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23年是亞當·斯密（Adam Smith，1723年6月5日-1790年7月17日)誕辰300周年，澎湃新聞推出專題“亞當·斯密300年”，邀請多位學人從歷史、哲學、經濟學等層面展示這位“現代經濟學之父”的多重面貌。

本文作者羅衛東系浙大城市學院校長、浙江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浙江大學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長，是華語學界重要的斯密研究者以及斯密研究的推動者、組織者，著有《情感·秩序·美德：亞當·斯密的倫理學世界》（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等。他在這篇文章中解讀了兩個多世紀以來亞當·斯密“人設”的建構、解構與再建構，尤其是近半個世紀來強勁的“斯密復興運動”，揭示斯密思想與當下的關系。

亞當·斯密

亞當·斯密在逝世后的200多年里不斷地被人議論，就這一點而言可以說是絕無僅有的經濟學家。在經濟學領域，像《國富論》那樣有著特殊的紀念日和紀念儀式的著作也是沒有的。曾經擔任過斯坦福大學經濟系主任的著名經濟史家羅森伯格說道，“過去的200多年，經濟學史的特點就是對亞當·斯密著作的不斷注釋。”可以說，羅森伯格的這句話非常恰當地表達了亞當·斯密在經濟學史上獨特的地位。但是，人們對待亞當·斯密的態度，并不總是一以貫之的。毋寧說，兩個多世紀以來，斯密的人設處在不斷地構建、解構、再構建的過程之中。

標準人設：自由放任主義之父

斯密晚年及死后，基本上是被定位在自由放任和自動調節市場機制理論之父、一般均衡理論的先驅這樣一個人設上。《國富論》第一篇的中心一直被新古典學派當作是靜態經濟均衡理論。斯密是自由放任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旗手，這個由馬克庫洛赫和曼徹斯特學派建構的斯密形象深深地印在后人的腦海中。事實上，此后直到20世紀80年代的一個半世紀時間里，斯密就是這樣被定義的。著名的“朝圣山學會”可以說是基于對斯密思想中自由放任主義部分的特別解讀和共識而組建起來的自由主義者社團，哈耶克、羅格和弗里德曼等當代自由主義者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把斯密當做思想偶像供起來的。

把斯密的思想等同于自由放任主義，這種理解一方面由于它的簡單易懂，另一方面由于冷戰結束后意識形態對壘中自由主義一方暫時的勝出而深入人心。盡管隨著學術界對斯密文獻的深入解讀，這種關于斯密的人設，正在受到越來越多的質疑，但陳見根深蒂固，一時還難以徹底扭轉。

德國歷史學派經濟學家的靶子

與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對亞當斯密的全盤接受、極力推崇不同，德國歷史學派的學者們則對他發起了全面的攻擊。總體來講，大概不外乎以下幾個方面。第一，認為斯密的思想中對歷史問題作抽象和一般化的理解，以一般性消除各個民族、各個國家和各個歷史階段經濟社會的差異性，使得理論成為空洞的教條。早期的歷史學派的著名人物如李斯特、羅雪爾和克尼斯等人就是從基本的經濟學方法論層面對斯密加以攻擊的。他們對斯密理論中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制度一般化和靜止化的傾向非常敏感，表示了強烈的反對。第二，基于落后國家經濟發展的現實，對斯密自由放任主義的政策主張的批評。德國歷史學派的創始人李斯特在《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一書中，針鋒相對地提出落后國家和幼稚產業貿易保護主義的理論和政策主張。批評斯密是站在先進國家的利益和立場上來看問題，沒有充分認識落后國家經濟發展的艱巨性和復雜性。第三，對斯密兩部重要著作中體現出來的主題差異性的評論。

