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近坍塌的房子孤獨矗立在黃沙和磚石中間，過期的藥盒、發霉的硬紙板和眼鏡布散落一地，是何承祥過去生活的痕跡。

5月13日，何承祥在幾近坍塌的老房子里。

在甘肅民勤縣煌輝村，“節約用水”的標語曾經貼在村小教室最顯眼的位置。老師會在課堂上對孩子們說：民勤，地處巴丹吉林沙漠和騰格里沙漠中間，如果兩大沙漠聚攏在一塊，民勤就消失了。1996年，何承祥帶領村民們打井，打到地面以下306米才見到水。水堪比金子貴重。

為了修復生態，2011年2月22日，民勤縣人民政府印發《關于印發西渠鎮原煌輝村一社整體搬遷實施方案的通知》。

村里原有的24戶人家搬走了15戶，剩下的9戶故土難離，也難舍生計。直到2013年秋天，包括何承祥在內的5戶人家才同意搬遷去了民勤縣夾河鎮中坪村，他們也分配到位于民勤縣的每戶80平方米的經濟適用房。

“土地是農民的命根子，但每個孩子能力不同，不搬遷可能一輩子買不起縣城的樓房?！睂τ诤纬邢閬碚f，搬遷是一個糾結的選擇。

2013年上映的紀錄片《風沙線上》里，導演王文明拍下他們一家的生活處境。那時，他們生活在居民收縮點，村里的水管五天供水一次，孫女何芳菲小學六年轉了五所學校，小女孩的愿望是長大后“當干部”，過跟父輩不一樣的生活。

如今十年過去，村子的人散落各處，孩子們也已長大。他們現在過得怎么樣了？

“天下有民勤人，民勤無天下人”

那間老房子，是何承祥的婚房，也是后來他大兒子的婚房。他在這幾乎生活了一輩子。

何承祥以及他大兒子結婚時的婚房。

自從1958年開工修建紅崖山水庫，攔截了石羊河上游河道來水，不到一年的時間，村莊十公里開外的青土湖完全干涸。之后的幾十年里，煌輝村一到八社的村民都在治沙和找水。

何承祥記得，到了上世紀90年代，由于沒有充足的灌溉用水，不少村民縮減了耕地種植面積，或外出打工，投親靠友。

在民勤，有一句話廣為流傳，“天下有民勤人，民勤無天下人。”

為了留住村莊的人，1996年，原一社社長何承祥組織社里的103名村民籌資20萬元，又貸款15萬元，打了一口306米的深井，暫時解決了灌溉用水的問題。盡管如此，當時一社也有三分之一的人家離開了村莊。

村民們的生活用水依靠另一處政府打的深井，家家戶戶每周去拉一次水，大多數人很少洗澡，干農活出汗了就用毛巾浸濕擦一擦后背。

由于鹽堿化，這里的井水燒開后總有一層白色的懸浮物，入口味道苦咸，人們偏愛沖泡一種味道很濃的磚茶來蓋住水的異味，或是吃地里的甜瓜解渴。

青土湖附近的鹽堿地。

煌輝村距離沙塵暴的風口不過10公里，當地早在2000年前后就開始用麥草方格治沙。何承祥回憶，每年秋冬兩季，都會以生產隊為單位承擔10畝地的治沙任務。裝著麥草的車子停靠在公路邊，需要人力背著30斤的麥草走上幾十到幾百米路，再在麥草方格上面種梭梭。

風大沙大，村里的女人們出門個個把頭巾裹得緊緊的。何承祥每次治沙都要抖數十次布鞋里的沙子，擦過臉的毛巾也是一層土黃色。

5月13日，何承祥走在青土湖一帶，他們一家都曾在這參與麥草方格治沙。

2011年，原煌輝村一社接到了搬遷通知，與此同時，搬遷計劃區域內也禁止耕種。

當時，何承祥在內的9戶人家去了遷入地夾河鎮中坪村考察發現，新的地方，分給他們的耕地只有910畝，相較原來耕地面積減少了三分之二。而離開生活了九代人的故土，能不能融入新的環境，他心里也沒底。

選擇留在煌輝村，則意味著放棄耕種，只能靠養羊和打零工維持生計。何承祥家養了十只羊，他把過去灌溉的井水和生活用水摻和在一起喂羊，同時管著村里20多套租給外地治沙人的房屋補貼家用。

他的三個正值壯年的兒子壓力陡增。撤點并校后，孩子們只能去民勤縣讀書，何芳菲的父親何文元和三叔何文國，都在民勤縣租住平房，分別靠開半掛車拉石沙、做保安打零工養家，每天工錢一百多元。老二何文華則去了妻子老家青海省格爾木市，跟小舅子一起開裝載機。

