幕末的“天皇”

1868年10月1日，在從京都乘肩輿前往東京的途中，明治天皇第一次看見了太平洋。陪同的長州藩武士木戶孝允（1838-1877）在這一天的日記中感嘆道，“至尊睿覽大洋……從此皇威光耀外海，感泣不已也”。這一年明治天皇?睦仁16周歲，剛剛從幕末京都血腥的政治爭斗中抽離出來，或許此時的他還感受不到此次前往江戶的意義。在長達300年的德川幕府時代，歷代天皇基本都沒有離開過京都，更不曾見過大海。明治天皇看見太平洋這件事本身即昭示著新時代的到來。

眾所周知，在近世日本，武士階級壟斷了武力，建立了幕府統治。盡管他們沒有廢除“天皇”制度，但是“天皇”被限制在一個非常狹小的活動空間內，基本上只從事與學問（藝術）和宗教相關的工作。“天皇”的權力與權威都被嚴格限制，甚至像“天皇”這樣至高無上的稱呼也被禁止。正如渡邊浩所指出的一樣，“自順德天皇（1210-1221）以來，到1840年光格天皇（1779-1817）的謚號復活為止，天皇的號在其生前和死后都沒有用過。他們在位的時候，被稱作‘禁里’、‘禁中’、‘天子’、‘當今’ 或‘ 主上’等，退位后被稱作‘仙洞’、‘ 新院’、‘ 本院’等，歿后又被稱作‘后水尾院’、‘ 櫻町院’、‘ 桃園院’等等”。同樣，像“幕府”這樣帶有貶義的稱呼也不是德川家的自稱。時人一般稱德川家為“御公儀”或“公邊”。將“天皇”與“幕府”這樣的稱呼代入近世日本史的研究，在某種意義上是非歷史、甚至是反歷史的。因此，福澤諭吉所謂的“天皇至尊，將軍至強”的二元結構論，也是“皇國史觀”確立以后的產物。

孝明天皇與佩里將軍

但這并不是說將軍的權威是不容置疑。恰恰相反，將軍方面十分清楚自己的虛弱。美國學者唐納德?基恩（Donald Keene）很驚訝，為何日本實行了兩百多年的“鎖國”制度，在美國人佩里（Matthew Calbraith Perry，1794-1858）僅僅是提交了一份要求補給煤炭的總統信——除此以外并無任何其他挑釁的情況下——就被廢除了。對此，渡邊浩試圖對比中國與日本面對西洋“夷狄”來犯時的反應來說明。將軍之所以不戰而開國，就在于他害怕暴露自己無力應付堅船利炮的同時，又沒有“天命”的權威來保障自己的正統性。而大清帝國之所以敢于向西洋人開戰，是因為“既然是接受了‘天命’的中華天子或是正統文明的體現者，那么不論多少次在力量上敗給夷狄，其正統性都是不可動搖的”。因此，大清帝國即便是在“軍事上陷入了困境的情況下，依然保持著體制的命脈”。而將軍在這種巨大的外壓下，不得不開始祈求于外在的權威，即天皇來渡過統治的難關。

有意思的是，恰恰是明治天皇的父親——孝明天皇是一位極端的攘夷主義者。他整日在寺廟中祈禱“神佑皇國”，但在現實政治的博弈中，與“尊王攘夷”相比，他更傾向于“公武合體”，即“與幕府合作”，“將外國人趕出去”。但是，圍繞在孝明天皇身邊的京都公卿貴族階級，從將軍衰弱的統治中看到了攫取權力的機會，堅決地反對天皇的選擇。最終，公卿貴族與倒幕的地方諸侯（薩摩藩、長州藩等）合作，推翻了幕府。等時機成熟，孝明天皇就很“合時宜”地死掉了。這不得不讓人懷疑有人毒殺了孝明天皇。親歷倒幕運動的長州藩的武士，后來官至樞密院顧問、陸軍中將的三浦梧樓（1847-1926）在日記里就直言不諱地寫道，“不客氣地說，如果先帝（孝明天皇）繼續在世，維新是不可能的。這是明擺的事實”。

事實上，“尊王派自稱非常尊敬天皇，但他們的忠誠通常只表現為反對將軍，并不清楚幕府垮臺后國家能獲得什么好處。這些人極少考慮王政復古后天皇將扮演什么角色。當然，沒有人希望天皇變成一個將自己的意愿強加在人民頭上的絕對獨裁者。也許中山忠能（公卿貴族）和天皇周圍的其他人希望建立的體制是，在天皇暖昧的支持下，由公卿代替幕府來統治國家”。在“王政復古”的御前會議上討論末代德川將軍慶喜（1837-1913）的地位時，親幕府派的山內豐信（1827-1872）指責巖倉具視（1825-1883）等“二三公卿，擁幼沖之天子，性陰險之舉，沒慶喜之功”無疑是一語中的。而一介武夫西鄉隆盛（1828-1877）直言“只需短刀一把就可解決爭議”也直白地表明這次行動的合法性來源。

