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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該如何為世界上最窮的一群人服務
《越過一山，又是一山》，寫了一個卓越非凡的人，他就是保羅·法默醫生。我們初識的時候他還沒出名，但任何人都不會用“普通”來形容他。那時的他，已經是醫學、公共衛生和醫學人類學領域的重要人物，還常常在常人無法想象的艱苦環境下無休無止地工作。在海地最貧窮的地區之一，他建起了一座現代診所，為赤貧中生活或病入膏肓的人們提供醫療服務。他似乎從來不睡覺，又似乎享受著無限的愛戴與崇拜，不僅來自他的病人，還有每一個認識他的人。
遇見這樣一個和我們凡夫俗子境界差距太大的人，是怎樣一種體驗？一開始，保羅·法默讓我自慚形穢，甚至有點羞愧難當。他為了結束世界的痛苦做了這么多偉大的事情，我又在做什么呢？但他不是故意要讓我有這種感覺的，而且我也逐漸意識到，他并沒想著要人人都走他這條路。
我希望這本《越過一山，又是一山》能夠幫助新的一代認識到全球貧困的嚴重程度，以及這個情況給那些想要把世界變得更好的人帶來的挑戰和機遇。
一開始，我覺得法默的人生是一場艱難的苦旅，到現在也覺得他在透支體力干著永無止境的臟活累活。但他的人生也因此充實滿足。還記得我把這些所見所聞講給編輯聽，編輯對法默的評價讓我深以為然：“他的人生看上去艱辛，可是也讓人羨慕。早上一覺醒來，不會糾結自己的人生意義。他清楚自己要做什么，也相信這就是他應該做的，是他生而為人的使命。”要是這本書非要講什么道理的話，就是這個了。不是說每個人都應該滿世界地去救死扶傷，而是說，要讓大家都有活著的目標，都有超越小我的追求，我們的人生就會更加豐富。
——特雷西·基德爾
Mountains Beyond Mountains，Penguin Random House，2004
如果在肯吉沒有私有土地的農民需要相信有一個無所不知的神在執掌功過簿的話，法默覺得自己就有相信這種事的必要。套句農民的話，“命不該絕卻死亡，就是‘枉死’”，這種事他見多了。“難道冥冥之中真有人在目睹這場可怕的演出嗎？”他對自己說，“我知道這種好像麻醉作用，需要借著信仰來減輕痛苦的說法聽起來膚淺無知，但是感覺上并非如此。它比我所知道的其他觀念深奧，使我深受吸引。在一個表面上無神論、崇拜金錢與權力，或是講究個人效率和升遷的世界（像杜克和哈佛），上帝的存在仍然有跡可循，可從窮人受的苦難中尋找。你們想談背負十字架嗎？我會讓你們知道什么叫背負十字架。”
保羅（Paul Farmer）
奧菲利亞（Ophelia Dahl）
他雖自幼學習宗教教義，但向來不太放在心上，現在更是對大部分的教義不以為然。例如，他說：“我還在《圣經》中找這句話：‘你們不該用保險套。’”他畢竟還是非常年輕，會向奧菲莉婭挑戰吃杧果，結果演變成一場杧果大戰，他也很樂意不去理會主教多年前在他的堅振禮上說的禁欲教條。他樂于不去望彌撒，以便違反這些禁令。奧菲莉婭記得她“獻身”給他的那個下午，并對這個用詞咯咯發笑。那天是星期日，他們在米爾巴萊被暴雨困住，于是返回拉豐唐的住所。屋子里沒有人，因為大家都在教堂，在海地望彌撒的時間很長，而且大部分海地人下雨天不喜歡出門。“一直到我們結束，都沒有人來。”她說，“我們兩人還一起洗澡呢。”她依然記得當時雨打在屋頂上的聲音，以及在院子里生火準備燒晚飯的煙味。她說，那一刻仍是她此生最浪漫的回憶。