這第三點值得展開說一說。在德國舊歷史學派中，有一些人就已經感到斯密的兩部著作之間在思想上的“對立”。例如，希爾德布蘭德在1863年發表的著名論文《經濟科學的現代任務》中，就談到斯密兩部著作之間的關系該如何準確把握的困惑。一方面，希爾德布蘭德似乎感到《道德情操論》中斯密從同情心的角度對人們社會行為的解釋與《國富論》中斯密基于利己心對人們經濟行為的解釋之間存在著某種緊張的關系；另一方面，他又隱約認識到，在斯密那里，利己心似乎是一個更加根本性的范疇，即使是在《道德情操論》中，在斯密那個“同情心”的背后也還是利己心在主宰。因此，他認為《道德情操論》的觀點是偽裝的“唯物主義”，所研究的道德情操無非是隱蔽的利己主義者的狡詐的處世策略。另一個重要的舊歷史學派的人物克尼斯也指責斯密在《國富論》中的觀點是唯物主義的，同時明確指出他的《道德情操論》的觀點與這種唯物主義完全不同。克尼斯同時也首次暗示斯密在《國富論》中所發生的基本觀點“重大”變化的緣由是他游歷歐洲大陸尤其是法國的這段經歷。也就是說，蘇格蘭啟蒙學派的哲學家斯密，由于旅居法國期間接觸了“百科全書學派”的學者，即當時一直指導法國思想界的唯物論者達朗貝爾、愛爾維修和霍爾巴特等人而轉變為唯物主義者，回國后就按照這種思想撰寫了《國富論》。新歷史學派的主將之一布倫坦諾是歷史學派中攻擊斯密最用心的人。他在1877年出版的著作中批判斯密的思想時這樣說：“那部《國富論》在1776年初付梓。亞當·斯密10年間在家鄉專心致志地從事著述。他從法國回來后不久就著手精心撰寫那部著作。……在法國，他在滯留巴黎的12個月間同百科全書學者愛爾維修以及聚集在其周圍的唯物論者親密交往。”在這樣的環境下，斯密受到的影響如何地巨大，可以從他根本觀念上的轉變上推測出來。克尼斯斷言，斯密在《國富論》中的討論是完全立足于愛爾維修有關人性論的觀點的。他還認為，斯密“在其根本觀念方面同重農主義者一樣”，“斯密本人是重農主義者”。1878年斯卡爾津斯基更加直截了當地斷言，斯密并非一個具有獨創性的偉大作家，而只不過是借用前人的學說作為自己的學說。具體來說，斯密作為哲學家是他的老師哈奇遜和朋友休謨理論的模仿者；作為經濟學家，則是借用了法國重農學派和唯物論者的理論。總之，斯密一向就不是一個具有原創性獨立見解的人。所以他自己思想的轉變一定是由于周圍學者群的變化。據此，斯卡爾津斯基說：“斯密在英國處于哈奇遜和休謨的影響之下時，是理想主義者。旅法三年間不斷同支配法國的唯物論接觸，其后他便作為唯物論者回到了英國。這樣，用簡單的方法就可以說明旅法前寫的《道德情操論》和由法國歸國后寫的《國富論》之間的對立。”“這個關于利己心的原理，是由于斯密與愛爾維修和重農主義者交往而采用的。而只有在這種情況下才使斯密有可能撰寫《國富論》，如果他依然堅持反映在《道德情操論》中的那種世界觀，或許就不能完成《國富論》。”到了19世紀末，隨著歷史學派在理論上和政治上都占據了德國的講臺，對亞當·斯密的貶低成為一種時尚，甚至成為不可違背的學術傳統。正如翁肯所說的：“想得到經濟學專家賞識的人，沒有一個想信奉斯密。”

19世紀末20世紀初，當坎南等人發現了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學的《法學講義》，對此加以研究后發現，斯密在《國富論》中的主要思想在他去法國游學之前早已經成型。克尼斯的暗示以及后人在這個問題上的大肆渲染純屬無端的猜測，至此，那種關于斯密“偷竊”了法國人思想的謬論才得以平息。

在19世紀90年代前后，英國學者坎南、波納爾、雷等人悉心收集整理，分別編輯出版了亞當·斯密的手稿、演講筆記、藏書目錄以及斯密傳，這些材料的發現，為后來進一步了解斯密提供了重要的文獻支持，不過在此后的幾十年里，并未改變學術界基于自由主義經濟學立場對斯密思想的解讀。即使是對斯密文獻研究最為詳盡透徹的坎南在1904年《國富論》序言中也還是圍繞第一篇的靜態均衡理論這個“中心”來解釋斯密基本觀念的。