何文華和妻子童英在做拉面。

何承祥眼看著三個兒子為了供子女讀書，都離家越來越遠，2013年秋天，他改變了主意，同意搬遷。

同村的盛軍國是和何承祥一起搬到夾河鎮中坪村的五戶之一。他們家有六口人，四間房，父母住在西偏房，家里生火做飯也在這間屋子。他說，起初不愿意搬遷，一是父母舍不得老屋，另外，過去家里有十幾間屋子，搬遷后的居住條件有些局促。

47歲的盛軍國初中沒畢業就輟學了，務農是唯一的傍身之技。他記得，在老家沒有務農的三年，每月靠治沙種梭梭有兩三千元的收入，兒子上小學，女兒上幼兒園，一家人一頓只炒一個菜，一兩個月才吃一次肉，家里沒有冰箱，也舍不得殺羊吃，只有過年才吃上一次羊肉。

“每次和老爹老媽說‘真不行就搬走吧’，他們都生氣不說話?！笔④妵仡^望了一眼坐在西偏房炕上的父親，指了指房梁、灶臺、房門、棕紅色的米柜、簸箕，說“這些都是從老家搬過來的”。

盛軍國父母居住的西偏房。

2014年秋天，盛軍國拿到了縣城樓房的鑰匙，懸著的心也落地了。他開始緊鑼密鼓地在中坪村的宅基地建房。為了省錢，他把老家的房子拆得只剩下一間供家人暫住，拆下來的木材都拉到中坪村用來建新房。

搬離煌輝村的那天，他蹲在家門口抽了好幾包煙，母親哭了幾次，父親在一片廢墟里進進出出，總想再往卡車里裝點東西。路口等紅綠燈的時候，他聽見旁人議論：“（車上）拉的都是破爛?！?/p>

新移民的生活

2014年趕在入冬之前，五戶人家都搬進了中坪村。

剛搬過來的一兩年，他們把中坪村的土地承包給別人，每畝地有四五百元的收入，心思都花在收拾自建房和裝修縣城的經濟適用房上面。

盛軍國說，縣城里的房子裝修花了七八萬，大部分錢都是借的。因此，自建房蓋得很潦草，家里光線昏暗，房間內的水泥墻都沒刮大白，從老家搬來的木門尺寸也并不合適，進出時吱吱作響。如今七年過去，家里也沒舍得建旱廁，要到地里上廁所。

和農村相比，妻子和兩個孩子都更喜歡縣城的生活。他的兒子在酒泉市通過了專升本考試，妻子在縣城照顧上高二的女兒。他則是縣城、村里兩頭跑，六年前他父親腦梗，留下了后遺癥，母親腰不好，一個月有20多天，他要到鄉下給父母買菜、做飯，忙活家里的收入大頭——30畝玉米地和30只羊，閑下來，才回縣城一趟。

他的父母很想念孫輩，經常催他給女兒打電話，讓回爺爺家住一天。但女兒覺得回爺爺家上廁所、洗澡都不方便。每次女兒返城，“老爹都給她發紅包，說‘下周再來’。”盛軍國笑著說。

中坪村距離沙塵暴大風口80多公里，相比于煌輝村，風沙不再是懟著人吹。政府給每戶都安裝了水管，五天供水一次，生活用水充足。

但提起灌溉用水，盛軍國就從牙縫擠出一句“不敢多用”。搬遷后農業用地八年內免收水費，但從今年開始要收費了，平均一畝地水電費100多元/年，“正常一周澆一次水，現在我都是十多天澆一次”。

令人意外的是，盛軍國每隔一兩個月還會回一次煌輝村。上次回去是十多天前，“就想回去看看”。他原來的家和未搬遷的李有林家隔墻相鄰，最近幾年，李有林每年都幫他家院里的李子樹澆水，李子成熟了就讓他帶些回去給父母嘗嘗。

盛軍國的父親遺憾地說：“以前沒水吃不上家里的李子，有水就搬遷了。”

從盛軍國家里出來，經過兩家門口，打頭的一扇磚紅色鐵門就是何承祥家。

如今，何承祥和老伴住在中坪村的自建房里，按戶分配的縣里的三套經濟適用房分別住著他的三個兒子和家人。

何承祥在夾河鎮中坪村的家。

何承祥家里的四間房，西偏房是廚房，一進門右手邊立著兩只直徑50厘米，近一米高的水缸用來接自來水，缸是用紅土做的，從老家拉過來，祖輩四代人都用過。平日里做飯需要燒柴火，地下還堆放著冬天取暖用的木樁，何承祥說，“煤1.5元/斤，燒不起?！?/p>

