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0月，英國著名小說家和哲學家艾麗絲·默多克（Iris Murdoch，1919-1999）應邀隨英國作家代表團到中國進行了為期三周的訪問，在她之后寫的日記和書信中，食物、居所等字樣屢屢出現。她在致友人斯科特·鄧巴的信中寫到，這里“所有的人都食可果腹、衣可蔽體、居有其屋”；在致密友、哲學家菲利帕·福特（Philippa Foot，1920-2010）的信中說，她注意到這里“沒有宗教信仰——但是也沒有饑餓！沒有人躺在大街上。”這樣的書寫一方面表明在赴中國訪問之前默多克的認識中可能存在的預設，另一方面也說明食物、居所是她的一個重要衡量尺度。毋庸置疑，這與她在二戰后的一段特殊人生經歷有關。1944至1946年，她在英國、比利時和奧地利任聯合國善后救濟總署行政官員，其中前十五個月在總署的倫敦辦公室從事善后工作，后十個月在歐洲的難民營為因戰爭而失去家園者從事救濟工作。相對于關于戰爭和戰后重建的宏大敘述，默多克留下了一位正處于成長期的女作家視角獨特的敏銳觀察和深度思考，對難民問題的反思以及苦難對人性產生的影響日后成為其小說的一個重要主題。

青年艾麗絲

善后

聯合國善后救濟總署（UNRRA，聯合國難民署的前身）成立于1943年。這是第一家以聯合國名義運行的機構，根據一份英國皇家出版局1944年出版并分發給所有英國重要新聞機構的小冊子，“在由聯合國武裝力量解放的地區，或者敵人撤退后的地區，所有人口都將立刻獲得援助和救濟、食物、衣服和住所，以減輕他們的痛苦。”他們當中苦難最深重者，莫過于八百多萬難民（一年之后這個數字大幅上升）。在這群因戰爭而喪失家園、陷入絕望的人當中，默多克注意到，有許多人被他人當作“動物或奴隸”來對待。

聯合國善后救濟總署（UNRRA，聯合國難民署的前身）

1944年6月，默多克申請并加入了聯合國善后救濟總署，她想在“救濟”方面做一些工作。整個戰爭期間她都對那些離開英國參戰的人“懷有一種野蠻的妒忌”，多次抱怨“我關于生活的知識絕大部分都是二手貨，對此感到十分痛苦”。她在申請表里寫下了自己的心愿：她希望“無論是在集中營，還是在書桌前，希望盡可能離現場近一些”。事與愿違，她獲得了“善后”而非“救濟”方面的工作。在她看來，這意味著她將繼續留在倫敦，被毫無意義的事情所折磨：“關于‘善后’誰會去聽聯合國善后救濟總署？”后來的事實確證了她的預感。她決定通過“拉關系的可恥手段”奔赴“現場”，然而她的計劃落空了，她在總署設在倫敦的地區辦公室“蹉跎”了十五個月。

盡管默多克日后在多次訪談中把在總署的兩年說成是“我做過的最精彩的事情之一”，但是倫敦歲月的見聞令她倍感受挫。在總署辦公室的經歷讓她直觀地感覺到美國與英國、歐洲之間權力關系的變化，她在1945年7月21日的日記中寫道，聯合國善后救濟總署

不是由伊林和達根漢姆的圓頂禮帽管理的，他們至少行為舉止接近紳士，而是由康涅狄格州密爾沃基、辛辛那提和紐黑文的市民，這些人要盡其所能給搖搖欲墜的歐洲致命的一擊。在無數書桌后面，他們不是坐在而是懶洋洋地斜靠在辦公凳上，束著纖維皮帶和尼龍背帶，嚼著口香糖，用教名稱呼同伴……

亨利·詹姆斯筆下美洲新大陸與歐洲舊大陸之間的著名對比，在這里以一種新的形式出現：老歐洲的紳士與新大陸的牛仔。默多克采用一種提喻法（一種用局部代表整體或用整體代表局部的修辭手法），呈現出一幅意味深長的畫面：那群從新大陸遠道而來的人不僅與“伊林和達根漢姆的圓頂禮帽”所指代的英國人形成對照，而且毫不留情地要給歐洲“致命的一擊”。

默多克一邊把辦公室當作逢場作戲的地方，一邊冷眼旁觀。她在致友人的信中寫道，在總署里一種叢林生活盛行起來，“到處都是笨拙的英國公務員（……比如說，我就是）和野心勃勃的美國人及加拿大人……很多擁有高貴心靈、滿懷良好愿望的人被淹沒在平庸和混亂的洪流中”。在她工作的前幾個月，這個機構幾乎無法正常運行。半年之后，它就像“一場瘋狂的表演，里面都是特別出色的人，但他們沒有集體榮譽感，對如何讓一個行政機構運行下去毫無概念”。一年之后，她依然覺得“一如既往，聯合國善后救濟總署里一片混亂……目前，我每天工作十個小時，向流離失所者運送物質”。到1945年6月，總署的輪子才終于全速運轉起來了。

