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6月10日，由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北京大學現代中國人文研究所和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聯合舉辦的“錢理群學術思想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學術研討會在北京大學舉行。來自國內外的多家高校和研究機構的三十余位學者與會，圍繞錢理群教授的學術思想、治學精神、教育理念、社會參與等議題展開討論。北京大學黨委常委、副校長王博出席并致賀。會議分六場進行，分別由北京大學中文系黨委書記賀桂梅、北京大學現代中國人文研究所副所長王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副會長薩支山、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孔慶東、北京大學中文系現代思想與文學研究平臺主任吳曉東主持。

一

錢理群：想大問題，做小事情

錢理群先生主題演講

我把自己的學術研究分成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1981到2002年，我在學院任教的二十一年，是文學領域的專業化研究的時期，一方面是魯迅、周作人、曹禺研究，另一方面是中國現代文學史研究。第二個時期是從2002年延續到2022年，退休二十年，從事超越文學的人文學研究，包括知識分子精神史研究、民間思想史研究、當代政治思想史研究，此外，還寫了語文教育、思想隨筆、退思錄等。第三個時期則是在2012年就已經開始，我的研究重心轉向回歸生命本源的思考，包括回歸故土、回歸自然和回歸日常生活幾部分。

在人生道路上我有三大獨立追求：第一，與七代青年的精神聯系；第二，建立北京大學和貴州安順兩個精神基地，自由游走于中心與邊緣、上層與底層、精英與平民之間，真正做到從中國社會各個層面看中國；第三，理論創造與社會實踐相統一的高度自覺，包括從七十年代的民間思想村落，到八十年代參與思想文化教育的啟蒙，到新世紀參與中小學教育改革、推動青年志愿者運動等。

下面具體談談我的現代文學研究和學人研究。我的文學史研究大體上分為三種體例：一是我和溫儒敏、吳福輝編纂的《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這是一本教科書式的文學史；二是我參與編纂的《彩色插圖本中國文學史》，把現當代的中國文學放在中國文學史當中進行研究和考察；三是我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編年史》，建立以文學廣告為中心的文學史系統，關注現代文學與出版、現代學術、現代教育的關系。如此，我個人書寫和參加集體寫作的中國現代文學史著作就有了七大部。從1987年《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到2023年的《中國現代文學新講》，我三十六年如一日，持續耕耘，始終堅守中國現代文學史研究的學術領域。除了我對這門學科的傾心熱愛之外，還有一個巨大的動力，就是我的導師王瑤先生對我的囑托，要堅守他參與開創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學術傳統。今天，八十四歲的我完成了這七大本中國現代文學史研究的專著，終于可以在這里告慰王瑤先生的在天之靈。

錢理群、溫儒敏、吳福輝著《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

董乃斌，錢理群編《彩色插圖本中國文學史》

錢理群編《中國現代文學編年史：以文學廣告為中心》

錢理群著《中國現代文學新講：以作家作品為中心》

其次，我要匯報的是我的學人研究——對現代文學三代學人的研究。

樊駿對第一代的學者有過重要的概括。第一代學人大多是具有左翼取向的革命知識人，他們把自己在學術和文化領域的專業工作視為推動社會進步、民族解放的組成部分，往往有著更多的政治色彩和意識形態方面的自覺性。第一代學者中開創為學術而學術的傳統的則是錢谷融先生，在他看來，文學、藝術、學術研究具有一種內在的自主性，本身就足以產生生命的愉悅的意義，他將自己的生命投擲其中，無論在什么樣的境地里都能保持從容自在的狀態。

第二代學人自覺地承擔了歷史中間物的責任與使命。他們在學術上的最大貢獻就是撥亂反正，使學術研究正常化。更重要的是，他們在學術研究隊伍建設、學術格局重構中扮演了關鍵性的學術啟蒙者的角色。他們自覺倡導、維護一種純粹的學術，一心追求學術的獨立、自由與創新。

我們第三代學人的特點主要有二。一是自覺的開創精神，在充分繼承之后，重新審視，甚至批判老師的局限，找到自己的路。我們提出“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在某種程度上就是要突破王瑤先生的“新文學”思考未能突破的新民主主義理論的框架。在此之前，上海方面的學者陳思和、王曉明提出“重寫文學史”，把這樣的反叛推向更自覺的階段。而“重寫”并不是對老師開創的傳統的簡單否定，而是在更高層面的繼承與發展。我們這一代學生的第二個特點就是相互合作，有很強的群體意識。自1988年在鏡泊湖召開的中國文學史討論會議以后，我們自覺地聚集在中國現代文學學會和《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周圍，充分發揮了學會和期刊的組織作用。