何承祥睡在主臥，房間里擺放著待客的茶幾、沙發，與在煌輝村不同的是，他不再邀請客人喝味道很濃的磚茶，而是拿出了綠茶。“水質好了，喝不出苦咸味了。”

5月14日，何承祥坐在中坪村家中的炕上。

住在西屋的老伴患有肺氣腫、脂肪瘤等疾病，每走幾步就喘得厲害，平時自己在屋里開火做飯。東屋的客房是留給三兒子家的，但除了過年，幾乎無人踏足。

他領著我們去看家里緊鄰鄉道的80多畝耕地（人均6.82畝），種著玉米和小麥。5月中旬，正值作物出苗期，為了防止水分蒸發，地里都鋪著農用塑料地膜，也是十多天澆一次水。何承祥掏出水卡在“民勤水務”供水設備上刷一下，水源順著水渠“咕嚕咕?！绷鬟M了田里，演示了幾秒，他馬上關上灌溉閥門，怕浪費水。

5月中旬，何承祥家的田里，小麥、玉米都已出芽。

他說，現在灌溉用的是政府打的深井水，到了秋冬季節，紅崖山水庫會集中放水40多天。

目前，家里的耕地主要由二兒子何文華打理，兩年前，他在化工廠做工時發生事故，腰椎骨折，休養了一年后，無法再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便回家種地，一畝地一年有兩三千元的收入。

不再為生計發愁的何承祥，經常上午吃過早飯，騎著電動三輪車到夾河鎮打“牛九牌”（中國西北地區廣泛流行的一種牌類游戲）。幾十個上歲數的人聚在老年文化活動中心，四人一桌一打就是幾個小時，外面停滿了老人們的紅色電動三輪車。

5月11日，何承祥在夾河鎮老年活動中心看牌友打“牛九牌“。

留守的四戶人家

60歲的李有林和85歲的母親沒有離開過煌輝村，20年前，他在距離村里幾公里的西渠鎮開了一家農機維修店，年景好的時候，一年有八九萬收入，足夠養活一家七口人。

因此，得知搬遷的消息，他想都沒想就拒絕了：“（修農機）市場沒了，生活搬進城了，生計搬不進城。”

不能種地，過去十年是怎么過的？被問到這，他輕嘆了一口氣，坐在炕頭一連抽了四支煙。

5月13日，何承祥回到煌輝村到李有林家寒暄。

過去，李有林的車上經常裝著7個藍色的塑料桶，每天往返維修店的路上，路過學校、廠房或者其他村的深井，就下車把水桶接滿。

因為村里七天供水一次，每次接水限時，他都讓其他三戶先接，“他們養羊多，耗水量大”。而且深井水的味道苦澀，上面浮著一層水垢，他生病的父親咽不下苦水，他才養成去鎮上“討水”的習慣。

直到2022年2月，村里通了自來水，兩天供水一次，接水的水管就安裝在家里廚房水缸上面，7個藍色塑料桶才閑置下來。

2013年秋天過后，煌輝村只剩下四戶人家，生活的瑣碎和難處，只能彼此照應。李有林記得最險的一次，2017年，堂兄李有紅得了腎結石，夜里疼得受不了，他開車一路送去了鎮醫院、縣醫院，都治不了，又跑去了武威市的醫院，做激光治療把結石排出來了才脫離了危險。

有時，他在西渠鎮的維修店里忙，母親一個人在家跌倒爬不起來，也得通過電話喊鄰居來幫忙。還有一次母親炕頭的爐子起火，火光躥出房頂，鄰居們看到了，及時用被褥澆上水撲火，才把火勢控制住。“如果等消防過來，離得遠可能要半個小時?！崩钣辛中挠杏嗉?。

因為搬遷，煌輝村一社在行政上不復存在。碰上孩子升學、家里老人生病開止痛藥這些需要蓋章的事情，留守的人家只能借其他生產隊的公章，“有時候去別的村，掏五塊錢蓋一次章?！崩钣辛痔统錾矸葑C，上面的地址依然寫著煌輝村一社，但這個身份早已不再能給他帶來歸屬感?！安贿^現在我們四戶歸西渠鎮派出所管。”李有林補充說。