她整個夏天都和法默在一起。晚上兩人一邊喝咖啡，她一邊幫助他自修正規的醫學課程。應該說，她會盡量幫忙。他把教科書的重點抄到重點卡上，他的卡片已有好幾大疊，數以千計。他用左手以漂亮的字體在卡片上寫著諸如此類的問題：“痛風和溶酶體有何關系？”還會在這些字的四周畫一些音符，表示這個問題應用唱的。重點卡上的問題可能是這么問的：“先生，請說出霍納氏綜合征和動眼神經癱瘓的病灶。還有，阿羅瞳孔是什么？”背面的答案除了文字之外，還會以素描（奧菲莉婭認為其中很多素描畫得實在可愛）繪出眼睛的神經通道。
奧菲莉婭從這一疊重點卡中找出一個法默可能會答錯的問題，希望他答錯。念正確答案給他聽感覺很過癮，好像自己真的幫上忙了。“培兒，營養不良性鈣化是什么？”
“鈣鹽在壞死的組織異常沉淀，就稱為營養不良性鈣化。”他豎起一根手指，“當然，這種現象不是由高血鈣造成的。”他露出笑容，“轉移性鈣化才與高血鈣有關。”
她盯著重點卡的背面，盡量不露出失望的表情：“對！好棒啊，培兒。”
他們有時散步到各個村落，他會在途中說出植物的名稱。“槐藍屬植物，”他說，然后露出熱切的笑容，“它的拉丁名稱是什么？”
她第一次遇見他時，他就是這樣告訴她各種植物的名稱，當時她還懷疑他是不是故意要讓她顯得沒文化。“不是這樣的，你這個笨蛋，當然不是這樣。”她心想，“他只是喜歡說植物的名稱，覺得好玩而已。”
可是要她不拿自己和他比較很難。他們去拜訪的每一戶人家幾乎都會招待食物，但許多食物對他們兩人來說都難以下咽，法默稱之為“第五類食物群組”，他們會趁主人不注意時互扮鬼臉，然后（例如吃味道聞起來像臭汗味的肉餅時）裝出一副吃得津津有味的樣子。有一次，一位屋主端給他們一人一盤看起來像是炒蛋浮在豬油和軟骨上的東西，她咬了一口，差點吐出來。主人轉身時，她立刻把盤子端給法默，低聲說：“幫我吃。”他拿過盤子，稀里呼嚕就把東西吞下去，然后對她笑說：“B-。”兩人在回去的路上笑成一團。她吃過很多連看都不敢看的東西，但只有未通過考驗的這一次讓她永難忘懷。
從肯吉附近一個陡斜的道路走下來時，她一時沒站穩，附近剛好有幾個海地人，其中一個用克里奧爾語對她叫道：“小心走好！”她覺得自己下巴的肌肉縮緊。他們是不是覺得她太沒有用了？一個老婦人走過來，把自己的手杖遞給她。“不用，我沒事！”她說。法默一臉嚴肅地說：“不要拒絕，”他強調，“這是個非常好的禮物。”當然他說得沒錯。她的兩頰發燙。
他們在肯吉住在不同的房間，因為這個地方的大家長畢竟還是神父。一天晚上，她準備上床睡覺時，決心第二天早上要比法默早起，于是把鬧鐘設定在五點。可是，隔天她還是被他喚醒，他在樓下院子里對著她的窗戶唱歌。她躺在床上想：“我一定要做一件比他強的事，至少要有一次。”