二十一世紀以來的學術研究越來越強調個人的獨立創造，今天到會的第五代、第六代學人的學術研究具有更鮮明的學術個性和獨立的創造性，也已經接班成為現代文學學術領域的帶頭人。我對當下現代文學研究有兩點期待和建議。第一，想大問題，做小事情。我曾總結中國現代文學的特點為具備開放包容性、創新性，保持與生活、時代的密切聯系，并始終堅守思想文化與藝術探索的多元化發展。現在的研究越來越偏離了這些傳統。在面臨中國、世界、人類、我們自己、學科向何處去的五大問題時，我們應重視人文學的視野。第二，沉潛十年。在1940年代，當時的人如沈從文也面臨學術研究的外在環境的亂局，就像沈從文所說，把創造之心轉向自我完成，沉潛于文學創作，持之以恒，必有大成就。

二

“致辭講話”由北京大學中文系黨委書記賀桂梅教授主持

杜曉勤：“理群魯迅”

北京大學中文系主任杜曉勤致開幕詞 

錢老師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大家，是我們中文系學者的楷模和杰出代表，是老當益壯的典范，是最優秀的北大人之一。錢老師從八十年代起即以魯迅研究享譽學林，他的魯迅研究澤被廣遠，影響了一代代學人和普通讀者。仿照日本漢學界的“竹內魯迅”“丸山魯迅”“丸尾魯迅”，我們也可以說有我們的“錢魯迅”或“理群魯迅”。“理群魯迅”可敬可畏，可親可愛，是好玩的、活潑的，也是普通的、嚴肅的，我們需要這樣的“理群魯迅”，也希望我們中文系師生繼承它、發展它，出現更多的“張巴金”“李茅盾”“王曹禺”。錢老師還是具有廣博深厚的學術素養的文學史大家，他參與提出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 概念和參與編纂的教材《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都影響深遠，《1948：天地玄黃》《中國現代文學編年史》《中國現代文學新講》等文學史著作，在在引起學界的廣泛關注和討論。錢老師最喜歡的稱謂是“老師”，他退休超過二十年了，但師生間還流傳著他講課的故事，錢老師汗透重衣、一件件減衣的講課場景，是北大課堂永遠的傳說。

錢理群著《與魯迅相遇》

王博：北大所有老師中的一張名片

北京大學黨委常委、副校長王博向錢理群先生獻花

錢老師是中文系的老師，更是北大的老師，也是所有的老師之中的一張名片。說名片不是一個物事，而是說錢老師具有代表性，他的課堂不僅曾是北大的一道風景，更在中國社會的幾代青年中產生過反響。無論是人的風格，還是課堂上傳授的知識和思想，錢老師都給同學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錢老師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領域深耕細作，留下許多寶貴的思想財富。讓我特別敬佩的，是他旺盛、連綿不絕的學術生命力和創造力，他在上個月剛剛出版了第一百本書。錢老師九歲的時候就在兒童刊物上發表過文章，題目是“假若我生了兩只翅膀”。我想，對錢老師來說，這個翅膀其實一直在，不是物理的翅膀，其實是我們的思想，更重要的是我們的學術追求。他的學術研究的成就，以及學科生命的旺盛創造力，給后輩樹立了一個可望不可及的榜樣。

錢老師關心青年、關心北大、關心教育、關心社會、關心世界——這些方面特別能體現出一個人文學者的特點。錢老師的文字很獨特，有痛感，有靈魂，說出來、寫出來就有共鳴，所以不只影響了課堂上的學生，也影響了課堂之外的人們和社會。荀子說“學莫便乎近其人”，同錢老師這樣的知識分子親近交往，會收獲到在課堂或者是一般的學術活動中不一樣的精神內涵。

陳平原：知識分子的探索

北京大學一級教授、現代中國人文研究所所長陳平原先生視頻致辭

這學期我在北大講學科史的時候帶領學生閱讀、討論老錢的兩本書，《豐富的痛苦——堂吉訶德與哈姆雷特的東移》和《1948：天地玄黃》。兩本書有共同的特點：比較文學的視野、文學史的框架、知識分子的探索，三者之中真正超越時代局限、可能影響深遠的，是知識分子探索，這也是作者將《1948:天地玄黃》與《歲月滄桑》《我的精神自傳》合成三部曲的緣故。原本獨立刊行的三書在2017年由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集合成冊，改了名，內容上有很大拓展。這次的三部曲改編非常成功，不僅榮獲了第十一屆香港書獎，而且有可能成為錢理群教授最具代表性、標志性的成果。閱讀中，同學們感嘆錢理群教授的著作生氣淋漓，總結其特點有三：第一，擅長與急劇變化的時代的對話；第二，論述時經常把自己擺進去，第三，兼及史事、洞察力與思想性，所有這些主要不是依賴理論或史料發掘，而是得益于人生經驗及戰斗精神。如此學者兼精神界戰士的姿態和境界，對今天的學生乃至教授來說都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在這個意義上，多年后回望，老錢的寫作有可能成為神話，不僅是在數量上，而且是在高度上。

