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德對抗的興起，1860-1914》，[英]保羅·M.肯尼迪著，王萍、李高峰、胡二杰等譯，王萍、崔建樹校，商務印書館2022年11月出版，832頁，260.00元

“使得戰爭無可避免的原因，是雅典日益壯大的力量，還有這種力量在斯巴達造成的恐懼。”偉大的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在他的曠世名作《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作如是說。2012年，美國哈佛大學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據此提出了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聲稱一個新興大國必然會挑戰守成大國的地位，而守成大國也必然會采取措施進行遏制和打壓，兩者的沖突甚至戰爭在所難免。然而，新穎的詞匯難掩陳詞濫調。對于廣大歷史學者、國際關系學者而言，這一“創新”論斷如此耳熟能詳，足以讓這樣一個名字重新浮現眼前——保羅·M.肯尼迪。

身兼美國耶魯大學歷史學教授與英國皇家歷史學會會長，1945年出生在英格蘭的保羅·肯尼迪可謂是英美當代國際關系史的中流砥柱，其研究貫穿帝國史、殖民史、海軍史、英德關系等。早在1973年，二十八歲的肯尼迪便以《薩摩亞的糾紛：對1878-1900年英、德、美關系之研究》一鳴驚人，此后又連續出版了《英國海上霸權的興衰》（1976年）、《英德對抗的興起，1860-1914》（1980年）、《外交背后的現實：1865-1980年英國外交政策的影響》（1981年）和《戰略與外交》（1983年）。其中《英德對抗的興起》被西方學術界評論譽為“一方面透徹地分析了國際關系背景的變化，另一方面有力地敘述了個人和杰出人物在決策過程中的作用”。可以說，肯尼迪起自薩摩亞問題的多邊關系研究，在英德對抗的互動追溯中明確了自己獨特的觀點與研究視域，最終在1987年的《大國的興衰》一書中集于大成，躋身當代史學研究大家之列。而商務印書館2022年編譯的這部《英德對抗的興起，1860-1914》，無疑正是保羅·肯尼迪形成中的以大國興衰、海洋戰略、工業實力與全球外交為重的治史觀念的深刻體現，在深入探討了兩個大國走向對抗并將世界拖入戰爭的歷程同時，展現了作者對于國家競爭、社會互動、全球殖民、經濟整合等永恒時代話題愈加深刻的分析與反思。

肯尼迪的“英德關系”競合建構

作為一部國際關系史的力作，肯尼迪的《英德對抗的興起》旁征博引了大量材料，形成了一部鴻篇巨制。得益于英美高校學會背景身份，他能夠在七十年代大量接觸多國各類檔案史料，與歷史事件參與者或其后代直接接觸交流，更能與書寫了《從庇特到索爾茲伯里的英國對外政策基礎：1792-1902》的坦伯利、《爭奪歐洲霸權的斗爭：1848-1918》的A.J.P.泰勒等史學大家坐而論道。這使得《英德對抗的興起》成為一戰前英德關系研究的集大成者，更是后來研究者難以逾越的權威。書中，保羅·肯尼迪的問題意識貫穿始終：英國和德國人民在此前從未兵戎相見，而且他們的政治合作傳統因王朝、文化、宗教和經濟聯系得到強化，但為何兩國之間的關系在十九世紀末期和二十世紀初期漸行漸遠，并且在1914年大打出手？基于此，他將自己的研究重點放在把英德關系作為整體進行全面論述之上，希圖以大量全新的未刊資料文獻超越之前的諸多作品，并通過全新的結構予以呈現。這使得最后誕生的這部作品就傳統史學書寫來看十分怪異：初段敘述（1861-1880的英德政治關系）首次結構性檢驗（俾斯麥和格萊斯頓時代的英德關系結構）；中段敘述（英德政治關系走向對抗，1880-1906）第二次結構性檢驗（比洛和張伯倫時代的英德關系建構）；以及終段敘述（從對抗到戰爭：英德關系，1907-1914年）。

