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德勇《漢書》概說”系列共七篇，此為第一篇。

在中國傳統的四部分類體系中，史部的內涵雖然同現代學科意義上的歷史學并不完全相同，但作為史學研究的史料來說，確實是以史部書籍價值最高，應用最為普遍，也最為治史者所熟悉，而若是在史部書籍內部各個門類之間相互比較的話，又尤以正史處于最核心的地位。

我們今天所說的正史，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所謂《二十四史》的同義語。換個角度看，就其體裁而言，都是所謂紀傳體史書，亦即所謂“紀傳史”。這種紀傳體正史，大體上又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貫穿若干時期或朝代，按照我們現代的說法，可以稱之為“通史”或“通貫的正史”；另一類只載述一個王朝的史事，可以稱之為“斷代史”或“斷代的正史”。

這些正史中的通史，以《史記》最早也最有代表性，而斷代史則以《漢書》最早也最具有代表性。

認識一部古書，和我們認識一個人一樣，首先要了解它的“基本狀況”。《漢書》所謂“基本狀況”，若簡單地說，就是如下這幾句話：（1）書名為《漢書》。（2）篇幅為一百篇。（3）作者為東漢時人班固。（4）普遍附書通行的古人舊注為唐人顏師古所著。

不過稍微具體一下掰開來講，情況當然就不這么簡單了。我們在社會上要想同一個人有些深度的交往，在認識一個人的時候，就不能僅僅知道其姓甚名誰、身高臉寬就行了，還要有些更具體的了解。同樣，對于一個歷史研究者或者想要深入學習歷史知識的人來說，面對像《漢書》這樣的基本典籍，我們也不能僅僅知道上述簡單情況，還要有很多比這更具體、更深入的認識。

下面首先來談談書名。這書名本身確實非常簡單，就那么兩個字——“漢書”，班固給這書定的名稱就這倆兒字（《漢書·敘傳》）。從古到今，稍微比較正式一點兒的叫法，大家也都一直這么叫著。

這事兒看似簡單，好像可說可不說，說了也沒什么意義。但我們必須先在學術上有根有據地認定這一點，下面的論述，才會有一個扎實可靠的基礎。譬如司馬遷的《史記》，原本就沒一個正兒八經的書名，就以作者的身份名之曰《太史公》，人們也隨口把它稱作《太史公書》，而所謂《史記》，不過是個后人隨口叫硬叫出來的書名。

順便和同學們說一下，大家以后不管是從事專業的歷史學教學和研究工作，還是只是把歷史學知識作為一種人身修養，我們既然是在學習歷史，最好都要認真。這就像我們做所有事情一樣。認真學了，學到的知識，就能隨時幫助你認識這個世界更多的真相。

譬如下面這幅書影，是南宋建陽書坊蔡琪家塾刻本《漢書》的目錄。我們若是清楚知道《漢書》的名稱“自古以來”就一直這么叫，看到這個《漢書》的目錄，還會讓我們開動腦筋，思索這個目錄的產生時間——如果班固的《漢書》原來就有目錄，他是絕不會把這寫作“前漢書目錄”的。其間的原委，是像《漢書》這樣的古書，本來并沒有目錄。譬如《漢書·藝文志》著錄“《太史公》百三十篇”，就像剛剛講的，這《太史公》是《史記》的初名，而“百三十篇”之數正與《史記·太史公自述》講述的情況相符?？傻搅恕端鍟そ浖尽防锩妫覀兛吹降闹浨闆r，卻是“《史記》一百三十卷，目錄一卷”，在變篇為卷的同時，多出一卷“目錄”來，這就清楚顯示出，現在我們看到的書前“目錄”，并非出自太史公之手，乃是后來添增。認真關注每一個細節，日積月累，歷史知識就是這樣在認真的思索過程中逐漸提高的。

南宋蔡琪家塾刻本《漢書》（據《國家圖書館宋元善本圖錄》）

當然這個問題，即使毫無歷史文獻學知識，只要稍加思索，都太過簡單——“前漢書”是相對于“后漢書”而言，班固撰著此書時無由預知將來會把自己生活的這個朝代稱作“后漢”，也無由預知將來會有人寫出一部載述這個朝代歷史的“后漢書”，當然也就絕不可能把自己寫的這部斷代史書名作“前漢書”。