錢理群著《豐富的痛苦——堂吉訶德與哈姆雷特的東移》

錢理群著《1948：天地玄黃》

王德威：文學是在生命之間串流的力量

美國哈佛大學東亞系 Edward C. Henderson 講座教授王德威先生視頻致辭

我今天以一個海外讀者或粉絲的身份來說明我個人對錢先生過去這些年對學術界貢獻的心得。我希望把錢先生的成就放在全球文學及文化批評理論的角度上重新加以定位。我們當代在談論各種文學理論、文化批判的種種選項時眼光多半放在西方或東洋，對阿甘本、本雅明、齊澤克、溝口雄三的理論朗朗上口，但談到中國對世界的文化批判及思想審思時，我們又能提供什么樣的聲音，加入國際對話的一環呢？在這個層面上，錢理群老師的貢獻首屈一指，他是我心目中中國現當代文化思想界最重要的代言人。錢老師不畏懼不斷思考文學新的想象層面及實踐可能，對他而言，文學不僅是課堂活動、學科項目上的新方法或理論實踐，文學更是作為動詞的歷史，文學就是思想、行動、人間。首先，要考察錢先生的貢獻，必須從文學和歷史如何緊密結合這個面向重新開始，他從北京到貴州再回北京的生命歷程，集中體現了中國知識分子所經歷的歷史顛簸。其次，錢理群從批判和批判精神出發，展開了自我解剖和解剖他人的互動性對話過程，進而把文學當作思考的重要方式。而這一對話過程必須付諸實踐，身體力行，文學才成為血肉，即第三，他把文學視作介入現實民生的政治話題的實踐活動，把文學視作不斷運作促使我們從現實環境里提煉出行動的可能。進而第四，在他心中，文學永遠是人間的文學，是社會的蕓蕓眾生的行動集合，也是人與人之間相互串聯、對話、交鋒的過程。他以康德式的“腳踏土地、仰望星空”的姿態，完成了民間知識分子從校園發聲而又再回歸土地的實踐。更應強調的是，在泥土之下更有奔動的地火，不斷串流在你我之間，提醒我們生命和文學間息息相關的力量。

王軍：錢理群和中國現代文學館

中國現代文學館常務副館長王軍先生致辭 

錢老師是中國現代文學館的老朋友，在文學館1980年代的籌備期提供了寶貴的意見，和吳福輝老師一起打下了專業性的基礎。錢老師參與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梳理、構建、闡釋的歷史脈絡是文學館的重要參考依據。錢老師與《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也有不解之緣，從1989年開始，一共在《叢刊》上發表了四十多篇論文。他曾與吳福輝老師共同主持《叢刊》，在主持期間強調現代文學研究方法的開拓，倡導和現實對話，發現學術新人，為《叢刊》和學界做出了重要貢獻。唐弢青年文學研究獎也是在錢老師那代學人手上創辦起來的。錢先生是學子和文學工作者的老師，我們應以他那代學人為榜樣，繼承和發揚他們的思想、理想、情懷。

鄭家建：學術與生命、時代、思想、知識分子傳統的相互展開

福建師范大學副校長鄭家建教授致辭

我閱讀過錢老師絕大部分著作，由此而得的一點體會是，討論錢老師，就是討論學術與生命、時代、思想、精神、知識分子傳統之間，是如何相互嵌入、相互展開而又相生相得的經歷。第一，他是八十年代以來公認的現代文學研究大家，他深度參與了八十年代以來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范式的重構，但他的學術成就遠遠超出現代文學的專業領域，進入了當代的政治、文化、思想、教育等領域。第二，他是魯迅精神的追隨者，他從魯迅處拾來精神火種，使魯迅精神傳之當代。第三，錢老師是赤誠的理想主義者，他以醒世者的目光洞悉歷史，他提出的“精致的利己主義者”一詞，以理想的立場給犬儒化、商業化、碎片化的時代以棒喝與啟示。他沒被虛無、絕望所吞沒，而是正視、剖析、搏擊虛無與絕望，是個知其不可而為之的理想主義者。第四，他是青年人的指引者、對話者、同行者，他一生相信青年，熱愛青年，培養學生無數，影響青年難以盡數。在學術精細化專業化的時代，錢老師對我們有深遠的啟發。

劉勇：從1930年代直到當下的時代風云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會長、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劉勇教授代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為錢理群先生頒發“中國現代文學學術貢獻榮譽獎”

錢理群教授象征著現代文學研究的青春活力，對后輩學者是極大的鼓舞。第一，學術貢獻方面，錢老師文學史研究著述豐厚，在文學史整體視野的觀照下，兼有以一點觀全貌的特征。他看重文學史個性化與學理化的結合，他的個人的文學史寫作注重作家、自己和讀者三大主體。第二點是人文關懷，他身體力行地提醒我們，要清醒誠實地面對自己，面對歷史，尤其是面對社會現實，以承擔意識與行動精神介入當下。第三是人格魅力，無論是作為文學史家的學術貢獻，還是作為精神界戰士的人文關懷，二者歸根結底都體現了錢老師獨特的人格魅力，他一片赤誠，心底無私，敏銳細致，勤于思考，大膽變化，充分體現出一個人文學者應有的歷史厚度、思想高度和現實的深度，從他一個人身上可以看到從1930年代一直到當下的時代風云。

