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拉斯 | 除了智慧，沒有幸福可言

2023-07-05 16:24

來源：澎湃新聞·澎湃號·湃客

“除了智慧，沒有幸福可言。

我獨自一人生活了有十多年了，是我曾經擁有的最豐盈的生活。”

——杜拉斯

▲ 瑪格麗特·杜拉斯

我過去常想人與人之間教育的差異，氣候的差異，地理上的差異，年輕人和成人們。我想象生在印度支那和生在佛蘭德斯的區別，出生在一個受過不公正的待遇、遠離精神的土著學校女教師的家庭，和出生在一個富有卻沒心沒肺、只想著他的錢財的男人家中的區別。我相信這些差別，除了這些差別我從來沒想過別的。我再也不相信任何東西了。

對接踵而來的一代代人來說，已經沒有什么了不起的東西好推薦的了，除了純粹的智力，既沒有時代的結構又沒有形勢的支持。什么也不能填滿他們的心靈，精神不能，政治也不能，于是他們感到自己被拋棄了，他們選擇了經濟和社會的浪漫悲觀主義，要么是體育，要么是一種毫無天分可言、引起丑聞巷議的文學。但智力，他們回避的倒是更多。這是可怕的、燒毀的大陸，那兒什么也沒有，人們并不知道。這里沒有什么派得上用場。沒有什么是值得去學，值得一看的。所有的前因后果都消隱了。所有的相互關系。我們要么聰明到接近不可思議，要么就不是聰明。

我認為當我二十五歲的時候我已經是一位蒼老的婦人了。我讀《圣經》、馬克思，還讀一點克爾凱郭爾、帕斯卡、斯賓諾莎，但不讀黑格爾，也不讀薩特。我就在那兒，很自覺地，我想學習，我相信我們可以學習，我用了諸如經驗、生活之類的詞語。我相信可以從比我們年長的人，從自然界，從我們認識的事物、我們閱讀的書中學習。

就是看《圣經》的時候我不再學習了。我們浪費了很多時間。我再也不相信任何東西了。我們閱讀一本書，我們就成了那本書，沒有和寫書的作者這個主體有什么聯系。你看《勞兒之劫》，你就成了勞兒·V.斯泰因，你成了她，卻和我毫不相干。我在其間什么也不是，徹底結束了。是我創作了它。名字將繼續存在，這就是一切。我將為這種無名去死，為作者死去。我為寫作而死。寫作并不能幫助我多活一秒鐘。有助于存在的就是此時此刻，短暫的，稍縱即逝的。沒有任何別的概念。沒有很近的、即刻的計劃。即使過了一百年，《勞兒之劫》依然是一部古典作品，這與我毫不相干。人們認為“在身后留下什么東西”會有助于個人的永恒，這真是不可思議。真切、可怕的需要就是過日子。是全人類的絕望。絕望有它的“理由”。如果生是死的起源，那么逃避死亡又有何益？人們編造了眾神、詩歌和自殺，這真是可憎。但知道這一切都是些陷阱，人們可以活得更好。

要是到了2050年人們還在看《勞兒之劫》，我會死得更安心。唯一反對死亡的藥方就是自殺。

▲ 童年時期的瑪格麗特·杜拉斯

問題——我曾經說過，我還要重提——就是如何填滿生命的時間。最好是去填滿它而不是不去填滿它，因為忙碌中，有時會在這些迷人的時刻，人們忘記了死亡，忘記有限，忘記逝水流年。生活使生命無限。怎樣才能說服自己？那么最好就是不要再做我現在所做的事：寫作。最好就是無為。要是我們真能換點別的干干，比如無所事事，也許最好就是無所事事。但不要相信人們的所作所為會對死期大限有什么影響。死亡的觀念在整個的一生，牛、馬、人、傻瓜、天才身上都時刻存在，對無法永恒，注定要韶華逝盡的絕對的恐懼。為什么要害怕、畏懼死亡呢？現在的時尚就是否認死亡。去反對人類原先接受的死亡教育。不——死。

在廣島的殘疾人中有那么一個人，他無法入睡，兩年來他沒睡過覺，他因無法入睡最終死去，但兩年快結束的時候，他已經不能算是一個人了，他看著前來看望他的兒女卻一點也認不出他們了。他的心臟一直跳動著，時不時地他睜開眼睛看一看。他一點也不能動了。他一句話也不能說了。他胖了許多，他成了一堆只有眼皮還會間歇跳動的肉凍。大家知道眼皮這樣子跳是睡不著覺的。在廣島所有的慘劇中我最經常想起的就是這一樁。這位兩年都睡不著覺的男子。只有廣島才有這樣的事存在。它是無法解釋的。我從來沒能去解釋這一折磨。

