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選自《儒脈：中國儒家學派史》

宋初三先生乃是指胡瑗、孫復和石介。三先生能為世人所識均與范仲淹有直接關系。朱熹在《三朝名臣言行錄》中說：“文正公門下多延賢士，如胡瑗、孫復、石介、李覯之徒，與公從游，晝夜肄業……”

就整體來論，范仲淹可謂宋代最大的伯樂，因為他重視教育，且慧眼識人，再加上胸懷寬闊，選拔和造就了一大批儒家人才。錢穆在《宋明理學概述》中說：“宋學最先姿態，是偏重在教育的一種師道運動。”此語用在范仲淹身上最為恰當，他被視為北宋新儒學思潮的重要開創者之一。湯承業在《范仲淹研究》中甚至給出了這樣的評語：“范仲淹不獨為宋代學術開山之祖，又是宋儒理學淵源之祖。”

范仲淹有著極其強烈的使命感，認為國家興盛需要培養大量人才，同時又有很強的人格魅力，能夠吸引很多有志之士聚集在他的身邊，《范文正公年譜》載其在天府書院講學時，“四方從學者輻輳，其后以文學有聲名于場屋、朝廷者，多其所教也”。

李覯聚眾講學，從學者常數百人，范仲淹激賞其才，將李覯所著的《禮論》《易論》等經學著作進呈給朝廷，朝廷授李覯“將仕郎試大學助教”。李覯研究《周禮》的成就對后來的王安石產生重大影響。關學的開創者張載在年輕時喜談兵，準備聯絡一些人攻取洮西之地，為此上書范仲淹，范很賞識張載的氣度，同時勸張載說：“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于兵！”（《宋史·道學傳》）同時教張載如何讀《中庸》，引導張載走上了儒學之路。黃宗羲撰、全祖望增補的《宋元學案》中說：“高平（范仲淹）一生粹然無疵，而導橫渠以入圣人之室，尤為有功。”

傳統儒學史著作談到宋學時，必提宋初三先生，認為他們對宋學有開創之功，正如錢穆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說：“言宋學之興，必推本于安定（胡瑗）、泰山（孫復），蓋至是而師道立，學者興，乃為宋學先河。”雖然他們有開創之功，卻不能忘記引路人范仲淹，故錢穆繼續說道：“安定、泰山、徂徠三人，既先后游希文門。”希文，即范仲淹之字。

當年胡瑗在吳中一帶開門授徒，范仲淹很欣賞他，延聘為府學教授，并讓自己的兒子拜他為師。景祐初年，朝廷更正雅樂，范仲淹推舉了胡瑗，胡瑗以白衣身份至崇政殿，后得以授官。慶歷四年（1044），朝廷建立太學，范仲淹建議太學在教學方面用胡瑗所創的“蘇湖教法”，致使胡瑗的教育方式在全國推行，胡瑗也因此被譽為宋代第一教育家。

胡瑗的蘇湖教法乃是設“經義”和“治事”兩齋，將學生按資質分科教學，有的鉆研六經，有的“各治一事，又兼攝一事”。胡瑗一生著述甚豐，然大多已亡佚，留存至今者主要是由其弟子倪天隱記錄和整理的《周易口義》。該書對北宋易學風氣產生過重要影響，《邵氏聞見錄》載有程子《與謝湜書》稱：“讀《易》當先觀王弼、胡瑗、王安石三家。”

范仲淹在應天府書院掌教時，有秀才孫復來拜訪，范仲淹贈給孫復錢一千，轉年孫復又來拜見他，他又贈錢一千，同時授以孫復《春秋》一部，孫復廢寢忘食努力研讀，成為《春秋》研究大家。范仲淹在蘇州創州學時，請孫復來講學，后來又推薦孫復為國子監直講，于太學任教。

在孫復看來，當時很多人為了科舉而讀書，這種讀法不能體察圣人之道，“復竊嘗觀于今之士人，能盡知舜、禹、文、武、周公、孔子之道者，鮮矣”（《寄范天章書一》）。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是“唐之制，專以辭賦取人”，孫復認為應當改變這種局面，讓世人更多地去體味六經之旨，同時也不要讀諸子的六經之注文，應當直接讀原經。

孫復的觀念在社會上產生了較大影響，清孫葆田在《重刻孫明復小集序》中稱：“當宋時談經者墨守注疏，有記誦而無心得。有志之士，若歐陽氏、二蘇氏、王氏、二程氏，各出新意以解經，蘄以矯學究專已守殘之陋，而先生實倡之。”在孫葆田看來，歐陽修、蘇軾、蘇轍、王安石、程顥、程頤他們在經學上都有自己的創見，北宋儒學大家的整體特點是側重義理，不重訓詁，以矯前儒的抱殘守缺之陋，開創風氣之人就是孫復。

孫復受韓愈影響，排斥佛老，他在《儒辱》一文中說：“噫！儒者之辱，始于戰國，楊朱、墨翟亂之于前，申不害、韓非雜之于后，漢魏而下，則又甚焉。佛老之徒，橫乎中國。”面對這種背棄禮法的局面，孫復號召：“儒者不以仁義禮樂為心則已，若以為心，則得不鳴鼓而攻之乎？”

孫復的高足石介也受范仲淹影響，他的儒學理念被視為宋代義理之學的先聲。石介受孫復影響也竭力排斥佛老，撰有《怪說》三篇，上篇專斥佛老。對于何為“怪”，石介一一解釋之。比如天、地、人三才各有常道，如果違反常道就是怪。對于其他的“怪”，石介又說：“髡發左衽，不士不農，不工不商，為夷者半中國，可怪也”；“忘而祖，廢而祭，去事夷狄之鬼，可怪也”；“老觀、佛寺遍滿天下，可怪也”。顯然這是在批判佛老，他認為這種狀況使得“周公、孔子之道，孟軻、揚雄之文，危若綴旒之幾絕”（石介《與士建中秀才書》）。

