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23年是亞當·斯密誕辰300周年。這位“經濟學之父”身上充滿著矛盾：他天賦異稟，14歲就讀格拉斯哥大學，17歲入讀牛津大學，25歲成為母校格拉斯哥大學的正教授；但同時又素有癡名：讀書時經常發呆，懶得給朋友們回信，一生未婚也沒有子嗣。他只留下兩部著作——《國富論》被奉為現代經濟學“開山之作”，《道德情操論》卻被視為倫理學的經典。

300年來，亞當·斯密的思想仍影響著現代經濟學的發展軌跡，他的形象也曾被蒙上歷史的迷霧。為了還原一個真實的亞當·斯密，澎湃新聞推出“亞當·斯密300年”專題，邀請多位學人從歷史、哲學、經濟學等層面，多維度展示這位“現代經濟學之父”的多重面貌。

亞當·斯密

要準確理解亞當·斯密，就要先了解他所處的時代。十八世紀中后期，在蘇格蘭這片苦寒之地，特別是愛丁堡、格拉斯哥等城市，史無前例地涌現出一批杰出的思想家：弗蘭西斯·哈奇森（Francis Hutcheson, 1694-1746）、大衛·休謨（David Hume, 1711-1776）、亞當·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亞當·弗格森(Adam Ferguson, 1723-1816)、托馬斯·里德（Thomas Reid，1710-1796），等等。這是蘇格蘭文化史上的高光時刻。由于它處于歐洲的啟蒙時代，與法國等地的思想啟蒙遙相呼應，因此后世稱其為“蘇格蘭啟蒙”。

“蘇格蘭啟蒙”對人類思想有著非同凡響的貢獻，概括而言大致包括：其一，蘇格蘭啟蒙思想家延續了約翰·洛克等英格蘭思想家的“經驗論”傳統，但更加關注人的感官（sense）的功能，比如托馬斯·里德及“常識學派”（common sense，又譯“共感學派”），這是他們思考問題的哲學起點；其二，在此基礎上，相比法國啟蒙思想家主要關注政治問題，蘇格蘭啟蒙思想家尤其注重思考道德感、幸福感之類的問題，在心理學、道德哲學、倫理學領域頗有建樹，比如亞當·斯密《道德情操論》；其三，在形式上，蘇格蘭思想家較少英格蘭、法國，特別是德意志的啟蒙思想家的“體系癖”，他們熱衷于寫隨筆，尤其是大衛·休謨；即便是大部頭著述，他們也時常即興發揮。

亞當·斯密是蘇格蘭啟蒙時代的杰出代表，這應該是我們理解斯密的起點。

亞當·斯密1723年出生于蘇格蘭南部接近英格蘭的法夫（Fife）郡，這里有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學之一圣安德魯斯大學。亞當·斯密具體出生日不詳，據記載，受洗日是“儒略歷”6月5日，公元紀年6月16日。斯密是遺腹子，據傳幼年時曾被吉普賽人短暫誘拐。大約14歲時，斯密進入格拉斯哥大學，師從弗朗西斯·哈奇森學習道德哲學，思想前衛。1740至1746年，他進入牛津大學學習，但自稱沒學到什么東西，而且據稱因閱讀休謨的《人性論》（1738年）而受到嚴厲處罰。斯密比休謨小12歲，按中國人的說法正好一輪。1723年，即斯密出生那一年，休謨進入愛丁堡大學學習，也是對母校頗有微詞。

1748年，斯密開始在愛丁堡大學授課，其實那是由一位貴族贊助的系列講座，算不上正式的職位。如果休謨晚生十幾年，這時進入愛丁堡大學，或許就不會對母校那么不尊敬了；不過也未必，因為斯密一開始講授的仍然主要是修辭學、文學這類被休謨視為無關宏旨的東西，后來才轉向“富裕與進步”之類的主題。這一年，蘇格蘭啟蒙時代的“雙子星座”終于晤面，彼時，休謨是愛丁堡律師協會做圖書管理員，斯密是大學教授。后人著有《異端與教授》（丹尼斯·C.拉斯穆森著，徐秋慧譯，格致出版社2021年），形象地刻畫了兩人的精神風貌、友誼與分歧。“異端”（infidel）指休謨，他質疑宗教信仰，以懷疑論著稱；而“教授”（professor）除了指斯密的身份，在當時的英文中還有“信奉宗教的人”之意。