法默擴大并改良了他1983年在肯吉附近進行的衛生人口調查。他找到一本書，書中描述了在印度鄉村做的人口調查，于是他便把這本書當作手冊使用。奧菲莉婭負責收集資料，這表示得從東村走到西村，有時是和法默一起，但大多數時候都是和法默雇用的幾個當地年輕人同行，因為他們是識途老馬，帶她跋山涉水，走過大半覆著灌木叢的山路。溽暑難耐，她整張臉熱得通紅，不過克里奧爾語也大為精進，每一次的行程好像都很重要，但是也很痛苦。通常是她走進有兩間房的小屋，屋里出現一張椅子，接著農民倒飲料給她喝，并述說他們的痛苦遭遇和不幸，她奮筆疾書。她問他們是哪一年出生的，他們就說自己出生時是哪一個總統在位，或者是在水壩筑成前還是筑成后出生的。奧菲莉婭問：“你們家有幾個人住在這里？”這一家的爸爸或媽媽就開始逐一點名，有時候一口氣可報出十一個名字，這時奧菲莉婭會透過鋪著香蕉樹皮的屋頂看著天空，想象雨季到來時的情景。她看到他們小谷倉支柱上罩著的鐵杯，想到“還要防老鼠”。她發現這些擁擠的小屋內都有一種特殊的氣味。“不是臭襪子的味道，而是窮人家那種窒悶的氣味，許多饑腸轆轆的人呼吸的氣味。”
有時候她去到有人奄奄一息的人家，多半是罹患腹瀉疾病的兒童，尤其是肯吉水災的難民。為了取水，肯吉的居民必須走下兩百四十米的陡坡，把用葫蘆果殼制成的容器或塑膠罐浸到水庫的一潭死水中，再把裝滿水的容器背回山上。他們當然會盡量讓水多用幾天，所以水在罐子或葫蘆里一放就是好幾天，連蓋子也不蓋。
解決辦法是一組海地和美國工程師想出來的。這些美國工程師是加州圣公會派出的人，加州圣公會已協助拉豐唐多年。一條地下河流的河水從這座兩百四十米高的山坡底部附近冒出，水壩筑成前，這條地下河流一直是當地飲用水的主要來源。工程師裝了一條管子，利用河流的力量把河水送到肯吉社區的水龍頭。奧菲莉婭記得，幾乎從這個工程一完成，嬰兒死亡率就開始下降。
法默開始了解到水對公共衛生至關重要，同時對科技也產生了極大興趣，但蔑視“勒德陷阱”。他喜歡以一個故事說明這個名詞。他有一次剛從哈佛回到肯吉，發現在拉豐唐的監督下，三十間散置村上各處、外觀不錯的水泥公廁工程已展開。“可是，”法默問，“建造公廁的技術恰當嗎？”這個術語是引用自哈佛公共衛生學院的一堂課。一般來說，這個意思是指人們應該用最起碼的技術來完成一項工作就行了。
“你知道恰當的技術是什么意思嗎？意思就是有錢人用好東西，窮人用爛東西。”拉豐唐發飆了，之后一兩天都不理法默。
拉豐唐也負責監督肯吉一家診所的建筑工程，里面還有一間檢驗室。法默拿了一份世界衛生組織發行的簡冊，里面就第三世界國家檢驗室應有的配備提出最基本的建議。即使只有一個水槽也可以將就使用，如果供電不方便，可以利用太陽能。只要自制一個太陽能顯微鏡，就足以應付大部分的檢驗需要。他把那份簡冊丟到一旁。肯吉的第一個顯微鏡是他從哈佛醫學院偷來的。“這是財富重新分配的正義。”他后來說，“我們只是在幫助他們死后不會下地獄而已。”
這個為肯吉和附近村民看病的診所，基本上是從零開始建立公共衛生系統的。拉豐唐是這個建筑工程的發號施令者，他在一個沒有電力、沒有商店，也沒有可用道路的地方，以驚人的速度建造這間診所，而且持久耐用，令人側目。慢慢地，這個衛生系統的發展則來自法默的構想。
保羅建立的“醫療伙伴”組織|we go. we make house calls.we build health systems. we stay.
