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種孤獨》記錄了兩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秘魯作家巴爾加斯·略薩和哥倫比亞作家加西亞·馬爾克斯——于1967年的一次對談。那時，拉美文學正處于“爆炸”盛況之中，對談的雙方都還是年輕的拉丁美洲小說家，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剛剛問世，而略薩憑借1966年出版的《綠房子》獲得了羅慕洛·加列戈斯文學獎。

在這本書的譯者侯健看來，現在的讀者回過頭再看他們五十多年前的談話，最大的意義就在于可以讓自己“回歸到1967年去，讓那段不可復制的訪談體現‘在場’的歷史價值”。

侯健主要研究拉美“文學爆炸”，尤重巴爾加斯·略薩研究，著譯有多部相關著作，目前任西安外國語大學拉丁美洲研究中心負責人。他對這場對談的內容十分熟悉，因為在求學期間和工作后經常會重新閱讀它，侯健對自己能夠翻譯這本“寶藏一般的小書”的經歷感到十分奇妙。他認為“文學爆炸”讓我們太關注四大主將了，從而忽略了拉美其他優秀作家和作品。

在1967年的這場訪談里，略薩和馬爾克斯都還未提及“魔幻現實主義”的概念。“時間的流逝……改變了文字的內涵”。侯健表示，這么多年里在中國語境下被樹立起來的“拉美文學=魔幻現實主義”的情況是否成立呢？這些都是值得我們反思的東西。

澎湃新聞和侯健聊了聊《兩種孤獨》中提到的拉美文學關鍵詞、如今的拉美文學，以及他最近的研究。

《兩種孤獨》書封

澎湃新聞：《兩種孤獨》的主要內容是拉美文學巨匠巴爾加斯·略薩和加西亞·馬爾克斯唯一的一次對談，對談發生于1967年9月，主題是關于“拉丁美洲小說”。五十多年過去了，拉美和世界的政治環境都發生了巨變，文學狀況也與現在不同。對如今的讀者來說，閱讀這份文獻時需要留意哪些變化？

侯健：我覺得在閱讀這份文獻時，我們首先要跳出“變化”的概念。因為正如您說的，已經過去五十多年了，發生了太多的事情，讀者和拉美文學愛好者也成長了太多。我們也許讀過許多馬爾克斯和略薩的東西，不管是傳記、訪談，還是視頻材料，我記得2019年我去見略薩的時候，他對我說了一句：“你可能比我自己更了解我的作品”。如果真是這樣的話，我們再去問他們問題、看他們在幾十年前的談話還有意義嗎？我覺得最大的意義就在于，我們要讓自己回歸到1967年去，讓那段不可復制的訪談體現“在場”的歷史價值。

舉個例子，馬爾克斯是個非常善于“扯淡”（這是作家的特長）的人，他甚至會在自傳里描寫歷史事件時講述一樣模糊不清、從未被證實的情況（在他筆下，“波哥大動亂”發生時有一個煽動群眾情緒的白衣人，完成任務后就消失了），也會在后來的許多訪談里扯淡。我覺得在做1967年的這場訪談時，雖然他已經在刻意地顯露某些姿態了，但總體來看是很真誠的。

而且我們會發現，在1967年的這場訪談里，略薩和馬爾克斯都沒有提及“魔幻現實主義”的概念，那么這么多年里在中國語境下被樹立起來的“拉美文學=魔幻現實主義”的情況是否成立呢？這些都是值得我們反思的東西。

“回歸”之后，也許才談得上“變化”，無論是對比后來拉美的政治變化，文學形勢的變化，乃至兩人私交的變化，都是后話了，這些話題似乎是無窮無盡的。但我覺得最重要的還是要歷史化、在場化地去看待這場訪談，我認為書中除了訪談之外添加的文字（西語原版就是如此）并不是為了湊字數的，它們都是在引導和幫助我們回到1967年的現場，拿二十一世紀的目光居高臨下地去看待這場訪談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澎湃新聞：人們談到拉美文學時都會提到魔幻現實主義。這種寫作風格是那個時期的拉美作家獨有的嗎？產生這類文學風格的土壤/原因是什么？

