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紅樓夢》中，曹雪芹雖然沒有直接言明主人公賈寶玉的生日是在哪一天（案我考證應該是在四月二十八日，別詳拙稿《賈寶玉的生日是在哪一天？》，待刊），但卻濃墨重彩地描摹過一次賈寶玉過生日的場景——在第六十二回《憨湘云醉眠芍藥裀 呆香菱情解石榴裙》和第六十三回《壽怡紅群芳開夜宴 死金丹獨艶理親喪》這兩回，幾乎用了整整兩回的篇幅，很詳細地展現了寶玉的三場生日宴。

《紅樓夢》劇照

為什么用這么重的筆墨來書寫這次生日？這事兒很復雜，三言兩語說不清楚。不過從賈寶玉的年齡這一角度來看，到這一年的生日（十三歲生日），他就過滿了十二周年，而“十二”是個“天之大數”——或許這是曹雪芹考慮的因素之一。

寶玉的這三場壽筵，是在賈母、王夫人以至賈珍、賈璉等人都因遵制為老太妃送葬而不在家中的情況下舉辦的。第一場，大致是在半上午的時候，按照“定制”安排的生日宴。不知是不是由于老太妃去世而“一年內不得筵宴音樂”這個緣故（第五十八回《杏子陰假鳳泣虛凰 茜紗窗真情揆癡理》），還是由于賈母和王夫人、賈珍、賈璉等都不在家的原因，包括薛姨媽、李紈、寶釵、黛玉等在內的一眾人等（鳳姐在養病，所以沒有參加），只是“同到廳上去吃面”。第二場，時間是在半下午的時候，名義上是探春張羅湊份子，給同一天過生日的平兒辦席，地點是在大觀園內芍藥欄中的紅香圃三間小敞廳里。第三場，是在這一天的天黑以后，原本是寶玉身邊的丫鬟們在怡紅院里私下為他慶壽。

說這上午的第一場壽筵是按照“定制”正式安排的，是基于如下兩點。第一，書中述及這個日子，就說“因為王夫人不在家，也不曾像往年鬧熱”，說明按照規矩這個生日是年年都要過的。第二，壽筵開始前大家才知道這一天也是平兒的生日，于是探春決定大家湊份子同時也給平兒慶壽（實際上是同時給賈寶玉、薛寶琴、邢岫煙和平兒一同過生日），“探春因說道：‘可巧今兒里頭廚房不預備飯，一應下面弄菜都是外頭收拾。咱們就湊了錢叫柳家的來攬了去，只在咱們里頭收拾倒好。’眾人都說是極”。當探春“遣人去傳柳家的進來，吩咐他內廚房中快收拾兩桌酒席，柳家的不知何意，因說外廚房都預備了。探春笑道：‘你原來不知道，今兒是平姑娘的華誕。外頭預備的是上頭的，這如今我們私下又湊了分子，單為平姑娘預備兩桌請他。你只管揀新巧的菜蔬預備了來，開了賬和我那里領錢。’”（第六十二回）這“里頭廚房”或稱“內廚房”，指的是大觀園里的“小廚房”；“外頭”的“外廚房”，則應該是統管整個賈府的“大廚房”。柳家的說“外廚房都預備了”，自然是按照賈府常規給賈寶玉預備的慶生宴席，這也就該是半上午時吃的那頓壽面。

《紅樓夢》劇照

相比之下，接下來的第二、三場壽筵就顯得要隨意很多。第三場筵席是由寶玉身邊的丫鬟張羅起來的，這一點就足以說明其隨意性會有多強。第二場的情況，如上所述，既然出自“大家湊份子”，當然也不會是確定的章法。如平兒所云：“我們是那牌兒名上的人，生日也沒拜壽的福”，因而一向都是“悄悄的過去”。

當前兩場筵席結束之后，寶玉和襲人商議，晚上他要和自己房里的丫鬟們吃酒取樂。襲人告寶玉，她和晴雯、麝月、秋紋以及芳官、碧痕、小燕、四兒這八個丫鬟已經為晚宴湊下份子，“預備四十碟果子”。用襲人的話來講，就是“我們八個人單替你過生日”（第六十三回）。后來雖有李紈、寶釵、黛玉、探春、湘云、寶琴、香菱諸人加入，但她們都是寶玉特地請來的。寶玉既是壽星老，也是晚宴的主人，這一性質并沒有改變。