三

“主題研討（一）”由北京大學現代中國人文研究所副所長王風教授主持

溫儒敏：理想主義者錢理群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溫儒敏發言

錢理群的研究帶有強烈個人感情色彩，這是時代的產物，即想從周氏兄弟研究中發現自我和五四的價值。在八十年代乃至九十年代，五四是一個很神圣的標桿，我們這代人夢想返回到五四就可以通向開放、民主、健康的未來，他沒有超越所處的時代。很多時代的大問題，他都力圖從知識分子思想的層面給予解釋，并由此形成了喜歡抓大問題、考察命運和道路、把知識分子精神歷程看作時代潮動的標志的研究格局。他做知識分子精神現象研究不追求價值中立，而是追求對現實的觀照。隨著研究的進展，格局變大，批判性也越來越強。作為學者他堅持自己的研究慣性，癡迷于對知識分子現象的分析，相信由此能抵達歷史的深處。他有強烈的使命感和廣大的現實關懷，對流俗的東西本能的反感，對民間的處境則格外同情。他天真，但是難得的天真，相信思想的價值和作用，知其不可而為之，是非常可愛又可貴的。老錢是一介文人，他對自己的社會角色定位是清楚的，即自由的思想者，建設的批判者。他的思維深度有馬克思主義教育的積淀，相信歷史的規律，相信有某種完善的制度，始終懷有社會改革的理想。他深受魯迅的影響，欣賞魯迅的反骨，但不存在魯迅的悲觀絕望。他是理想主義者，真實坦誠，峻急易怒，他喜歡用拷問，不斷從研究中延伸重要問題，要讀者引火燒身。他不是單單從現代文學角度所能評價得了的，他的學術影響超越了所屬學科，達到了更寬闊的世界。

黃子平：人文主義知識分子錢理群

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榮譽教授黃子平發言

突然一天老錢召集平原和我，要討論“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現在看來這個概念完全是一種烏托邦的想象，很理想，但操作起來非常困難。現在看來這些框架都已經遠遠過時了，里面也是漏洞百出。但從這個概念的誕生可以總結那個年代的一個很重要的特征，就是無限交談。有人寫過老錢的燈光，也是這種無限交談的體現。老錢是一種精神的象征，他代表了學科的品格。現代文學和現代文學學科都是危機的產物，而在危機之中老錢是一種承擔的象征，或者更文雅的說叫風骨。他自命為文學史家，但有時候又不甘心，要越出去，借用魯迅的說法，做“學者/精神界的戰士”，斜杠前面保護斜杠后面。用更溫和的說法可以把老錢叫作人文主義知識分子，他經常不是作為專家寫作，而是業余寫作，而業余寫作恰恰體現出最深刻的關懷。

王曉明：現當代文學研究現狀與錢理群的意義

上海大學文學院教授王曉明發言

無論是在現當代文學研究內部還是在學科外部，老錢都已經成為一個當之無愧的標志。在學科外部，老錢是知識分子的標志。這些年知識分子公共性的一面有所衰落，但知識分子的社會功能是現代社會不可缺少的。在現代文學研究領域內部，好多人說老錢是思想性的標志。在我看來，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研究就是高度思想性政治性的，老錢的思想性的標志意義其實并不是非常醒目，但在2000年代后，學科的思想性、對社會的影響力持續衰退，在這種情況下老錢的思想意義就顯現出來。他緊緊盯住中國向何處去這個大問題，把這個問題當作理解和評價中國現當代文學的重要參照。研究要盯住大問題，在七十年代末期曾經是學科的常識，也是不只一代學人的共識，但到了現在，在大學文科范圍內的很多學科領域里，直面大問題的意愿是非常萎靡的。不直面大問題，不但對社會有消極意義，對學者自身也會帶來困擾：為什么要做這個職業，學科的意義究竟何在？這也是我們向老錢表達敬意的原因，他對中國現代文學學科的意義和學人的意義這兩個問題給出了一以貫之、清楚有力的回答。

何錫章：世紀之交中國最后一位堂吉訶德

華中科技大學人文學院教授何錫章發言

經過數代人的努力，現代文學研究已經形成了比較好的傳統，中國意識與人類精神、現代啟蒙思想、批判立場、理想社會與人性的追求，這些關鍵詞構成了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一些共有的特征。這種特征是經由老錢這一輩人的共同努力而真正形成的，老錢是重要的實踐者、推動者。但是從九十年代以后，學科在思想性和與時代的對話能力上有所退化，而非常寶貴的是錢老師始終堅守并光大這個學術傳統，不斷開拓新的學術領域。我曾說他是世紀之交中國最后一位堂吉訶德。錢老師的學術研究還有個非常鮮明的特征，就是情感的介入。學術是理性的科學性的活動，但人文學術還需要充沛的情感介入，這不是純粹的情感的宣泄，而是感性與理性結合形成的一種動人的張力結構。如果說王富仁是用冷靜的理性隱化了文字中的情感，那么錢老師就是將充沛的生命激情都貫注在學術研究中。錢老師的學術思想里有豐富的痛苦，只不過他以一種更樂觀的生命的大意志，克服了這樣一種內在的痛苦。

