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漢文化圈傳統節日端午節，傳說2300年前戰國時期的偉大詩人屈原于五月初五跳汨羅河自盡，端午節因此也被視作紀念屈原的節日。這已經是家喻戶曉的典故。

屈原

討論端午節的起源，聞一多先生早有名文《端午考》。這篇文章雖重在討論端午節與龍的淵源，開篇亦稍稍涉及端午節與屈原的關系。他談到歷史上有關端午節來源的說法，除了與屈原有關，還有介子推、伍子胥、勾踐等諸多說法。

由于這些傳說的地域大半是在南方，且并未超出東漢，這一時期正是吳越之地開辟的時期，因此他推測，端午節很可能來自于長江下流吳越地區的民族風俗。他繼而證明，吳越之地的先住民可能是崇拜龍圖騰的民族，所謂“斷發文身”等習俗，正是這種圖騰崇拜的表現。因此，他進一步推測，端午節可能最初是吳越民族一個圖騰祭祀的節日，是一種每年五月舉行的“請龍”風俗。他又舉出文獻中“五龍”“五方之龍”等說法，五龍可能是龍圖騰崇拜的民族中劃分支族的說法，與中國文化中源遠流長的對于“五”這個數字的崇拜有關。而端午節最初的名稱正是“端五”，于每年五月初五慶祝。

從“端五”到“端午”，從龍圖騰崇拜的“請龍”祭祀活動到紀念屈原的節日，端午節就這樣披上了一層層傳說與故事的面紗。五四前后，有學者對屈原的存在產生過懷疑，其中影響最大的是胡適。胡適《讀<楚辭>》一文中，直接稱屈原“是一種復合物，是一種‘箭垛式’的人物，與黃帝、周公同類，與希臘的荷馬同類”。胡適的觀點，除了學理層面對于留存的屈原史料的批判之外，其實有著強烈的現實色彩，他認為后世形成的屈原形象，是一個漢儒將之儒教化后的忠臣形象，這與當時五四一代知識分子批判儒教、批判舊道德的立場沖突。因此，“屈原的傳說不推翻，則《楚辭》只是一部忠臣的教科書”。

胡適觀點甫出，便有大量反駁的聲音，屈原存在與否自此成為一樁公案。1949年后，還有朱東潤與郭沫若等人對此問題的爭論。屈原存在與否的問題，直接關聯的是原屬他名下的那些偉大作品的歸屬權問題，如日本學者岡村繁便認為，作為作者的屈原并不存在，存在的是作為主人公的屈原。《離騷》《哀郢》等偉大詩篇，是屈原同時期或稍后的人們集體創作的結果。這種觀點自然也有其合理性，上古時期作品與作者的關系，確實不像現代社會一樣有明確的著作權歸屬。但要確證屈原只是主人公而非作者，缺乏足夠取信于人的證據。

屈原生平的其他細節，諸如屈原在楚國為官的經歷、他的家世、族屬等皆有大量討論。《楚辭》中署名屈原的那些偉大作品，背后站立著一個相對模糊的作者身影。談到作者與作品的關系問題，西方現代文論中有“作者已死”的說法，意在取消作者意圖在作品理解層面的中心地位。而中國古代，尤其是上古時期，真實與虛幻的邊界更難分清。《離騷》《九歌》中都有大量神話的引用，但那未必不是當時人們理解的“真實”。因此，《離騷》等題名為屈原的詩作，其中涉及大量個人經歷的描寫，是否是對屈原一生的真實呈現？進一步來說，當時楚國的其他歷史事實，是否可以用作參考，輔助讀者理解一些詩句的意思？

把《離騷》《懷沙》等詩作為屈原自傳的呈現，大多數學者較少懷疑。但要將幾乎每首詩都落實到具體的歷史事件，卻少有學者有能力有勇氣這樣嘗試。學者蔣天樞在他的《楚辭校釋》中卻大膽地進行了這樣的嘗試，并且提供了許多與傳統解釋差距頗大的觀點。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他將《離騷》的寫作時間，推定到楚頃襄王三十年左右，即屈原七十一二歲的老年，這一觀點與過去幾種主流的意見不同，甚至連帶地挑戰了主流對于屈原生卒年的認識。并且，他將《離騷》中的一些詩句一一在頃襄王東遷之后的史事中找到對應。如大家比較熟悉的《離騷》中“既替余以蕙纕兮，又申之以攬茝”一句，“替”與“申”的解釋存有爭議，一般大意解為“我因高尚行為（香草）而獲罪”。而蔣著中則將之解為當時具體的官職變動，替指廢黜，申則指牽連，指楚王罷免屈原，同時還牽連到其他有高尚品德的賢臣，“蕙纕”“攬茝”均有實指之人。類似的例子，在《校釋》中并不少見。