侯健：其實魔幻現實主義在拉美也是個舶來品，沒記錯的話，這個詞最早是在歐洲繪畫領域出現的，在拉美最早使用這一術語的文學家應該是委內瑞拉的烏斯拉爾·彼特里。早在馬爾克斯之前，危地馬拉作家米·安·阿斯圖里亞斯和古巴作家阿萊霍·卡彭鐵爾曾經在法國留學，他們接觸了超現實主義的東西，但是后來他們發現，那些被歐洲人刻意追求的所謂的超現實的東西，在拉美很多時候是大家司空見慣的平常事，所以卡彭鐵爾在《人間王國》的前言中說拉美的現實本身就是“神奇的現實”。

《人間王國》書封

關于拉美現實的神奇性，《兩種孤獨》里也有提及。不過這種神奇、幻想的特點并不是那個時期的拉美作家特有的。舉個例子，拉美最早的文學作品之一，瑪雅人的圣書《波波爾·烏》就是本充滿玄奇幻想的作品，當然我們還不能稱之為現代意義上的小說。我認為這些表征與拉丁美洲的文化傳統有關，例如和萬物有靈論的信仰、獨特的死亡觀等有緊密的聯系。這些“神奇的現實”也是現實。還是那句話，“魔幻現實主義”在西班牙語里，“魔幻”是形容詞，“現實”才是核心名詞。我記得我前幾天讀到的南京大學張偉劼老師的訪談里他就提到了，現在我們要是說哪位拉美年輕作家是“魔幻現實主義”，他們會覺得在罵他們。所以是到了把拉美文學同魔幻現實主義剝離開來的時候了，因為這樣才能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拉美的現實。

馬爾克斯

澎湃新聞：“孤獨”是這場對話的關鍵詞之一，也在這本書的標題中出現。從現在往回看，可以說“孤獨是馬爾克斯作品的共有主題”嗎？如何理解書中提到的一個評價：“孤獨是拉美人的精神特質”？這本書取名《兩種孤獨》有什么特殊的含義？

侯健：我比較認同馬爾克斯的看法，孤獨是全人類共有的東西。我不確定我們也好，歐洲人也好，有沒有資格認定“孤獨是拉美的精神特質”。昨天我做了一個挺火的性格測試，也許您也做過，里面有一道問題特別難選，二選一：在一周時間里，你更愿意只有你是快樂的，周圍其他人全都不快樂，還是反過來，只有你不快樂，周圍其他人都快樂。這其實也是種孤獨感，哪怕你選擇快樂，你仍然擺脫不了孤獨。

到拉美文學的層面上，我覺得孤獨是許多作家寫作的主題，哪怕不是最主要的主題。我覺得科塔薩爾的《跳房子》里主人公也是孤獨的，略薩本人的《城市與狗》里的每個士官生都是孤獨的，《酒吧長談》也一樣。不過，孤獨在馬爾克斯筆下有特殊的魔力，他對孤獨有獨到的理解，可能因為在老宅里度過的童年時代太刻骨銘心了，那個坐在角落椅子上一動都不敢動的小男孩一定是孤獨的。所以我認為“孤獨是馬爾克斯作品的共有主題”是成立的，只不過可能這一主題在《百年孤獨》及之前的作品中更突出一些。在《百年孤獨》之后，我認為馬爾克斯希望突破和改變自己，他之后的作品很不一樣了，用略薩的話來說，馬爾克斯用《百年孤獨》給自己“驅魔”了。

至于書名，沒有官方的解釋，我們也是只能按照自己的理解去解讀它，不過這也更好。西班牙語原版的書名就是這樣，dos soledades，兩種孤獨。首先可能孤獨本身就是馬爾克斯的文學、拉美文學乃至這場對談的核心詞之一。其次，文學家的創作生涯也是孤獨的，他們面對白紙，只能自己幫助自己。成名前，他們蝸居在小房子里寫作，孤獨；成名后，到了聚光燈下，喧囂之后，依然是孤獨。

再次，我想起了關于馬爾克斯和略薩的兩個故事，有一次在接受訪談時，有人問馬爾克斯這輩子是否失去過朋友，他伸出食指說道：“一個，只有一個”，而在《兩種孤獨》收錄的略薩談馬爾克斯的文章最后，略薩說道：“當我發現突然之間我變成那一代作家里唯一在世的人，變成最后一個能以第一人稱談論那段經歷的人，我很難過。”也許在一同在巴塞羅那度過的歲月里，他們曾經不孤獨過，但是后來，隨著友情的破裂，他們又重新陷入孤獨。其實馬爾克斯和略薩在生活習慣、待人接物、政治理念、文學風格等等各方面很少有相似的地方，兩個差異如此之大的人都是孤獨的，是兩種孤獨，實際上也是無數種孤獨，因為我們每個人都是孤獨的。