商金林：把寫作當作信仰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商金林發言

初見面，錢老師是和藹可親，朝氣蓬勃的一個人。作為同事和領導，他富有親和力、凝聚力，跟他在一起，就會感到平等、親近、心安，即使不交流，也感到心是相通的，這是因為他一方面充滿愛心，另一方面思想通達。我們教研室很團結，和諧多元發展，和錢老師的引導密不可分。錢老師名氣很大，青年們把他稱作親切的導師，因為他總把學生當朋友，看學生多看優點，耐心地啟發、誘導。可是實際上，在啟發鼓勵之外，他也有嚴格要求和批評的面向，只是我們不知道。錢老師對不和諧的聲音總是一笑了之，他生活在精神世界里，把寫作當作信仰，在其中融入了熱情的人格與理想。錢老師的境界是只有羨慕，卻學不來的。我一直把勤奮、敬業的錢老師視作我的榜樣。

魏建：從精神史角度走進作家心靈的學術范式

山東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魏建發言

我從中國古代的“三不朽”標準來談談錢理群先生的學術影響。立德方面，學者的立德是以學術方式來實現的，體現在學術和教育的具體工作中。一篇論文全部講真話不難，一個人一輩子每篇文章每句都講真話就是難得的大德，教課亦是如此。面對弱小者，他永遠關心、幫助他們。面對重重困難，他寧愿自己背包袱，做歷史的殉道者。他有憂患蒼生的大情懷，大慈悲，博大的利他主義。立功方面，錢先生不是一般的理想主義者，而是晚清以來對各種理想主義否定之否定的新理想主義者。他編著各種魯迅研究著作，讓更多人與魯迅相遇。他為青少年編讀本，這是多數大學者不屑做的小事。他做事不屈不撓，屢戰屢敗，屢敗屢戰，在這過程中卻做成了很多事。立言方面，他寫了一百部著作，三千多萬字。我最看好的是他探索出來的一種學術范式，即從知識分子精神史角度走進作家心靈，進行自我存在的歷史性分析和本體性追論。這一范式包含著永恒的生存主題和文學主題，能把困境中的現代文學研究引向更有生機的大格局和大境界。

朱偉華：專業性的，而非職業性的

貴州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朱偉華發言

我想談談錢老師給我留下最深的幾個印象。第一是他的學術命題的重大性和開創性。第二是長期堅持和深耕細作，老師的所有課題都沒有完成時，只有進行時，他總是不斷拓展出非常多的奇思妙想，讓學生嘆為觀止。第三是他的生命體驗和對當下的關懷，老師是專業性的，但不是職業性的，當學者或當老師都真正是他的生活方式。第四是他特別善于做理論概括，可以從一個看似普通的人身上概括出深刻的理論和抽象的意義。第五是他永遠有充沛的激情，他的生命力是不竭的，當他講課、寫文章的時候，他整個生命都在燃燒，使他的文章別具感染力。最后一點是他非常自覺地把自己的研究和對自己的研究結合到一起，他每年都會寫一些記錄，記錄時代也記錄自己，他繼承了魯迅解剖自己的傳統，在寫知識分子的同時也在寫自己。

解志熙：錢理群的虛懷若谷

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解志熙發言

我在1986年進入北大學習的時候，錢理群先生研究魯迅的《心靈的探尋》剛出來，他送了我一本，我認為這本書是真正把魯迅研究推進到一個新階段的關鍵著作。錢先生不像以往的魯迅研究那樣把前后期魯迅光滑地連接起來，而是對魯迅的種種矛盾進行條分縷析的深入解析，讓我們進入了魯迅的思想深處。但我認為錢先生囿于心靈辯證法的觀念，仍然把有些矛盾強行統一起來，我在評論文章里對此有所批評。對此，錢先生虛心地接受了。后來錢先生的周作人研究出版，帶動一些不好的風氣，我于是寫文章嚴厲批評，雖然沒直接提及錢先生，但也有所涉及，此后，我與錢先生慢慢有所疏遠。但在我調回北京后，有一次開會，住宿正好緊挨錢先生，錢先生一下車就來找我，我們就把話說開了。錢先生總是寬容厚道，虛懷若谷，這使他學術能夠不斷進步。

錢理群著《心靈的探尋》

四

“主題研討（二）”由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副會長薩支山研究員主持

王中忱：錢理群的寫作方式——個人獨立寫作

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解志熙發言

個人的獨立寫作，是錢老師寫作的基本方式。近幾十年來，人文學首先是受到社會科學的巨大的壓力和影響，其次也受到了各種各樣的項目規劃的影響，項目的大小越來越成為評價的標準。在這樣的語境下，人文學者如果還能堅持以個人獨立寫作為主，是十分難得的。這不是一個人的立場和姿態的問題，實際上是關于一個學科如何保持自己的特點的問題。我想，像錢老師這樣寫作是不會被取代的，他的寫作永遠會啟發和激勵我們。