左圖為巖倉使節團留影，從左起，木戶孝允、山口尚芳、巖倉具視、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身著傳統和服，直發的公卿巖倉具視與一身洋裝的其他人截然不同；右圖為御醫貝爾茨

因此，在這樣的背景下，安排14歲的皇太子睦仁即位，無疑是最好的選擇了。據宮廷御醫，德國籍醫學教授貝爾茨（Erwin B?lz，1849-1913）回憶，某日他無意中聽到伊藤博文（1841-1909）對有棲川宮熾仁親王（1835-1895）說，“生為皇太子真是不幸。自打一出生起就被各種禮節束縛著，稍微長大一點又要被老師和顧問擺弄”。說完，伊藤比劃了個拉提線木偶的手勢。這大概隱喻了青少年時代的明治天皇睦仁在掌權者心理的印象。

1872年，20歲身著燕尾服的明治天皇；宮內省藏《五條誓文》原件

無疑，睦仁受制于各種政治勢力，并沒有自主性。明治維新后頒布的最重要的歷史文獻——《五條誓文》，就基本上也與他的個人意志無關，它由“福井藩士由利公正起草，經過土佐藩士福岡孝弟、長州藩領導人木戶孝允修改，最終獲得公卿巖倉具視的認可，由元老皇族有棲川宮熾仁仁親王揮毫，再由那個曾經把孝明天皇硬按進轎子里面的公卿三條實美在神前祭祀之時宣讀”。其第一條內容“廣興會議，萬機決于公論”，也是旨在防止天皇成為幕府式的專制權力?？偠灾?，尚處幼年時期的睦仁登基，對于各方勢力都有利。    

巡幸與年號

與其父親相比，睦仁對西洋的態度要溫和得多。這也許是因為在日本宮廷的皇族教育體制，天皇對皇太子的教育影響力有限的緣故。負責睦仁教育事宜的是巖倉具視與大久保利通（1830-1878）。他們為了“涵養君德”，廢除了此前由后宮主導的教育模式，使天皇逐漸褪去了結發、施粉的公卿式的、女性式的形象。具體而言，元田永孚（1818-1891）負責儒學教育，加藤弘之（1836-1916）負責國際法。此外，為配合“海陸軍大元帥”的統治者形象，西鄉隆盛還建議教授天皇騎馬。騎馬也成為明治天皇終生的愛好之一。但遺憾的是，很多記錄表明，天皇并非一個熱愛學習的人。加藤在日記中多次表達了對天皇學習進展緩慢，及無心學習德語的擔憂。而得知天皇特別喜歡《三國志》的英雄人物張飛時，元田更是直言不諱地說，“張飛雖然喊聲大，但不及堯舜的聲音，堯舜之勇使萬邦協和，勝張飛萬萬倍”。天皇聽聞只是大笑。在飛鳥井雅道看來，這一點毋寧體現出元田自己所追求“理想的君主”的矛盾所在，因為堯舜的“德性論”與明治維新的“萬世一系”的“血統論”原本就是南轅北轍。

明治天皇騎馬圖；六次巡幸圖

雖然明治天皇對“學問”興趣索然，但他在軍事與政治上的成長卻是顯而易見的。他開始熟練地開始指揮近衛軍團，泰然自若地檢閱海軍的禮炮。他對普法戰爭表現出濃厚的興趣，還給勝利的德意志皇帝威廉一世寄去賀卡。但此時期，天皇最為重要的政治活動，無疑是展開全國范圍內的“巡幸”。以前的“天皇”都深居宮中奧內，除了級別較高的公卿和幕府的官員以外，其他人都無資格面見天皇。因此，就地域范圍而言，天皇的影響力也是離京都越遠就越稀薄，甚至有“東北人只知道德川，而西南人只知道藩主”的說法。既然要把天皇塑造成為民族國家的象征，那么讓普通民眾看到“天皇”，知道“天皇”的存在無疑是當務之急。多木浩二指出，作為一種視覺的統治技術，明治天皇的“巡幸”其實與十六世的神圣羅馬皇帝查理五世、法蘭西國王查理九世的巡游并沒有什么差別。當然，日本官方的說法必須追溯本國的歷史，即“巡幸”起源于“大化改新”以前日本大王的“國見”活動。

據統計，明治天皇在位期間一共有97次行幸，其中6次時間較長，分別是明治5年（近畿、中國、九州）、明治9年（奧羽）、明治11年（北陸、東海道）、明治13年（中央道）、明治14年（山形、秋田、北海道）、明治18年（山陽道）?；蛟S受到儒家思想的感染，天皇不論是在宮內還是“巡幸”時都十分節儉，要求各地不得為此鋪張浪費。天皇每次外出都必定參觀小學校。他并不排斥現代科技，饒有興致地使用顯微鏡看血液循環。途經日光市，天皇還瞻仰了德川家光（1623-1651）的墳地，并出資重修了德川家的廟宇。事實上，天皇與德川家的關系一直很好。明治維新后并無一個德川家族成員或大名被處死。1888年，末代將軍德川慶喜還被加封為公爵。