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

澎湃新聞：這場對談相當于一次“公開答疑”，本來主辦方希望雙方就小說創作、性格特征、私人經歷等這些話題闡述觀點，但略薩較少談論自己，他更多的是向馬爾克斯發問，他表現得很善于總結。比如，他在馬爾克斯回答了《百年孤獨》的創作細節后適時總結道：“我們現在已經提到兩項寫作的固定要素了，……個人經歷和文化經驗。”您常年研究略薩，他是一個什么樣的人？

侯健：中文版出版之后，我看到了一些讀者的評論，有一些讀者說這次訪談“基本上是馬爾克斯的獨白”，我并不認可，因為提問者的工作實際上更難做。如何在有限的時間和篇幅里提出最關鍵的問題，引出答話人隱藏最深的東西，同時又要滿足聽眾、讀者的期待，既不能太淺又不能太深，這是非常難做的。但是略薩做得非常出色，一方面引導對談流暢地進行下去，再一方面，我認為提出問題的過程也是表明立場的過程。

例如開場第一個問題：“作家有什么用？”略薩難道不知道作家的用處是什么嗎？他當然知道。在那場對談進行的一個月前，略薩剛剛在領取羅慕洛·加列戈斯文學獎的時候朗讀了題為《文學是一團火》的演講稿，在他看來，文學是武器，是一團可以燒盡愚昧、壓迫、不公的火。他明白馬爾克斯會給出同樣的答案，所以他問這個問題。

您提到了略薩在訪談中進行的總結，他的博士論文《加西亞·馬爾克斯：弒神者的歷史》中文版今年或者明年就會上市了，您會看到他對馬爾克斯作品的分析的脈絡同他在那場訪談里對馬爾克斯答語的總結非常相似。換句話說，他在1967年已經在引導馬爾克斯按照自己畫出的結構去作答了，我認為那場訪談實際上也是略薩對馬爾克斯作品研究的一次階段性成果展示。

至于略薩是個什么樣的人，我最近在Bilibili開設了“侯健的西語文學課”賬號，第三期視頻是講我“追星”略薩的過程的，里面就提到了我眼中的略薩：為人隨和，沒有架子，非常有親和力。不過在寫文章時，在訪談中，尤其是涉及政治的話題時，他又會表現得非常犀利。

至于文學方面，在我看來，他除了是個偉大的小說家，也是拉美最偉大的文學評論家之一，我這幾年一直在努力和出版社的編輯老師們一起多引進些他的文論作品來，去年有《略薩談博爾赫斯》，剛才還提到了《弒神者的歷史》，后面還會有一些，我希望他寫的關于福樓拜、雨果、騎士小說之類的作品也能早點引進過來。

澎湃新聞：拉美“文學爆炸”是什么時候開始的？到底是作家的“爆炸”，還是讀者的“爆炸”？除了“爆炸”四主將之外，那個時代還有哪些值得關注的作家？

侯健：關于“文學爆炸”的起止時間沒有明確的說法，一般認為它發生于1962年或1963年（《城市與狗》獲簡明叢書獎，《城市與狗》、《阿爾特米奧·克羅斯之死》、《跳房子》等“文學爆炸”代表作出版），結束于70年代初（作家們與古巴革命的關系發生變化）。

《城市與狗》書封

我覺得“爆炸”既是作家的“爆炸”，也是讀者的“爆炸”，還是作品的“爆炸”，因為它們都是文學的組成部分，是不可分割的。而且“文學爆炸”本來就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從文學的角度看，拉美文學（小說）經過一百年的學習和積累，已經到了開花結果的時候；從政治的角度看，古巴革命的勝利團結了拉美作家，增強了作家們的“拉丁美洲意識”；從出版的角度看，處于佛朗哥統治下的西班牙本土文學出版陷入瓶頸，給了拉美文學借西班牙的出版機構綻放光彩的機會，當然也要考慮到超級文學代理人卡門·巴塞爾斯、編輯卡洛斯·巴拉爾等人的個人努力，同時隨著拉美城市化發展、文盲率降低，讀者人群的增加，閱讀水平也在提高……總之還是那句話，“文學爆炸”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也許這些因素缺一不可，所以它是獨一無二、不可復制的。

