除。兩國政府重新開放了大使館。此舉得到了兩國公眾的廣泛支持。通過談判，美國和古巴也達成了一系列雙邊協議。2016年年初，奧巴馬訪問哈瓦那，這是自1928年柯立芝總統以來，當任美國總統首次訪問古巴。同年，美國商業航空公司開始在兩國之間提供航運服務。

      但是，古美關系發展并不如期待的那么順利。菲德爾·卡斯特羅的去世和2016年特朗普的當選重新引發了關于美國對古巴政策的辯論。奧巴馬只不過在政治層面緩和了兩國的表面關系，而嚴重掣肘古巴經濟發展的美國封鎖政策及美國相關法規依舊巋然未動，美國對古巴的意識形態敵意也從未消除。

      （二）特朗普回歸強硬路線 

      特朗普上任后，扭轉了奧巴馬政府對古巴的外交“破冰”政策路線。特朗普政府禁止與由古巴軍方、情報機構和安全部門控制或代表古巴運營的企業進行商業活動，禁止了團體教育交流，甚至禁止美國人單獨前往古巴進行教育和文化交流，禁止游輪和其他船只在美國和古巴之間航行，并禁止美國航空公司飛往哈瓦那以外的古巴城市，甚至還暫停了飛往哈瓦那的私人包機。2017年9月，特朗普上臺的當年，美國就鬧出了“聲波攻擊”事件。特朗普政府以美駐古外交官疑似遭到聲波攻擊、造成聽力和認知出現問題為由，驅逐古巴駐美使館的外交官，并撤回60%美國駐古巴使館的外交人員，暫停大多數簽證的處理。特朗普允許某些美國公司和古巴裔美國人向美國法院提出索賠，要求古巴政府賠償古巴革命后被征用的財產。特朗普政府還對古巴與委內瑞拉的密切關系提高警惕，試圖通過制裁航運公司和古巴國有石油公司來阻止委古石油貿易和運輸。總而言之，特朗普的政策試圖把美古剛剛消融的關系再次封凍。

      但是，古巴的政策調整卻沒有順應特朗普的逆行節奏，而是謹慎對待特朗普的強硬政策。《美國和古巴關系史綱》一書指出，古巴的對美政策是“有理有利有節”。一方面，古巴政府堅持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獨立自主的原則，堅決反對美國干涉古巴內政；另一方面，古巴政府一再強調愿意與美國政府進行協商對話和合作，消除分歧和解決懸而未決的問題。與此同時，古巴政府進行了一些經濟改革，包括放寬對私營企業的限制，并對古巴裔美國投資者表示開放。

      （三）不確定的未來

      2021年上半年，美古兩國都更換了領導人。美國方面，見證并參與美古關系破冰的喬·拜登就任美國總統，作為民主黨總統候選人，他在競選的時候承諾將扭轉共和黨總統特朗普對古巴的政策。拜登政府上任后表示，希望最終取消匯款限制，使美國人能夠前往古巴，并開始對特朗普政府的其他政策進行審查。但是白宮同時也表示，調整美國對古巴的政策并不是拜登的首要任務之一。截至2021年11月，匯款限制仍未取消。古巴方面，2021年4月，迪亞茲—卡內爾接班勞爾·卡斯特羅擔任古巴共產黨第一書記。然而，同年7月，古巴國內爆發了全國性抗議活動，這是古巴近30年來最大的抗議活動。示威者對古巴不斷惡化的經濟狀況（包括停電、食品和藥品短缺以及通貨膨脹飆升）不滿。美國的封鎖對這些困境負有一定的責任，但也有古巴政府管理不善及新冠疫情導致古巴旅游業崩潰的原因。古巴政府領導人對抗議活動的反應是指責外國挑唆者，逮捕抗議活動組織者，并限制全國境內互聯網和社交媒體的使用。拜登政府對幾名古巴官員實施了新的制裁。與此同時，美國國會包括盧比奧在內的一些有影響力的參議員已向拜登施壓，要求恢復特朗普時代的強硬政策，加強古巴的互聯網接入，并警告哈瓦那不要鼓勵大規模移民到美國。但也有許多民主黨議員認為，美國應該減少對兩國公民旅行的限制，取消對匯款的限制，重新配備美國駐哈瓦那大使館。甚至有人主張，拜登政府可以先解除學術、文化和教育交流領域的障礙，允許古巴棒球運動員在加入美國職業棒球大聯盟時不必放棄他們的古巴公民身份。拜登政府可以在國會立法的允許下，鼓勵美國公司和散居海外的古巴裔美國人與古巴的獨立企業家以及某些國有企業做生意，如經營古巴的酒店和度假村。

      但是，無論美國還是古巴，雙方國內的各種因素都表明，和解的前景依然面臨各種障礙，舊的未除，新的沓來。 

五、結語

      徐世澄研究員是研究古巴問題的資深專家，他親歷見證了古巴革命的歷史。毋庸置疑，他是古巴問題的權威發言人。他對古巴的研究和分析得到了古巴大使卡洛斯·米格爾·佩雷拉·埃爾南德斯的高度認可。因此，《美國和古巴關系史綱》不僅僅是對美古200年的恩怨做了全面的梳理，更重要的是，徐世澄研究員從古巴研究的角度客觀地展現了美古關系的互動。

      在世界歷史和國際關系的研究敘事中，學界往往從霸權的角度分析美國對古巴政策的調整，鮮有客觀論述古巴作為一個弱國如何應對霸權的欺凌。《美國和古巴關系史綱》從雙邊的角度都各有敘述和分析，正如徐世澄研究員在該書中所言，“美古關系是當今國際關系中一對十分特殊和典型的關系”，“一部美古關系史，是一部侵略與反侵略、干涉與反干涉、封鎖與反封鎖的歷史。”古巴以追求獨立維護主權的決心和意志對抗美國的霸權欺凌，這是貫穿古美關系史的主線。1959年古巴革命勝利至今，美國更換了19屆政府，美國對古巴的經濟封鎖、貿易禁運等主流政策卻從未緩和，美國對古巴意識形態的敵視從未消除，美國顛覆古巴社會主義政權的政治意志和目標也從未放棄。而社會主義古巴也一直堅持維護自己獨立自主的發展道路，堅決反對美國的打壓和控制，決不想回到被美國控制的狀態。實際上，盡管雙邊關系存在如此巨大的分歧，兩國卻一直保持著各種渠道的對話與溝通，就某些問題如移民問題達成過協議，但是，障礙和偏見無法消除，美古關系的發展“仍將是曲折多變的，不會是一帆風順的”。

（作者：魏紅霞，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研究員。本文來源：《拉丁美洲研究》2022年第2期，引用、轉載請標明作者信息及文章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