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一九九〇年，在劍橋大學著名的“坦納講座”上，翁貝托·埃科與理查德·羅蒂、喬納森·卡勒和克里斯蒂娜·布魯克-羅斯就有關“詮釋”的問題展開了熱烈的辯論，《詮釋與過度詮釋》一書是對這場討論的忠實記錄。?？剖撬羞@些辯論與演講的主角，作為小說家和符號學家，探討所謂“詮釋的極限”具有雙重意義，因為他本人的小說極其引人入勝的復雜性恰恰激起了讀者和文學批評家對意義的各種猜測，而三位文學理論和批評領域的領軍人物接受了與?？凭汀霸忈尅眴栴}展開辯論的挑戰，各自為這個極富爭議的話題添加了獨特的觀點，本文即摘選自理查德·羅蒂的發言，澎湃新聞經上海譯文出版社授權發布。

對我們實用主義者來說，那種認為文本具有某種本質、可以用嚴格的方法將它揭示出來的觀念與下面這種亞里士多德式的觀念如出一轍、同樣糟糕：任何事物都具有某種真正的，與表面的、偶然的或外在的東西相對的內在本質。認為批評家可以發現文本的本質——比如，它本質上揭開了某種意識形態結構的神秘性；又或者，它本質上是對西方形而上學等級森嚴的二元對立的“解構”，而不僅僅是為此形而上學目的服務——這種觀念對我們實用主義者而言，只不過是改頭換面的神秘論而已。它只不過換一種形式聲稱，可以對符號進行解析并因而發現其神秘的本質——只不過是我在《傅科擺》中所讀出的、?？圃噲D進行反諷的東西的又一個例證。

反對文本本質上表現了“什么東西”也就是反對某種特殊的詮釋——根據“文本的內在連貫性”揭示出那個“東西”究竟是什么。更一般地說，它反對文本可以向你展示出自身的內在愿望而不是只提供某種刺激物——這種刺激物可以使你比較容易或比較困難地確信你原來的判斷。因此，當我發現?？埔再澰S的態度引用希利斯·米勒的話時，感到非常沮喪。米勒說：“解構式批評并非批評者將某種理論任意地強加于文本之上，而是強調詮釋必須受到文本自身強有力的制約。”（參見希利斯·米勒《理論與實踐》（Theory and Practice，1980）。）在我看來，這就像是在說：用螺絲刀去轉螺絲是“受螺絲刀自身的制約”，而用它去撬硬紙板包裹則是“將主體的意志強加其上”。我該說，像米勒這樣的解構主義者并不比菲什、斯圖特和我本人這樣的實用主義者更有權利提出這種“主客”之分。對我而言，像?？颇菢雨P注詮釋循環的人應該避免進行這種區分。

為了更詳細地說明這一點，請允許我拋開螺絲刀而舉一個更好的例子。用螺絲刀作例子的麻煩是，沒有人會去討論“螺絲刀是如何運作的”，而?？婆c米勒卻恰恰想去討論文學文本是“如何運作的”。還是讓我們來看一看?？扑e的那個有關計算機程序的例子吧。如果我用一個特定的文字處理程序去寫文章，沒人會說我將自己的主體性強加于這個程序之上。但此程序的設計者可能會這么說，如果她發現我用她的程序去統計個人所得稅的話——我們姑且假定這種用法不適用于那個程序，是那個程序的設計者所未曾預見到的。程序的作者可能會這樣支持自己的觀點：詳細地說明她的程序是如何運作的，不厭其煩地講述其各個子程序以及它們之間所具有的令人驚嘆的連貫性，以及它們如何不適用于制表與計算的目的。然而，這樣做終歸讓人覺得很奇怪。因為我沒有必要知道她的眾多子程序設計得是如何靈巧，更不必知道它們是用BASIC語言還是什么別的語言編輯的。她真正需要做的是指出，我只有對她的程序進行極其笨拙的、令人乏味的操作才能得到我所需要的那些表格和數據；而如果我愿意使用正確的工具以達到目的的話，這些笨拙而乏味的操作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這個例子可以幫助我對?？?、米勒和德曼進行批評。因為，這個例子的寓意是，有什么樣的目的和需要才會有什么樣的方法，我們不應超越特定的目的和需要去尋求不必要的精確性或者普遍性。那種認為可以通過符號學的分析而得知“文本是如何運作”的觀點，據我看來就像是用BASIC語言寫出某個文字處理系統的全部子程序一樣：如果你真想這么干也不是不可以，但對于文學批評而言，我真的不知道為什么非得這么做。還有一種觀點認為，“文學語言”（德曼的術語）以分析傳統的形而上學二元對立為目的，上述那種解讀方法有助于加快這種二元對立分解的過程。我認為這種觀點與下面這種看法相類似：對你電腦中運行的東西的機械的“量”的描述將有助于你理解程序的一般本質。