“醫療伙伴”組織的一名疫苗接種員正在為病人填寫表格
對公共衛生界的人而言，這一系列野心勃勃的計劃對肯吉這種貧窮的地方來說根本是奢望。然而到了1985年，法默已對公共衛生的標準定義感到不耐煩了。他告訴奧菲莉婭，對肯吉來說，疾病這個沉重的負擔，其實只是人民普遍被剝削的一種癥狀罷了。他對她說：“我們必須盡量朝最廣義的衛生去思考。”
這個觀念部分得自拉豐唐。他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期，已在肯吉建造第一所學校。學校有茅草屋頂，不適合在室內上的課程，就換到一株杧果樹下去上。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拉豐唐用南加州圣公會贊助的經費，在三號國道旁邊山坡上的一塊平地上蓋了一棟更大的兩層樓建筑。他寫道：“設立學校對許多無家可歸、無地可耕、永遠無法填飽肚皮的水災難民而言，看起來好像不切實際，然而他們并不這么想。”兒童爭相擁入這所新學校。一名農婦解釋：“很多人常常想，如果識字的話，現在不知道會是什么樣子。”學校可以教授衛生課程，也可以提供免費餐點給營養不良的兒童，而不會傷及他們自尊心。興建學校結合了實際考慮和道德考慮。法默說：“干凈的水、衛生保健、學校、食物、錫屋頂和水泥地面，是人人都該擁有的最起碼的東西。”
兩年前，也就是1983年年底，他前往波士頓哈佛大學接受入學面談時，順便參觀了一個名為“面包計劃”的慈善團體。他請對方贊助數千美元，在肯吉造一個烤面包的烤箱，因為他常聽拉豐唐說肯吉需要一個烤面包房。
這件事異常順利。法默還聽說這個慈善團體的一名捐款人要求把錢捐給海地貧民賑糧。
“那個人是誰？”法默問。
“一個匿名的捐款人。”
烤箱在1984年夏季造好，離學校不遠。第二年年初，哈佛醫學院的刊物上刊載了法默的論文《內心的人類學家》。不久，“面包計劃”的總監找上法默，因為烤箱的匿名捐款人看到了法默這篇文章。“我想見這個年輕人。”捐款人可能是這么說的，“看樣子他就是我這筆捐款的得主。”
“如果他要見我，叫他到海地來。”法默回答。
他聽說這個捐款人名叫懷特，在波士頓經營一家營建公司。法默想象他是一個腦滿腸肥、抽雪茄、和馬薩諸塞灣運輸當局做一些暗盤交易的共和黨員。結果在熱風中等待他的卻是一個六十多歲、臉色粉紅的人，穿著一身聚酯纖維材質的高爾夫球裝（包括格子褲）。懷特帶來了一大把鈔票，不一會兒就全部散發給乞丐，一張不剩。這個慷慨的舉動就法默的觀點來說并不惹人厭，只是還嫌不足。法默在坐卡車前往肯吉的路上，向懷特說明海地的情況，不出法默所料，懷特嚇到了，法默雖然對他有所提防，但對海地的情況并無隱瞞。
他承認，當時他畢竟只有二十五歲，還不知道該如何和準“金主”打交道。兩人在顛得七葷八素的卡車里，把話題轉向美國政治。懷特說：“我沒有投里根的票。”
“什么意思？”法默說。
“我沒有投里根的票。”
“難道你違反自己的利益投票？”法默問。
“這么做算是罪過嗎？”懷特說。
懷特回想當時：“從那一刻起，他的態度就從冷淡轉為熱絡。”懷特繼續說，“他在我眼中根本就乳臭未干，可是我就是喜歡他，因為他是那種有話直說的人。如果你對什么事喝倒彩，而他不認為你這樣是對的，他會直說。在服務窮人方面，我自嘆不如。”
法默下一次返回坎布里奇時，懷特請他吃午飯，兩人對內疚的看法展開一番舌辯。懷特認為內疚無濟于事，法默的看法正好相反，他認為內疚可以有建設性。懷特與第一任妻子離婚時給了她一大筆錢，同時支付所有子女生活和教育的費用。他的第二次婚姻與傳統有錢人的婚姻也大相徑庭，妻子帶了六個兒女一起嫁過來。然而，他對自己離婚一事仍十分內疚。
法默心里想的內疚完全不是這回事。法默贊成的是富人對窮人內疚，因為這樣他們才會捐一點錢出來。再說，他們也理應有所內疚。