《紅樓夢》第六十三回回目的前半段“壽怡紅群芳開夜宴”，指的就是這一天晚上舉辦的這第三場宴會。由于曹雪芹在書中對這場宴會的細節描摹得相當充分，激起讀者對宴會場面的強烈興趣。于是，就有好事者嘗試復原當時的席次——這也就等于復原出一幅《怡紅院群芳夜宴圖》。在傳統的紙質出版物中，我見到有三位前輩學者，相繼做過這種嘗試——他們分別是馮鐘云、俞平伯和周紹良先生。

諸多學人之所以對復原這種《怡紅院群芳夜宴圖》有這么濃烈的興趣，是因為曹雪芹在《紅樓夢》書中既沒

有清楚寫明這場夜宴席次的安排，但實際上又通過色子（書中寫作“骰子”）點兒的形式，暗暗地講出了主要人物在宴席上的坐位（這些人已占與席者總數的四分之三）——慶壽當然要喝酒，喝酒就要行令，這次行令的方式是擲色子，占花名：色子點兒數到誰，誰就從簽筒中掣出一只花名簽兒，再按照簽兒上的令來飲酒；然后由這次掣簽者投擲下一次的色子，遞次進行。

本來只要細心從事，做這樣的復原工作并不困難，可是由于這三位學者依據的《紅樓夢》文本都有問題，即色子的點數存在明顯訛誤，而他們彼此之間對如何訂定這些文字訛誤見解存在分歧；同時，如何理解書中其他相關的記述，這三位學者的認識也存在差異。這樣就造成了三人各有一幅《怡紅院群芳夜宴圖》的局面。

馮鐘云先生的文章，發表在1948年4月6日的北平《新生報》上（此據中國藝術研究院紅樓夢研究所、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部合編《紅樓夢研究稀見資料匯編》），文章沒有附圖。這樣的內容，若是單純依賴文字描述，理解起來實在困難，所以在這里我就先用示意圖的形式，將其結論表述如下（粗黃線條表示炕沿，又馮文明確表述說宴席上用的是拼起的兩張“方桌”）：

馮鐘云的《怡紅院群芳夜宴圖》

看著這幅圖來說話，下面的敘述就比較容易了。

首先，書中所記擲色子行酒令的程序，可以簡括如下：

晴雯——六點——寶釵

寶釵——十六點——探春

探春——十九點——李紈（令云“下家擲骰”）

黛玉——十八點——湘云

湘云——九點——麝月

麝月——十點——香菱

香菱——六點——黛玉

黛玉——二十點——襲人

根據這樣的點數，大致可以判斷，馮鐘云先生當時依據的《紅樓夢》，是上海亞東圖書館在1927年出版的鉛字排印本，即紅學界通稱作“亞東本”的那個版本。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它一直是社會上普遍通行的本子，所以俞平伯先生和周汝昌先生閱讀的應該也是這個版本。

這個印本的底本，是程乙本，也就是程偉元和高鶚第二次整理印行的萃文書屋木活字本。談到諸位學者所用《紅樓夢》的版本，我們首先需要清楚了解中國古代活字印刷的一項重要特征——即一般來說，其文字錯訛是相當嚴重并且大大高于雕版印刷的。這也是活字印刷在中國古代并沒有普遍通行的原因之一。

數字在文本流傳過程中本來就很容易出現舛誤，了解活字印刷這一特點之后，我們就會更容易理解，這場群芳夜宴席上擲出的色子點兒點數出現差錯，是十分正常的，不足為怪。

這種點數的數算方法，同打麻將分牌一樣，也可以說所有這種棋牌類博弈色子點兒的算法都一樣。因此，對打過麻將的人來說，是一清二楚的，即從擲色子的人本人開始向右手的下家數算，本人是一，右手第一人是二，第二人是三……，依此遞增，最后那個數輪到誰，誰就掣簽，席上人依簽令飲酒。

由于存在文字訛誤，按照上文簡括的色子點數，是不可能排出這場夜宴的席次的。馮鐘云先生的判斷是：（1）湘云擲出的九點，應該是八點。（2）麝月擲出的十點，應該是四點。關于前者，馮鐘云先生以為這“或是作者一時疏忽，錯算了一點，實際上只數了八點”。后一處則屬文本訛誤，蓋“十與四聲相近，可能引起錯誤”。

需要說明的是，書中講述的色子點數，沒有涉及秋紋、碧痕、小燕（程乙本作“春燕”）、四兒這四個角色，在我依據馮文繪制的這幅《怡紅院群芳夜宴圖》上，秋紋的席次，是馮鐘云先生根據她的地位所推定。另外，馮氏謂小燕和四兒地位最卑而碧痕稍高，所以我在圖中做了那樣的安排，只是小燕和四兒孰高孰低，馮氏未做評判。

