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乃器（1897年—1977年），中國近代政治活動家、經濟學家、金融學家和文物收藏家。章乃器曾將收藏的大量重要文物捐獻給故宮博物院與中國國家博物館，2017年中國國家博物館曾舉辦“愛國情懷——章乃器捐贈文物展”，挑選了他捐贈的新石器時代玉器、明清瓷器等130余件珍貴文物展出，從中可以充分感受到章乃器先生的愛國情懷。

澎湃新聞獲悉，記述章乃器從出生到逝世81年間生平的編年體著作《章乃器年譜長編》近日由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出版首次出版。這部專著由潘大明擔任主編與主要作者，青田章乃器研究會編。該書全面記錄了章乃器生平與參與的各種活動，特別是在一些重大歷史事件中的作用。澎湃新聞特選刊《章乃器年譜長編》 形成記與章乃器文物捐贈的介紹與條目。

 2017 年“愛國情懷——章乃器捐獻文物展”在中國國家博物館舉行

章乃器舊影

《章乃器年譜長編》書影

一

大約是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后期，我主動要求從政府機關的秘書崗位調動到一家文化機構工作，為的是靠近自已鐘愛的歷史文化。自此，便接觸到“七君子”事件和事件的當事人，對章乃器產生了極大的興趣。他在救國會建創時期、“七君子”事件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何況在不少人眼中他不是純粹的“文人”，以一個銀行界人士的思維方法，寫出一系列視角獨特、語言尖銳、觸及社會本質的文章，讀來令人酣暢淋漓，而且他還是一位個性鮮明、命運多舛的歷史人物。

記得那時，我每天騎著自行車到地處滬上西南角的徐家匯藏書樓看舊書，閱讀封塵已久的他編著的《新評論》《激流集》《中國金融貨幣問題》《救亡情報》等，中午以小鋪子里賣的包子充饑。此后，特意出差到北京，住在大柵欄的小旅館里，冒著酷暑采訪了羅叔章、徐雪寒、吳大琨等人。記得采訪章乃器女兒章畹是在她住的筒子樓里，她的丈夫和兒子都在，快人快語的她講述了許多她與父親的往事；采訪孫采蘋是在她家的客廳里，老人眉清目秀，一看便知系江南閨秀出身，她很少回答我的提問，許多由她的兒子回復——他聲音不大，語速緩慢，一字一句似乎都經過深思熟慮。回到上海后，我相繼發表了《真君子章乃器》《女中豪杰胡子嬰》《從〈新評論〉到〈救亡情報〉》等文章。1995年我的第一部專著《七君子之死》出版，其中一部分內容涉及章乃器，書中對這一歷史人物進行了梳理。掐指算來，我把章乃器作為研究對象，已經有三十余年了，其間也有擱置，中途轉行從事電視新聞第一線的采編，此項研究只能告一段落。不過，我依舊關注著七君子研究，公開的相關出版物和新的研究成果始終在我的視野中。

二

一晃過去了許多年，時值二〇一五年末，出版社的朋友來電說，明年就是“七君子”事件發生八十周年，你過去寫的《七君子之死》可以做個修訂本。這樣，我又回歸研究七君子的隊列中。我在原書稿的基礎上重新寫的《長河秋歌七君子——1936年七君子事件與他們的命運》，很快擺放到了編輯的面前，并列入選上海重大文藝創作項目。出版后社會反響不錯，認為以七人為集合體的獨特視角，在豐富的史料、縝密的分析和研究基礎上，通過紀實文學與論述相結合的手法，把文學、歷史學、哲學、社會學融于一體，感性地還原歷史，理性地揭示歷史的必然，是一部可讀性強的探索現代知識分子心路歷程的著作。之后，又舉辦了研討會。 值此，韜奮紀念館負責人上官消波找到我，說是要辦七君子的實物圖片展覽，此事正合我心意，一拍即合。于是，決定去青田、嘉興、常州、安福拍攝一些照片，收集一些資料。