好了，既然這部書的名稱叫《漢書》，那么，它就應當只寫漢朝、也就是西漢一朝的歷史，然而若真是較真兒，實際上并不是這樣。

聽我這么一講，一些剛剛開始學習中國歷史的同學，一定會問：班固在《漢書》里還寫了別的朝代么？大家別感到詫異，他還真的寫了。這個朝代是“新朝”?？涤袨橛胁恐闹?，叫作《新學偽經考》。他講的“新學”，不是比舊學更新的學問，而就是這個“新朝”的學問。

只是這個“新祚”實在太過短促，滿打滿算統共也就那么十五年，沒等坐穩屁股，國就亡了，成了“亡新”。實際上這不僅僅是短命了，只能稱之為“夭折”?！柏舱邸绷耍偷扔谒€沒來得及在這個世界上“報戶口”。所謂“成者王侯敗者賊”，東漢以后的“正統”做法，都是把王莽建立新朝一事，說成是“篡漢”，也就是篡奪漢家江山。甚至歷史教科書，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也全盤繼承這種舊時官家的“正統”觀念，在所附《中國古代史大事年表》中，也在新朝第一年、也就是始建國元年這一年下記云：“王莽奪取西漢政權。”對比一下同一年表在大流氓劉邦靠槍桿子打下天下那一年所記下的“西漢建立”四個字，二者之間，一褒一貶，意向十分清楚。

這種褒貶手法的始作俑者，正是撰寫這部《漢書》的班固，“咨爾賊臣，篡漢滔天”這八個字，就是班固對王莽的道德評判（《漢書·敘傳》）。班固在《漢書》里這么處理王氏新朝的問題，是因為東漢王朝的開國皇帝劉秀以“仲興”（這應該是所謂“中興”一詞在今天更標準的寫法，蓋“仲”字古時多寫作“中”）大漢自居，也就是說他不是重新建立一個同劉邦那個漢朝同名的朝代，而是讓那個漢朝死而復生，再度興起，二者是一脈相承的一碼事兒。這樣，夾在前、后（西、東）兩漢之間的新朝，就沒有了獨立存在的地方和資格。

于是，班固一閉眼、一咬牙，就把它看作是“余分閏位”（《漢書·王莽傳》）篇末贊語），也就是當作大漢王朝屁股后面多長出來的一條小尾巴一樣附在《漢書》的篇末，這就是《漢書》的第九十九篇《王莽傳》。

敦煌藏經洞藏唐寫本顏師古注《漢書·王莽傳》殘卷（據饒宗頤編著《敦煌書法叢刊（九）》）

然而這畢竟只是出自班固刻意的壓縮與編排。雖然我在前面剛剛講過，新莽政權持續時間很短，甚至可以用“夭折”來形容，但從另一角度看，王莽新朝實際存世的時間，其實與大秦帝國相差不多。由新朝正式代漢而立的始建國元年（公元9年），到其覆滅于世的始建國地皇四年（公元23年），前后持續只有一十五年，時間確實不長，可所謂大秦帝國，從始皇帝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始立于世時算起，到“六國復自立”導致公子嬰退出帝位而復歸為秦王之際（公元前207年），也是歷經一十五年（《史記·秦始皇本紀》）。相比于司馬遷筆下轟轟烈烈的大秦帝國，相比于《史記·秦始皇本紀》的記述，班固記述的這個贅疣般的新朝，只不過是列在《漢書》全篇之末的一個反面人物列傳而已（全書最后一篇列傳實際是《敘傳》，但這篇《敘傳》乃是《漢書》的“書序”，性質與其他紀傳完全不同）。

或許大家只要稍一思忖，就會發現，班固以《王莽傳》作為全書之殿，是在表面上承認他自身所在的東漢為西漢王朝之延續的情況下，又在事實上把王莽處理成了西漢王朝的終結者。試看班固評陟王莽“行驕夏癸，虐烈商辛”這些話（《漢書·敘傳》），這哪里像是在敘說王氏新朝的開國君主？豈不正像是描摹西京王室的末代皇帝！要不是這樣，班固又怎么能把這部《漢書》所表述的時代下限斷在光武帝劉秀之前？