“文學爆炸”的負面作用之一就是讓我們太關注四大主將了，從而忽略了其他優秀作家和作品。例如輪流坐第五把交椅（何塞·多諾索語）的智利作家何塞·多諾索和阿根廷作家埃內斯托·薩瓦托，兩位的許多名作這兩年都在咱們國內再版了，我新譯了薩瓦托的回憶錄《終了之前》，另外他的《隧道》、《英雄與墳墓》、《毀滅者亞巴頓》，多諾索的《污穢的夜鳥》、《別墅》、《沒有界限的地方》等都值得關注。另外古巴作家卡布雷拉·因凡特，他的“天書”《三只憂傷的老虎》已經出了中文版，另一位古巴作家何塞·萊薩馬·利馬，他的《天堂》非常出色，但因為作家本人一直低調而謹慎地居住在古巴，他的知名度一直沒四大主將那么大。還有墨西哥作家埃萊娜·加羅，她的魔幻現實主義名作《未來的記憶》比《百年孤獨》出版還要早，“文學爆炸”其實也有這種女性的聲音，只不過國內外一直以來忽略了。

另外，今年我通過翻譯和重讀又更加鞏固了我對另一位作家的看法，烏拉圭作家胡安·卡洛斯·奧內蒂，雖然也貴為塞萬提斯文學獎得主，但我覺得人們對他的關注還是不夠，尤其是他的小說《短暫的生命》和《造船廠》，當我們在社會上摸爬滾打，體驗過挫折、失敗、孤獨和絕望之后再去讀，感覺就太不一樣了。值得關注的作家太多了，先說這幾位吧。

澎湃新聞：馬爾克斯關于每個拉美作家“都在試圖描寫現實的不同面……屬于拉丁美洲的全景小說”這一說法，是不是提供了一種閱讀拉美文學作品的方法？

侯健：是的，這也是“文學爆炸”一代作家的不同之處，大家不再各自為戰了，拉丁美洲的整體意識更強了。之前在Bilibili做西語文學講解視頻時，也有朋友留言提問，想知道讀拉美文學是不是要懂拉美歷史。我記得我當時的回復是：要是哪部作品是必須擁有大量知識儲備才能讀的話，那它可能算不上是好的作品，但擁有了足夠的知識儲備后，我們閱讀同一部作品的感受肯定不一樣。

例如“文學爆炸”作家們，我們剛才提到了他們的拉丁美洲意識，他們無一例外，全都關注古巴革命的發展，關注拉丁美洲的歷史、社會、政治情況，這些全都被他們或有意或無意地寫到了作品里。我們從個體、家庭的角度看《百年孤獨》是一種感覺，從哥倫比亞歷史的角度看它又是另一種感覺，要是角度換成拉美視角、世界視角呢？肯定又不一樣。

《霍亂時期的愛情》書封

就像很多讀者差評《霍亂時期的愛情》是因為男主角太渣，“作者三觀不正”，這個視野就太狹隘了，而且我們要知道，我們永遠不能把故事的敘事者和寫故事的作者等同起來，這是閱讀小說的基礎原則。如果我們從愛情的角度，從孤獨的角度，從人生的角度，從其他更多樣的角度去讀《霍亂》，感受肯定又不同了。

再如我剛才提到的奧內蒂，我今年重新接觸他的《造船廠》，我發現寫得太好了，書里所有人都在偽裝，都在演戲，不正跟我們每個人一樣么？這是我在讀大學時體會不到的東西。

回到這個問題上來，我們如果能從拉丁美洲的角度去理解“文學爆炸”的作品，乃至把這些作品的作品放置到一起去玩味和思考，跳出某部作品，某個作家的限制，閱讀的體驗肯定會不一樣。

澎湃新聞：“爆炸”一代作家為何受福克納影響巨大？

侯健：這實際上是我曾經的博士論文候選題目之一，我當時想研究略薩對福克納的接受，后來老師說這個選題歐美學者也可以做，所以建議我做略薩漢譯方面的內容，于是沒有做成。我想到的原因有兩個，第一是“爆炸”一代作家都具有國際化的視野，很多人要么被迫流亡，要么自愿流亡，他們對外國文學也持開放接受的態度。很多作家曾經說過，他們走出拉美正是為了更好地回頭看拉美，事實是他們也真的能全面地理解了拉美。那么為什么是福克納呢？當然了，對這一代作家產生巨大影響的不只有福克納，還有海明威等作家，但福克納一定在那份名單上，我想最主要的原因還是這批作家非常重視寫作方法、寫作技巧的問題。這實際上也是這批作家最超越前人的特點之一。因為故事情節本身沒有好壞之分，甚至我們每個人的人生都是一部精彩的小說，那么讓這些情節變成好小說或壞小說的決定性因素是什么，就是語言問題、技巧問題。所以寫作技巧絕對不是在炫技，它是小說成敗的關鍵所在。