“七君子”等相關題跋

七君子在馬相伯寓所前合影。前排左起為沙千里、史良、馬相伯、王造時、李公樸，后排左起為杜重遠、章乃器、鄒韜奮、沈鈞儒

初春，到達甌江畔的鶴城，天有些反常，出奇的悶熱，我脫了棉外套，有點衣冠不整的模樣，便走進政府大院。青田章乃器研究會負責人趙君皓還以為我們是來推銷什么產品的，有些遲疑。當我們說明來意后，他便十分熱情地接待了我們。此后，便開始了數度合作：辦展覽，出圖文錄，開研討會。

二〇一九年秋冬，我建議在青田舉辦章乃器研討會，提前一天到達開會的地方，與新老朋友見面自然高興，話題聚焦到章乃器研究上。我表示，現在一般研究者苦于缺乏新的史料，一些基礎性的研究書籍也缺，比如年譜，現在能夠看到的只是簡譜、大事記，有的還錯誤百出，如能做一本年譜恰合時宜。在一旁的不少朋友表示贊同，也有朋友表示沒有精力完成。這樣，我們也就不再議了，繼續開研討會。

三

回滬不久，庚子新冠病毒肆虐，我采取寫作人在避疫時通常的做法，寫字看書，幾乎每天兩點一線地從家里跑到辦公室，作《湮沒的帝都：淮河訪古行紀》。該書稿進入尾聲時的某個傍晚，我站在辦公室的窗前，俯瞰城市空落落的街景，突然想到上年末與朋友們的對話，于是與趙君皓聯系，設定做十萬字的《章乃器年譜》。春夏之交，年譜的立項工作已經完成，進入了實施階段，我制定了編撰的方案、體例，做出樣稿，明確分工；對自己長期積累的資料進行梳理、摘要，派出工作人員去上海圖書館查閱相關圖書報刊。不久，十萬字的《章乃器年譜》已成雛形。

事情總在發生變化，在走訪民建、工商聯研究專家王昌范時，他談及新近出版的《施復亮年譜》大約在三十余萬字，章乃器年譜十萬字的容量顯然小了。我的老友馮勤正在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主持“晚清以來人物年譜長編”叢書的工作，他建議擴大容量，將“章乃器年譜”列入長編系列出版。 

章乃器（右一）與同學合影

由于史良被關押在女監，無法與其他六人合影，當時的報紙、雜志在刊登照片時，把史良的頭像加了上去

章乃器經歷晚清、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三個歷史時期，人生跨度八十年，一生跌宕起伏，又是一些有影響的歷史事件的重要當事人和參與者，留有數量不少的紀念文章、回憶錄，且自身勤于筆耕，著作頗豐，又擅于演說，留有一部分演講稿。紀念、回憶文章可以讓今天的人了解他不同時期的活動；他的著作文章、講話，清晰的反映了他的思想發展脈絡、人生追求，做成長編具有一定的客觀條件。同時，充分使用好這一個題材，不浪費大量的珍貴史料，以年譜長編的形式反映這位歷史人物較為完整、真實的面貌，也是我們這一代學人身上肩負的責任。

這樣，我把朋友們的建議、自己的想法，與趙君皓溝通，在達成共識后，依照年譜長編的要求去做。

四

做年譜是一樁花死力氣的事情，不查閱大量資料榨不出滿滿的干貨。而且，容不得半點的想象和假設，只能用科學的方法進行排列、比對、分析、判斷，去偽存真、去蕪存菁，探尋最接近真相的歷史。

這一個活做起來蠻是枯燥，為了求證章乃器某一天的活動，需要查閱不同的資料。如果沒有當初對這一位歷史人物的偏好，就無法繼續。例如，對于他的文章的寫作、發表日期，需要考證。除了收錄集子已標明發表或寫作日期的外，還有一部分僅標明發表在某某周刊、月刊的第幾輯上，需要考證當期的出版日期，或查閱原發表的雜志刊物，或對周刊、月刊出版日期進行推論。當然，每次枯燥乏味的考證過后，能夠得以驗證、發現新的史料，亦足以令人開懷。抗戰勝利后，章乃器由重慶返滬的時間，以往不少回憶錄都認為在一九四六年的五六月份，據我掌握的史料分析，應在四月中旬。四月十二日民建中央遷至上海，召開了遷滬第一次常務理監事聯席會議；四月十八日《華南報》報道了章乃器參加《上海文化界聲援南通慘案，向當局抗議提五項要求》的活動。確認為四月中旬似乎無可非議。但是，是否可以再準確一些呢？ 我便電詢王昌范，章乃器是否參加了四月十二日民建在滬召開的會議？他查閱了《黃炎培日記》和相關史料，均沒有出席人員的名單，反倒在《黃炎培日記》四月十二日的記載中發現了四月十日上午，黃炎培和章乃器一起，與周孝懷等人進行長談的記錄。這樣，確定了章返滬的相對準確時間，修正以前的說法。