高遠東：七成費希特加兩成尼采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高遠東發言

如果把八十年代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格局類比成德國古典哲學的情況，從性情的接近來看，錢老師相當于百分之七十的費希特，再加上百分之二十的尼采，再加上百分之十的其他人。賀麟把黑格爾看成是一個散文型哲學家的代表，把康德看成是一個詩性哲學家的代表，而費希特是個戲劇型哲學家的代表。我覺得這種戲劇性的特質，最接近我所理解的錢老師的學術品格。錢老師關注魯迅、周作人、曹禺、沈從文，還有胡風、路翎，他對這些作家靈魂性、精神性的看重，都有戲劇性的特質，都是主角型的人物和事件，身處時代主流，錢老師在研究中與其搏斗，形成相互連帶、相互扭結的特殊關系。

薛毅：始終面向青年的寫作

上海師范大學人文學院教授薛毅發言

錢老師創作的第一個特點就是對于讀者群體——“青年”的明確自覺。他也始終面向青年寫作，有一種強烈的同青年交流的欲望，并非單向的啟蒙。

錢老師面對青年也有三個特點，第一是注重交流，第二是不設門檻，第三是不設防。因為對青年不設防，所以才會被所謂的精致的利己主義者所沖擊。

錢老師創作的第二個特點是，“人”大于“學術”本身，他的思想沒辦法和本人分離。

第三個特點，錢老師在《心靈的探尋》里寫到知識分子與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運動的關系，這是二十世紀世界政治發展史的重要課題，我發現錢老師的所有寫作、所有思想都可以歸結到這個主題之下，具有延續性。

楊聯芬：立人的宗旨

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楊聯芬發言

錢老師的學術研究和教育實踐都圍繞一個宗旨，就是立人，這是五四精神在他以及他同時代人身上的延續，也是他一生研究魯迅所關注的核心價值。我們很容易在錢老師的學術文章，他的知識分子研究，他的隨筆和演講當中，觸摸到他獨立的人格和富于內省的心靈。他經常說他的研究實際上是自贖自救。這樣一種富于內省的姿態，核心的關切就是怎樣做一個獨立的人，一個自由的人，一個馬克思意義上的真正獲得解放的人。同時，他將現代的人的觀念，基于自由、平等和博愛而建立起來的獨立精神，貫穿于他的學術思考、教育教學和對公共事務的發言當中。

他經常說要想大問題，做小事情。但是大多數人可能往往就是止于想、怯于做，成了白日夢。錢老師的可貴正是，他把大的關懷、大問題的思考，落實到具體而微的實踐當中，體現為知行合一，傳承了中國優秀的知識分子傳統。錢老師所做的這些點點滴滴，體現的都是魯迅先生推崇的韌性的戰斗，鍥而不舍，并不容易，每一步都要付出很大的心血。

李怡：活中國的姿態

2017年5月，在送別王富仁老師之后的兩天，錢理群先生寫下了《知我者走了，我還活著》。在這里，一個“活”字特別引人注目。對于逝者，活是一種生命的延續。對于人生，活則可能是一種理想的堅持和信念的執著，一種對自身原則的堅守。內山完造說中國文化有兩種，一種曰文章文化，另一種曰生活文化。錢理群的學術思想追求，也是在努力揭示歷史的真相，著力于事實和生命現實的深切把握。他的文學史寫作提出的一個又一個的文學命題，他對基礎語文教育的長時間的執著關注，乃至對第二故鄉貴州地方文化的梳理和挖掘，都一再為我們刻繪、塑造著活中國的姿態。魯迅之所以贊賞內山完造描述中國的方法，就是因為來自異國他鄉的內山不曾為中國文章文化這個他者所束縛，轉而從具體的生活體驗，從活的中國出發，總結自己的觀感。錢理群甚至將自己的思想探索與學術選擇也當作了活中國姿態的一部分。他像勘探外部世界的秘密一樣面對自己的內心，像對魯迅心靈的探索一樣的直面自己的精神世界，拷問文學史的存在，同時也在拷問自己的靈魂（李怡系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教授）。

邵燕君：日更兩千字的“網絡作家”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邵燕君發言

我記得有一次聊天的時候，我問錢老師，我說您覺得魯迅要在今天，會是網絡文學作家嗎？錢老師給了我十分肯定的答復，他說魯迅要在今天一定會是網絡文學作家。我覺得錢老師也可以算作網絡作家。我給錢老師算過，如果在他四十幾歲研究生的時候開始發表算起的話，他平均的速度是日更兩千字，這個速度絕對是現在網文職業作家的速度。

這是一種寫作的狀態，它跟才華有關，跟這個人的寫作狀態和生命狀態有關。我思考這件事很多年了，因為我也很想像錢老師寫得那么快，但是怎樣才能夠達到這樣的速度呢？我覺得可能是一種“欲望寫作”。在錢老師在這里，責任感、強烈的使命感和焦灼感，本身就是寫作欲望。