從默多克的“善后”工作經歷中，我們能清晰看出的，不是她真正為難民做了些什么，而是她對美國與英國和歐洲大陸之間權力對比的敏銳感知。辦公室的叢林法則向她表明，人在自然狀態下一般不會與他人建立起兄弟情誼。盡管如此，她有時能看到她所做的事與某些人是否有衣蔽體、有食果腹、心靈是否得到撫慰有一種遠程聯系。她渴望近距離接觸難民，從事她所希望的“救濟”工作。 1945年8月，她終于被派往歐洲十個月。

救濟

默多克在比利時停留一段時間之后被依次派往奧地利的四個不同地區從事救濟工作，親眼見證了一個“完全崩潰的社會”。1945年12月中旬，她首先被派駐奧地利法語區總部因斯布魯克（Innsbruck）。這里依舊遠離難民營，她的工作涉及營地的建設和資助、與政府部門簽訂互惠合約。當地幾乎沒有商店，食物極度匱乏，交通線路被嚴重損毀。為了獲取生活必需品，人們必須以物易物，香煙成了硬通貨。令默多克痛心的是，生活物資上的異常艱苦對人性造成了傷害和摧殘。她在信中寫道，她打交道的是“敏感的法國人和悶悶不樂但彬彬有禮的奧地利人，還有成千上萬悲慘的流離失所者，他們被集中到位于意大利和瑞士之間的這一小塊地方。在經歷過諸多適者生存的訓練后，如今許多人都已經變成了壞蛋，讓人對他們不知所措”。對于苦難導致的結果，她憤怒而沮喪地感嘆，“在這場戰爭中，有多少生命被不可挽回地摧毀了……在這些人的前方，一無所有，一無所有，一無所有。” 為了生存，他們別無選擇：“流離失所者要么冷漠，要么會成為暴徒或騙子。”在日后四十余年的小說創作生涯中，默多克從未歌頌過苦難及其所謂的凈化功能，而是揭示出對古希臘人來說如此真實的“埃特”（Até）思想，即苦難從一個人近乎自動地向另一個人轉移。

默多克被派往的第二個地點是普赫（Puch）。這里有一個大營地，秩序混亂不堪。她的工作包括辨別新來者的身份，找出他們有何種一技之長，想去哪兒，并為他們安排住宿，獲取毛毯等。這里令她印象最深刻的仍是食物問題。本來對于很多奧地利人來說，從德意志帝國的鐵蹄下獲得解放，只不過意味著定量口糧下降到維持生存所需的水平。在總署援助的國家中，奧地利的定量口糧最低，維也納最主要的食物是面包和土豆，死于肺結核的人越來越多，市長面臨暴亂的威脅。與奧地利人相比，流離失所者的情況更糟糕。1946年3月，普赫出現了令人恐慌的食物短缺，總署不得不在意大利四處搜刮，甚至淪落到“購買法國騎兵的老馬”為食的地步。為了能夠搞到食物，默多克和同事們用上了各種“狡猾、大膽和機會主義”的辦法，她還派過馬車去英國軍營乞討剩余食物。

在極端困境中，人性的諸多面向得以暴露。默多克觀察到，這里有一個“如地獄一般腐敗的”天價黑市，主要由南斯拉夫人操縱，幾個總署新職員卷入其中，一磅黃油賣到二點一英鎊，五十公斤可以換一件上好的皮衣。紅十字會的包裹常被快速轉手，用來交換各類物品。此外，她還發現隨著難民人數的增多，營地逐漸變得擁擠不堪，來自不同民族的人普遍表現出痛苦而憤怒，時常相互敵對仇恨，打架斗毆的現象頻頻發生。老年人是最絕望的一個群體，最可怕的悲劇通常發生在他們身上，因為“再也沒有人需要他們了”。有技能的年輕人或許還能幻想未來有一天他們會建立新家園，融入新國家，他們靠著這種希望堅強地活著。