1751年，斯密受聘格拉斯哥大學邏輯學教授，次年改為道德哲學教授，講授內容擴大到倫理學、修辭學、法學、政治經濟學、以及治安、稅收等眾多領域。1759年，在這些授課內容基礎上，斯密出版《道德情操論》。與業師哈奇森不同，斯密寫作強于演說，他的這部著作很成功。斯密的文字有一種鏗鏘有力，甚至雍容華麗的氣度，不過，中譯本很難傳神。

1764年，斯密被一位貴族聘為家庭教師，年薪高達300英鎊。他辭去大學教職，接替其教席的，正是前文提到的另一位蘇格蘭啟蒙思想家、“常識學派”代表人物托馬斯·里德。斯密陪同那位私塾弟子、后來的布克勒赫公爵游歷歐陸，在日內瓦見到了避難的伏爾泰，在巴黎見到了到訪的美洲人本杰明·富蘭克林。1766年，斯密結束家庭教師任職，回到蘇格蘭老家，此后十年，專心寫作。1776年（休謨去世的那一年），《國富論》出版，大獲成功，第一版僅六個月就售罄。1778年，斯密被任命為蘇格蘭海關專員，與母親一起遷居愛丁堡。1783年，斯密成為愛丁堡王家學會的創始會員。1787至1789年，斯密任格拉斯哥大學榮譽校長。1790年，斯密去世。與休謨一樣，斯密也沒有留下婚姻或子嗣方面的記錄。

《道德情操論》書封

斯密的思想凝聚在前后兩部著名作品中：《道德情操論》（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1759）與《國富論》（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1776），前者大體上是一部道德學說著作，后者總體上是經濟學著作。這似乎提醒我們，斯密與其他蘇格蘭啟蒙思想家一樣，以德性為思考的起點。長期以來，不少中文讀者只知道斯密是一位財富導師，不知道他還是一位德性導師——為富不仁不是斯密思想的精髓。

《道德情操論》的中文書名多少有點誤導性，可能讓人覺得是一部道德教化的書。實際上，該著與蘇格蘭啟蒙時代重視感官、知識、道德的思想風格一脈相承，書名譯為“論道德感知”或許更為貼切。業師哈奇森認為，人的道德感源自感官，比如，如果我感到惡心，那么引起我惡心的事物就是不道德的；休謨的《道德原理研究》以及托馬斯·里德的“共感”（“常識”）也大致持有此論。但是，斯密認為，人的道德感不是源自感官，而是源自人的“共情”能力。“共情”（Sympathy）有時被譯為“同情”，不是很貼切，因為“同情”帶有憐憫的意思，而“共情”比較中性。共情不是一種物質形態的感官，但斯密認為，它是人與生俱來的情感特質。人生活在群體中，會感知他人對自己的態度，并做出某種情感甚至行動上的反應，反過來，他人亦如此，由此，形成一種“共情”關系。人都希望獲得他人的美好的共情，通俗地說，希望獲得他人更多的好評、更少的差評。如果一件行為引起他人的美好的共情，那就是道德的，反之，就是不道德的，由此，共情成為人的道德實踐的指針。這就是斯密的“道德感知論”（道德情操論）的基本原理。斯密“道德感知論”不是簡單地改變了道德感知的基礎——從哈奇森的“感官”、里德的“共感”等改為自己的“共情”，它的更大的意義在于，揭示了人類道德行為背后的“功利”基礎——想獲得更多的好評。后世學者有稱斯密是功利主義的創始人之一，即以此為憑。有意義的是，斯密在此書中將這種功利動機喻為“看不見的手”（invisible hand），并指出，如果發揮得當，它就能通向財富——這是斯密的下一個雄心《國富論》的宏旨。