在“巡幸”的途中，天皇看到了日本真實的貧困。在埼玉縣的浦和，天皇第一次見到了買不起衣服，看不起病，死了也無法安葬的農民。這讓他倍感自責。據說在夜里被蚊子騷擾時，天皇拒絕侍從使用蚊帳后表示，“巡幸專視下民疾苦，親嘗艱苦，否則如何得通下情。朕毫無所厭”。他捐獻了許多醫院，如日本第一家腳氣病醫院、精神病醫院、眼病醫院等等。天皇非常反對一些政府高官熱衷于蓋西式洋樓，認為那是民之膏脂。他自己的對皇宮重修也是“勿為朕之居室，損民產，苦黎庶”的態度。

盡管如此，但日本社會上還是出現了很多反對天皇的聲音。多木浩二觀察到，明治20年后天皇就沒有在外長期“巡幸”的經歷了。這一方面是因為“巡幸”的效果有其界限所在，另一方面就是各地風起云涌的反政府運動。正如彼時的記者橫山源之助（1871-1915）所指出的一樣，“河野廣中等人的福島事件、赤井景韶的高田事件、富松正安的加波山事件、大井憲太郎的大阪事件等等，（明治）十五年末到十八年末為止，政治上的犯罪者層出不窮”。為安全起見，“御真影”（天皇的肖像照）代替了天皇本人下發至全國各地的中小學校及機關單位。明治天皇對民間疾苦的關心被恐懼所代替了。

明治天皇流傳最廣的兩張“御真影”

如果說“巡幸”是創造出近代日本民族國家的“空間”，那么“明治”這個年號就是在創造其“時間”。在德川幕府掌權的江戶時代，天皇是沒有權力自己選擇年號的。一般而言，是京都先提出幾個備選方案，再由江戶的幕府決定。而一旦有天地異象或者民心動搖，幕府方面則不停地更改年號。在江戶時代，一個年號平均只存在了7.4年。飛鳥井雅道指出，“歷法是規定在統治者主權所達之處的全體民眾生活的。只要是根據天變地異或歷法的吉兇來改變年號，那么不論年號的確定是否在天皇的權限內，改元的原理都是在天皇之外的。但是，如果是一世一元的話，明治這一時間段的演進，整個是受睦仁一個人肉體存在支配的。是用一個制度的確定而將國民的時間和一個天皇的肉體明確地結合起來的做法”，“一世一元就轉化為規定民眾生活的最大的制度性武器”，“從天子到天皇的變化首先是從這里開始的”。

1868年10月23日，天皇下詔稱“自今以后，革易舊制，一世一元，以為永式”，正式改元“明治”，其號取自中國古典《周易》中的“圣人南面而聽天下，向明而治”。 據說，此過程是由幾位學者首先提出備選案，再由公卿巖倉具視篩選，最后由天皇自己親自抽簽決定。最終的“明治”這一方案出自前越前福井藩主松平春岳（1828-1890）之手，寓意著“開明的治理”。

教育令與天皇親政

對內完成民族國家的時間與空間的統一后，天皇另一個重要職能是處理對外關系。與父親孝明天皇盲目的“攘夷”不同，明治天皇的日常工作需要頻繁地接待外賓。他第一次見的重量級外賓是正在世界環游的美國前總統格蘭特（Ulysses Simpson Grant，1822-1885年）。按照西式禮儀，他“破天荒地”與格蘭特握手，使得周圍的群臣大受震撼。盡管在格蘭特的回憶中，明治天皇在整個見面過程中都顯得十分拘謹、不自然，不過他還是好心提醒這位年輕的君主不要借外債，因為這會導致國家遭受被殖民的風險。如后所見，格蘭特這句話影響了十幾年后第一屆國會預算制定。在成功地與格蘭特舉行會面后，明治天皇顯得自信滿滿，他此后還陸陸續續會見了夏威夷國王卡拉卡瓦（David Kalākaua，1836-1891），英國國王愛德華七世的王子喬治殿下，俄羅斯皇帝亞歷山大三世的王子尼古拉等等重要人物。在一系列的教育、巡幸、會見過程中，天皇的政治意識開始覺醒。