當然，若深入追究，這里還寓有當時的“天命”觀念問題，即《漢書》設為十二篇本紀，司馬遷的《史記》也是十二本紀，這都與周天十二次以及匝地十二辰之間有著深切的內在聯系。不過這個問題是略顯復雜，以后有合適機會我會再加以闡釋。

《漢書》這個書名帶給我們的第二個問題，是它為什么叫《漢書》。聽我這么一說，很多同學一定會感覺更加奇怪——班固既然是把王莽的新朝附著于西漢王朝之后，也就是把新朝也當作漢朝的一部分來寫，那么不管它叫《漢書》還能叫什么？

班固撰著的這部紀傳史，既然以西漢一朝為斷代，用這個朝代的名稱作書名，稱之為 “漢”是很正常、也很合理的，但給這個“漢”著史，也不一定非以“漢書”為名不可。大家看五代以后的宋、遼、金、元、明，就都不叫“某書”，而是稱作“某史”；甚至就連那個算不上最終成書的清朝正史也是名為《清史稿》，而不是其他什么形式的名稱。

孔夫子云：“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辟M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寫成的書，給它取個好名字，這甚至比給自己的孩子取名字還要重要很多很多（因為孩子跟自己一樣沒法希冀永生，書卻可以追求不朽）。

這事兒看似簡單，好像可說可不說，說了也沒什么意義。但我們必須先在學術上有根有據地認定這一點，下面的論述，才會有一個扎實可靠的基礎。

如前所述，司馬遷撰著的《史記》，本來是遵從當時人的慣行做法，以作者的身份名之曰《太史公》。那么，這是不是“自古以來”世代相承就都這么個叫法呢？作為私家著述來說，可以這么講，但作為官方的史書來說，就不是那么回事兒了。至少從戰國以來，人們對官方撰著的史書，就有個通行的稱謂，即以所記國名后綴一個“記”字。

例如，李斯那個王八蛋給暴君秦始皇獻策，“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史記·秦始皇本紀》）。司馬遷亦謂因秦始皇焚書，“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因而世間所存諸國史書，“獨有《秦記》”；他撰著《史記·六國年表》，也是“因《秦記》”而作（《史記·六國年表》）。又明此可知，司馬遷之《太史公》被后世稱作《史記》，就是緣于上引司馬遷語所見，當時人慣稱史書為“史記”。正是依照《秦記》這樣的通例，東漢時期朝廷修撰的國史，也是以《漢記》為名（《后漢書·李尤傳》。《三國志·吳書·韋曜傳》?！端鍟そ浖尽罚?/p>

在這樣的背景下，班固不稱所撰西漢史書為《漢記》而是定名為《漢書》，自是別有一番考慮。

我們看《尚書》中那些源自各個不同時期的篇章，是被分別標稱為《虞書》（或作《唐書》）、《夏書》、《商書》和《周書》的（參見《書序》），而班固敘述自己撰著《漢書》的主旨，開篇即謂之曰：

固以為唐虞三代，《詩》《書》所及，世有典籍，故雖堯舜之盛，必有典謨之篇，然后揚名于后世，冠德于百王，故曰“巍巍乎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也！”……故探篹前記，綴輯所聞，以述《漢書》。起元高祖，終于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旁貫《五經》，上下洽通，為春秋，考紀、表、志、傳，凡百篇。（《漢書·敘傳》）

在上列“綜其行事，旁貫《五經》，上下洽通”句下唐人顏師古注釋說：“固所撰諸表序及志，經典之義在于是也?！边@話講得似是而非，好像很有看法，實際上絕然不通。

順著一讀，大家很容易發現，這段話是直接上承“起元高祖，終于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云云而來，復下探“為春秋，考紀、表、志、傳，凡百篇”而去，語句連貫，文義昭彰，所謂“綜其行事，旁貫《五經》”乃統括全書而言，不宜橫生別解。又顏師古釋下文“為春秋，考紀、表、志、傳，凡百篇”句，竟然于“紀”字下橫截其句，且將“為春秋考紀”五字連讀，謂“春秋考紀，謂帝紀也”。然而這“紀、表、志、傳，凡百篇”本一氣貫通，豈容強行割斷？