單純看他的說法，似乎也有一定道理，可實際情況，未必如此。

俞平伯先生在審辨色子點數的訛誤時，推斷的錯謬之處與馮鐘云先生相同，只是他以為湘云擲出的九點“疑為十之誤”，麝月的十點“疑下脫一‘八’字”，即十點應正作十八點。依次排列，則這場夜宴席次如下（案圖中虛線表示炕沿。又秋紋、碧痕、小燕、四兒四人的席位系隨意安插，只是四兒和小燕的位置是考慮到了她倆兒年齡最為幼小）：

俞平伯的《怡紅院群芳夜宴圖》

兩相對比，一是誰在炕上、誰在地下，這個大的區別沒有改變；二是炕上人的席位次序也沒有變化；三是地下人中麝月和秋紋的位置做了對調，關鍵是麝月由晴雯的左側改到了右側——這是由于馮鐘云先生把湘云擲出的九點改訂為八點，而俞平伯先生乃是改作十點，麝月的點數則是隨著湘云點數的變化而做的調整。另外，還有一個顯著的變化，這就是把馮氏的兩張方桌相拼，改成了并列的兩張橢圓形炕桌。這一點雖很重要，但在此可以姑且不談，留待下文再說。

俞平伯先生研究這一問題的文章，題作《“壽怡紅群芳開夜宴”圖說》，撰寫于1948年5月。此文發表在當時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文學叢刊》上，后來收入俞氏在1950年編印的《紅樓夢研究》一書中（案俞氏繪制這幅圖的時間大大早于文章的撰寫時間，初稿完成于1936年8月，重訂定稿的時間是1947年9月）。

俞平伯先生的工作做得很認真，可周紹良先生卻很不滿意俞氏復原的這幅《怡紅院群芳夜宴圖》（案俞氏乃自顏其圖曰“紅樓夢第六十三回壽怡紅群芳開夜宴席次圖”）。原因，是按照俞氏的復原方案，對《紅樓夢》原文中的色子點數，“有兩處必須改動”。這樣的做法，類似所謂“改字解經”，嚴謹的學者是一定要慎重其事的。

于是，周紹良先生重新解讀《紅樓夢》的敘事，繪制出這樣一幅示意圖：

周紹良的《怡紅院群芳夜宴圖》

圖中用“XX”表示的四位與宴之人，是秋紋、小燕、碧痕和四兒，因為無法確定其席位，姑且如此處置。

周紹良先生這項研究，題為《〈壽怡紅群芳開夜宴〉圖說》，名稱同俞平伯先生的文章很相近（收入周氏文集《紅樓夢研究論集》）。與馮、俞兩位先生的復原圖相比，眼前這幅周氏《夜宴圖》最突出的特點，是席位上多增入翠墨一人，使這場宴席的總人數由十六人增至十七人。不過這種一眼就可以看出的區別并不是它們相互之間最大的區別，其最大的區別乃是確定諸人席次的色子點數算法。

前面已經談到，人們在喝酒行令時數算色子點數的方法，同打麻將等各種棋牌類博弈數算色子點數的方法一樣，都是從擲色子者本人開始向右手的下家順序數算，即第一就是擲色子的人。然而周紹良先生不知是不是從小家教太嚴，好像從來沒有參與過這類活動，竟以為色子點數的數算方法應該是“除了本人而望前數”。

我生長在東北那個沒有入流文化的蠻荒之地，很小就打麻將、推牌九，做過很多下里巴人的勾當，因而一眼就可以看出，這樣的算法當然是大錯而特錯的。然而如此怪異的算法，所得出的結果，并沒有顯得特別荒唐，反而看起來好像還更合理一些。原因是新增入的翠墨被安置到了一個“適宜”的位置，對排列宴席的席次發揮了重要的調節作用。

