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路狂花》

“你看到了什么？”

短暫的沉默后，她開口道：“他不能控制他自己。他就是那樣的人。他就是捕食者。”“這種事一直在發生，不斷地試探，不是做一次就收手，不是就在一段時間內有這癖好。這是對女性持續性的捕獵行為。無論她們同意還是不同意。”

“大家都知道他——用你的話說——在‘捕食’女性嗎？”

“當然，每個人都知道。”

“他周圍所有人看到這種事情發生時，有人站出來反對嗎？”

“沒有。”

上面這段對話來自羅南·法羅的紀實作品《捕殺：保護獵艷者的謊言、監視與陰謀》，當然，更來自赤裸裸的現實。羅南·法羅是美國著名記者，曾任NBC新聞節目主播和記者，現任《紐約客》雜志撰稿人。也許很多人并沒有聽過他的名字，但幾乎沒有人不知道他通過報道掀開的丑惡現實——哈維·韋恩斯坦性侵事件。2017年，因羅南·法羅在《紐約客》上發表的揭露哈維·韋恩斯坦性丑聞報道，使該雜志獲得普利策新聞獎。這本書則是基于作者對韋恩斯坦事件歷時2年的新聞報道寫成。

2017年，在哈維·韋恩斯坦性騷擾丑聞曝光后，眾多曾遭遇性侵犯或性騷擾的女性們在社交平臺發起了“me too”運動，于是這兩個最簡單的單詞被女性的勇氣填滿，試圖努力守護其他女性。在這本書中，我們可以看到權力結構關系的不平等如何徹底地對弱者進行傾軋，我們可以看到結構性的力量如何共同完成對女性的捕殺，但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們能知道，從來沒有什么能摧毀女性的勇氣，即使被“捕獵”，她們也永遠不能被扼殺。這些作為受害者的女性，她們曾勇敢地站在聚光燈下，重新撕開自己的傷口，因為她們相信，并且知道，她們已經讓現在的世界大不相同。

以下內容來自羅南·法羅《捕殺》，內容有刪節

01.

僅僅因為我是內衣模特，我就必須是錯的一方嗎？

當事人都很害怕，許多人拒絕跟我談話。但還是有一些人愿意嘗試。我還在追查唯一一宗進入刑事司法程序的針對韋恩斯坦的指控。

（當事人）古鐵雷斯幾乎立刻給我發來信息。“你好，我的律師說你想聯系我。你想問些什么？”她寫道。

“我是 NBC 新聞的記者，我在為我正在做的《今日秀》報道找素材。我想在電話里能說得更清楚，如果你不介意的話。”我回復道。

“能不能稍微再說明白一點，‘我正在做的’是什么東西？”她又發來信息。

我立即意識到，安布拉·古鐵雷斯并不傻。“它涉及另一個人——也可能是幾個人——提出的指控，或許跟你之前提出的指控有點像，就是 2015 年紐約警察局展開調查的那次。如果我能跟你談談，對其他提出指控的人來說可能大有好處。”她同意第二天見面。

我到達格拉梅西酒館的時候，古鐵雷斯已經坐在靠里的一個角落，她全身繃得直直的，一動不動。“我總是早到。”她說道。我對她的認識還遠遠不夠。我發現，她條理清晰，很有頭腦。那天在酒館里，她顯得有點緊張。“我想幫忙，”她說話的時候有意大利口音，而且略微顫抖，“只是我的處境有點困難。”直到我說另一個女人已經在鏡頭前控訴韋恩斯坦，而且有更多人考慮這么做之后，她才開始講述自己的故事。

2015 年 3 月，古鐵雷斯的模特經紀人邀請她參加無線電城音樂廳的一個招待會。在招待會上，韋恩斯坦毫不掩飾地從房間的另一頭盯著古鐵雷斯看。他走到她身旁，跟她打招呼，多次對她和她的經紀人說她長得像女演員米拉·庫尼斯（Mila Kunis）。招待會結束后，古鐵雷斯所屬的模特經紀公司給她發郵件，說韋恩斯坦想盡快與她進行一次商務會談。

第二天傍晚，古鐵雷斯帶著她的模特作品集來到韋恩斯坦位于翠貝卡大酒店的辦公室。她和韋恩斯坦一起坐在沙發上看她的作品集，他開始盯著她的胸部，問它們是不是真的。古鐵雷斯說韋恩斯坦隨后朝她撲過來，摸她的胸，還不顧她的反抗想要把手搭在她的裙子上。最后他收了手，告訴她，他的助理會給她當天晚上《尋找夢幻島》的票。他表示會在演出時見到她。古鐵雷斯當時只有 22 歲。