熊彼特眼里的庸才

1936年凱恩斯《通論》的出版，宣告自由放任主義的終結。加之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市場體制的激烈批判，“自由放任主義者”斯密幾乎成為過時的人物。借用芝加哥大學的著名教授、諾貝爾經濟科學獎的得主喬治·斯蒂格勒在格拉斯哥大學舉辦的《國富論》發表200周年研討會上的講話，斯密的思想，在此后的一段時間內，“進入了長達30年的意識形態放逐狀態”。

我們十分驚訝地看到即使是熊彼特這樣一位博學的思想大師，對于斯密在經濟學史上的貢獻也評價不高。他的《經濟分析史》條分縷析、旁征博引，以超人一等的氣勢對歷史上的經濟學進行了點評。或許是受到歷史學派的影響，在這部三卷本的大型學術史書中，斯密被擺在一個很不顯眼的位置上，與眾多的無名之輩置于題為“顧問行政官和小冊子作者”的一章中，相反，他對于杜爾閣則辟出專章討論。即使是為數不多的論述中，熊彼特對斯密的評論在語調上也頗為不屑。雖然并不直說，但是熊彼特暗示，斯密的所有有價值的貢獻，都是別人的。而他還捕風捉影地指責斯密在吸收其他人的思想方面顯得很不光明磊落。熊彼特說，斯密“對于前人，該感謝的他都表示了感謝，但卻不很大方，從不像達爾文那樣坦白地使人知道前人的足跡。批評他人時，斯密顯得氣量狹小，不那么寬宏大量。……不管他實際上從前人那里學到了東西沒有，事實都是：《國富論》中所包含的分析思想、分析原則或分析方法，沒有一個在1776年是全新的。”熊彼特還用他慣用的冷嘲熱諷語調對斯密的貢獻進行評論。“《國富論》不含有真正的新思想。”熊彼特認為斯密的成功一則由于他對別人觀點的處理技巧，一則因為對讀者需求的把握，當然還有機遇，并不是他的思想有什么創新或者斯密自身的智力水平的出類拔萃。甚至，熊彼特不無忌妒地說，《國富論》一書的巨大成功顯得有些不可思議。“對于這種類型和這種水平的著作（它完全沒有《論法的精神》一書所具有的那種優雅氣質）來說，我認為這可以稱作是奇觀。”他認為，在斯密的著作中，“如果抽掉這些前驅者的思想，是否還能剩下斯密的思想，是很值得懷疑的。”總之，在熊彼特看來，斯密不過是一個出色的修辭學家、他人思想的綜合者和轉述者。《國富論》不包含絲毫的真正的新觀念，斯密甚至只是一名二流的經濟學家，遑論在總體思想史上的貢獻。熊彼特的這個評價大概可以看作是歐美著名的經濟學家對斯密最為冷酷的評價了。

總之，就歐美的學術界而言，直到二十世紀的五、六十年代，亞當·斯密這個名字雖然經常被提起，但是僅僅限于經濟學界，更多地只是把他當作經濟思想史的一個著名人物來評價。在主流經濟學看來，斯密在經濟分析上的貢獻比不上李嘉圖。斯密所得到的似乎越來越像是一種出乎禮儀的尊敬，而不是真正的、發自內心的敬意。

日本學者對斯密的推崇

如前所述，德國學者在很長的時期里傾向于否定斯密的獨特貢獻，英語國家的學術界對斯密也有長達一個世紀的冷落。有意思的是，作為亞洲國家的日本，一直對斯密保持高度的重視。日本學者不論就其斯密研究的資料積累、整理工作，還是就其斯密研究的時間持續性和問題廣度而言，在20世紀80年代以前的很長時間里都是國際首屈一指的。日本學術界的斯密研究所達到的整體水平不僅就亞洲地區而言處于領先水平，即使是與英美國家相比也毫不遜色，比如水田洋教授等的成果就頗具代表性。有趣的是，作為日本最高學府的東京大學，多任校長都是研究斯密的專家，如矢內原忠雄、小林升、大河內一男等。當歐美的學者尚在爭論斯密作為經濟學家的貢獻到底是什么的問題，甚至有不少學者質疑斯密經濟理論的獨創性時，日本學者早已經開始關注斯密在社會科學其他領域的貢獻，如對斯密對市民社會思想所作的研究，對斯密在蘇格蘭啟蒙運動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研究等。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人把斯密的思想當作一種整體性的社會科學來認識、研究和評價，這必然導致對斯密思想重要性的重新解讀，其結果就是形成了把斯密作為英國劃時代偉大思想家地位的學術呼聲。