現在我又找到一個更好的詞來理解，就是“本能寫作”，這個詞也是網絡文學研究的一個詞。“本能”并不是說是那種低層的欲望本能，它指的是一種完全自由的、放飛自我的、從心所欲的、不顧一切規范的寫作。我記得錢老師有一次特別得意地跟我說：“我現在寫作什么都不管，連學術規范都不管了，我怎么想就怎么寫。”這些年錢老師一直在一種本能的狀態下非常自由地寫作，而且得到了特別及時的回饋。他好像在一個書面印刷文明的時代，實踐著一種口頭文明，或者說網絡時代的即時互動對話的寫作方式。

汪衛東：錢理群學術的四大板塊

蘇州大學文學院教授汪衛東發言

錢老師的學術有四大板塊，第一個板塊就是二十世紀文學的研究，錢老師的文學史研究帶動了中國現代文學史書寫范式的變革，并且一直在自覺地探討文學史編寫的新的可能性。第二個板塊是對周氏兄弟以及其他作家個體的研究。魯迅是錢老師精神的依托。錢老師不是從以前的研究范式出發來建構自己的研究范式，而是通過與魯迅的對話，來取得與研究對象有機的聯系。第三版塊是二十世紀知識分子精神史研究，“知識分子精神史三部曲”不僅僅是一家一人的思想史，而且證明著錢老師就是一個精神的存在。第四版塊是二十世紀中國歷史研究，錢老師最早的兩個研究對象——魯迅和毛澤東，也是他理解二十世紀中國最重要的兩個對象，文學是他切入二十世紀中國的一個方式。四大板塊構成錢老師的學術版圖，而獨特的學術個性，讓錢老師形成了自己的氣象。

五

“主題研討（三）”由北京大學中文系孔慶東教授主持

姜濤：錢理群的四十年代文學研究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姜濤發言

我想談我自己從錢老師研究受益最多、錢老師自己也情有獨鐘的一個板塊——四十年代文學研究。從九十年代開設的四十年代小說研讀課開始，錢老師就比較關注沈從文、廢名、蕭紅、汪曾祺等在文字上比較有實驗性、突破性的作家的個案。

如何看待戰爭情境中人的問題？在錢老師這里，人并不是抽象籠統的，而是有特殊規定和歷史意涵的。他非常強調要揭示出特定歷史時代中人的生存困境。換句話說，錢老師關注的人實際上是在一種非常復雜的歷史處境或困境當中，而且與二十世紀的革命文化保持某種復雜的關系的知識分子個體。

在一些更具有社會感的層次上，錢老師提到的有關知識分子流亡歸宿的精神結構問題直到今天還在討論。在錢老師這里，“真的知識階級”的含義也有兩個方面，一個方面是站在體制之外，保持一個批判者的姿態，這個其實是一個相對比較淺白的層次。還有一個更深的層次，真的知識階級應該是眼光向下的，應該是重視小事、重視時事的，應該關注腳下的泥土的。所以錢老師后來做的很多具體工作，都是真的知識階級的一個非常重要展開的面向。而且這個面向其實也曲折地投射到了錢老師四十年代文學的研究當中，所以錢老師的四十年代文學研究一直在展開、推進。

孫曉忠：錢理群與“歷史的中間物”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姜濤發言

“歷史的中間物”是錢老師第一本著作《心靈的探尋》的關鍵詞，也是《我的精神自傳》的第一節標題。錢老師和魯迅一樣，使用這一概念，也就是痛苦地意識到自身與舊世界割不斷的聯系，也愿意用這一身份肩住黑暗的閘門，放青年人到光明的世界。苦難記憶和個人遭遇造成他們這一代人的精神迷霧，五十年代的理想主義、馬克思主義卻又是那么“讓我著迷”（錢理群語）。由于意識到這一代人因襲的先天不足，錢老師總有一種要彌補被耽誤的緊迫感，因此，“趕快做，趕緊寫”仿佛成為一生的絕對命令。《豐富的痛苦》的寫作語境就是九十年代初期世界的巨變。當東歐社會主義陣營面臨著重大挫敗，如何既同情理解，又正視后果，成為他一貫的觀察歷史的辯證法。“歷史中間物”既是他對自身和舊世界的關系論斷，也作為他學術研究和觀察世界的立場方法。在尋找真正的知識階級的路途中，“中間物”意識帶來自我否定精神，將自我反思逼到極致。對自身每個學術階段的懷疑，對聽眾的掌聲的警惕，這就使得他在對民族、國家、大眾、他人以及人類世界、宇宙有大關懷的同時，又對絕對化的“黃金世界”抱有魯迅式的不樂意。

程凱：“把自己作為方法”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程凱發言

最近幾年我和一些朋友因為嘗試著進入五十到七十年代研究，所以對第三代學人的成長史有了更加歷史化的認識。很多新時期的弄潮兒，其實都有一段曲折復雜的精神前史。在這一代學人之中，錢老師對此有著很深的體驗和自覺，并將其轉化成了自己的研究課題。