“因為過去遭受過創傷，”她向我訴說道，“所以我把被人觸摸這件事看得很嚴重。”她記得與韋恩斯坦見面后，全身不由自主地顫抖，還在一間盥洗室前停了下來，失聲痛哭。后來，她攔了一輛出租車去經紀人的辦公室，在辦公室里又忍不住大哭起來。然后，她和經紀人一起去了最近的警察局。她還記得在警察局里，對著幾個警察說出韋恩斯坦的名字時，其中一個說了句：“又是他？”

當天晚上，她沒有去看演出，為此韋恩斯坦生氣地給她打了電話。她接電話的時候身旁正坐著警察局特別受害者部門的探員，他們監聽了電話，并決定將計就計：讓古鐵雷斯佯裝同意第二天去看演出，然后與韋恩斯坦見面。他們會在她身上安裝竊聽器，趁機套取供詞。“這個決定當然讓人害怕，”她說道，“我一整晚都沒睡好。”任何一個人冒著這樣的風險去揭露一些重大事件時，免不了要在利己和利他之間權衡再三。在某些情況下，兩者其實是一致的。但這一次，幾乎無利可言。在法律和職業兩方面，古鐵雷斯都將面臨滅頂之災。她只想阻止韋恩斯坦再做出這種事。“每個人都說這個家伙能徹底封殺我，”她說道，“而我愿意為此冒險，因為這個家伙不應該再對任何人做這種事。”

第二天，古鐵雷斯在翠貝卡大酒店的丘奇酒吧跟韋恩斯坦見面。一隊便衣警察監視著他們的一舉一動。韋恩斯坦毫不掩飾地恭維她。他一直不停地夸她漂亮。他告訴她，如果愿意跟他交朋友，就可以幫她接到表演的活兒，他同時還說出了好幾個知名女演員的名字，并且表示為她們做過同樣的事情。古鐵雷斯的口音顯然需要改善，而他也表示可以安排相關課程。

韋恩斯坦中途去了趟廁所，回來后就突然催促古鐵雷斯一起去他的頂層套房。他說想洗個澡。古鐵雷斯害怕他又會對自己動手動腳，或是發現自己身上的竊聽器，于是便拒絕了他的要求。古鐵雷斯一心想逃離魔爪，卻一直逃不掉。最后，韋恩斯坦還是把她帶上樓，朝他的房間走去。這時候，便衣警察無法再尾隨其后。雪上加霜的是，她的電話這時也正好沒電了。她一直按照警察的指示，把電話放在包里，同時錄音以備后用。韋恩斯坦的火氣越來越大，命令她進入房間。古鐵雷斯十分害怕，不停哀求，想要離開。就在兩人糾纏拉扯的過程中，韋恩斯坦承認前一天對她動手動腳：這份完整的供詞就在如此戲劇性的情境下被錄了下來。

古鐵雷斯一直苦苦哀求，而他最后竟然大發善心，帶她一起下了樓。警察則不再隱藏身份，徑直來到韋恩斯坦面前，表示想找他問話。韋恩斯坦本有可能面臨三級性侵犯的指控，這是一項輕罪，最高可判處三個月監禁。“我們有很多證據，”古鐵雷斯告訴我，“所有人都對我說：‘恭喜，我們阻止了一頭野獸。’”

可是突然之間，八卦小報就開始刊登有關古鐵雷斯過去可能是妓女的消息。曼哈頓地區檢察官小賽勒斯·萬斯（Cyrus Vance Jr.）的辦公室也開始提出相同的觀點。萬斯的性犯罪小組負責人瑪莎·巴什福德（Martha Bashford）對古鐵雷斯展開訊問，據兩名執法人員透露，巴什福德盤問了她有關貝盧斯科尼及其個人性生活史方面的情況，言語間透露出不尋常的敵意。

這位地方檢察官的新聞辦公室人員后來對《紐約時報》表示，這是一次“正常的、典型的訊問”，目的在于為以后的交叉盤問做準備。然而，執法部門內部人士不同意這種說法。“他們對待她的方式就好像他們是韋恩斯坦的辯護律師一樣。”其中一個人曾這么對我說。“這太詭異了，”古鐵雷斯回憶起那場訊問，“我當時的反應是：‘這之間有什么聯系？我不理解。看證據就行了。’”