最近半個世紀，斯密重回聚光燈下

部分地是由于日本學者的不斷努力和推動，部分地由于20世紀60年代末以后國際局面變換的影響，歐美的斯密研究開始走出低谷。1960年代以后，以麥克菲、坎貝爾、林格倫等為首的研究者，以《道德情操論》和《哲學論文集》等為基礎的、從總體上把握斯密的研究開始活躍起來，使得直到那時為止的斯密評價從根本上為之一變。1976年前后紀念亞當·斯密《國富論》刊行200周年而展開的一系列的學術活動是迄今為止斯密復興運動的里程碑。此后的斯密研究在面貌上已經煥然一新了。

1976年，在英國格拉斯哥等地舉行的《國富論》發表200周年紀念活動所具有的人氣是空前的，其影響大大超出了斯密研究界，而波及到西方的學術思想界。肯尼斯·博爾丁和薩繆爾遜等經濟學界大師級人物異口同聲地給予亞當·斯密以最大程度的頌揚，這應該是意料之中的。值得注意的是，不少來自哲學、文學、法學、政治學的學者都給予斯密以崇高敬意。這次紀念活動已經一反150周年慶典之前的那種動向，從涵蓋歷史、倫理、經濟、政治等人類社會生活的幾乎所有重要方面去探求亞當·斯密的多面性、總體性和全人類性。相應地，越來越多的文獻開始重視作為斯密道德哲學體系主干的方法論，開始清楚認識到斯密研究方法的一貫性，開始打破人們心目中作為折中主義者的平庸斯密形象。這些更加客觀公正地反映斯密原貌的研究文獻非常之多。其標志之一就是被《亞當·斯密評論》收錄的論文篇數的變化，20世紀20年代是7篇、30年代是10篇、40年代是5篇、50年代14篇、60年代27篇。這是逐年代增加的。而整個70年代，迅速達到81篇（其中1976年32篇，1977年16篇）。在1970年代到1980年代前期之間，研究亞當·斯密的專著大量出現，可以說，戰后研究亞當·斯密的代表作都是在這一時期出版的，總共達到18部之多。其中包括格拉斯哥版的斯密全集所附的研究論文集以及坎貝爾、林格倫、霍蘭德、溫奇、斯金納等人的代表性作品。正是這些重要的研究著作，構成了“亞當·斯密復興”學術行動的強大動力。

如果說，在《國富論》發表200周年紀念活動之前，大量的文獻集中于復原斯密在歷史上的本來面目。重點在收集、整理和解讀第一手文獻，那么在1980年代后期，這類文獻逐步減少，而深度研究斯密思想的作品日益增多。對斯密的解讀，無論是其覆蓋面，還是深度，都有了極大的改觀。歐美學術界關于蘇格蘭啟蒙運動和斯密的研究進入新的活躍階段。其標志之一就是，《亞當·斯密評論》發表文章篇數的變化。20世紀80年代，58篇，以后到1992年為止共20篇。研究論文在其后每年都有數篇，以每年10余篇的速度在發表。1996年，出版了以斯密為主題的14篇論文組成的特輯。專著也有不少，而且這個時期的專著與80年代以前的專著略有不同，那時更多的是對史實的考據，而這時的專著雖然沒有那樣厚重，但是具有精密的現代風格。若包括論文集，大約有20余部出版。雖然與研究洛克、休謨政治哲學的著作相比，這個篇數不算多，但是就斯密長期被當作只是一個18世紀的經濟學家這一點而言，已經是相當驚人的了。如果借用1996年出版的《亞當·斯密評論》特刊號卷頭論文的話，“70年代后半期以來，我們經歷了關于斯密思想體系總體性研究的史無前例的大爆發”。