年譜還新發現了一些章乃器的活動，一九三八年初，他由香港赴安徽就職，在武漢做停留，參加了由馬相伯、鄒韜奮等人發起的國際反侵略運動大會中國分會成立大會，并被推為理事。這在以前的傳記、回憶文章中沒有寫到過。 

　李公樸、沈鈞儒、章乃器、王造時、沙千里、鄒韜奮（左起）在獄中合影

章乃器在全國政協會議上發言

年譜以年、月、日紀事，這樣可以自然而然屏蔽掉一些以訛傳訛的說法，還原歷史真相；也可復原被研究者、回憶者在特定社會環境下有意無意回避的事實；矯正因當事人模糊的回憶而引發的錯誤。因為，時間的順序不容忍事實存在的抵觸。例如，過去常有回憶文章說章乃器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隨毛澤東、周恩來去了蘇聯訪問，但我發現毛澤東等在蘇聯期間，章乃器依然在北京活動。他到底是何時去蘇聯的？許多資料并沒有確切的表述，他的回憶錄也沒有涉及這一點。我在查閱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出訪蘇聯的代表團資料時，終于搞清楚他去蘇聯訪問的時間、原因、身份……

五

這部年譜長編盡量收集章乃器在各個歷史時期公開發表出版的文章、著作，以此為主要依據，進行概述或摘要，重要的文章“雙管齊下”，既做概述又做摘錄，不做評說，力求客觀、準確、完整地反映他在各個不同歷史時期的思想觀點發展和變化，讓讀者對這一過程有充分的了解；以他的社會活動為主線索，輔助于生活狀況的表述，以某年某月某日發生的具體事情進行體現。我在查閱大量相關史料時，發現不同時期的回憶者、寫作者或褒獎或貶抑，編者僅取事實部分，刪除褒貶，以求客觀。

1936年，左起，王造時、李公樸、鄒韜奮、章乃器、沙千里、沈鈞儒

書稿送交出版社后，他們認為它體現了資料性、學術性、傳記性相統一的特點，是首部反映章乃器一生經歷的年譜長編，并申報2021年度上海市圖書出版專項基金資助項目獲得成功，這更激發我們努力做好編撰工作的熱情。為什么說是“我們”呢？這本年譜大部分內容由我撰寫完成，也有朋友百忙中抽出時間參與，更令人欣喜的是一些年輕的學子在他們導師的推薦下加入撰寫團隊，有復旦大學馬院、蘭州大學新聞學院研究生，他們整理、摘要了章乃器在《新評論》、重慶《大公報》《華商報》《人民日報》上發表的文章以及相關報道，我根據年譜的要求進行取舍和編寫，他們的認真勁，讓我看到這一研究后繼有人。由于種種原因，直到他們中有的已經畢業了，尚沒有出版。現在六十余萬字的《章乃器年譜長編》終于問世了，曾經的遺憾成了過去。 

附：章乃器捐獻文物精品選 

青銅臣辰父乙卣

青銅臣辰父乙卣。商。 通 高 42.8 厘米，最大徑 19.8 厘米。直口，長頸，腹下垂，圈足。獸頭繩紋提梁。蓋沿、頸、足各飾有兩組獸面紋。此卣造型精美，紋飾簡單、工麗。河南洛陽出土。 