保羅·M.肯尼迪

在這一結構下，初涉此研究的讀者會對肯尼迪的筆法一頭霧水：1861年的普魯士尚在籌劃王朝戰爭，何來德國？所謂的政治關系敘述與其后的結構性檢驗又有何關系？一般來說最為濃墨重彩的終篇為何如此簡短，在全書二十二章中僅據一章？這要從肯尼迪對此書的目標定位來理解。事實上，標題中的“興起”一詞翻譯未竟其意，譯為“緣起”更合乎其原旨。肯尼迪要分析還原的，并非一個眾所周知的英德對抗的結局，而是兩國間漸行漸遠的過程，故而一切相關鋪墊都被其納入論述，并在結構性檢驗中加以條分縷析：經濟聯系、黨派立場、媒體輿論、社會宣傳、宗教文化、君主態度、政府政策，不一而足。尤為值得重視的是，肯尼迪特意將比洛與張伯倫在德國、英國執政時期的殖民地政策、海軍建設作為新要素納入論述，顯示了他本人在殖民史、海軍史方面的重視和特長。

正如肯尼迪本人所言：“歷史之網天衣無縫，從中孤立地抽取任何線頭都明顯會造成歷史的扭曲失真。”（58頁）本文自然也無意去妄自摘錄這部大作中的無數觀點論述，而是回到作者的問題意識本身：1861-1880的英德政治關系為何沒有導向破裂？作者的解釋是雖然競爭導致了“自由主義的衰落”，引發了彼此間的嫌隙乃至仇恨，但英國和德國之間的“差異”并不足以將其推向沖突。兩國的政治強人給時代打上了印記，“俾斯麥主義”“格萊斯頓主義”雖然導致了齟齬，卻也抑制了兩國滑向戰爭。而在1880-1906年，“官方思想”（568頁）的混亂體現了兩國內部決策的派系紊亂與互動應對中的矛盾積累：各方勢力過于平衡，導致無法形成統一的國家政策，不同的分支集團都各行其是，最終只能留下“懸而未決”的爛攤子造成隱患：德國方面，外交部認定的勁敵是外交上長袖善舞的法國，總參謀部軍官團眼里的是兵員龐大的俄國，蒂爾皮茨打造的海軍則以英國為目標，整個決策集團莫衷一是；而即便在一戰迫在眉睫之時，英國阿斯奎斯政府還在是否支援法國的決策上玩“決定不予決定”（decide not to decide）的“再議”戲碼。在這種變相擺爛的情況下，兩國又都面臨工人階級的興起，經濟壓力集團的煽動蠱惑，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流行，勢必推行兵臨城下的“城堡和平”，以對外戰爭威脅國內團結，反過來也就會造成與他國對抗的升級：英國捍衛海上霸權與德國“艦隊政策”發起的海上軍備競賽正是其中寫照。

為什么是德國？

肯尼迪建構了一整套復雜結構來闡述英德競合關系的長期變化，但也面對一個問題：為什么是德國？若談“世界政策”全球拓殖，法俄不遑多讓；要講“艦隊政策”爭奪海權，美日未落下風。可為何是德國成了英國的要敵，使得英德矛盾成為引發一戰的主要矛盾？肯尼迪嘗試從工業經濟和意識形態的角度找到答案。他認為，經濟原因影響最為深刻，但并不意味著是因為兩國間直接的商業競爭引發了對抗：恰恰是擔憂資本安全的金融家銀行家拉住了軍火商、極端民族主義者支起的戰車。經濟的影響是宏觀的、長期的、間接的：統一后規模巨大的經濟擴張，使德國不僅在歐洲破繭而出，還具備了一個世界大國的早期特征——蓬勃興起的海外貿易、對國外影響力的渴求、攫取利益的殖民地以及不斷擴大的商船隊背后的保障——海軍。這個新興的、充滿生機的高效軍事帝國不是在遠東，也不是在大西洋另一端，而是在近在咫尺的北海。臥榻之畔豈容他人酣睡，所有這些都意味著英國自身貿易、殖民與海上地位的削弱，也就需要擴大出口、進一步殖民并建造更多艦船從而保持最初的相對地位（612頁）。事實上，通過這一論述，肯尼迪含蓄表達了自己對一戰起因的宏觀理解：1914-1918年沖突的根本起因在于，英國希望保持自己掌握世界霸權的現狀，而德國出于進攻與防御兼有的諸般動機，正著手改變現狀，戰爭爆發不過是這一調整過程的意外和結果罷了。而被迫要進行這種自我調整的不僅僅是英國，而是德國所有的鄰國，以適應這樣一個基本事實——隨著德國經濟潛力迅速開發，歐洲權力政治的平衡將受到不可避免的影響，這也正是未來戰爭從歐洲開始波及全球的原因所在。