如此強勁的斯密復興運動，有其自身的歷史背景。首先，人們日益感到，運用19世紀考察社會經濟活動的專門化視點和純粹科學的分析，已經無法有效把握當代社會的整體性和多樣化的動向。18世紀思想家的那種以綜合、整體、動態的視角和方法考察轉型社會的范型重新引起人們的高度重視。上個世紀80年代以后對蘇格蘭啟蒙運動和法國啟蒙運動思想家作品的再解讀正是這種學術界注意力轉向的表現。在這樣一個背景下，學術界對斯密的總體性和綜合性研究的重視和再評價就不可避免。就筆者熟悉的經濟學領域而言，從李嘉圖開始，經西尼爾開始通行了很多代，幾乎長達兩個世紀的集中化和專業化的經濟學研究范型，在很大程度上乃是依存于社會、政治環境的安定這樣一個假定的。這種孤立化的研究雖然使得古典和新古典學派經濟學的發展得以形成完整的體系和學派，但問題在于這樣的范型所需要的假定并不現實，它是完全服從于實證性社會科學自身的邏輯要求而演進的，與社會經濟活動及其運行的實際狀態的關系并不密切。與此相對，斯密以重大社會問題為導向的跨學科思想不僅沒有過時，對現代社會經濟來說，反而要比學科化了的現代新古典經濟學具有更加顯著的針對性和更積極的思想張力。人們在強調新古典學派的原子式的、理性主義的、非歷史的、機械論的方法與斯密的歷史的、經驗方法之間的差異的同時，理所當然地把斯密的意義定位在比功能合理性更加重要的價值合理性問題上。試圖突破新古典學派的方法論個人主義的視角，借助斯密所提供的研究范型來對今天的社會科學思想尤其是經濟學理論加以綜合化的修正處理，使人類的理解更加貼近轉型社會的現實，這就是斯密復興的一個重要契機。

斯密復興的第二個背景，是20世紀后半葉全球社會政治格局的劇烈變化。自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在西方思想界和政治領域，自由主義抬頭并一度占據主流思想的地位。撒切爾、里根、中曾根康弘等具有顯著自由主義傾向的政治家在競選中取得成功，登上西方主要市場經濟國家的政治舞臺。隨后發生的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轉型又為自由主義思想在全球范圍內的擴張提供了重大的刺激。自由主義一時間成為西方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作為經濟自由主義最為杰出的代表人物，亞當·斯密自然引起了新一輪的稱贊、評論和研究。哈耶克、弗里德曼、本杰明·羅格等對斯密在《國富論》中表現出來的強烈的自由放任主義的思想大肆渲染，認為斯密畢生的基本貢獻體現在闡述自由放任主義思想，斯密就是自由放任主義之父。哈耶克正是從斯密的思想中引發他的資本主義自發擴張秩序理論；弗里德曼在他與其妻子合寫的暢銷書——《自由選擇》一書中，飽含激情地對斯密進行了頌揚，他寫道：“美國的歷史是一部經濟奇跡和政治奇跡同時發生的歷史。之所以能夠發生奇跡，是因為美國人把兩套思想付諸了實踐……，一套思想體現在《國富論》里，這部偉大的杰作使蘇格蘭人亞當·斯密成了現代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最重要的見解是：參與一項交易的雙方都能夠得到好處，而且，只要合作是嚴格自愿的，交易雙方得不到好處，就不會有任何交易。在大家都能得到好處的情況下，不需要任何外力、強制和對自由的侵犯來促使人們合作。”至于名氣稍遜于前兩位的本杰明·羅格對于斯密的自由放任思想更是推崇備至。他寫道：“亞當·斯密的思想對以往的200年間的事態發展起過影響，不管這些思想正確與否，任何一個自命對這200年間的事態發展有著哪怕是最起碼的了解的人，如果對斯密的影響一無所知，那將是不可思議的。”在這些斯密的當代崇拜者看來，蘇東巨變再次驗證了斯密自由放任主義的社會思想，應該對斯密的思想引起更加高度的重視。

如果說1976年在紀念斯密《國富論》發表200周年的國際性的學術會議上，人們對于斯密的討論仍然具有較為學理化的色彩，那么到了1990年亞當·斯密逝世200周年紀念的大規模學術會議則幾乎成為持自由放任主義的當代思想家的一個慶功會和表示對斯密學術忠心的致敬會。在這樣一個背景特殊的時代，亞當斯密又被當代自由主義者請回到聚光燈的中央。