女人身上有一種真正的野性，男人都是思想家的犧牲品，他們處在一種復制的狀態，習得的態度，對性的態度，對知識，對社會，等等。現在女人去森林，她們要比男人自由得多。

男人們就像1910年時的女人一樣娘娘腔，而我們，女人們就像1981年的女人一樣女性。男人在沿襲，女人則在開拓。所有男人給出的論據都是學來的，而女人給出的卻是她們創造出來的。

在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之間不可能爭吵。男人們都倦怠了，他們都有一點兒病態，有點兒自戕傾向，他們沒有真正的好奇心，他們有一種負罪感。未來是女性的。我這樣說的時候有點悲傷，因為我很希望未來是屬于兩性的，但我認為它是女性的。男人都病了，缺乏陽剛之氣，還有，還有。

我愛男人，我只喜歡這個。

▲ 鉛筆裙和雙色無帶淺口皮鞋：20世紀40年代初期，瑪格麗特就是時尚的標桿

應該結束對表達方式的成見。要是想展示一個場景，同樣也可以展示它是怎么拍成的，攝影機是怎樣拍攝這一場景的。攝影機拍出來的場景同樣是電影。給公眾展示電影是如何拍攝的，這也屬于電影。不讓攝影機露面，不把準備階段的東西展示出來，就和不把金錢、不把電影運轉的金錢列車展露出來是一樣的。在電影市場和石油、小麥、黃金、武器市場之間，有一種完全的等同。我讓攝影機露面。我向大家展示一部電影是怎樣拍攝的。人們說這里牽扯到了讓電影消亡的動機，而我這樣做的時候可能并沒有這樣的企圖。

常常在電影拍到一半，我對它沒有信心了，于是我放棄了，我無法抵擋這種被我稱作“謀殺”的誘惑。我想世界上所有的電影工作者都對我無比憎惡。我只愛自己的電影。我認為那些花幾億去拍片的電影工作者不能在影片上署自己的名字。而我肯定能在我所有的電影上署上自己的名字，就像我給自己的書署名一樣。要是有什么東西是署上我的名字的，那就是我的工作。

導演、電影制作者在我看來都屬于無產階級，是體力勞動者，是窮人。他們都處于被異化的境地。真正的自由就是這一理想，做自己想做的，相信自己可以無視命運。

有些人覺得不需要說話、不需要回答、不需要知道、不需要看，他們就在那兒，活著，但是，沒有其他的理由，只是把心臟關在胸膛的牢籠里，關在一個根據令人贊嘆的共有參照分布的神經系統里。我完全允許他們這樣，但他們不應該做美國電影的翻版，沒有這個必要。我有一種感覺，有很多精力是用在使人們保持一成不變上的，為了讓蕓蕓眾生按著老樣子，就是眾口一詞，在那里，已經不需要人口統計學的數據了。

在每個人身上都有一種可悲的、瘋狂的企圖：希望自己和所有人都一樣，這種認同從愛你，愛到要死，進而到愛每一個人，想要為愛你而死，又想自己和那些永遠都不會愛你的人一樣。人們想在愛中消亡，愛情是自我的終結，人們想以同樣的方式死去，也就是死于同一種愛情，也就是去找回這種不可能的、不被大家理解并接受的認同，對亂倫的認同。我對這一作為開始的方程式深信不疑，它是針對所有人的。

虛無，就是無限。這完全是平行的，是同一個詞語。生活是徹頭徹尾的虛無，是無限，在必須生活而日子又過不下去的時候，人們給虛無找了權宜之計。并不因為上帝不存在，人們就得自殺。因為“上帝不存在”這一說法沒有任何意義。什么都無法替代上帝的不存在。他的缺席是無法替代的、美妙的、本質的、天才的。讓我們處于快樂之中，由“上帝”這個詞引起的快樂的絕望之中。

▲ “女文人”，瑪格麗特 · 杜拉斯的護照上是這樣寫的。作家1955年在書桌前創作。

這很難讓人茍同，但我認為這也是明擺著的。《卡車》中的女人，她就是日復一日地生活在沒有上帝的快樂之中，沒有計劃，沒有任何參照，總是樂于去看，去看白天、黑夜，去遇上卡車司機和法共和法國總工會的骯臟的家伙。