毫無疑問，這一理念恰如“修昔底德陷阱”。但保羅·肯尼迪的不同之處，在于明確提出了意識形態因素的影響。他直截了當地表示責任主要在德國一方：“如果德國的領導人沒有那么堅決地在1897年之后改變海上均勢，并且在薩拉熱窩事件之后不向西發起進攻，那么英德間的沖突原本是很可能避免的。”（615頁）然而這一設想無疑是異想天開的，且不論1897年蒂爾皮茨如未上臺，所謂的海上“均勢”實際是英國海軍相對于“法俄雙強”標準的霸權；向西進攻本身是德國總參謀部“施里芬計劃”應對兩線作戰的要求，而此時的英國戰略重點就致力于讓德國陷入兩線作戰，且早已開始部署英國遠征軍支持法國與德國交戰，以防1905年后的孱弱沙俄在東線崩潰后局面不可收拾。換而言之，除非德國束手待斃，否則必然要在英德沖突中承擔“責任”。甚至連肯尼迪自己也認識到牽強之處，解釋道英國也并非無可指摘，誠如丘吉爾坦言：“我們已經得到了我們想要的所有領土，它幅員遼闊、宏偉壯麗，主要依靠暴力獲得，并通過武力維持。我們希望不被打擾地安享這些屬地，可是這樣的要求在其他人看來并沒有那么合情合理。”但肯尼迪又為此辯護：英國實際上已經創造出了一個巨大的世界帝國，并允許其殖民地對外開放，成功地“使其國家政策同全人類共有的普遍欲望與理想協調一致”。（Arthur J. Marder, From the Dreadnought to Scapa Flow, Vol. 1: The Road to War, 1904–1914,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p. 322）在“日不落”“自由主義”的“普世價值”之下，“德國那種以犧牲鄰國利益為代價增強自身的欲望，不能因為其他人早年的不義之舉就可以得到原諒”（616頁）。然而，既然英國的不義不能掩蓋德國的責任，那么德國的罪責也不能免去英國的責任。可是，保羅·肯尼迪并未再就此深入。

克羅齊說“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保羅·肯尼迪的這部作品也不能免俗。《英德對抗的興起》于1980年出版，正值冷戰蘇攻美守之際。一年后蘇聯劍指歐洲的“西方八一”軍演就將震撼整個西方世界，而里根總統也將在同年即任發起全面對抗。《英德對抗的興起》雖無一字涉及時政，但其中對自由主義的強調，對英國立場的推崇，以及對統一后德國咄咄逼人的刻畫，無不顯示出鮮明的時代印記。作為英美高級知識分子的肯尼迪在蘇聯攻勢外交、日德經濟崛起與美國經濟滯脹的陰影之下，完成了這部作品。他對于世界“原有秩序”的懷念與舊帝國前景的悲觀貫穿于此后的作品之中，并且在1987年的《大國的興衰》中達到頂峰：肯尼迪始終認為，一個國家的經濟和工業實力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它的軍事實力和在世界上的地位；以此觀之，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美國無疑正處于衰落之中。這一觀點在當時引發軒然大波，也使得作為歷史學者的保羅·肯尼迪聲名鵲起。《大國的興衰》出版后，美國時任國務卿喬治·舒爾茨（George Schultz）甚至特意展開了一次亞洲六國訪問，并登報申明反駁肯尼迪的美國正在衰落的觀點。

很顯然，無論是在肯尼迪口中的英德對抗里，還是艾利森的“修昔底德陷阱”中，大國都不愿接受后起之秀的崛起，伯羅奔尼撒戰爭后希臘衰敗的悲劇似乎從古至今都在所難免。然而，即便悲觀如肯尼迪亦承認，在戰爭陰霾之下，沙文主義呼聲之中，英德之間仍不斷有努力，試圖讓世界轉向和平發展的自由貿易體系，事實上也正是這種“和諧世界共同體”（Harmonious World Community）主張的普遍存在維系了世界和平與兩國間的合作，在火星遍地之際極大延緩了戰火的到來。立于修昔底德陷阱之前，人們需要智慧越過分歧的陷坑，以合作避過猜疑的尖刺。在一個多世紀后的今天，跳出列強爭霸的殖民時代，放下你死我活的冷戰思維，已經成了世界各國必須面對的挑戰，也是人類社會向前邁進的前提。恰如愛德華·伯恩施坦在1903年12月德意志帝國議會上對軍國主義者的怒斥所言：“整個問題在于：我們究竟是以怎樣的視角看待一方與另一方的關系，是像滿懷嫉妒之心、貪婪的氏族部落那樣，即雙方是搶劫與被搶劫的關系，還是從國與國之間和平交換的立場出發進行考量呢？”（39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