《國富論》的中文書名同樣多少有點誤導性，不少讀者誤以為它講的是如何實現國家富強。這種理解不能說全錯，但有傷宏旨。其實，書名中的英文單詞nations的準確理解應該是“國民”，而不是“國家”。《國富論》討論的主要不是“國家”的財富的來源與性質，而是“國民”的致富的來源與性質，換句話說，它首先關心國民的財富，然后才關心國家的財富，也就是人們常說的“富國先富民”。

與眾多宏大主題一樣，經濟是西方思想的一個歷史悠久的主題——畢竟，愛財是人的天性。古代希臘人關心經濟，比較典型的是色諾芬的《論經濟》（Ο?κονομικ??, Oeconomicus），這可以說是“經濟”一詞的起源。中世紀，世俗財富不是神學的突出主題，但也不是完全沒有神學家關心，中世紀后期的托馬斯·阿奎那在《神學大全》里稱，基于高需求的高價格無異于盜竊。十六世紀開始，也就是學術界所稱的“現代早期”，重商主義在歐洲盛行一時。“重商主義”（mercantilism）其實又是一個容易造成誤解的中譯，這里略作鋪陳。

財富對歐洲現代早期君主（學術界稱“新君主”）的崛起意義重大。但是，什么是財富？“新君主”及其財政幕僚們的理解與我們今天有所不同，或者說比今天狹隘。大體上，他們認為，財富等同于金銀等重金屬通貨；世界上財富的總量是不變的，各國的財富此消彼長；一個國家要想實現自己的財富增長，就要奪取其他國家、特別是海外國家的財富，無論其手段是貿易或掠奪；就貿易而言，應該發展本國的工商業，鼓勵出口，限制進口，提高關稅。總之，金銀就是財富，金子、銀子流出越少越好，流入多多益善。這其實就是“重金主義”——一種簡單、實用的生財之道。這種“重金主義”觀念與實踐本質上是各國在財富上的“內卷”，而不是共同增長。十八世紀中期開始，它不斷受到修正和批判。法國“重農學派”思想家米拉波侯爵認為，一個國家的財富源頭不是金銀，而是土地與農業，他諷刺“重金主義”為mercantilisme（法文），意為“唯利是圖”。伏爾泰、盧梭、休謨等也都批評過這種“重金主義”。

對這種重金思想批評得最為深刻、系統的，可以說是斯密。斯密借用米拉波侯爵的術語，批評“重金主義”是一種“唯利是圖的制度”（mercantile system）。此后，mercantilism這一術語漸漸成為“重金主義”思想的代名詞。中文通常將mercantilism譯作“重商主義”，這種譯法由誰開創，是不是誤譯，可以另作討論，這里姑且遵從約定俗成，繼續沿用。只是希望讀者不要望文生義，以為“重商主義”就是重視商業，其實它的本意是“重金主義”——甚至稱它“拜金主義”也無妨。

《國富論》正是從批判重商主義開始的，其核心觀點與重商主義截然相反：金銀并非財富的屬性或本質，而是財富的化身或表象；國民財富的增長主要源于生產的增長，而不是海外貿易和掠奪；生產增長與原材料、市場、勞動力等生產要素有關，其中起主導作用的是市場，而非國王的干預。斯密主張“看不見的手”作用，倡導“自由放任”。只不過，“自由放任”（laissez-faire）這個術語不是斯密的首創，它最初是法語，源于前面提到的法國的重農學派。說到這里，還必須補充一點，主要在經濟領域，斯密強調市場的作用，但在司法、國防、教育和公共事業領域，他認為，立法者應該承擔積極責任（《國富論》第五卷）。