2015 年 4 月 10 日，古鐵雷斯向警察指控韋恩斯坦兩周后，地方檢察官辦公室宣布，他們不會起訴韋恩斯坦。執法部門的工作人員私下議論紛紛，認為地方檢察官辦公室的表現很奇怪。萬斯的工作人員一直定期收到有關古鐵雷斯過去的新消息，但卻從沒透露過消息來源。一名工作人員跟我形容說，發生的一切有點像韋恩斯坦親自潛入了萬斯的辦公室。古鐵雷斯事件發生時，韋恩斯坦的法律團隊極具政治影響力。韋恩斯坦法律團隊的幾名成員都曾為萬斯的競選活動捐款。在萬斯決定不起訴后的幾個月里，他收到了捐贈的 1 萬美元的連任競選資金。

在地方檢察官做出不起訴的決定后，古鐵雷斯開始動搖，然后又開始擔心自己的未來。“我睡不著覺，吃不下飯。”她對我描述當時的情況。當韋恩斯坦依靠八卦小報關系，把古鐵雷斯抹黑成騙子的時候，她覺得歷史在重演。她認為，之所以會出現她在意大利曾做過妓女的傳聞，是因為她曾在貝盧斯科尼腐敗案中做過證。她說貝盧斯科尼利用其權力誣蔑她。蕩婦羞辱似乎是一種全球通用的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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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僅僅因為我是內衣模特或別的什么，我就必須是錯的那一方，”古鐵雷斯說道，“一直有人對我說：‘或許是因為你的穿著打扮。’”（她當時是穿著職業裝去見韋恩斯坦，因為天氣寒冷，她還穿著厚厚的褲襪。）她的名聲一落千丈。“我的工作有賴于我的形象，而我的形象全被毀了。”她說道。再也沒人找她試鏡。

02.

我本可以逃跑，可是我沒有，所以我覺得自己也有責任

幾個月來，一直有知情人告訴我，意大利女演員艾莎·阿基多可以提供有關韋恩斯坦的故事。我第一次跟阿奎特通話的那天，也和阿基多互發了信息。阿基多很害怕，聲音一直在顫抖。經過幾次漫長且情緒激動的采訪之后，她告訴我，韋恩斯坦在他們一起工作的時候侵犯了她。據她說，1997 年，她受邀參加米拉麥克斯公司在法國里維埃拉昂蒂布的埃當羅克角酒店舉辦的派對。

她記得當時工作人員對她說“哦，我們到得太早了”，然后就轉身離開了，留下她和韋恩斯坦單獨相處。一開始，韋恩斯坦表現得十分關心她，表揚了她的工作。然后他離開了房間。當他回來的時候，身上穿著浴袍，手里拿著一瓶乳液。“他讓我給他按摩。我當時的心情是 ：‘嘿，伙計，我不是他媽的傻瓜’，”阿基多對我說道，“但現在回想起來，我就是他媽的傻瓜。”

阿基多說，在她勉強同意給韋恩斯坦按摩后，他掀起了她的裙子，強迫她分開雙腿，不顧她反復要求他停手。“這一幕不會停止，”她告訴我，“這是場噩夢。”后來她不再說不，而是假裝很享受，因為她以為這是結束這場性侵的唯一方法。“我不愿意，”她對我說道，“我說了‘不要，不要，不要’……太詭異了。一個高大、肥胖的男人想要吃掉你。簡直就是可怕的童話故事。”阿基多堅稱想把自己的錯綜復雜的遭遇全部說出來，她說自己并沒有從身體上反抗過他，這讓她多年來一直悔恨不已。

“之所以會成為一名受害者，我覺得自己也對此負有責任，”她說道，“因為我是個強悍的女人，我本可以踢他的下體，然后逃跑。可是我沒有。所以我覺得自己也有責任。”她將這個意外事件描述為“可怕的創傷”。阿基多表示，后來“他一直聯系我”。她形容他的行為“幾乎就是一種跟蹤”。幾個月的時間里，韋恩斯坦似乎是著了魔，向她贈送昂貴的禮物。讓事情變得復雜的是，阿基多最終屈從于他的進一步追求，而且是欣然接受。