格蘭特與卡拉卡瓦

1876年，天皇巡幸至青森縣，在視察完小學生用英文熟練地歌唱與演講，但對日本的傳統一問三不知后，他表達了對這種“美國式教育”的憂慮。他對侍補元田永孚說到，“維新之始，因舍舊來之陋習，求知識于世界，故取西洋之長處。雖日日奏功，然忽仁義忠孝，單追洋風，則將來可危，或至忘君臣父子之大義。此非教學之本意。故今后基祖宗之訓典，專明仁義忠孝”。于是，元田等人看到左右政策的機會，企圖在“天皇親政”的名義下對伊藤等領導的政府發起責難。元田起草的《教育大旨》由天皇一字一句查看完以后親自交給了伊藤博文。這是典型的政治介入。然而，伊藤不僅沒采納，反而撰文反對儒家道德主義。伊藤批評的重點與元田不同，他批判的是在現行教育中學生熱衷于“政論”而鮮談“科學”的風氣，主張發展“實業”。此時，伊藤的壓力除了元田等人的宮中勢力，還有自由民權派。正在忙于“條約改正”的井上毅（1843-1895）也拒絕了元田的提案，批評那會給外國人留下一種宗教專制的壞印象，不符合“文明國”的體面。

1878年，政府新公布的教育令未采納《教育大旨》。但《教育令》由于經費等問題未達到預期的效果，在1880年的修訂中，添加了保守派的修身課等內容。這里當然存在著來自天皇的壓力。事實上，天皇也受到“自由民權派”的沖擊，對于如何制定一部君主立憲主義的憲法，以應對將來開設國會的要求，也是一籌莫展。在這種背景下，元田建議繞過政府，由天皇直接頒布《教育敕語》，以收攬人心。此后，維新伊始的文明開化風氣漸漸收縮，尊皇之道開始大興旗鼓。

圍繞著天皇身邊以侍補為代表的“宮中”勢力引發了伊藤等人的關注。“宮中”的“侍補”這一職位由“侍講”而來?！笆讨v”最開始是為了對年幼的天皇進行知識上的教育，隨著天皇成年，“侍講”轉為“侍補”改為對天皇進行輔弼工作。由于擔任這一群體的人原本就是大學問家，有其政治理想，因此，如果天皇不能親政，其政治理想就難以付諸實踐?！坝兴緦Ｖ啤钡拇缶帽＠ㄔ獯虤⑸硗龊?，“宮中”抓住了機會鼓動“天皇親政”運動。他們就“教育令”責難政府，并提出了具體的親政要求：（1）天皇親臨內閣，（2）天皇親臨內閣之際，由侍補陪侍，（3）侍補可了解行政上的機密事物。不難看出，天皇與侍補的權力是綁定在一起的。不僅如此，侍補還想通過與薩摩派海軍加強聯系以增加自己的政治發言權。這讓長州派的話事人伊藤博文十分警惕。最終，伊藤認可了天皇親臨內閣的要求，但借助一次人事安排的斗爭，徹底地廢除了侍補這一職位。這一次的天皇親政運動告一段落。

陸奧宗光和芳川顯正

但是，由于侍補們大都深得天皇的信賴，因此他們基本上都轉任了政府或宮內其他職務，且擁有隨時面見天皇的權力，仍然是一股不可小覷的勢力。雖然侍補左右政府政策的權力暫時落空，但天皇政治決斷力無疑在這種歷練中經受了考驗。他越來越多地對政治做出獨立的判斷，例如，勸阻政府高官蓋洋樓，對現行的人事方針過于集中在舊長州、薩摩、土佐人也提出了批評，提醒地方官多起用當地的人才。天皇也展示出了對各個大臣的好惡，例如他認為黑田隆清（1840-1900）“實在是個令人厭惡的男人”。對于相當于是養父母的村川純義（1836-1904），天皇也是敬而遠之。井上毅則是狡猾之徒。他還對山縣有朋（1838-1922）讓陸奧宗光（1844-1897）和芳川顯正（1842-1920）入閣表示不滿。不過，正如在上回關于教育令的爭論一樣，山縣并未完全采納天皇的人事意見。在政府方面看來，天皇只是接受內閣輔弼的消極天子，天皇直接對政治問題表達意見，則會與負有實際政治責任的內閣相互抵觸。

憲法與預算

正如維新之初各方勢力約定好“廣興會議，萬機決于公論”一樣，不滿幕府的獨裁統治使大家聚集在天皇的旗幟下。在明治政府鎮壓西南戰爭、農民抗稅、反兵役運動后，國內的反對勢力從軍事轉變為政治，具體表現就是要求制定憲法，召開國會的自由民權運動。北岡伸一指出，此時期的憲法制定之所以成為當務之急，是出于以下四個理由。第一，國民向往與歐美先進國家一樣，享有參政權，即“從下而上”的理由。第二，政府也期待國民能夠釋放創造力推動國家發展，即“從下而上”的理由。第三，政府內部原本是由薩長両藩主導的“藩閥政治”，此時期他們感到有必要建立一種制度性的聯系，即“內部”的理由。第四，為了“條約改正”，加入列強的國際體系，即“外部”的理由。