既然如此，下面就讓我們來看看，這位翠墨究竟是不是參與了這場夜宴。

前面已經談到，這場晚宴本來只有寶玉和他名下的八個丫鬟參加，可以說僅限于怡紅院的主子和他的婢女。為了熱鬧，寶玉想到要占花名行酒令，如晴雯所云：“正是早已想弄這個玩意兒。”不過襲人說道：“這個玩意雖好，人少了沒趣。”于是小燕首先提議請來寶姑娘和林姑娘。襲人擔心請她們時在園子里“開門喝戶的鬧”，被大觀園中巡夜的糾察，寶玉就說干脆一并請來當時主持榮國府內事的探春（寶釵雖然也受探春之請，協助料理大觀園里的事務，但她只是在賈府做客，處事又極謹慎，所以只是勉強答應而已，不會實際干預相關管理事宜），還有同日過生日的寶琴。機敏干練的探春雖然很高興，但考慮到當時在名義上她只是輔助李紈執事，而且寶琴還臨時寄居在李紈那里（見第五十八回《杏子陰假鳳泣虛凰 茜紗窗真情揆癡理》），“不請李紈，倘或被他知道了不好”，于是：

便命翠墨同了小燕也再三的請了李紈和寶琴二人，會齊，先后都到了怡紅院中。

隨后，“襲人又死活拉了香菱來”。當晚“壽怡紅群芳開夜宴”的全體人員就是這么湊成的。不過曹雪芹這段行文有一處嚴重疏忽，這就是沒有交待史湘云是怎么“冒出來”入席的（案馮鐘云、周紹良兩位先生論及怡紅院中請來的客人，都沒有注意到寶玉打發丫鬟去請客人時并沒有提到湘云，實際上史湘云應與寶釵同請同來，因據第五十八回《杏子陰假鳳泣虛凰 茜紗窗真情揆癡理》和第五十九回《柳葉渚邊嗔鶯咤燕 絳蕓軒里召將飛符》，當時她是住在寶釵那里）。

當時是小燕和四兒分頭去請客人，小燕負責請探春和寶琴，四兒負責請寶釵和黛玉。請大家注意，這里所說“會齊”，是指李紈和寶琴二人隨同翠墨、小燕這兩位丫鬟“會齊”到了探春的住處，然后她們三人再一同前往寶玉住的怡紅院。

翠墨是探春的丫鬟，請李紈是探春的主張而不是寶玉最初的安排，所以探春才會命翠墨和寶玉的丫鬟小燕一同去請李紈和寶琴；也就是說，翠墨實際是受自己主子的差遣把李紈先請到探春居住的秋爽齋（由于小燕還要一并請上寶琴，所以她才陪同小燕也去請了寶琴）。這樣，既然已經完成了主子交付的使命，把李紈請到了秋爽齋，翠墨也就沒必要再跟到寶玉住的怡紅院去了。從書中上述描寫來看，也不應該得出那樣的認識。因為連李紈也沒有帶自己的丫鬟赴宴，引導她到怡紅院的，是寶玉打發來的小燕。過去鄧云鄉先生曾寫過一篇《“怡紅夜宴圖”辯》，就是這樣判斷俞、周二人的正誤得失（鄧文見所著《紅樓識小錄》）。

周紹良先生的席次復原工作既然存在根本性錯誤，其他細節也就沒有必要多加討論了。鄧云鄉先生在辨析俞平伯和周紹良兩位先生的觀點時曾經談道：“我很愚頑，創造不出第三種‘圖’和‘說’。”這當然是他以“愚頑”這一謙詞講出的自己認識，不過這樣的認識卻未必得當，也就是說鄧氏肯定的俞平伯說未必真的像他以為的那樣合理可從。

問題主要出在書中所記諸人擲出的色子的點數上。在這方面，鄧云鄉先生實際是有所涉及的，他說：“俞圖的說明，雖有存疑處，但因各種版本不同，抄寫、翻版者于此等處，均以為作者系虛擬，并未加認真推算，因之數字上刻錯，未加注意校閱，各本出現差異，這是可以理解的。”諸本在色子的點數上出現差異，這固然可以理解，“無錯不成書”嘛。不過這些色子的點數是確定怡紅夜宴席次的主要依據，依據錯誤的點數，怎么能做出正確的復原呢？這是在復原《怡紅院群芳夜宴圖》時非較真兒不可的事兒。

我們看馮鐘云先生對點數的訂正方式，就與俞平伯先生明顯不同，從而導致倆人復原的席次也有顯著差別。又前面已經談到，周紹良先生不滿俞平伯先生的復原，是因為俞氏的復原方案必須改動兩處色子的點數，并且說按照他提出的“十七人排列座次”，色子的點數“是完全無誤的”。然而，實際的情況，并非如此，周紹良先生是像俞平伯先生一樣把麝月擲出的點數由十點改為十八點之后才做出他的復原圖來的。