快樂的絕望并不是活下去的理由，而是不自戕的理由——自戕是天真的，是精神的懦弱。生命在那里，在每個人身上，它是給予的，盡管簡單卻奇妙，為什么拒絕這難以解決的挑戰。拒絕生命就是信命。我們無法走出去，生活就是劫后余生，不可能有另一種生活方式。自殺是愚蠢的，在否定的時候卻給了生命某種意義，什么都沒有，除了生命。所有人都有逃離生命、自殺的方式，但所有的民主都有它的天真、貧乏之處，甚至現在的這個民主。生活沒有別的答案，除了活下去。

孩子們的笑，他們的快樂，他們的瘋笑，似乎這才是生活唯一的、真正的需要。

一切的一切，最天真的應該是薩特。所有的理論、所有的思想都是泛濫的。就在我寫下這些的時候，對我來說還是完全真實的。我們只應該一板一眼地描寫現實：晚上九點，六月末，炎熱，越過高高的籬笆是夜晚昏黃的光線。我記下了這些荒誕。

對政治的失望，我從沒有從中恢復過來。從來沒有。就是越過了這份天真我成了一名作家。對薩特和其他人來說，光有戰斗精神是遠遠不夠的，應該走上講臺。傳播思想，那里才是最合適的，因為人們都渴望聽到理由。這便是天真的所在。幸福，就是對無法滿足的認知，認識到我們都處于無法滿足的境地，同時這個問題是解決不了的。這是個偽命題。進行法國大革命、喚起大眾或許是必要的，但說不準這根本就是天真。說不準這一假說，它給機制，給馬克思主義造成的危害最大。要是馬克思主義完了，就是因為這種從法國大革命以來到1917年俄國革命期間形成的思想和命運，也就是人民的幸福這一概念。所有人的幸福向來不能帶來個人的幸福，而個人的幸福同樣無法帶來所有人的幸福。幸福的概念是個人的、個體的、個人主義的，什么情況下都不可能從全社會的角度去實現。社會不能決定幸福。要是我的幸福是去偷、去殺人，社會是不會賦予我這份幸福的。最根本的愚蠢就在于這種對馬克思主義道德觀的解讀中。

▲ 瑪格麗特和兒子“烏塔”在圣伯努瓦街的寓所里（1948年）。她非常愛他，把他看得比一切都重要，不停地親吻他。

可悲的是幸福是屬于個人范疇的，它不是社會所給予的。幸福現在成了一個倒退的概念，是一種社會學的愚蠢，但這也許是本質的。

我呢，給我的存在以新鮮感的——我希望它只在我死后才停止——就是人們創造了上帝，還有音樂，還有寫作。絕不是十字軍東征、馬克思或是大革命，毋寧說它是所有波德萊爾的詩歌，一首蘭波的詩，所有貝多芬、莫扎特、巴赫，還有我自己。我想大革命給人類、給人類的思想史都帶來了危害。我想這就是我曾經信仰并加入多年的主義，這是深邃的愚蠢——從嚴肅意義上而言——就像人們所謂的深邃的智力。現在我們千方百計要擺脫的還是，總是這種主義，它讓人不再自由地去感受新鮮事物，即興的東西，去聆聽女人的、孩子的、瘋子的聲音，等等。一切都被僵化了、固定了。這就是病。

除了智慧，沒有幸福可言。我認為像盧梭、蒙田、狄德羅這樣的人企及了幸福。

我談母愛談得很多，那是因為它是我所知道的唯一的無條件的愛。它永遠不會停止，是所有艱難歲月的港灣。對此毫無辦法，這是一場災難，世界上唯一的，美妙的。

我獨自一人生活了有十多年了，是我曾經擁有的最豐盈的生活。

《杜拉斯傳：我的生活并不存在》

[法] 勞拉·阿德萊爾著

袁筱一譯

大方 | 楚塵文化

2022年03月

定價：168.00元

推薦理由：

該書作者勞拉·阿德萊爾與瑪格麗特·杜拉斯交往12年之久，期間采訪了許多與杜拉斯生活相關的人物，包括她兒時的鄰居和當地政府，因此掌握大量私密信件、照片和手稿。她以詳盡的采訪、冷峻的敘述和嚴謹的解讀，直面杜拉斯生命中的真實和謊言——書中的真實遠比作者本人所經歷的一切更加真實。

《愛、謊言與寫作：杜拉斯畫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