自明治政府的實權人物，“維新三杰”的大久保利通、西鄉隆盛、木戶孝允相繼逝世以后，制定憲法的重擔落到了伊藤博文肩上。這是一項處處需要妥協的艱巨任務。根據三谷太一郎的研究，最終《明治憲法》的特點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第一是“王政復古”的政治理念，第二個是制度上的“分權”。這就給相關方留下了相互矛盾的解釋體系。例如，穗積八束（1860-1912）、上杉慎吉（1878-1929）等人依據《明治憲法》第一條“日本帝國，由萬世一系之天皇統治之”，主張“天皇主權說”，即天皇的權力來自于神話傳說，不受現行憲法制約。而美濃部達吉（1873-1948）等人依據第四條“天皇為國家元首，總攬統治權，依本憲法規定實行之”，提出了“天皇機關說”，即“天皇是國家的最高機關”，接受其他機關及法律的制約。

美濃部達吉與穗積八束

事實上，伊藤博文就明確指出，憲法的第一要義是限制君權，第二是保護臣民之權利。這樣的解釋在當時無疑是最完善的“天皇機關說”。因此，當穗積八束希望伊藤為他的著作《憲法大意》作序時，被伊藤拒絕了。以1935年“國體明征運動”為界，此前“天皇機關說”在官方與學術界一直占據著主流地位。之所以在昭和時代“天皇機關說”被徹底否定，是因為憲法中各個權力主體的力量關系發生了變化。三谷太一郎強調，“《明治憲法》雖然表象上具有集權主義的結構，但它的特質毋寧說還是分權主義的。這其中包含著非常嚴重的問題。也就是說，這意味著《明治憲法》欠缺最終統合權力的制度性主體?，F實中的天皇，平時當然并不負有統合權力的政治職責。內閣總理大臣在閣內以及同閣外的關系中，其地位也是極其脆弱的?！陂w內，軍部大臣自不用說，對在制度上獨立、并直接聯系天皇的各個內閣成員的統制力也很弱。因此，內閣全體的連帶責任也沒有得到制度性保障。在閣外，也跟現在的內閣總理大臣不同，因為并非由議會選出，也不一定能得到議會的全力支持。這是明治憲法體制下的日本政治的最大特征”。

換言之，天皇、藩閥（元老）、總理大臣、各大臣、軍部、議會、政黨的權力始終處于一種相互制約，動態平衡的狀態?！敖y合權力的制度性主體”在不停地變化。在昭和時期，雖然天皇與軍部的勢力上升，但在大正時期，是政黨政治的天下。事實上，1911年，明治天皇去世后，由于年幼病弱的大正天皇無法承擔權力主體，立刻就引發了第一次憲法危機，桂太郎（1848-1913）就肆無忌憚地表示，“今上聰明睿智，總攬萬機尚有余力……想來在政治實務上尚有要學習之處”，吐露出“藩閥”勢力企圖出重掌大權的意圖。當然，也正是因為明治天皇的逝世出現的權力真空，議會、政黨勢力的“護憲運動”才可以展開，挫敗了“藩閥”勢力的陰謀。

桂太郎；民黨在街頭掀起“憲法擁護運動”

《明治憲法》制定之初，權力爭奪的焦點在預算。這起因于憲法中有兩條相互矛盾的規定，即對議會有利的第六十四條，“議會有廣泛的預算查定權”，和對政府有利的第六十七條“議會不得削減或廢除基于憲法大權的既定預算，以及法律上的結果所產生的，或法律上屬于政府義務的預算”。一方面，藩閥政府要殖產興業、富國強兵，需要更多的稅收；而另一方面，民黨要休養生息，節儉政費。民黨要求削減的主要經費是官員的俸祿和政府的運營費用，以及通過修訂地價，減輕地租來施行800萬規模的減稅政策。

此時，政府與國會相持不下，眼看立憲后的第一屆國會就要難產，眾議院議長星亨（1850-1901）和內閣總理大臣伊藤博文都只能攜各自的議案分別上奏天皇。天皇閱后下旨曰：

“憲法第六十七條所舉之費目已為憲法正文所保障，因此不應成為紛議之原因。但朕特任閣臣，整理行政各般之事務，據其必要徐圖熟策，以無遺算，朕將裁定之。而國家軍防之事，茍一日之松懈將遺百年之悔恨。朕茲命省內廷之費用，六年間每年撥付歲出三十萬日元，兼命文武官僚除有特別之情實者，同年月間納其俸給十分之一，以資制艦費之補充。朕任閣臣與議會為立憲之機關，望各自慎其權威，行和協之道。朕將慎重相輔，望成有終之美?！?/p>