這種情況就告訴我們，準確復原怡紅夜宴的關鍵因素，應該是從《紅樓夢》的版本入手，審定當時擲出的色子點數。

在這方面，多少有些費解的是，俞平伯先生是大名鼎鼎的“新紅學”開路先鋒，周紹良先生雖然不愿意認領紅學專家的身份，但不僅對《紅樓夢》深有研究，對該書版本尤為用心收藏，可是他們卻都沒有想到需要花功夫去核對一下其他重要的版本（周紹良先生的文章最初發表在1980年9月出版的《紅樓夢研究集刊》第四輯上，而庚辰本早在1955年就已經由文學古籍刊行社影印出版）。

當然，現在研究的條件比這些前輩們已經要好很多，簡單核對一下人民出版社以庚辰本作為底本印行的馮其庸校勘本（2022年版），就可以看出，當時席上諸人擲出的色子點數應當是：

晴雯——五點（程乙本訛作六點）——寶釵

寶釵——十六點——探春

探春——十九點——李紈（令云“下家擲骰”）

黛玉——十八點——湘云

湘云——九點——麝月

麝月——十九點（程乙本訛作十點）——香菱

香菱——六點——黛玉

黛玉——二十點——襲人

依照這樣的點數（案由晴雯起令，是由于這場夜宴真正的東家實際上是襲人、晴雯等八個丫鬟，錢都是她們出的，所以寶玉第二天才會對襲人講“昨兒有擾，今兒晚上我還席”），試做怡紅院群芳夜宴席次圖如下（圖中黃色粗線表示炕沿，綠色線條表示窗戶）：

我的《怡紅院群芳夜宴圖》

色子點數雖然是做出上述復原的主要依據，但做出這樣的復原圖還需要參考其他一些因素（色子點數根本沒有涉及寶琴，但數算下來在那個位置上剩余一個空位，非她莫屬），茲陳述于下。

首先需要說明的是，馮其庸校勘本在這些色子點數上，除了探春的十九點是依據甲辰本勘正的數字外（勘正的結果同于程乙本），其余諸人擲出的色子點數，都一如其底本庚辰本原貌，可俞平伯先生后來在讀到庚辰本和戚序本之后，不僅沒有依據庚辰本來訂正自己過去的認識，反而說道：“麝月擲個十點，原依程本。頃檢脂庚本及戚本俱作麝月擲個十九點，仍與我的懸猜微差，但十九、十八，點數已很接近了。校記‘十’下疑脫一‘八’字，得脂戚兩本證明，果然有脫文，亦一快也。”“十九”和“十八”這是完全不同的兩個點數，俞平伯先生這“快”點真是太低，也太怪了。庚辰本證明了什么？證明了俞平伯先生過去依據程乙本做出的推論完全是錯誤的！豈有他哉！

下面再具體說明我在繪制這幅復《怡紅院群芳夜宴圖》時除了色子點數，還考慮了哪些相關的因素。

首先是炕桌的樣式。前面講到的三位前輩學者，馮鐘云先生明確說是“方桌”，俞平伯先生畫的是兩個橢圓形炕桌，周紹良先生的復原最為怪異——按照他的畫法，應該是一張方桌斜著放，一半在炕上，另一半懸在炕外的地面之上。

這場夜宴，由于最初只是寶玉和自己的八個丫鬟聚餐，所以在形式上搞得相當隨便。襲人說：“不用高桌，咱們把那張花梨圓炕桌子放在炕上坐，又寬綽，又便宜。”桌上的食品也很隨便，雖然“山南海北，中原外國，或干或鮮，或水或陸，天下所有的酒饌果菜”應有盡有，但畢竟只是裝在四十個小茶碟里擺上來的小吃。這種圓炕桌，應當大致就是下面這個樣子：

圓炕桌

俞平伯把炕桌畫成橢圓形，同書中描寫的情況不符，也不便合理地排列諸人的席次。

本來這樣一張圓炕桌，是夠寶玉和他的八個丫鬟坐的。當時的情況是：因為隨便，寶玉就命大家都卸裝寬衣再上坐；桌子是靠著炕沿放的，所以“小燕、四兒因炕沿坐不下，便端了兩張椅子，近炕放下”。