換言之，我既不相信揭示“文本機制”（textual mechanisms）乃文學批評之本質這種結構主義的觀點，也不相信文學批評的本質乃在于揭示或顛覆形而上學等級秩序的“在場”這種后結構主義的觀點。毫無疑問，了解文本的運作機制或形而上學等級秩序有時是很有用的。閱讀埃科或閱讀德里達常常會使你發現一些在其他作品中無法發現的有趣的東西。但這并不比閱讀馬克思、弗洛伊德、阿諾德或利維斯更能讓你接近文本的內在本質。每一個諸如此類的背景閱讀都只能為你提供一個解讀文本的理論語境——一個你可以將其置于其他語境之上或是與其他語境疊置的模式或模型。從這種語境中所得到的知識不能告訴你有關文本本質或閱讀本質的任何東西。因為，它們根本就沒有本質。

對一個文本的閱讀首先是參照其他文本、其他人、其他的觀念、其他的信息，或你所具有的其他任何東西而進行的，然后你才會去看一看究竟發生了什么事情。所發生的事情也許會非常奇怪，也許純屬個人癖好，不值得深入研究——我對《傅科擺》的解讀可能就是這樣。也許會非常令人激動、令人信服，就像德里達將弗洛伊德和海德格爾疊置在一起，克默德將燕卜遜和海德格爾疊置在一起那樣。也許會如此令人激動和信服，以至于使你產生了某種幻覺，認為你已經看到了這個文本的本質。但是，那令人激動和信服的東西實際上只不過是根據解讀它、激發它的人的需要而產生的。因此，對我來說，打碎“使用”文本與“詮釋”文本之間的界限，而僅僅根據不同的人、不同的目的區分出“使用”文本的不同類型，也許更為簡單。

我認為，拒絕這種建議（我想，對此做出最具有說服力的論述的是菲什）的想法有兩個來源。其一可以追溯到源于亞里士多德的哲學傳統，這種哲學傳統認為在力圖發現某種真理與實際做某件事之間存在著重要的區別。伯納德·威廉斯在批評戴維森和我時，就曾提及這一傳統：“顯然，有那么一種叫作實踐理性或實際謀劃的東西，它與對事物本質的思考截然不同。它們顯然不是一回事……”（參見伯納德·威廉斯《哲學的道義與局限》（Ethics and the Limits of Philosophy， 1985）。）來源之二是康德對價值與尊嚴進行區別時所提出的那一套直覺性的東西?？档抡f，物有價值，而人有尊嚴。就此而言，文學文本就像一個名譽上的人。僅僅使用它們——僅僅將其作為手段而不同時也將其作為自己的目的——是一種不道德的行為。在另外的場合，我曾對這種亞里士多德式理論與實踐的區分以及康德式目的與道德的區分進行過激烈的抨擊，在此我不想重復。我只想簡短地說一說從這兩種區分中我們究竟能得到什么。我認為，有一種非常有用的區分被這兩種無用的區分給遮蔽掉了：事先知道你想從一件事、一個人或一個文本中得到什么與希望這件事、這個人或這個文本將幫助你改變你的意圖——他或她或它將幫助你改變你的目的并因而改變你的生活——之間的區分。這種區分，我認為，會幫助我們對按部就班地閱讀文本與憑靈感與激情閱讀文本二者之間的差異做出更好的說明。

《詮釋與過度詮釋》，[意]翁貝托·埃科、[美]理查德·羅蒂、[美]喬納森·卡勒、[英]克里斯蒂娜·布魯克-羅斯著，王宇根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22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