在《兩種孤獨》里，馬爾克斯就曾說過，拉美的現實本身就是神奇的，但是之前的拉美作家為何寫不好拉美，因為他們總是想篡改拉美的現實，使之合理化，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就必須找到闡釋拉美的合適方法，所以他認為拉美作家們“得花功夫研究語言、寫作技巧和形式，這樣才好把拉丁美洲現實中所有奇幻的東西融入作品里，也才好讓拉丁美洲的文學真正能夠反映拉丁美洲的生活”，而語言和技巧方面的東西正是福克納擅長的。略薩就曾說過，福克納是他第一個在閱讀時拿著筆，邊閱讀邊寫寫畫畫，梳理結構的作家。我想這是福克納對這批作家產生巨大影響的最主要原因。

另外，福克納以約克納帕塔法展現美國南部的社會百態，馬爾克斯則以馬孔多，奧內蒂以圣瑪利亞，魯爾福以科馬拉來展現各自國家乃至拉美的社會百態，這也是一種學習，不過這也是技巧問題。

澎湃新聞：這場對談后，兩人再也沒有同框？根據您的研究，兩人為何決裂？

侯健：同框還是有的，而且不少。因為兩人很快就在巴塞羅那當起了鄰居，略薩為了寫《弒神者的歷史》肯定沒少跟馬爾克斯聊，兩家人關系非常好，逢年過節一起過，這些內容在《“文學爆炸”親歷記》和《從馬爾克斯到略薩：回溯“文學爆炸”》記錄比較多，但對談活動確實僅此一場。

現在除了略薩一家，估計世界上再也沒有人知道他們決裂的真正原因了，因為雙方都對此閉口不談。我也（知趣地）從來不敢問略薩這個問題，所以我只能揣測：一個是政治觀念上的分歧。上世紀70年代初，古巴發生了要求詩人帕迪利亞做公開自我批評的事件，造成大批作家、知識分子與古巴革命政府決裂，略薩就是其中之一。后來略薩的政治立場逐漸右轉（但是我和其他老師有過討論，盡管略薩看重“自由”的概念，也許與傳統自由主義關系密切，但是能否把他劃到新自由主義陣營中去是個存疑的問題，這里姑且不展開討論），同時馬爾克斯卻反其道而行之，與古巴政府越走越近，同時拒絕在作家們的聯名信上簽字，諸如此類的事件必然造成雙方的疏遠。

但是略薩曾經斷然否認二人的決裂是由于政治原因。他舉了例子，他和許多人，例如烏拉圭作家貝內德蒂，有政治分歧，但他們的關系一直很好（也許還要提一下文學評論家安赫爾·拉瑪，他和略薩雖然曾就《弒神者的歷史》有過來回幾場論戰，但雙方關系始終保持友好，拉瑪不幸遭遇空難離世后，略薩還寫過一篇感人的紀念文章）。

其次，生活方面，二人也有分歧。略薩非常注重社交禮儀，非常關注細節，但是馬爾克斯在這方面則比較不羈。舉個我翻譯但還未出版的《巴爾加斯·略薩：寫作之癖》中的例子：有一次，三位西班牙作家到略薩家中做客，他們想見見馬爾克斯，于是略薩邀請了這位鄰居，沒想到馬爾克斯穿著寫作時習慣穿的工裝和一雙顏色不一樣的襪子就來了，略薩當場就顯得有些不快。但這也是小事。所以我認為，兩人的決裂很可能還是私人生活方面出現了某些問題，很可能像傳言說的那樣與家中女眷有關，但說到這里，又不好妄加揣測了，我感覺這和當年世界杯決賽齊達內頭頂馬特拉齊的事件很相似，能激怒齊達內和略薩這樣的“紳士”的大概只有家庭方面的事情了，純屬猜測。