這主婢九人正要舉杯歡宴，為更熱鬧些想占花名行酒令，這就需要有更多的人入席才能玩得嗨。所以如前所述，請來了李紈、寶釵、黛玉等七個人。這么一大幫人，一張圓炕桌就怎么也坐不下了。于是在“炕上又并了一張桌子，方坐開了”。因為原來炕上的桌子是圓桌，所以，在沒有特別說明的情況下，這張新并上來的也應該是一張圓炕桌（我的《怡紅院群芳夜宴圖》之所以讓桌面伸出到炕沿外邊一塊兒，是因為若不這樣，炕沿下的那八個丫鬟大多數人就更夠不著桌子了）。

并在一起的兩張圓炕桌

現在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席次是怎樣安排的。李紈等七人加入之前，本來不必太講究規矩，可李紈是大嫂，其他姐妹也都是請來的客人，這就不能亂來了。所以桌子可以接著往炕上并，座位卻得照規矩安排。具體的座位序次如下。

第一，主子坐炕上，婢女搬椅子坐地下。

第二，炕上的主子，是以右為尊，在把相并的兩張桌子當作一張桌子看的前提下，依照年齒排定的座次。

由于總數是八個人，第一位李紈，是坐在中央偏右的位置上；第二位寶釵，便坐在了她的左手。第三位黛玉，依次坐在了李紈右手；接下來的探春、湘云、寶琴，都是按歲數大小依次安排（案俞平伯先生不知為什么，說“寶釵首坐，李紈二，探春三，黛玉四”。同樣也沒有說明為什么，他要讓寶釵和李紈獨坐一面，把她倆突出出來）。

寶玉的年齡比黛玉、探春等都大，但他是主人（盡管這場夜宴實際做東的是他的八個丫鬟，可相對于請來的賓客，當然得由他來充當主人的角色），所以坐在主子的末座。

香菱的身份是薛蟠的小妾，只是半個主子（香菱是有自己的丫鬟的，名臻兒，見第二十九回《享福人福深還禱福 癡情女情重愈斟情》），所以雖然上了炕，卻只能坐在最末的一個位置。席間襲人掣出“桃紅又是一年春”的花名簽時，因酒令要求“杏花陪一盞，坐中同庚者陪一盞，同辰者陪一盞，同姓者陪一盞”，“大家算來，香菱、晴雯、寶釵三人皆與他同庚，黛玉與他同辰”，就是刻意借此點明香菱與襲人不同于其他那些主子的身份，雖同庚而不能同等對待。襲人是婢女，還只能坐在炕沿下邊，這很容易看出，而香菱的席位就很有必要做出這樣的說明了。

第三，地下婢女的座次，是按照她們的地位和年齡排次，同樣是以炕上主賓李紈為中心來定右尊左卑的序次。首先襲人等八個丫鬟，是分為大丫鬟和小丫鬟兩個等級的：襲人、晴雯、麝月和秋紋是大丫鬟，芳官、碧痕、小燕、四兒是小丫鬟。襲人向寶玉講她們籌辦這次壽筵的費用時說：“我和晴雯、麝月、秋紋四個人，每人五錢銀子，共是二兩。芳官、碧痕、小燕、四兒四個人，每人三錢銀子。”這就是按照大丫鬟和小丫鬟地位高低分擔的份額。

大丫鬟中襲人年齡最大，地位也最高（大丫鬟亦分為兩等，頭等丫鬟的“月例”為一兩銀子，二等丫鬟的“月例”為一吊錢，因為此前王夫人已經用自己的私房把襲人的“月例”提高到二兩銀子外帶一吊錢的姨娘級別，也就成為事實上的小妾而同香菱平級了。事見第三十六回《繡鴛鴦夢兆絳蕓軒 識分定情悟梨香院》），所以在八位婢女中位居第一，緊挨在寶玉的身邊。

晴雯雖與襲人同歲，但生日稍晚，同時她是大丫鬟里的二等丫鬟，“月例”錢只有一吊（見第三十六回），地位比襲人低很多，所以便居于襲人的下位。

婢女中的芳官的座位有些特殊。按道理她身為小丫頭，是沒有資格排在麝月、秋紋之前的。然而寶玉特別寵愛她，才特地安排她參加晚上的宴席，而且她在宴席上還要給大家唱曲兒，所以破格排在晴雯之后的第三位。

接下來的麝月和秋紋兩位大丫鬟，從資歷上看，當然麝月應比秋紋大，也比秋紋地位高，所以一定是先麝月，后秋紋。另外，曹雪芹在書中寫出的色子的點數，婢女中沒有涉及到的只有四人，其中三位是小丫鬟碧痕、小燕和四兒，大丫鬟只有秋紋一人，這也顯示出秋紋的輩分和地位在大丫鬟中是比較低的。