“他說得好像他是我的朋友，真的很欣賞我。”在接下來的幾年時間里，她不時與他有性接觸。在她聲稱的性侵發生幾個月后，他們就再次有了性接觸，就發生在《心太狂》上映前。“我覺得我必須這么做，”她說道，“因為我的電影快要上映了，我不想惹怒他。”她覺得如果她不順從韋恩斯坦，后者就會毀掉她的事業。多年后，當她以單身媽媽的身份獨力撫養孩子的時候，韋恩斯坦提出為她請保姆。她坦言覺得自己“有義務”順從他的性騷擾。

對許多遭受過性侵的受害者來說，不得不面對這樣的復雜現實：犯下這些罪行的往往是她們的老板、家庭成員和事后無法不再見面的人。阿基多告訴我，她知道會有人用他們之后繼續聯系的事實，攻擊其指控的可信度。她為自己保持與韋恩斯坦的聯系給出了多個理由。她被嚇壞了，被他的跟蹤搞得身心俱疲。最初的性侵讓她每次遇到韋恩斯坦的時候都有一種無力感，這種情況甚至持續了很多年。“當我看到他的時候，我覺得自己很渺小，很愚蠢，很軟弱。”她努力解釋著這一切的時候已經瀕臨崩潰，“強奸發生后，”她說道，“他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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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基多身上的矛盾沖突，超過其他任何當事人。在大眾普遍認為受害者應該是圣人，否則就會被視為罪人的環境中，那個夏天站出來發言的女性只是一群普通人。承認包括阿基多在內的所有人都做了一件勇敢的事情，并不代表就能理解她們在隨后幾年里做出的任何選擇。早在后來的丑聞爆發之前，阿基多就已成為眾矢之的。報道中的每個當事人都忍受著社會歧視帶來的痛苦，在意大利，古鐵雷斯的案例就已表明，文化環境中存在著更加嚴重的性別歧視。在阿基多提出對韋恩斯坦的指控后，意大利媒體又給她貼上了“妓女”的標簽。

03.

我在上面建了橋，總有一天你也會這樣

報道中提及的其他女性對此也做出了反應。有的人感到痛苦，有的人則欣喜不已。但所有人都表示感覺卸下了一副重擔。麥高恩幾個月以來一直忐忑不安，她對我表示了感謝。“你帶著一把耀眼的燃燒的劍闖了進來。干得真他媽的太棒了，”她寫道，“你為我們大家做出了巨大貢獻。你很勇敢。”

安娜貝拉·莎拉也在報道發表的那天給我發來消息：“你做了件讓人難以置信的事，不僅曝光了他，還向公眾傳達了所有經歷過并一直在經歷那些痛苦的女性的痛苦。”當我給她回電話時，她解釋說她就是一直在經歷那些痛苦的女性之一。我們第一次通話的時候，她凝視著客廳窗外的東河，掙扎著是否要說出她的故事。“我當時的想法是：‘這是你等待了一輩子的時刻……’”她突然感到恐慌，“我開始發抖，”她回憶道，“我只想掛斷電話。”

她說，事實上，20 多年來，她一直無法坦然說出有關韋恩斯坦的事。她生活在對他的恐懼中，她睡覺時床邊還放著一根棒球棍。她說韋恩斯坦暴力強奸了她，并且在隨后的幾年里多次對她進行性騷擾。

20 世紀 90 年代，莎拉主演了韋恩斯坦制作的《紐約夜月情》，她說她由此進入了“米拉麥克斯的圈子”。從此之后有太多拍攝、活動和晚宴，很難想象離開韋恩斯坦生態系統的生活。她回憶道，在紐約的一次晚宴上，“哈維在場，我起身準備離開。哈維說：‘哦，我會送你離開。’哈維之前曾經開車送我，所以我沒多想會發生什么特別的事情——我只是期望被送回家”。

韋恩斯坦在車上和莎拉說再見，然后她上樓回她的公寓。她獨自一人在家，回家幾分鐘后就準備上床睡覺，這時她聽到有人敲門。“當時還不是特別晚，”她說道，“并沒到什么三更半夜，所以我把門打開了一條縫，看看門外是誰。而他把門推開了。”說到這里，莎拉停了下來。接下來的故事似乎讓她難以啟齒。韋恩斯坦“走了進來，好像走進他自己的公寓一樣，好像這地方是屬于他的一樣，然后他就開始解襯衫扣子。所以他很清楚他想干什么。我當時穿著睡衣。我沒穿多少衣服”。他在公寓里轉了一圈，在莎拉看來，他似乎是在檢查屋子里是否還有其他人。