1889年，《大日本帝國憲法》頒布設置的奉祝門；帝國議會開院式之圖

最終，天皇采取了讓國會與政府各讓一步的政策通過了第一屆國會預算。這是因為，政府與議會雖然有巨大的矛盾，但也有共識。那就是，這是亞洲歷史上第一次由民意決定的國會預算，雙方都充分地認識到了此次預算具有世界史的意義。早在1890年，游歷歐美歸朝后的金子堅太郎（1853-1942）就親口向天皇介紹了其見聞。土耳其帝國于1874年制憲，三年后正式召開了議會。但隨著俄土戰爭（1877-1878）的爆發，以及奧斯曼帝國皇帝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Abdul Hamid II，1842-1918）的專制化，憲法變得名存實亡。歐洲人就此嘲笑到，“到底是亞細亞人種無法施行歐羅巴式的憲法無法得到好結果，無一例外”，“此甚危險矣”。金子告訴天皇，當他聽聞后感到“當頭一棒”，“此次之結果關乎日本的名譽與恥辱”，并勸諫天皇不要重蹈“土耳其的覆轍”。這種“人種”上的名譽心無疑也是刺激日本政界的一個因素。最后，政府與議會雙都本著“舍名求實”的務實態度通過了第一屆議會預算。

金子堅太郎與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

戰爭與和平

亞洲第一次預算國會得以成立的原因，除了“人種上的名譽心”以外，還有就是與清帝國的戰爭迫在眉睫。日清兩國的矛盾主要是關于朝鮮的獨立問題。在以往的研究史中，很多人認為是甲午戰爭是日本為了挽回與西洋諸國“條約改正”失利的局面，將矛盾轉移至海外之故。但最新的研究表明，其原因在于日本企圖單獨改革朝鮮內政，但又無力負擔改革的財政與政治成本，所以在失去了早期撤兵的窗口期后，內閣決定通過與清國的戰爭解決此問題。

在這一過程中，明治天皇對甲午戰爭的態度非常曖昧。在戰爭爆發之前，明治天皇就表示，“今回戰爭素非朕之本意，閣臣等奏戰爭不得已，故僅許之。以之奉告神宮及先帝陵，朕甚苦”，拒絕向歷代先祖報告戰爭的事宜，也拒絕了祭祀活動。

然而，一旦內閣決定開戰，天皇也表現出了極大的熱情。他幾乎每天都會參加大本營會議，聆聽戰況的報告，且還向戰場歸來的將士詳細地問詢戰場的情況。他之所以說此次戰爭不是他的“本意”，或許是為了規避戰敗的責任。因為，最開始日本政府確實沒有充分的把握打敗清帝國。但是，明治天皇的表態，對以伊藤博文中心的戰爭指揮體系是強大的支持。

甲午戰爭時期的廣島大本營

天皇展示出他與將士們同甘共苦的決心。他跟隨大本營一起搬至廣島。這里是第五師團的所在地，軍港與鐵道相連接，調兵指揮極為方便。天皇在廣島的行營相當樸素，“一棟簡單的兩層木結構建筑”，“辦公室、浴室、衛生間和更衣室位于第二層。該層剩下的部分以及一層的全部空間，都被用作參謀部工作人員的住所和軍事會議室。在天皇的辦公室，唯一不同尋常的地方是在其座位和兩張桌子背后立著一塊金屏風。兩張桌子有一張上面擺放著神圣的劍和玉，另一張上面放置著御璽。他就在這間屋子辦公、用膳和就寢。早上，他洗漱時，侍從將他的床移開，換成桌椅。除了從東京帶來的桌子、椅子和一些物件外，房間里沒有其他家具，墻上的唯一裝飾品是一只便宜的鐘”。他拒絕了侍從改善居住條件的建議，“思及出征將卒之勞苦，此地有何不便？”。一直到聽聞旅順陷落后，天皇才對戰局放下心來?！昂髞?，房間里才有了一些裝飾品，包括吳市駐軍的候補士官和水手制作的人造花以及從前線繳獲的戰利品”，其中最讓天皇開心的是前線送來的一對駱駝。戰后，天皇將駱駝寄養至上野動物園，供民眾觀覽。

1895年，國會議事堂門前建起凱旋門慶祝甲午戰爭勝利

甲午戰爭的結果極大地強化了天皇的權威。英國同意修訂與日本的不平等條約，成為第一個與日本締結平等條約的大國。巨額的戰爭賠款加速了日本產業結構的升級。以靖國神社為中心的國家信仰體系也逐步形成。與傳統的天皇不同，明治天皇是一位少見的對祭祀表現得相當冷漠的天皇。一般年初的四方祭祀不必說，就連1906年，皇太后例祭也是由神官掌典長代拜。就這一點而言，明治天皇可謂相當不敬業。但是對于靖國神社的慰靈活動，他卻非常地執著。1912年，離去世僅幾個月，身體健康已經惡化的明治天皇依然親自前往靖國神社祭祀。這或許意味著，在天皇心里，現實的權力比古老的傳說要重要得多。