3月下旬，默多克被派往第三個地點克拉根福（Klagenfurt）。她在途經維也納時顯然體驗到了英國官員的另一種生活，在信中興奮地告訴友人，她在金碧輝煌的金斯基宮跳了一個晚上的舞，“那里現在是英國官員俱樂部……總司令部在美泉宮！宮殿上下直至枝形吊燈上最后一座閃閃發光的尖頂，全都完好無損”。室內的富麗堂皇越發映襯出室外的滿目瘡痍：昔日繁華時尚的克恩頓大街如今被瓦礫碎石所阻斷，上面赫然停著一輛燒焦的坦克的軀殼。她在致菲利帕·福特的信中寫道，“每一條大街小巷上，磚石堆積如山，在強烈的陽光照耀下，所有的廢墟金光閃閃。歌劇院成了一個華麗的貝殼，教堂失去了屋頂，被轟炸得千瘡百孔，但華美依舊。”在維也納短暫停留后，默多克來到克拉根福，在奧地利英國區總部工作，住在城外十公里處精致的沃瑟湖畔，它“湛藍、靜謐，被群山和森林環繞，古堡倒映其間，一切都顯得那么珍貴，我久久凝視它，一直驚嘆不已”。無論處境如何，默多克終其一生都能夠對世界上不可思議的美有所察覺，這正是她的力量之所在。她的工作“一如既往，徒勞無益，我比在因斯布魯克時更與世隔絕了，遠離營地和無家可歸者，真遺憾”。

大約是從1946年4月下旬到6月下旬，默多克被派往了最后一個駐地：霍奇施泰因加塞（Hochsteingasse）的一個前線營地格拉茲（Graz）。這里曾經是一個希特勒青年營地，1946年2月被改制成宿舍，供流離失所者中那些歷經重重障礙，最終被格拉茲大學錄取的學生居住。當時有來自十二個族群的二百零八名學生，斯洛文尼亞人、烏克蘭人、白俄羅斯人、克羅地亞人和阿爾巴尼亞人占了絕大多數。他們盡管民族各異，但是共同組建了一支足球隊，默多克從中看到了希望的微光。此外，這里還有八個“無國籍者”，他們是“沒有祖國的靈魂，沒有家園的靈魂”。默多克稱他們為凄慘的無辜受難者，因為沒有國籍成為了他們的“罪”，她日后寫道，“在一個沒有身份就是犯了滔天大罪的世界上……此罪大過任何其他的罪。此罪每一個國家都有權處罰。”

1946年7月1日，默多克正式從聯合國善后救濟總署辭職，途經巴黎回到英國。她為難民工作的經歷雖然短暫，卻為她的人生和創作生涯留下了深刻的印記。

難民問題

難民在默多克的想象世界中扮演重要角色，她認為流離失所既是政治狀態，也是精神狀態。她贊同神秘主義哲學家西蒙娜·韋伊（Simone Weil，1909-1943），相信真實的社會充斥著政治、軍事、社會、文化、金融等各種權力，權力的濫用勢必導致苦難和受難者，最典型的莫過于二戰中突然失去家園、家人、身份、自尊和食物的難民，而世界上所能存在的最可怕的剝奪就是摧毀一個人的過去和文化。默多克持續思考喪失家園造成的影響，并在小說中對此加以藝術化演繹。

西蒙娜·韋伊（Simone Weil）

在默多克的多數作品中至少有一位難民，他們的共同點是因某種非他們所能掌控的權力而被剝奪了在一種文化和國家中原有的家園。這種剝奪給他們帶來深遠的影響，一方面他們再也無法與他人建立起密切聯系，另一方面他們未必如很多人相信的那樣會因失去家園、歷經苦難而變得高貴。事實上，情況往往相反，在現實中苦難是使他們陷入困境的一種形式，必將導致更多的惡。惡在這個世界上以受難的形式蔓延滋長，導致他人受難是惡的受難者化解自身苦難的一種最簡便方式。如果被剝奪者沒有墮入倦怠狀態，他們就會去傷害和剝奪他人的家園。由此冤冤相報，沒完沒了，世界永無寧日。

不僅如此，在默多克的小說世界里，除了戰爭導致的難民之外，還有更多廣義的難民。1957年有人批評她在最早出版的兩部小說中刻畫了格格不入的人、古怪的人、流離失所者等，他們都帶有某種難民的味道。她對此回應道，現代西方人在他們的社會和世界里并不感到舒適自在，“我們并不像我們的祖父們那樣在社會中感到很舒服。社會本身變得問題重重，不可信賴。因此，難民這個真正意義上的喪失家園者，似乎成為當今時代人的恰當象征。”1982年默多克再次就其小說中的難民評論道，“這是人類苦難的形象，是我們遇見的各種各樣的人。這些人是一扇扇窗戶，透過它們，我們可以看見可怕的世界。”

對于如何挽救這個“可怕的世界”，讓流離失所的難民重回家園，默多克沒有提供現成的答案。不過，在上下求索時，她時常將目光投向東方，在她的多部作品中——如《逃離巫師》、《好與善》、《海、海》等——都有一位來自西方的尋覓者在古老的東方文明中流連忘返。或許，作者本人從中看到了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