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青年作家張玲玲與評論家黃德海、作家走走一起做客衡山·和集書店，與讀者們分享她是如何成為職業(yè)寫作者的以及新作《夜櫻與四季》的相關(guān)創(chuàng)作過程等。活動由編輯張詩揚主持。

《夜櫻與四季》是青年作家張玲玲繼《嫉妒》之后的第二本小說集，書中收錄的作品大多寫于2020年至2022年，講述了行走和漂泊在中國大地上的不同女性角色：暮春的上海，在天臺上和人爭論自己劇本的戲劇系女大學(xué)生；夏季山洪過后來鎮(zhèn)上尋找愛人，卻決定與之分手的女人；越來越濃的秋意里，執(zhí)著想要找回失蹤丈夫的外來船員的妻子……

相比于前作《嫉妒》，張玲玲表示：“最顯眼的變化大概是，不再依賴強戲劇性題材，故事里的人物仍然面臨許多懸疑時刻，但這是生命本身提供的，是人在面對存在本身那種不自覺的困頓與惶惑。”

張玲玲/著

上海文藝出版社

2020年，張玲玲辭職離開上海，成為全職寫作者，并開始了輾轉(zhuǎn)各地的生活。她在后記里特別提到了在廣西生活的一年，她說自己“不可避免地懷抱著重建生活、搜集素材的期望”，所以她時常寫下自己對生活的種種觀察，如她所說：“我對生活的感受也一樣，我們都隔著玻璃看，卻無法參與其中，這些陌生的邀請總是讓我很感動。”

近日，張玲玲與評論家黃德海、作家走走一起做客衡山·和集書店，與讀者們分享她是如何成為職業(yè)寫作者的以及《夜櫻與四季》的相關(guān)創(chuàng)作過程等內(nèi)容。活動由編輯張詩揚主持。

“我當(dāng)時在寫第一本書《嫉妒》的時候，其中一篇小說的素材收集了一部分，但當(dāng)時沒寫出來，為了這篇沒有完成的小說——也即《洄游》（寫漁嫂群體），寫了這樣一本書，等于說，整本小說集都在圍繞著此一主題不停地回旋、深進，在不同位置上進行敘述。”張玲玲向讀者傳達了這本書創(chuàng)作的最初動因。她此前做過7年的財經(jīng)記者，后來又去做了影視版權(quán)相關(guān)工作，第一本書是在公司里完成的，“白天上班，晚上寫作”，而《夜櫻與四季》則代表了她從兼職小說家到全職小說家的過程。

活動現(xiàn)場圖

談到這本書的閱讀感受，走走用了“憂婉”一詞，她認為這本書里有很多女性心事。“我說的‘憂婉’的‘婉’并不是委婉，而是婉曲、曲折的心事——每個人都想為對方考慮更多，但正是因為這個原因，產(chǎn)生了無數(shù)的岔道。”她舉例如《四季歌》，里面的人兜兜轉(zhuǎn)轉(zhuǎn)，其實也沒有走出漩渦；又如《面具》，幾乎用了獨白書信的方式陳述自己的內(nèi)心掙扎等，“那種孤獨感，就如夜晚的櫻花，在四季輪回反復(fù)。”

黃德海則用了“幽深”一詞。他不太同意走走的描述，他覺得張玲玲的小說寫得挺用力氣的，是直來直去解決問題的小說。“它并不是沒法傳遞給對方，而是我用了所有努力，也不過傳達了這一點點。”在這一層面上，他認為這本小說集寫的是親密關(guān)系和疏遠關(guān)系之間的一種狀態(tài)，張玲玲講述的不是愛情，是愛。“我覺得這個小說集的題目起得很好。《夜櫻與四季》，什么東西能經(jīng)得住時間的流逝？什么東西又能經(jīng)得住四季輪換？一開始再好的起點、再充分的交流，都會因為一個沒有完全嚴絲合縫的縫隙而擴大為一片海洋，把所有人都沖散。這本書最后有點像散了一地的櫻花，這是一本離散之書。”