正如村上重良指出的一樣，“現代的人們很容易認為，自古以來，在皇居的奧內，皇室的祭祀以莊嚴的古式舉行，但實際上，近代大部分的皇室祭祀都是明治維新以后創設的禮儀。天皇親自祭祀的祭典（大祭）總計有十三項，其中，除了起源于稻谷豐收的大嘗祭，以及重新將伊勢神宮的祭典融入皇室祭祀的神嘗祭以外的十一項祭典，都是新設立的祭祀。大而言之，它們分為兩類，一類是基于記紀神話的祭祀，一類是皇靈的祭祀”。明治天皇作為創造神話的參與者，顯然沒有被其“神話”所蠱惑。

明治天皇蒞臨軍事演習；日俄戰爭期間，明治天皇在閱兵典禮

盡管在甲午戰爭中取得勝利，但是日本的外交局勢卻惡化了。在“滿韓交換論”失敗以后，與俄國的戰爭迫在眉睫。明治天皇再次表示出了擔憂，“事萬一生跌差，朕何以謝祖宗？”他首先想到的仍然是萬一戰敗，責任由誰負的問題。與甲午戰爭他親自在大本營督戰的姿態不同，天皇在日俄戰爭期間表現得非常超脫。他“從來都沒想對戰事指揮提供建議，而且很少表露自己的情感，即使在獲悉日本打了勝仗的時候也是如此。副參謀長長岡外史得知攻陷旅順后，第一時間奔向宮中奏稟天皇。天皇剛離開書房，準備去神社參拜，但得知長岡請求覲見后便返回了書房。長岡欣喜若狂，還沒等天皇坐好就奏報說，擔任報告這一喜訊的使者是他這一生最大的榮幸。在這些話脫口而出后，他開始仰望天皇的容顏，匯報戰局詳情。那張臉很鎮定平和，和往常一樣，沒有流露出一絲情感。在長岡描述勝利的十五六分鐘，天皇以幾乎讓人覺察不到的方式點了幾次頭。匯報完畢后，天皇按照之前被打斷了的計劃繼續前往神社”。

日俄兩軍在旅順要塞拉鋸長達半年之久，第三軍司令乃木典希（1849-1912）的兩個兒子都戰死于此，他自己寫信給妻子稱，湊不夠三個棺材就不回去，也是抱著戰死的意志在戰斗。攻克旅順對日方的意義很大。可是即便如此，天皇仍然表現了相當程度的克制。正如基恩所諷刺的一樣，如果是沙皇或者德皇獲得這樣的勝利，無疑會吹得滿城風雨。

也是由于在旅順戰役中日軍的犧牲過于慘烈，乃木典希在明治天皇逝世后選擇殉死以謝君王，引起了全日本社會的震驚。當然，后世的歷史學家們已經揭示出了乃木典希的殉死的原因是其軍事指揮上的無能，致使日軍傷亡過重，而明治天皇包庇了這位愚忠將領之故。事實上，晚年的明治天皇也相當的孤立。飛鳥井雅道指出，日俄戰爭勝利后，“日本上升到世界‘一等國’，但支撐天皇的集團卻意外地少”?！皳蚊髦螄液蛧臆婈牸霸谄渖厦娴奶旎实闹е荒苋鄙傧衲四具@樣的‘精神家’。如果僅僅是運營國家，那么像伊藤那樣的政治家，桂太郎那樣的軍人就足夠了，但是，支撐后發展的明治國家需要精神，換言之，需要統一國民的精神。起這個作用的就是第三軍司令乃木，他開始作為國民苦斗的象征發揮著功能”。明治天皇讓乃木去擔任學習院的院長，負責他三個皇孫的教育事宜，也有這方面的考慮。乃木死后迅速被神格化，乃木神社、乃木路等等的設立也出于同樣的原因。

日俄戰爭時期的諷刺漫畫；乃木典希等日本軍官與旅順戰役中的俄國戰俘

事實上，不僅是乃木典希，后來的首相寺內正毅（1852-1919），甲午戰爭時期的參謀長川上操六（1848-1899）的兒子都死于這場戰爭，日俄戰爭的代價對雙方而言都是慘痛的。大量的死亡與對戰爭結果的不滿——俄國失敗，而日本的勝利并未獲得賠款與割地——導致了日俄兩國的社會主義思潮的蔓延。時任京都帝國大學教授的三浦周行（1871-1931）這樣談起日俄戰后的社會，這是“國民走投無路的煩悶時代”，“不單是精神上的痛苦，多年來經濟上受到的困憊所產生的氛圍，這種煩悶不能不是非常嚴重的”。1907年爆發的足尾銅山暴動事件，就是社會不安定的表現之一。1910年遭檢舉的“大逆事件”，無疑是社會主義者對天皇制的忍受已經達到了極限。