上下通貫連為一體看，“為春秋，考紀、表、志、傳，凡百篇”這句話，就是“撰著史書，成紀、表、志、傳共百篇”，語義本來是很通透的。其“春秋”二字的用法，曾見于班固之父班彪撰著的《王命論》，文中述及秦末人陳嬰之母伏劍自絕以固子志事，謂此舉足以“垂策書于春秋”，顏師古云此“春秋”之意即“史書記事之總稱”（《漢書·敘傳》），訓釋得當，足以相信。班固在這里的用法，實與乃父完全相同。這兩處用例，同載于《漢書·敘傳》，顏師古注到后例時忘了前例，書太大了，也很自然，但我們作為讀者，卻不能不前后關照，融會貫通。附帶說明一下，今中華書局點校本《漢書》遵從顏師古的讀法點斷句讀，作“為春秋考紀、表、志、傳，凡百篇”，文義實際上怎么講也講不通。又《后漢書·班固傳》唐李賢注引《漢書音義》把這“春秋”二字視作經書，標上書名號（今中華書局點校本從之），同樣捍格難通。

《四部叢刊初編》影印吳興嘉業堂藏宋本《尚書》（傅增湘公文紙搭印本）

這樣，我們通觀班固這段夫子自道的話語，就不難看出其強烈的經學傾向，即整部《漢書》的撰著，一以儒家經書的旨意為依歸。其實《漢書》這樣的著述宗旨，在如下這樣一些批評司馬遷《史記》的話語中表曝得更加露骨：“其是非頗繆于圣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后《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漢書·司馬遷傳》）明了這一點，也就能夠理解班固取法于《尚書》而把自己撰著的西漢斷代紀傳史名之曰《漢書》的合理性。昔唐人劉知幾論班固撰史以“書”為名的緣由，謂“昔虞夏之典，商周之誥，孔氏所撰，皆謂之‘書’。夫以‘書’為名，亦稽古之偉稱”（劉知幾《史通》卷一內篇《六家》），其實講的就是這個意思。

需要說明的是，《漢書》諸志的記事，大多并不限于西漢一朝，向上可一直溯及上古。這是由于諸志載述的是所謂“典章制度”，而這些“典章制度”往往并非由漢朝所始創，為了講清楚它的來龍去脈，自然而然地就會向前有所追溯。這一點，讀者應當比較容易了解?！稘h書》諸志這樣的著述形式，也不同程度地被后世斷代紀傳體正史所沿承。不過班固于《漢書》諸志之中，尤其是在它的篇末，往往還會附著東漢初年史事，甚至敘及明帝一朝，以示雖都城東移，漢家體制自相承未失，諸如禮樂、刑法、食貨等志，類皆如此。對這一點，以往論述《漢書》體例者大多注意不夠。

順便說一下，班固取法于《尚書》而將己作名為《漢書》的做法，開創了一個重要的先例，紛紛為后世史家所模仿——即后世紀傳體正史，凡通代者皆沿襲《太史公》后來的通稱《史記》，以“史”為名，而斷代者因承《漢書》，以“書”命名。

其通代者，如唐貞觀年間官修《五代史》（即傳世《梁書》、《陳書》和《周書》、《北齊書》、《隋書》原本同為一書，以《五代史》為名。別詳拙稿《子虛烏有的金刻本《舊五代史》，收入拙著《困學書城》）和北宋薛居正領銜監修的《五代史》，唐初李延壽撰著的《南史》和《北史》，都是這樣。當然歐陽修的《五代史記》（即被今中華書局點校本妄改作《新五代史》那部書）因襲《史記》書名的跡象更為明顯。另一方面，其斷代者，如《后漢書》、《國志》（即所謂《三國志》。關于《國志》這個本名，別詳拙稿《陳壽〈三國志〉本名〈國志〉說》，收入拙著《祭獺食跖》）中的《魏書》《蜀書》和《吳書》、《晉書》、《宋書》、蕭子顯《齊書》（即所謂《南齊書》）、《魏書》、唐貞觀年間官修《五代史》中的《梁書》《陳書》《周書》《齊書》（李百藥撰，即所謂《北齊書》）《隋書》、《唐書》（包括俗稱為《舊唐書》和《新唐書》那兩部書）等。

至元人官修宋、遼、金三代正史，或許由于前面已經有了南朝的《宋書》，為避免重名，于是改“書”稱“史”，弄亂了固有的章法。這樣，就《宋史》、《遼史》、《金史》、《元史》、《明史》一路稀里胡涂地順了下去，人們在正史的書名中再也見不到了班固當年的苦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