蔣天樞《楚辭校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應該說，蔣著對于歷史與詩作關系的處理極為大膽，他將許多可以看作隱喻和虛構的詩句，均落實到具體的歷史場景中。這些解釋很多都突破了原有的解釋體系，也解決了一些過去懸置的理解問題。這種思辨和尋索的過程本身，有時就足夠精彩——即便他的許多解釋并不能獲得大多數研究者的認可，也未必符合當時詩歌創作的實際，并且或許也會損壞詩歌美感。無論是當時集體創作的習慣，還是詩歌夸張表達的手法，在詩歌中尋找作者身影的努力，天然顯得徒勞。詩人的身影難免模糊。

而即便是作品本身，也無可避免在兩千年的傳播中失掉本來面目，甚至包括其中一些最基本的、大家習以為常的部分。如專研出土文字的學者劉劍，便基于其對于出土的戰國楚簡文字的研究，對于《離騷》這一常駐中學課本的文學經典的篇名，提出了新的質疑。對于“離騷”的解釋，一般從司馬遷《史記·屈原賈生列傳》中的解釋，“離騷者，猶離憂也”，這也是高中課本中的通行解釋。之后為《楚辭》作注的王逸，也從此說，將“騷”解釋為“愁”。盡管后世也有人嘗試對“騷”生發出不同的理解，但并未對這個字本身有什么質疑。但劉劍根據他的古文字學知識，認為由于戰國時期人們用字習慣、字形、讀音與秦漢時期已有所不同，因而《離騷》中的“騷”在戰國時寫作上“又”下“蟲”，讀“由”，與“尤”通假，但在漢人那里就根據自己的用字習慣誤認成了“蚤”，后又變作“騷”。據此，他認為“離騷”本作“離（尤）”，是“遭到責怪”的意思，并不難解，漢人誤認為“離騷”，才造成了理解上的困難。

明刊本《楚辭》，王逸章句

這是涉及篇名這樣關鍵信息的問題。到了具體的文本內部的類似解釋問題，也有學者給出過許多非常精彩的解釋。聞一多在《天問釋天》中，曾對“厥利唯何，而顧菟在腹”詳加分析，顛覆了世人對于神話的通行認識。過去解釋此句，一般將“顧菟”或“菟”理解成月中搗藥之玉兔，但聞一多羅列十一條證據，分別從音、形、義，以及民俗、神話等角度進行論證，認為顧菟實際上是蟾蜍的異名。也就是說，在屈原那時的神話里，月中陰影是蟾蜍，而非后世以為的玉兔。這不免令人大為驚嘆了。

盡管歷代的學者對于如何理解《楚辭》，如何理解屈原做過許多努力，但直至今天，如果到市面上找到一本《楚辭》的譯注本，也難免對其中大量的生僻詞句望而生畏，而如果注釋稍微詳盡一些，呈現更多解釋，就又很難避免注釋比正文長好幾倍的情況，也更加提高了普通讀者閱讀經典的門檻。從基本的字句到更深的文意都有如此多的裂痕、如此多爭議的情況下，該如何面對《楚辭》這樣一部經典？

首先，選擇一本適合自己階段閱讀的《楚辭》注本當然很有必要，學界 “近真的楚辭”“近真的屈原”的呼吁已有多年，也已經有許多力圖簡潔生動、求共識的注本出現。然而，再求共識的注本也無法保證沒有偏差，也依然會對閱讀造成障礙。那么這時，在第一遍疏通文意的基礎上，或許一定程度上的“不求甚解”是必要的。我們可以在不那么重視原初字義的情況下，僅僅打開自己感知字句、風物之美的感官，去體會這些凝練的語句帶給我們的美感。諸如“步余馬于蘭皋兮，馳椒丘且焉止息”“皋蘭被徑兮斯路漸，湛湛江水兮上有楓，目極千里兮傷春心，魂兮歸來兮哀江南”這樣的句子，即便不了解每一句具體的意思和本事，也可以體會那種風物帶給人的寧靜與惆悵；諸如“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即便不去深究《少司命》這篇究竟是在何種祭祀場合，又是誰對誰的唱詞，也有種超越時空的美感；再如《天問》中“天何所沓，十二焉分。日月安屬，列星安陳”，這是屈原那時對天象的追問，現代人恐怕有更深的體會。屈原追問“十二焉分”（十二時辰怎樣劃分），現代人有更深刻的體會，為何一天被劃分為24小時，甚至具體到分、秒，為何每天的日常被一個個具體的刻度所規定，為何漫長的人生被一些些具體的時間點所追趕？而“日月安屬，列星安陳”，我們有了更多了解的渠道，這個問題只會變得更加深邃，也更加宏闊。在這些感發的時刻，《楚辭》終于變得親切，帶給我遼遠又獨特的感觸。而屈原與《楚辭》所負載的文化內涵，也可以延續，并添上這個時代人們獨特的印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