澎湃新聞：當“爆炸”一代遠去，中國讀者上世紀80年代經歷拉美文學閱讀熱潮之后，現在的拉美文壇有哪些值得譯介的作家和作品？有何文學新動向？

侯健：“爆炸”一代遠去了，不過拉美文學自“爆炸”一代起真正發展起來了，在世界文壇的地位已經難以動搖了，不管是所謂的“爆炸后”作家，還是羅貝托·波拉尼奧，還是70后、80后的新生代作家，都有重量級作品問世。而且最近這幾年咱們國內對拉美文學的譯介大有趕超上世紀80年代的勢頭，我甚至在我用西班牙語出版的專著《西語文學漢譯史（1915-2020）》的尾聲部分用了“西語文學漢譯‘爆炸’”來形容西語文學近年來在我國的譯介情況。大家讀讀亞歷杭德羅·桑布拉、胡安·加夫列爾·巴斯克斯（為《兩種孤獨》寫序言《被尋回的文字》的哥倫比亞作家）、瑪莉亞娜·恩里克斯、薩曼塔·施維柏林、瓦萊利婭·路易塞利等年輕作家的作品就能感覺到，拉美文學現在的新動向就是百花齊放，各種風格的作品井噴式出現，不僅有“爆炸”一代的宏大主題，也有更加細膩的故事，既有現實，還有幻想，也有恐怖，千姿百態，五光十色。

值得譯介的作家和作品，老一代作家查漏補缺，也期待新譯本的出現。例如上面提到的略薩的文論作品，奧內蒂的作品，費爾南多·德爾·帕索的作品，埃萊娜·加羅的作品，萊薩瑪·利馬的作品等等。

至于年輕作家，我個人最喜歡的是剛才提到的桑布拉和巴斯克斯，不過這個問題真的很難回答，因為每個人的閱讀量都是有限的，有很多好作品可能突然就出現了，也可能出人意料地就火了起來，例如去年的《當我們不再理解世界》。

《當我們不再理解世界》書封

澎湃新聞：您在譯《兩種孤獨》時有哪些“aha時刻”（驚喜時刻）？除了這本新譯作，您最近在研究什么？可以談談您的新課題《冷戰背景下的拉丁美洲“文學爆炸”研究》的主要內容和目前的進展嗎？

侯健：“aha時刻”有很多，例如看到自己翻譯過的作家和作品出現在《兩種孤獨》里，像我們剛才提到的巴斯克斯，他寫的那篇序言非常精彩，我譯了他入選國際布克獎短名單的小說《廢墟之形》，譯本應該明年可以出版。還有剛才一直提到的《弒神者的歷史》。另外，接受這個翻譯任務本身也是“aha時刻”，因為這場訪談我在上學時、寫博士論文時乃至工作后經常會重新閱讀，不過西班牙語的紙質老版本我從來沒找到過，后來西班牙出了新版本，我才終于買到，沒想到最后變成了這本對我來說寶藏一般的小書的譯者。這些體驗都很奇妙。

我最近的工作安排確實非常緊湊，除了似乎永無停歇之時的翻譯任務外，還要為7月份錄制的文學課程寫稿子，同時要完成學校里的教學和科研任務，包括您提到的課題，“文學爆炸”這個課題我去年寫了篇論文，然后就和很多青椒一樣陷入了投稿-被拒稿-再投稿的悲慘循環中，我當時覺得應該跳脫出古巴革命這個小視角去看待“文學爆炸”，但一年之后，我又有了新的想法，我覺得冷戰的視角還是有些小了，這個問題我最近還在思考。另外我還在做教育部的一項課題，主題是“拉美文學漢譯批評研究（1979-2022）”。

文學和翻譯是我近些年做研究的兩個重心或者說路徑，我覺得國內對拉美文學漢譯實踐的關注很多，但是我們對拉美文學漢譯批評的關注還太少，實際上翻譯批評一方面可以豐富翻譯理論，另一方面也可以來指導翻譯實踐，它還對創造良好的翻譯環境有很重要的作用。我們現在的很多翻譯批評依然停留在對詞句、文本的對比評析上，但實際上翻譯界早在上世紀就發生了“文化轉向”，用句土話說，譯者不是在真空的環境中進行翻譯的，影響譯者翻譯的因素很復雜，評價譯本的標準也是多樣的，之前出現過一些翻譯批評事件，有的有助于我們拓寬翻譯思路，有的則大大傷害了譯者、出版方乃至于普通讀者，這就是惡劣的翻譯事件了。所以我在對拉美文學漢譯從1979年至今的翻譯批評方面的東西進行整理和分析，希望能探索出一些東西來，為改善翻譯環境做一點點小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