錢老師的文學史研究是偏于現代的，但是他歷史研究的主要領域其實是當代史，尤其是五十到八十年代的歷史。錢老師的眾多著作都是在疏解一部“有我”的中國當代史。錢老師自認是精神意義上的五四之子，但從個人的成長經歷看，他同樣、甚至更是毛澤東時代之子。錢老師身上那種勃勃生機、胸懷天下的社會責任感，樂觀而有韌性的踐行意志，包括啟蒙責任與自我質疑間的矛盾徘徊，都帶著鮮明的時代的烙印。

對錢老師而言，當代史是一個需要與之搏斗的歷史，因為要拒絕遺忘，也要拒絕抽象，拒絕簡單否定和不明就理的批判。要寫出這一代人真實的生命史和成長史，不能只靠記憶和故事。錢老師的一系列當代史研究，以及趙園老師的《非常年代》，都力圖跳出個人的經驗，直面整體而錯綜的當代史狀況，試圖勾勒出整個時代的歷史和精神面貌。

現在的青年人中有一個很流行的說法，叫做“把自己作為方法”。其實錢老師這代學人才真正做到了“把自己作為方法”。他的社會角色與現代文學史上的很多作家是很類似的，并不只是一個文學信徒，從事著單一的文學創作或研究工作，他更是一個把觸角不斷向社會文化實踐延伸的活動家，并試圖將多方面的工作實踐互相融會溝通，使之彼此支撐。

李蔚超：錢理群與《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

中國現代文學館副研究員李蔚超發言

我今天從一個相對游離的在場者的位置來談談錢老師與《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的關系。從浴洋發給我的編后記以及1985到2002年期間的《叢刊》所呈現的風格看，錢老師做主編是典型的學人辦刊，展現出一種強烈的學人使命感。我可以感受到他很明晰地把自己當作現代文學研究界責無旁貸的引領者、學術傳統的傳承者和歷史的創造者。正是因為有錢老師這樣的英才的出現，現代文學形成了一個很有包容性、收縮性、彈性的知識空間和藝術空間，現代文學研究從而在八十年代成為顯學。錢老師一直在追趕時間、標記時間、截斷時間，同時也在戰勝時間。在年輕一代人已經失去戰勝時間的勇氣和決心的時候，他是我們的榜樣。

李國華：作為行動的雜文

北京大學中文系副教授李國華發言

我自己最早接觸錢老師并不是他的學術研究著作，而是他寫作的雜文，今天我想重點談的也是在看錢老師的魯迅雜文研究時候的一些想法。錢老師曾發表過一篇文章《魯迅雜文》，在文章里給魯迅雜文下了一個定義性質的說法：一個中國的獨立知識分子在不自由的環境下自由地寫作，這就是魯迅的雜文。從這里出發，我第一個想到的是，魯迅在什么意義上是一個獨立的知識分子，這就涉及到錢老師對于真的知識階級的理解，以及魯迅和愛羅先珂及左翼、中產階級知識分子的關系等；第二點是自由寫作是什么意義上的自由，這可能是指他的政治意志與情感意志是在自由的狀態，也可能是把魯迅在寫雜文時候的文體的和精神的狀態理解為自由的狀態。第三點是錢老師提到魯迅在當下語境里是否會是網紅，錢老師的答案是肯定的，魯迅在具體的時代中會非常好地把握或適應時代的變化，進而與時代發生關聯。錢老師這幾年對于雜文的理解有所變化，他曾經關心雜文與文學在文類上的關系，而這幾年他似乎更看重雜文作為一種行動，在介入具體的歷史社會事件及表達自我的時候的自由與獨立。

李浴洋：行動著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

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講師李浴洋發言

錢老師曾在一篇關于魯迅的文章中巨細無遺地羅列了魯迅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時光如何不遺余力地做事。在錢老師看來，實踐是魯迅的一種生命存在的形態，實踐的向度內在于魯迅之為魯迅。在錢老師的魯迅研究中，他特別注意把魯迅的經驗轉化成當代實踐的資源。他概括，魯迅精神有三個要點，一是硬骨頭精神，二是韌性精神，三是泥土精神。與關注魯迅類似，我們關注錢老師也不能只看他治學的一面，實踐同樣是其中的關鍵，甚至是他思想的核心特征。他把魯迅的畢生追求概括為中國人與中國社會改造，而他無疑正是自覺接著魯迅往下做。錢老師做事有四個特點，一是堅持民間立場，二是主張韌性精神，三是把想大問題與做小事情結合起來，四是進行充分的理論準備與做出自覺的理論總結。我想強調的是第四點，無論是對于民間思想史研究、中小學語文教育改革，還是志愿者運動、地方文化建設，錢老師都寫下了大量的理論著作，尤其是對于志愿者文化和養老學的研究，做出了具有開創性的本土理論成果。這些成果在實踐的基礎上提供了一個參與人類現代文明建設的中國坐標。

“圓桌討論”由北京大學中文系現代思想與文學研究平臺主任吳曉東教授主持

在最后的圓桌討論中，范智紅、葉彤、謝茂松、姚丹、王家平、王家康、趙璕、張海波、謝保杰、李世文、黃維政和付丹寧等嘉賓參與了討論，先后結合自身的治學經驗以及同錢理群先生的交往經歷，分享自己的理解和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