為了生存下去，2013年秋天，李有林就鼓勵其他三戶都去考駕照，可以開車跑運輸。當時40多歲的李有紅和妻子在青土湖做栽樹壓沙，120元/天，還要供三個孩子在西渠鎮念書。初二輟學的他，科目一考了兩次，只得每天早晨五六點起來學習，白天去種梭梭，晚上回來繼續學到半夜。

2014年，李有紅考下了能開工程車的B照駕駛證，2015年買了翻斗車。他說，開車拉貨比打零工舒服一點，但隨著民勤縣基建逐漸完善，他的翻斗車又小，拉貨的活兒越來越少。

隨著紅崖山水庫給青土湖生態補水，地下水位逐漸上升。如今放眼望去，周邊長出了翠綠色的青草和麥黃色的蘆葦。幾戶人家紛紛擴大了養羊的規模。規模最大的盛紅中家養了80多只羊，分三個羊圈，因為地廣人稀，散放羊，村里的土路上布滿密密麻麻的羊屎蛋。

李有紅說，當初留下來是為了給父母養老送終。2003年，他的父親患有腦溢血，2013年，母親又查出直腸癌。家里經濟并不寬裕，他還有三個孩子，一個妹妹，中坪村的宅基地按照一家四口人的標準分配，家里八口人住不下。盡管每超過一人按3000元補貼，但也不夠覆蓋建房的成本。

盛紅中有司爐工操作證，曾在甘肅省金昌市做鍋爐工，因為超生丟了工作，被罰款一萬元，才回到生活成本低的煌輝村老家，他自嘲是“末代農民”。

盛紅中在村里是有名的種瓜好手。2021年3月，政府允許恢復耕地之后，他種了20多畝的甜瓜。5月中旬，他正在田里翻土、放水，用不了幾天，就將下種、鋪地膜。他膚色黝黑，戴著紅帽，圍著紅色防曬圍脖，有些皸裂的手指沾了泥沙，他一邊說話，一邊賣力地翻土。

5月13日，盛紅中正在田里翻土、放水。

唯獨提到三個女兒的時候，他才拄著鏟子直起腰來。28歲的大女兒在張掖市?？茖W校里的圖書館工作，今年剛考上西北師范大學的研究生；1997年出生的二女兒學的計算機專業，在張掖市的一家投資機構上班；小女兒去年本科畢業，目前待業考教師編制。他說，大女兒和小女兒受家鄉的影響，學的專業都跟環境有關。

“老二成績不好復讀了一年，學費1.8萬/年。為供她讀書，我多打了兩年工?！钡麖膩頉]想過放棄供女兒讀書，他覺得“想要走出去，只能靠讀書”。

留守煌輝村的另外一戶李有軍在外跑運輸，家里只有他的母親、妻子和在哺乳期的兒媳婦帶著孫子在家。他的妻子在地里揮汗如雨地一個人耕種30畝玉米地，母親看著表，準備三四點鐘就去青土湖放羊，兒媳婦輕拍著懷里的嬰兒，唱著兒歌。

4月份采訪《風沙線上》的導演王文明時，他憶起何承祥十年前站在干枯的楸子樹下說的話：“村莊哪怕有一個人在，它還是一個村莊，如果人都沒了，就什么都沒有了?！?/p>

下一代的選擇題

在蘭州信息科技學院，我們見到了21歲的何芳菲。她披著染過的長發，化了淡妝，身著寬松的黑色皮衣，搭配牛仔褲，明媚地沖我們招手。

很難把她和照片里那個留著短發，面頰帶有高原紅的10歲小女孩聯想在一起。

5月10日，何芳菲在學校宿舍樓下。

兩次高考后，何芳菲現在是蘭州信息科技學院一名大二英語專業的學生，也是家里三姐妹中唯一的本科生。再說起未來的打算，她不似兒時在紀錄片里說出“長大后想當干部”時那般篤定。

她記得，在東榮小學讀二年級時，有一天王文明到課堂上給每個孩子發了一盒巧克力，問他們的理想是什么？巧克力的味道很苦，但理想的滋味有一絲甘甜，她想當干部，“因為當干部不用種地，不用曬太陽，能走出去?！?/p>

小學六年，她轉了五所學校。起初是在離家不到1公里的煌輝村小學，念了不到一年，撤點并校，她轉去了離家兩三公里的東榮小學，三五個同村的家長輪流騎電動車接送孩子上下學。東榮小學停辦后，她去過中渠鄉的小學、西渠鎮的小學，五年級又因為面臨搬遷，去了民勤縣完全小學。