事實上，懷特樂善好施，多年來不但捐錢給天主教慈善團體，也為拮據的朋友紆困。他在一個愛爾蘭天主教家庭長大，因為父親酗酒而家庭破碎，小小年紀就成為家中拿主意的人。他的一生十分精彩。大學念的哈佛，主修羅曼語，畢業后從軍，成為一○一空降部隊指揮官泰勒將軍的助理，但他剛開始卻做得很不情愿。懷特在盟軍登陸前一夜就跳傘潛入諾曼底，后來再進入荷蘭。雖然他說自己從未后悔參戰，但是后來卻非常痛恨戰爭；他雖然喜歡泰勒，也欽佩泰勒的勇氣，但是掌權者習慣把人視為插在地圖上的圖釘，這令他頗為反感。他也不喜歡特權，他看到一名年輕跳傘員被過重的背包壓得喘不過氣來，因為背包里面塞滿泰勒將軍未必用得到的東西。
戰后，懷特父親的營建公司在他的經營之下規模日益壯大，在波士頓無出其右。他和多位主教成為至交，擔任九個組織的董事，在小肯尼迪就任總統時，還和執政黨同席而坐。然而置身達官貴人之間的感覺并不舒坦，而且他經常躲避媒體。他告訴我，他一生中曾有幾個階段莫名其妙地沮喪郁卒。“內心的自我形象很低，”他補充說，“可是在我這一行，姿態就是要低。”我問他，何以會在當時只是一個二十多歲的醫學生法默身上下這么大賭注，他說：“他立刻就吸引了我，人這么聰明，又這么專注工作。”他思索了一會兒，又說，“我真不知該怎么解釋，可能是我也在找一個可靠的人吧。”
海地的景況當然讓懷特心情很差，肯吉的路況更是令他難受。他說：“簡直是在沿著那條該死的路慢跑。”他每次坐車走在那條路上，都會想：“這條路修起來再簡單不過了。”他記得第一次看到夸休可爾癥孩子的情形。“我看到一個紅頭發、肚子鼓得高高的孩子，我沖口說出：‘就在這里賑糧吧。’”懷特發現他可以輕而易舉地想象置身海地的情景。有一次在一間泥地小屋里見到一個孩子，有雙大眼睛和讓人無法忘懷的笑容，他恨不得立刻把公司的推土機搬到海地。“老天爺，”他對法默或拉豐唐說，“蓋個錫皮屋頂、地面鋪上水泥吧，我會給你們錢的。老天爺。”
法默返回波士頓布萊根醫院實習時，懷特會在午餐時帶著旅館餐廳做的三明治去找法默，兩人就坐在懷特的車里吃。有一天，懷特問臉色蒼白一如往常的法默：“你吃得夠多嗎？”
“噢，我很好哇。”法默說。
“需要錢嗎？”
“不用，”法默說，“好吧，可以給我四十美元嗎？”
懷特口袋里剛好有一疊百元大鈔，就拋了一張到法默的腿上。“你看起來一副沒吃飽的樣子。”說著又覺得非再掏點錢給他不可，于是又拋了一張鈔票。“拜托，看在上帝的分兒上，多吃點東西。”他說。為了強調他的話，他又塞了一百美元給法默。
法默看著這筆不勞而獲的錢。“現在我可以告訴你昨天晚上的事了。”他前一天晚上去了他在布萊根醫院治療的一個艾滋病患者的家，發現他正好要被掃地出門，“所以我就簽了一張支票給他。”
“喂，法默，你不覺得這么做太不切實際了嗎？”
法默笑了起來。“這個嘛，”他說，“上帝今天不是就派你來了嘛。”
懷特經常發現自己在波士頓為肯吉的一些計劃跑腿，去領取水槽之類的東西，然后放在他的奔馳車里（水槽是新診所要用的。第一間診所的設計很糟糕，懷特是出錢重建的金主，他很低調，不想讓人知道，法默說：“診所甚至連一個刻著他名字的紀念牌都沒有”）。
有一次，兩人在波士頓時，懷特說：“你知道，法默，有時候我好想拋棄一切，當個傳教士和你一起在海地工作。”
法默想了一會兒，說：“以你這個特殊案例而言，那會是一種罪惡。”
（節選自《越過一山，又是一山》，特雷西·基德爾著，錢基蓮譯，四川文藝出版社2017年12月版，整理/熊文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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