張玲玲回應(yīng)這一問題時說道：“我的小說人物很多都是從中年才開始相遇，每個人有過幾段感情史，有些過去，你可以這樣講也可以那樣講，但還是無法窮盡。”在她看來，這就是不同位置上，不同處境的不同人對待記憶和前史的方式。

而走走對張玲玲提到的小說訴說情感的部分是中年敘述這一點表示意外，她反而覺得是很青春的訴說方式，“因為中年人恰恰不會再講述任何前史，我見到你就是從你開始。”張詩揚則表示在編輯這本書時，便充分感受到了里面所流淌的那種充沛的情感張力。

活動現(xiàn)場

而關(guān)于創(chuàng)作小說時如何選擇人物，張玲玲先是提到了采訪時遇到的一個解讀，“說我寫的多數(shù)是文藝女青年，這是我堅決否認的。”“我接觸最多的人其實是白領(lǐng)，沒那么極端，不大漂浮在生活之上，習(xí)慣用一套理性和實用主義的方式考慮問題的一群人。”

在她看來，她們每個人穿得都挺好，但過去和故事都被遮蓋了，而這才是她經(jīng)常書寫的女性。她在選擇素材時會考慮多樣性和切身性的特點，比如商人群體，她曾接觸了快七年，但“恰好他們是我最不愿意寫、也無法書寫的群體”，直到讀到溫弗里德·塞巴爾德的《移民》，才覺得有寫出的可能性。在《洄游》里寫漁民也是因為爺爺是海員，她認為“找到合適的切口，這樣才能不過度懸浮。簡單地以共情抵達，還是稍微輕便了些。”

但讀者和作家間存在“誤讀”也許正是文學(xué)豐富性的表現(xiàn)，比如走走認可她提到的小說人物的“職業(yè)性”，但她也認為張玲玲的女性角色是具有文藝性的，“我從來不覺得文藝青年是貶義詞，恰恰是文藝性，和文藝的抒情性讓我們的生活變得濕潤。”她說：“小說中所有理解細小微塵一樣的生活與生命的人當(dāng)然是文藝性的。”而黃德海則表示一切其實可以理解為普通人的飽滿情感找到了抒發(fā)的出口，只是這個出口有不同的方式。

從第一本小說集到第二本小說集，張玲玲直言前者寫的大部分是外部化的、人在空間中的行動，而寫后者時，她有了一個更強烈的感覺，“陌生未必產(chǎn)生自你和他人相遇的時刻，而是你和自我對峙的時刻，是自我的過去被否定的那一刻。”

在“離散”的主題下，怎么寫希望呢？她提到了最喜歡的小說家愛麗絲·門羅寫的《逃離》，“當(dāng)我在設(shè)計小說線的時候，我想要往回溯，你的方式有時取決于你的生命經(jīng)驗，我在返溯自己的時候，也經(jīng)常被很多過去的時刻驚嚇到。即便如此，我還存有希望，我想它總得還要有個飛躍。”這是她創(chuàng)作小說時一個常用的方式，“你不是在一條環(huán)狀線上來回反復(fù)，你尋找的是超越之線。”

活動現(xiàn)場

在《四季歌》里，她便用回溯的方式做了一個小小的勾連，如何與新人開始？如何展開下一段生活？這是她想和讀者表達的東西。“四季的循環(huán)往復(fù)讓你覺得特別無趣，但是往復(fù)之中，也有時間的能量，春天依然會來。如月的陰晴圓缺，有低谷，也有回升。”張玲玲如此說道。

她還說在小說中一直嘗試解釋自己寫的僅僅是現(xiàn)實經(jīng)驗的速寫。“英國有一個小說家阿莉·史密斯，她小說寫得特別快，她要跟新媒體比速度，只要有新事件發(fā)生，她就立馬納入到小說寫作里。她有一個特別好的觀點，也就是說，反正今天小說是留不下來的，那就輕松一點吧。不再想著去寫經(jīng)典，寫穩(wěn)固的教堂一樣的作品，但也在寫，誠實地記錄一點東西也比假裝塑造一個東西要好。”

原標(biāo)題：《張玲玲×黃德海×走走：誠實地記錄一點東西也比假裝塑造要好》

閱讀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