東榮小學原址已改為村公共衛生委員會。

顛沛流離的學生時代，她最尷尬的是，每到一個新學校，都要站在講臺上做自我介紹，班里哪有空座就先坐哪。從三年級開始住校，她夜里不敢一個人上廁所，就一直憋到天亮。但每一次分別，她都沒流眼淚，她淡淡地說：“有點麻木了，和小學同學都沒有聯系?！?/p>

那時，她對外面的世界的全部了解來自地理老師，地理課堂上，老師告訴他們：西北風沙大，氣候干旱，南方的氣候環境好，大家有機會去南方看一看。

但她從沒想過去南方，“只要離開民勤就行”。離家太遠了，那種不確定性令她忐忑。搬遷前，她記憶里的家鄉每次來沙塵暴刮一天，天猛然變黃，變暗，開始刮大風，風里帶沙，遠處的一切都是灰蒙蒙的。風暴過后，脆弱的樹枝折了，被用作柴火，玻璃上的一層黃沙，也要用布擦干。

干涸的青土湖，直到她上高中回老家掃墓時，才看到碧波蕩漾，湖邊長出了蘆葦。她覺得很神奇，摸了摸湖水，冰冰涼，結冰處還可以溜冰。

青土湖。

抱著“知識改變命運”的想法，她走進大學校園。但大學和她想象的不太一樣，她發現自己對社團活動提不起興趣，畢業的學長學姐找工作并不順利，“二戰”考研、考公的故事在校園里已是司空見慣。聯想到兩年后的自己，她多了一份不安。

眼下，她想做一名英語老師，但過去底子薄，英語聽力、口語都算不上強項，準備專業四級和教師資格證的考試同樣吃力。由于申請了助學貸款，1.6萬/年的學費，2400元/年的住宿費，對于她來說，也是不輕松的擔子。

再度重提兒時的理想，她自己先笑了。她意識到，從小城走出來，“每走錯一步，都要靠自己的力量再爬起來”。

23歲的何金龍一直是何芳菲的榜樣，他是何文華的兒子，是何承祥孫輩中唯一考上一本重點大學的人。他家住在何芳菲家樓下，靠窗的書桌上堆滿經濟學教材。目前，他在酒泉市一家私企做財務，為了參加初級會計師考試，特地回了一趟民勤縣。

何金龍的書架。

他用“暫時失敗”形容自己。2022年，他從華南師范大學經濟學專業本科畢業，一連考了兩次研究生，都落榜了。第一年考的北大，差了一點進復試；第二年報考了西南財經大學，但臨考前兩天感染了新冠。他說，現在的工作是臨時找的，今年還想再考一次。

畢業前，何金龍也給銀行、證券公司投過簡歷，但他發現，在銀行工作除了第一年新人保護期工資有保障，之后都要靠自己完成拉存款、放貸款、信用卡開卡等指標，才能有穩定的收入。而證券公司試用期六個月，轉正要求完成300萬的新增資產銷售指標。

何金龍覺得，在人生地不熟的城市，這些任務很難完成。

而留在廣州生活，租房一個月要兩千元，還要吃飯生活。為了能兼顧備考，不再伸手問家里要生活費，他去了酒泉工作，月薪4500元，而只用450元就夠租個獨立一室戶。

他說，從上大學開始，已經意識到“往后只能靠自己”。

從甘肅去廣州報到入學，他和父親何文華坐了38個小時的火車。到站時，廣州下了暴雨，他和父親渾身都淋透了——在民勤很少下雨，他們家家戶戶都沒有帶傘出門的習慣。

因為煌輝村生活條件更艱苦，他上一年級時就去了母親的老家青海格爾木市，直到2013年夏天，確定了搬遷才轉學到民勤縣上初二。他在青海的同學大多是“高考移民”，唯獨他，逆流回了甘肅。

想起時，何金龍也有些遺憾，他猜想父母不給他轉戶口到青海，因為“（搬遷）少一個人，就少一份地”。

至于未來，他想通過考研找一份更好的工作，“讓父母不再受苦”，但他知道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5月14日，天色晴朗，但煌輝村在揚塵中像是蒙了一層紗。我們駛離村莊時，盛紅中站在堆積如山的麥草上裝卸喂羊的草料，空氣中混合了泥土和木質的清香；李有林的母親坐在家門口的石凳上曬太陽，等待兒子修完農機回來吃飯；另外兩戶家門緊閉，都還在田里勞作。

重現生機的青土湖，被麥黃色的蘆葦包圍，頂著陽光，向遠處眺望，零星生長在白色鹽堿地里的沙棗樹清晰可見。

何承祥和妻子何主蘭站在中坪村的家門口與我們告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