過去馮鐘云、俞平伯和周紹良這幾位先生，對秋紋、碧痕、小燕和四兒的座位都無從著手，而先確定這場夜宴席次的排列規則之后，就能合理地推斷出這四個丫鬟的座位。

秋紋的座位推定之后，剩下的碧痕、小燕、四兒這三個人座位，還可以進一步推定碧痕應排在秋紋之下。

這是因為在李紈等與宴之前，只有寶玉和他的八個丫鬟圍坐在一張圓炕桌邊的時候，小燕和四兒就是坐在炕沿邊的椅子上；宴席開始前被打發出去請探春等客人的丫鬟也是小燕和四兒（小燕去請探春和寶琴，四兒去請寶釵和黛玉），這都顯示出她們倆即使是在這幾個小丫鬟中地位也是最低的。不過在她們兩人之間，年齡誰大誰小，就無從考證了。

我在復原圖上把小燕排在四兒的前面，是因為書中提到她倆兒的時候總是先小燕，后四兒。小燕和四兒的座位確定之后，剩下的碧痕就別無選擇，只有麝月身邊那一個空位了。

按照這樣復原的夜宴席次，可以較好地解釋書中一些相關的描述。

首先是黛玉的坐法。書中記述黛玉入席的情景說：

寶玉忙說：“林妹妹怕冷，過這邊靠板壁坐。”又拿個靠背墊著些。襲人等都端了椅子在炕沿下一陪。黛玉卻離桌遠遠的靠著靠背。

按照這樣的描寫，黛玉實際并沒有坐在我在圖中標記的席位上，而是遠離桌面靠在寶玉身后那一面墻上，這才是“這邊靠板壁”的地方，這樣也才會“離桌遠遠的靠著靠背”。

正因為黛玉是這樣一種特別的坐法，所以湘云才會在席間拿著探春的手“強擲了個十九點出來”——黛玉靠在板壁邊兒上不擋她，李紈和寶釵又不坐在桌子最靠里頭的頂點上，是稍微偏在兩張桌子相接那一面。這雖然也有些費勁，但勉強還能夠得著，可黛玉若是緊靠桌子坐在本來的位置上，湘云就怎么努力也無法拿得著探春的手。

附帶說明一下，按照俞平伯先生復原的這場夜宴圖，兩張橢圓形的桌子分開很遠，實際上是自成一席，同這些人共行酒令的情況不甚契合；更重要的是，這樣一來，史湘云怎么越過黛玉、李紈和寶釵而去拿住探春的手擲色子，就實在無法想象了。

還有湘云掣簽后書中述云：

掣此簽者不便飲酒，只令上下二家各飲一杯。……恰好黛玉是上家，寶玉是下家。二人斟了兩杯只得要飲。寶玉先飲了半杯，瞅人不見，遞與芳官，端起來便一揚脖。黛玉只管和人說話，將酒全折在漱盂內了。

黛玉“將酒全折在漱盂內”，當然不宜讓別人看見，這也只有遠離桌邊而漱盂又在手邊才不易被人發現。另一方面，寶玉能夠在自飲半杯后把酒偷偷遞到芳官手里，則是因為炕沿下的丫鬟們擠不開，襲人的座位在序次上雖然屬于丫鬟們最尊的位置，可是卻無法靠近桌邊，這就使得芳官看似與寶玉之間隔著襲人，實際上兩人在桌子邊上是相鄰的，這樣就很便于寶玉傳遞酒杯。

寶玉讓芳官代自己飲酒，實際上是想讓她多喝一些，過足酒癮。前面談到，她是因為受到寶玉的深情寵愛而特地讓她參與這場酒宴的。當時，芳官就向寶玉說道：

若是晚上吃酒，不許教人管著我，我要盡力吃夠了才罷。我先在家里，吃二三斤好惠泉酒呢。如今學了這勞什子，他們說怕壞嗓子，這幾年也沒聞見。乘今兒我是要開齋了。……晚上要吃酒，給我兩碗酒吃就是了。”