青銅亞口父癸鼎。商。高24.8 厘米，寬 20.8 厘米。體圓，深腹，三柱足，雙立耳，方口沿。頸飾渦紋間飾夔紋，腹飾蕉葉紋。銘文“亞□父癸”4 字在器內壁上。 

青銅亞酗父丁鼎

青銅亞酗父丁鼎。商。通高22.7 厘米，寬 18.3 厘米。長方體，平口折沿，上立雙耳，深腹，平底，四柱足。足根部飾饕餮紋。

青銅□簋

青銅□簋。商。通高 14.2厘米，口徑 19.7 厘米。折口，直壁深腹，雙耳，圈足。頸飾獸面紋一周，間有凸起犧首兩個。圈足飾獸面紋。耳上部飾獸頭，下有垂珥。器內有銘文。 

青銅獸面紋斝

青銅獸面紋斝。商。通高 34厘米，寬 27.5厘米。體形較大。通體紋飾精細。 

青銅蟠虺紋戈

青銅蟠虺紋戈。商晚期。通長 26.6 厘米，寬 8.7 厘米。有闌曲內式，援呈長條牛舌狀，有上下闌，內彎曲幅度較大。鑄造精良，內上蠶紋生動、寫實。 

青銅獸面紋鼎

青銅獸面紋鼎。西周。通高 62.9 厘米，寬 49 厘米。口徑 45 厘米。圓式，立耳，平沿外折，柱足。口下及足根部飾獸面紋，另有扉棱作裝飾。 

青銅越王劍

青銅越王劍。春秋。通高 25．8 厘米，寬6.4 厘米。劍殘。兩從平行，厚格呈凹字。鳥篆書銘：“戌王州句，自作用劍。”此劍非常精美。 

半山型彩陶罐

半山型彩陶罐。新石器時代。高 14 厘米，口徑 6 厘米，底徑 5.4厘米。紅色胎土，器身黑彩繪網格紋和菱形紋。 

青釉三系罐

青釉三系罐。隋。高 17.6 厘米，口徑 4.5厘米，足徑 6.5 厘米。器身施青釉，釉色青中泛黃，外部施釉不到底，有垂釉現象，釉面開細碎紋片。底無釉。  

竹雕竹林七賢圖筆筒

竹雕竹林七賢圖筆筒。清。高11.9 厘米，徑 5.9 厘米。筒身較細瘦，圓口，三矮足。外壁光潔紅潤，色如蒸栗。紋飾主題為竹林七賢并童子共10 人，分作二部四組。 

沉香木雕山水人物紋銀里杯

沉香木雕山水人物紋銀里杯。清。最高 6.1 厘米，最大口徑 5 厘米。此杯為一套 10 件．杯內鑲一層銀里。紋飾刻畫粗樸中別具一種韻味，是沉香木雕中的優秀作品。

《章乃器年譜長編》中的收藏捐獻條目

1948 年（民國三十七年） 52 歲

8 月 16 日 資助史學家翦伯贊在舶寮島主持考古活動。該活動由章乃器創辦的香港南方學院主辦，香港大學教授馬鑒、侯寶璋，香港史地學家葉靈鳳，香港達德學院教授鄧初民，南方學院院長林煥平及學生六十多人參加了發掘，《華南日報》《華僑報》的記者也到場采訪。考古獲得了石斧、陶片等新石器時代的遺物。

 1949 年 53 歲

4月9日 章乃器等三百二十九名北平文化界人士發表聯合聲明，聲討南京國民黨反動賣國政府盜運文物的罪行。 

 公余之暇光顧文物市場，主要是隆福寺和琉璃廠的店鋪，還有東大地（今紅橋附近）的地攤。

 1950 年 54 歲

  2 月 11 日 晚，邀請鄭振鐸、宋云彬、趙萬里等吃飯。席間，展示收藏的《李龍眠阿房宮圖》，說：“此非贗本，大可觀賞。”

 1953 年 57 歲

  12 月 9 日 致函鄭振鐸。  

  摘要 我四十天以后就要搬家。為圖省事，我希望您局能在搬家前或搬家后不久將我的一批文物接收過去。否則，一起搬過去，將來又搬您們那里去，十分費力，放在原處過久不放心，占了別人房子問題也多。如何先請考慮，不久將面謁作決。 

  12月 17日 致函上川企業公司董事長李桐村，表示：“我所支用之款，全數購買古物；年來工資收入，用過有余，亦均投入古物。現擬定全數贈送中央文化部。” 