如何改變這種局面呢？石介認為應當“各人其人，各俗其俗，各教其教，各禮其禮，各衣服其衣服，各居廬其居廬，四夷處四夷，中國處中國，各不相亂，如斯而已矣。則中國，中國也；四夷，四夷也”（《中國論》）。石介主張把佛、老二教逐出中國，因為二教法亂中國已久，可謂罪莫大焉，如果不能將其趕走，就當以誅之，其態度極為堅決。

孫復也強調儒家的道統譜系，他將道統淵源上溯到了遠古的伏羲：“其道基于伏羲，漸于神農，著于黃帝、堯、舜，章于禹、湯、文、武、周公。”（《上孔給事書》）其弟子石介也持這種觀點，在《尊韓》中說：“噫！伏羲氏、神農氏、黃帝氏、少昊氏、顓頊氏、高辛氏、唐堯氏、虞舜氏、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者，十有四圣人，孔子為圣人之至。噫！孟軻氏、荀況氏、揚雄氏、王通氏、韓愈氏，五賢人，吏部為賢人而卓。”

宋初三先生雖然沒有形成完整的理論，但他們的開創之功為后世所肯定。侯外廬、邱漢生、張豈之主編的《宋明理學史》中評價說：“宋代的理學由胡瑗、孫復、石介而始倡，至周敦頤、張載、二程而發展，至朱熹、張栻而完成。因此，‘宋初三先生’胡、孫、石之功就被說成是‘上承洙泗，下啟閩洛’，這是符合歷史實際的。”

對于范仲淹的引導之功，蘇軾在《文正公贊》中說：“有宋文明之運，實自公始。”范仲淹并沒有研究經學的專著，四庫館臣提要稱：“仲淹人品事業卓絕一時，本不借文章以傳。”但他的經學觀點仍然散見于一些文章中。比如他認為“博識之士，當于六經之中，專師圣人之意”（《與歐靜書》）。在他看來，六經各有其重要性，“圣人法度之言，存乎《書》；安危之機，存乎《易》；得失之鑒，存乎《詩》；是非之辨，存乎《春秋》；天下之制，存乎《禮》；萬物之情，存乎《樂》”（《上時相議制舉書》）。可見，他強調尊經，認為只有研讀經典才能培養出“使斯人之徒輔成王道”。

總體而言，范仲淹最擅長研究《易》，《宋史》本傳中稱其：“泛通六經，長于《易》。學者多從質問，為執經講解，亡所倦。”范仲淹撰有《易義》，主張解《易》要“隨義而發”，不重注疏，乃是以義理說《易》，強調“經以明道，文以通理”。他在《易兼三材賦》中稱：“昔者有圣人之生，建《大易》之旨。觀天之道，察地之紀。取人于斯，成卦于彼。將以盡變化云為之義，將以存潔靜精微之理。”此語的后段即有“義”和“理”字。他的解經方式被胡瑗、孫復、石介、李覯等人發揚光大，從而形成了“慶歷易學”。

在范仲淹看來，“《易》兼三才，天人合一”，可以以此來創建和諧社會。他的著眼點更多的是通過研讀經典來培養經世致用之才。南宋潛說友在《吳郡建祠奉安文正公講義》中稱：“公之所以深服乎人心而莫間于今古者，只是就仁義上立腳，做了天地間第一等人而已。”范仲淹不僅使自己成為天地間第一等人，還培養了很好的尚儒風氣，正如他在《上時相議制舉書》中說：“善國者莫先育才，育才之方莫先勸學。”在育才與勸學方面，范仲淹的確起到了巨大的作用，錢穆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說：“宋代士大夫矯厲尚風節，既自希文啟之。”

北宋時期像范仲淹那樣伯樂級的人物還有歐陽修，曾鞏、王安石、三蘇等一流的人物都是通過歐陽修的揄揚而為世人所知，從此名揚天下，所以他也是一位有著深遠影響的宗師級人物。

歐陽修是當時古文運動的領袖，他的道統思想主要表現在“文統”論中，主張“文與道俱”。這種思想本自韓愈，歐陽修在《答張秀才第二書》中稱：“君子之于學也，務為道。為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后履之以身，施之于事，而又見于文章而發之，以信后世。”對于其所稱的“道”，歐陽修的解釋是：“其道，周公、孔子、孟軻之徒常履而行之者是也，其文章則六經所載，至今而取信者是也。”

唐中晚期，孟子在儒學道統中的地位大為提高，這與韓愈的提倡有重要關系，到了宋代歐陽修更加強調這一點，認為“孔子之后唯孟軻最知道”（《答張秀才第二書》）。這種提倡使得儒家由“周孔之道”漸漸轉化為“孔孟之道”。錢穆在《朱子學提綱》中說：“自宋以下，始以孔孟并稱，與漢唐儒之并稱周公孔子者，大異其趣。此乃中國儒學傳統及整個學術思想史上一絕大轉變。”

本書從梳理儒學學派發展脈絡切入，縱觀解讀了近3000年中國儒學發展流變。以時代為經，以儒家各學派重要人物為緯，從儒學的開創為始，簡述儒家的核心概念，繼而講述其在漫長的中國歷史中嬗變的各個階段，并對不同階段儒家派別的起源、繼承和影響進行了詳盡的講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