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9日，《解語何妨話片時：周汝昌劉心武通信集》新書發(fā)布會在北京首都圖書館舉辦。當代著名作家、紅學家劉心武，已故著名紅學家周汝昌的助手、女兒周倫玲，以及特邀嘉賓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張頤武，共同出席了本次活動。

周倫玲女士是《解語何妨話片時》一書的整理者之一，該書的另一位整理者，劉心武先生的助理焦金木也出席了活動。

周汝昌劉心武合影

活動現(xiàn)場

1991年11月，劉心武因在《團結(jié)報》上發(fā)表“紅樓邊角”之《大觀園的帳幔簾子》，受到周汝昌先生的贊賞。他隨即便向周先生致信表達感謝，收到信的次日，周汝昌即寫了回信，由此開啟了兩位紅學家綿延二十載的書信往來。值得一提的是，兩人結(jié)識二十余年，見面僅只三次，卻留下了150余通書信，記載了兩人關(guān)于《紅樓夢》的討論和交流。

關(guān)于這些通信，周汝昌生前就曾表示：“可以多寫寫，編個小集子（包括刊文與通信等文字），要為紅學探佚學留一點軌跡，啟牖后來之才士。”劉心武也一直有這樣的心愿：“將我們的通信加以匯攏、編排，出成一本書，主要是展示汝昌師的學術(shù)襟懷與提攜后輩的高尚風范。”

活動現(xiàn)場，劉心武發(fā)言

發(fā)布會上劉心武介紹說，《解語何妨話片時》一書有“三真”。“首先是真正的通信集。過往所謂的‘通信集’往往是當事人互相商量好了，以通信的形式表述某一種觀念或者是抒發(fā)情感，為了出書而采取了通信這樣的體裁，但是我們這個通信集是真正一來一往的通信。”

《解語何妨話片時：周汝昌劉心武通信集》

“第二就是第真性情、不客套，沒有那么多的敷衍或者是場面話。基本上我有什么想請教的就請教，他有肯定、有贊揚、還有批評。比如說我有一回寫到手絹，周老就很嚴肅地指出早先在《紅樓夢》里面只有‘手帕’這樣的寫法，手絹一詞出現(xiàn)在《紅樓夢》加以活字版印后，形成了現(xiàn)在紅學界的程甲本、程乙本時，所以不是曹雪芹的原意。”

“第三個是恰如書名，是‘真解語’。讀者閱讀過程中可以感覺到我們兩個之間是真正的心意相通，在學術(shù)觀點上是相通的。所以這本書出來以后不但對我們兩位有重大意義，在目前的紅學界，它也會進一步推動紅學的研究，活躍民間的紅學發(fā)展。”劉心武說。  

劉心武給周武昌的自制新年賀卡

說起和周汝昌交往的淵源。劉心武回憶說，自己12歲時在北京東四的書店購書，偶然看到先生的《紅樓夢新證》。“我在父親枕頭底下偷偷看到過《紅樓夢》，怎么還有一本這樣的書（《紅樓夢新證》）呢？翻了翻似懂非懂，讀了幾頁我就要買這本書。書店老板說這不是兒童讀物，我是翻遍了兜里的零錢硬買下來的。所以我跟周老師的緣分，不只是1991年開始通信。”

“等我跟周老師正式通信的時候，他已經(jīng)年過70了，我還不到50歲，他待我是父輩一樣的存在。看他的信，一片童真，沒有任何雜念，就是掏出一顆赤子之心來跟我交流。他就是愛研究《紅樓夢》，就是喜歡曹雪芹，開創(chuàng)了中國的‘曹學’。 我們倆可以叫作‘扶老攜幼’，他首先是攜幼，知道我的觀念跟他接近，一步步指導我怎么深入地探討。我的紅學后來也被人叫作‘秦學’（從書中秦可卿這一原型人物出發(fā)），開創(chuàng)了當代紅學研究的一個分支。”劉心武說。

焦金木在發(fā)言時介紹說，自己在整理周老信件當中，感觸最深的就是2011年最后的這幾封信。“當時周老的雙眼幾近失明，一只眼睛的視力僅有0.01。這種狀態(tài)下還是親筆給劉老師寫信。他在這種情況下寫出來的字，下邊字經(jīng)常疊加到上邊字的半部，有的字甚至是左右跳檔難以順延成行。我在整理的時候就特別感動，現(xiàn)在像這樣的恩師應該很少了。”

周汝昌的女兒周倫玲在發(fā)言時也非常感慨：“父親曾說劉老師是他一位晚遇的知音。父親支持劉心武先生的紅學研究，恰如他也曾支持過許多其他研紅者一樣，都給予鼓勵，幫助。記得父親曾寫過一篇文章，叫《北大的大象大器》，里面有這樣幾句：此‘大’維何?曰兼收并蓄，度量恢弘，氣象萬千，海涵岳負，不名一家之私，網(wǎng)羅天下之美，‘和而不同’，君子之風，學者之量，以不同相輔相濟，而成大美，臻于‘太和’——吾國文化之最高境界，義即最博大的和諧一體是也。必如是，方可謂之‘大’。我覺得，父親的這幾句話不僅僅是為北大，也適用于紅學研究。”

活動現(xiàn)場，周倫玲發(fā)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