斯密及《國富論》第一次將關于經濟的思考擺在了人類思想的突出位置，由此形成一門成熟的學科——經濟學。現代之前，或者說，在亞當·斯密之前，只有零星的經濟思考，但談不上經濟學。在斯密的時代，財富或者說經濟問題還算不上大多數啟蒙思想家們的“顯學”，比如，法國啟蒙哲人更多關注的是社會契約之類的政治問題，而蘇格蘭其他啟蒙思想家更多關注的是道德問題。自斯密至今的三個世紀里，經濟學發展出眾多的流派。而第一個流派，自然就是由斯密開創的經濟學，其代表人物還包括：大衛·李嘉圖、托馬斯·馬爾薩斯等，而中國讀者最熟悉的，是卡爾·馬克思。后世稱這一學派的經濟學為“政治經濟學”（political economics），顧名思義（盡管有簡單化之嫌），政治經濟學就是從政治角度思考經濟問題，就好比，后來出現的“行為經濟學”是從人的行為方式角度思考經濟問題。政治經濟學關注經濟與政治的關系，其基本立場是反對政治對經濟的過多干預，在這個意義上，如果稱“政治經濟學”、至少是斯密的政治經濟學為“反政治經濟學”，亦無妨。十九、二十世紀，出現了更多的經濟學門派，它們稱斯密的經濟學、即政治經濟學為“古典經濟學”（classical economics）或“古典政治經濟學”，有徒子徒孫尊奉祖師爺之意味，只不過，“古典”二字容易讓人誤以為是指古希臘、羅馬時期。到二十世紀中后期，又出現一種“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可以理解，它是對亞當·斯密一派經濟學的復興和改造。簡言之，斯密經濟學、政治經濟學、古典（政治）經濟學，大致是同一個意思；斯密被譽為這些名詞所形容的經濟學“之父”，實至名歸。

《道德情操論》表明斯密是一位道德學家，《國富論》表明他是一位經濟學家，實際上，斯密是一位十分廣博的思想家。斯密在遺囑中要求銷毀自己的幾乎全部手稿，有何顧忌，尚未可知。所幸的是，他在格拉斯哥大學的講課被一些學生比較完整地記錄下來，一些朋友也獲贈過他的手稿，這些文稿表明斯密的涉獵是何等廣博。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斯密關于歐洲歷史上“封建”經濟的思考，這對于我們正本清源地理解“封建”一詞的本意，十分重要。他關于“文明社會”（civil Society）諸多主題，比如：治安、法律、國防等的思考，也影響深遠。他關于人類文明史“四階段”（漁獵、畜牧、農業、商業）的闡述，表明他啟發卡爾·馬克思的，不僅在于政治經濟學，還在于歷史唯物主義。

亞當·斯密秉承業師哈奇森、摯友休謨等蘇格蘭啟蒙思想家的道德實踐風格，不僅研究道德，而且踐行道德。后人紀念斯密，不僅奉其為現代經濟學的鼻祖，而且敬仰他的人格。今天，游人到訪愛丁堡，亞當·斯密與大衛·休謨的兩座青銅雕像是必定的打卡景點。2007年新發行的20英鎊紙幣上，印有亞當·斯密的頭像。亞當·斯密還是中國晚清“西學東漸”的重要主題，嚴復將其《國富論》譯為《原富》。

20英鎊紙幣

今天的中國讀者紀念斯密，首先要做的就是還原斯密的蘇格蘭啟蒙思想語境。具體而言，一是從啟蒙思想角度，而不僅僅是從經濟思想角度認識斯密；二是從德性角度，而不僅僅是從財富角度思考經濟問題。斯密的貢獻不只是《國富論》中的經濟學，還有《道德情操論》中的道德學說。實際上，經濟與道德本來就是一體。漢語“經濟”一詞本來就包含道德義項，中國古代商人也一直有“以德聚財”之說。今天，中國的經濟發展步伐加快，我們重溫斯密的財富與道德學說，其裨益自不待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