但事實上，此時期的明治天皇已經步入晚年。1904年，天皇被查出患有糖尿病。這在沒有胰島素的時代，基本上是無法醫治的疾病。1906年，天皇又被查出了慢性肝炎。這當然是高度機密，除了侍從與御醫以外，只有山縣有朋知道。 天皇被疾病折磨，據說身高只有167厘米的他體重已達77公斤。御醫已經多次請奏天皇控制飲食與飲酒，但天皇并不配合。他后來推脫掉了許多與西洋人打交道的外交公務，但堅持參觀軍事演習、蒞臨議會、帝國大學、海軍陸軍學校的畢業典禮等重要儀式。他從來沒有對任何人抱怨過疾病的痛苦，總是很隱忍地完成各種工作。后來，他連爬樓梯和爬坡都無法完成，身體終漸惡化。1912年7月30日0點30分，明治天皇駕崩。

“雪落，而明治漸遠”

明治天皇死后，其皇陵地址引發了東京與京都的爭執。東京方面認為，早夭的皇子皇孫皆埋葬于東京，因此皇陵選址東京十分合理。但皇后最后說，明治天皇生前已決定葬于京都南面的伏見桃山，使得東京市民頗有遺憾。最后，政府決定在東京營造明治神宮，算是有所補缺。8月1日，宮內省已派出相關人員勘察京都的皇陵地形。

明治天皇最后一張相片；大喪式開始

明治天皇的大葬被安排在9月13日。下午7點靈柩出了殯宮，放上靈車，8點以號炮為信號過了二重橋，走向青山練兵場的葬場殿。這時，乃木希典夫婦已經殉死。靈柩在過二重橋時，“陸軍吊炮殷殷，號音轟鳴，和品海（品川沖）的海軍吊炮遙相呼應，市內外寺院的吊鐘也和之”。隊伍中文武百官為前衛，“近衛步兵第一、第二兩聯隊”為后衛，“近衛步兵第三、第四兩聯隊、近衛野炮兵聯隊、近衛工兵大隊、近衛輜重兵大隊”等跟隨。

作家德富蘆花在家準備奉送儀式，“桌子擺成東西向的，準備了香爐”。“還在等待，但現在更震人心魄的大炮聲震動了房子和我們的身體。現在是靈柩出城。主人朝東一拜焚香，再拜而退。妻子接著再拜焚香，三拜而退，7歲的鶴子也燒了香。最后婢女也燒香東拜。余家做完了奉送?！边@大概是那一天東京普通市民家庭都在做的儀式。

“天皇靈柩到青山花了3個小時車程，11點15分，祭典開始，14日凌晨零點45分結束。一個小時后，靈柩被移到去葬場的列車上，2點向京都進發。列車途中在新宿、品川、國府津、山北、沼津、靜岡、濱松、豐橋、名古屋、大垣、米原、馬場（大津）、京都各站停數分鐘，接受國民的送行，午后5點10分到達桃山臨時停車場。這一夜，天皇的遺體被放在伏見桃山陵，9月15日晨，葬禮全部結束”。

明治天皇靈柩抵達京都車站；靈柩抵達桃山

飛鳥井雅道以“明治大帝”代替“明治天皇”來稱呼這位君主，認為其具有與凱撒大帝、查理曼大帝、彼得大帝一樣的歷史功勛。的確，很多同時代的人都認為明治天皇在位期間的45年是一個日本奇跡。他使“一個幾百年來一直拒絕與西方接觸的國家”，忽然間轉換為“一個世界強國，并成為國際社會的一員”。但是，隨著明治年代漸遠，明治天皇的個人形象淡化在了歷史的背景中，基恩就此談到，“在描繪明治的過程中，很難將注意力集中在他（明治天皇）身上，因為他總是被一些能力非凡且個性迥異的大臣包圍著。歷史學家往往從這些人的角度來討論明治的統治，認為這些人的輝煌成就都是以天皇的名義進行的，天皇只發揮著儀式上的作用。然而，認為明治的非凡名聲僅僅源于他（相當偶然地）是大變革時代的天皇，未免對他不太公平”。

事實上，明治天皇有著堅強的意志，例如他主動終止了西鄉隆盛的征韓論，調停了國會與政府的斗爭，直接干預政府的人事政策等等。他并不是現代民主制下的可有可無的“象征天皇”。當然，這也并不意味著明治天皇是一個無所不能，不受任何限制的獨裁者。毋寧說，明治天皇的過人之處，正是在超然的神圣權威與憲法體制的約束之間，取得了艱難的平衡。他作為明治憲法中的權力的主體之一，起死后引發了巨大的憲政危機。雖然經過民黨的斗爭后暫且維持了短暫的平衡，但是他留下來的脆弱的憲政機制，最終在昭和時期引發了更為徹底的崩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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