寶玉當即應允“這個容易”（第六十二回）。所以寶玉打破常規，把芳官的座位安排得靠近自己，也有便于給芳官勸酒和像這樣讓芳官替自己喝酒的考慮。

最后再談一下這場夜宴席次的方位。這個問題，馮鐘云和周紹良先生都沒談，只有俞平伯先生考慮了方位問題。

俞平伯先生擬定方位的依據是：（1）作為這場夜宴實際上的主人，寶玉“不會一上來就高高地坐在上首罷，當是下首”，所以，寶玉和黛玉“應靠西板壁而坐”；更準確地說，寶玉乃坐在“西首炕邊，在炕上的末位”。（2）“依據點數及其他敘述，知居黛玉左側者尚有五人。若黛靠東壁，即左壁，這五個就沒處坐，得坐在炕沿下去，而炕上反空空如也，顯然于情事不合”。——這兩點依據，都相當怪異，而且幾乎達到不可思議的程度。

第一，單純就東西方位而言，主人居東面西，坐西朝東為客人的尊位，這可以說是“自古以來”的傳統，要不怎么會有東家、東道、做東和西賓、西席這些說法呢？那天下半晌探春說是給平兒過生日的宴席，實際上是一并慶賀寶玉、寶琴、岫煙和平兒這四位同日出生者的生辰，當時的席次是“寶琴、岫煙二人在上，平兒面西坐，寶玉面東坐。探春又接了鴛鴦來，二人并肩對面相陪”（第六十二回）。

這里明確講到“寶琴、岫煙在上”，也就是說她們兩人位居上位。探春做出這樣的安排，顯然是因為她們二人都是賈府的客人。由于寶玉和平兒是東西相對，所以寶琴、岫煙的座位也就相當于夜宴上李紈、寶釵的位置，從而可以確定怡紅院的這場夜宴，是以李紈、寶釵一方為尊位的。

寶玉居西面東，位置顯然尊于平兒。這里的道理也很簡單，寶玉不是這場宴席的主人（這場宴席也不是在他的怡紅院里舉辦的，而是設在芍藥欄中的紅香圃這個大觀園里的公共空間），而平兒只是賈璉的通房丫鬟。丫鬟就是丫鬟，即使成了通房丫鬟也還是丫鬟，屬于女婢，地位比香菱還要低。能夠上席同主子賈寶玉一起過生日，已經是很破格的禮遇了，無論如何平兒也不能坐到寶玉的上位去。沒看她陪鳳姐吃飯，是“屈一膝于炕沿之上，半身猶立于炕下”么（第五十五回《辱親女愚妾爭閑氣 欺幼主刁奴蓄險心》）。探春特地“接了鴛鴦來”相陪，就是考慮到平兒身份的特殊性——鴛鴦雖然只是個丫鬟，卻是賈母身邊像管家一樣的頭牌婢女，正同平兒在鳳姐那里的地位相當。

前面談到寶玉的席位是炕上主子的末位，因為在他席位之后的香菱只是半個主子，但寶玉在這個位置坐，還有一個東西方位的原因——就是這里靠東面一頭，他是做東的主人，就賓主關系而言，他也只能坐在東側。

第二，俞平伯先生所說因“黛玉左側者尚有五人”她就只能坐在西壁之下，這說法實在毫無道理，大家看一看我的《怡紅院群芳夜宴圖》，黛玉左側的那五個人不還是好好地坐在炕上么？怎么非“得坐在炕沿下去”不可？

北方坐北朝南的屋子，炕都是東西向延伸，而人躺在炕上睡覺是呈南北向的，所以炕的寬度都是比普通人身高稍稍多出一點兒。不過這種炕有南炕、北炕之別。南炕向陽，顯然優于北炕。所以，一般來說，人們是以南炕為優位的。

還有寶玉和黛玉背靠著的“板壁”東墻，顯然只是分割房間的間壁墻，而不是作為外壁的山墻。因為北方天太冷，板壁不能做外壁。寶玉因林妹妹怕冷而讓她靠近東面這一側，一者炕腳中央會有窗戶，有涼風，所以黛玉不宜太靠近桌子；二者西側背后是山墻，晚上也會直接透過來涼氣，靠近西側也不大好。

基于上述認識，我認為這場夜宴是在南炕上舉行的，所以李紈、寶釵是坐在南面，背后靠著南窗。這樣一來，西面那道硬山墻就不會開門，這個房間的門只能開在東側寶玉這一邊。又東、南、西三方既已確定，剩下的北方在哪一面也就不用再加考索了。

雖然不會有多少讀《紅樓夢》的人就會有多少種《怡紅院群芳夜宴圖》，但前述各位專家的看法不僅彼此之間差距很大，而且在我看來這些看法同《紅樓夢》的描寫差距更大，所以才壯著膽子也做了這么一幅我的《怡紅院群芳夜宴圖》。

2023年6月24日午間草記

2023年7月6日下午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