莎拉告訴我，古鐵雷斯在警方誘捕行動中的錄音“真的觸動了我”。她記得韋恩斯坦逼迫她、把她推到臥室的時候，也采取了同樣的手段。“過來，快點，別鬧了，你在干什么，過來。”她記得他說過的話。她還假裝鎮定自若。“這是不可能的，”她告訴他，“你必須出去。你得離開。滾出我的公寓。”“他把我推到床上，壓在我身上，”莎拉艱難回憶道，“我又踢又叫。”但韋恩斯坦用一只手就把她的雙手鎖在了頭頂，強迫她發生了性關系。

最終發表在《紐約客》上的這些故事都還原了事實，符合法律規定。我們并沒有試圖傳達聽到莎拉那樣的暴力強奸經歷時所感受到的那種真實、冷酷的丑陋。我們聽到了她的聲音。她在斷斷續續的抽泣中道出的回憶。你曾經聽見安娜貝拉·莎拉掙扎著講出她的故事，那故事永遠留在了你的心底。

在強奸發生后的幾周和幾個月里，莎拉沒有把這件事告訴任何人。她從沒跟警察說過這件事。“和大多數女性一樣，我對發生的事情感到羞愧，”她坦言，“我反抗了。我反抗了。但我還是會責怪自己，為什么要開門？誰會在晚上那個時間開門？我為此感到窘迫不安。我感到惡心。我覺得自己把事情搞砸了。”她變得意志消沉，體重也開始下降。她父親不知道強奸的事，但很擔心她的健康狀況，勸她找人幫忙，而她也的確去找了心理醫生，但她說：“我甚至沒有把這件事告訴心理醫生。真是太可悲了。”

和其他許多人一樣，莎拉懷疑韋恩斯坦采取了報復行動。她說她幾乎立刻就感覺到生活受到了影響。“從 1992 年開始一直到 1995 年之前，我都沒有工作，”她說道，“我一直收到這樣的負面反饋信息：‘我們聽說你很難相處，我們聽說這樣或那樣。’我認為這都是韋恩斯坦在搞鬼。”女演員羅茜·佩雷茲（Rosie Perez）告訴我 ：“她本來意氣風發，然后就開始表現怪異，開始深居簡出。這毫無道理。她才華橫溢，而且正當紅，拍了一部又一部熱門電影，然后突然之間就從圈子里消失了，為什么會這樣？同為女演員，看到她的事業沒能發展到應有的水平，我很傷心。”佩雷茲是最先與莎拉提及她的強奸指控的人之一。

隨著時間的推移，莎拉向一小部分人吐露了心聲。佩雷茲說她從一個熟人那里聽說了韋恩斯坦在倫敦酒店的所作所為，并詢問莎拉發生了什么。莎拉告訴佩雷茲發生在她公寓的強奸，佩雷茲聞言哭了起來，她小時候就曾被親戚性侵。“我說 ：‘哦，安娜貝拉，你必須報警。’她說：‘我不能報警。他正在毀掉我的事業。’”

《從不，很少，有時，總是》

佩雷茲把自己曾遭受性侵的經歷告訴了莎拉，以此鼓勵她說出她的遭遇。“我告訴她 ：‘我在污水里掙扎了很多年。這個過程真他媽令人煎熬，也許說出所有事情，才是你的救命稻草。抓住它，爬出來。’”佩雷茲回憶道，“我說：‘親愛的，污水永遠不會流走。但我公開一切后，它變成了一個水坑，我在上面建了座橋，總有一天你也會這樣。’”

本書基于作者從 2016 年年末至 2019 年年初的新聞報道而成，凝結了200 多個針對消息提供者的采訪，數百頁合同、電子郵件和短信，以及幾十小時的錄音資料。作者能夠完成此報道的調查并最終發表，一方面源于作者的堅持和不懈努力，另一方面來自媒體同行對此事件的接力追蹤報道。他們彼此提供線索和信息，在面對重重阻撓、打壓和威脅的情況下，仍舊堅守職業操守和正義原則，最終一起完成了關于此事件客觀、嚴謹而公正的報道。那些重大、真實的故事，或許會被“捕獲”，卻永遠不會被扼殺。

原標題：《她們說：不能就這樣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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