 1954 年 58 歲

 1 月 鄭振鐸從故宮派來六位專家接收文物，“父親敞開所有的櫥柜任其挑選，大概篩選了一個月，有 1100 余件藏品入選。像商代毓祖丁卣、亞父巳簋、西周奪卣、春秋越王劍、唐邢窯白釉瓶、宋龍泉窯青釉五管蓋瓶、清代竹雕、饕餮紋三足雙耳鼎等精品，都在這次進入了故宮的珍藏”。

 1955 年 59 歲

  是年 向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捐贈一批文物。

 1957 年 61 歲

11 月 5 日 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就上川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的原股東起訴章乃器，要求判令被告“清算上川企業公司賬目”一案首次開庭。 

原告以“抗拒企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逃避工商管理”“偷稅漏稅”“私放高利貸”“破壞外匯管理”“隱匿逆產”“進行囤積投機買賣”“侵561占公司資金”等進行起訴，并要求法院凍結章乃器的存款、查封收藏的文物。“父親在法庭上據理陳述，對方語塞。當時法院曾出面調解，但原告反對。”

 1963 年 67 歲

   5 月 29 日 “個別人根據某些片面之詞”，具狀給原審法院，“謊稱父親已將家存文物取出換掉”。

11 月 11 日 原審法院再度做出裁定，將章乃器家存文物全部予以清點，就地查封，并暫先執行。章翼軍寫道：“當天，由副庭長率領審判員、書記員、法警、民警、街道干部等約 20 人以襲擊方式突入父親住宅，脅迫父親同意立即查封，被拒絕。父親婉轉地陳述了理由，并請求不要暫先執行。他們置若罔聞，就開始點文物，就地查封。” 

 1964 年 68 歲

6 月 16 日 向最高人民法院遞交上訴狀,再次申述理由,并提出自己的意見：  

8. 關于捐獻文物曾否經過協商問題。原告中不少人都是很清楚的。當時上川公司董事長李桐村是完全知道的；公私合營銀行負責人資耀華也是同意的。

 1986 年

5 月 15 日 “征集文物展覽”在北京的中國歷史博物館開幕。展出的三百多件文物是中國歷史博物館從多年來收購和接受私人捐贈的五千多件文物中精選出來的，其中不少文物由孫照、章乃器兩先生的家屬及其他人士所捐贈。如倪瓚《水竹居圖軸》、徐有貞《桃花書屋圖軸》、周臣《滄浪亭圖卷》、文徵明《真賞齋圖卷》為孫照先生的家屬捐贈；新石器時代的青玉回紋環、商代人面夔龍紋銅弓形器等為章乃器先生的家屬捐贈。

 2007 年

   9 月 29 日 下午，章乃器先生捐獻文物展在北京故宮博物院景仁宮舉辦。在故宮博物院收藏的文物中，有一千一百九十二件來自章乃器的捐贈。這些捐贈文物分為青銅器、陶瓷、石器、雕塑、玉器、貨幣、竹木牙角和漆器等幾大類，可謂種類繁多，數量可觀，幾乎涉及古代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出席開幕式的有耿寶昌、胡德平，以及李濟深、黃炎培、章伯鈞、程潛、馬敘倫、胡子昂、盧作孚、沙千里等的后人。展覽至翌年四月二十六日結束。

 2010 年

7 月 故宮博物院編、李米佳主編的《捐獻大家章乃器》，由紫禁城出版社出版。 

 2017 年

   12 月 28 日 “愛國情懷——章乃器捐獻文物展”在中國國家博物館開幕。此次展示的一百一十余件文物是從章乃器及其家屬捐給中國國家博物館的文物中精選出的，分為吉金重寶、照鑒古今、玉器之美、陶風瓷韻四大部分，包括青銅器、銅鏡、玉器、陶瓷等，上至新石器時代，下到清朝。 

  中國國家博物館館長呂章申說，國博特別策劃這個展覽，以紀念章乃器“變家傳之寶為國傳之寶”的愛國情懷，并表達對一直以來為博物館事業無私奉獻的文物捐獻者們的敬意。展覽將持續至二〇一八年一月三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