19 世紀，一幅描繪伯明翰市中心景色的版畫。

人設的再建構：斯密到底是什么人？

最近數十年來的斯密研究，其產生的一個重要結果便是，斯密作為自由放任主義之父這個標準人設的動搖和解構。有越來越多的研究者發現，真正的亞當·斯密比人們迄今為止所認識的要復雜得多。

早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美國著名的制度主義經濟學家凡伯倫曾經從斯密的著作中獲取了他的思想靈感，但是他本人關注的重點并不是恢復本來的斯密形象，而是如何援引斯密的思想來構建自己的理論。1926年，在美國芝加哥召開的《國富論》發表150周年紀念儀式上，著名的經濟思想史家雅各布·瓦伊納提出了與眾不同的制度學派的斯密形象。瓦伊納把斯密看作是一個制度主義者而不是一個一般均衡論者。這相對于一直以來對斯密作新古典解釋的主流學術界來說，可以說是一個石破天驚的觀點，因而引起了很大反響。隨后，美國經濟學界特別是制度學派的學者，開始注重對斯密思想中的制度性、法律性結構的重視。這個方面的研究主要是以《法學講義》和相關筆記的出版為文獻基礎的，同時以斯密對凡伯倫、康芒斯、米契爾以來的美國制度學派經濟學的影響為主要立足點。著名的經濟思想家羅伯特·海爾布羅納在他的《關心世事的哲學家》和著名的制度學派代表人物約翰·加爾布雷斯的《不確定的時代》一書中也表現出對斯密思想中制度和法律元素的關心。這些著作都呼吁要達到對斯密的正確認識，就不僅要關心他的《國富論》前三篇，而且要通讀整部書，不僅要研究他的《國富論》，而且還要讀完他的全部著作。他們認為，只要把斯密和他所處的時代放在一起來理解，就會感受到斯密是多么深入地扎根于、依托于他的時代的制度結構，就會塑造出一個新的斯密。制度學派的學者尤其強調斯密和制度學派的親近性。與早年的曼徹斯特學派和新古典學派經濟學過于強調斯密《國富論》第一篇的前三章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制度學派經濟學家和當代政治學家則更加強調斯密著作的最后三篇。對于長期以來一直被新古典經濟學邊緣化的制度學派來說，深入挖掘、闡釋斯密著作中的制度主義成分，無疑是實現學派復興的關鍵工作。E.G.韋斯特這位斯密研究的權威之一指出：“新古典學派的出現導致了‘內容的損失’，回顧起來，一個值得注意的例子就是對于法律政治結構的經濟學興趣的淡薄。新古典學派經濟學幾乎是‘在制度方面不結果實的’。不過，由于美國制度學派經濟學在二戰以后一直處在被邊緣化的尷尬境地，這些關于斯密的新的見解，不可能引起新古典學派經濟學家真正的重視。”

最近數十年的斯密復興，一個重要的表現就是恢復了對斯密關于制度和法律結構思想的巨大興趣。人們發現，其實，亞當·斯密是制度經濟學和法律經濟學的了不起的開拓者。羅森伯格指出，斯密是非常重視分析讓市場有效發揮機能的合適制度這個問題的；制度學派在當代的一位代表性學者，一直對主流經濟學持強烈批判態度的艾爾斯納的觀點更加直截了當。他指出“斯密在《道德情操論》中闡述的主要問題是某種制度的自然發生的問題，這種制度是支配……個人活動的行動規則（乃至行動類型）的”。另一方面，馬勒也指出，“《道德情操論》，無論如何都是關于以下問題的說明：社會制度誘導著怎樣的激情，如何給他人以關心，尊重他人的權利以形成可能的人類社會”。歐文·索貝爾1978年在芝加哥召開的演進經濟學學會的年會上發表題為“亞當·斯密是怎樣的制度主義者？”的論文，強烈反對喬治.斯蒂格勒將斯密思想的重點落腳在《國富論》第一篇的觀點，他指出“只要我們改而把注意力集中于《國富論》第一篇開始的一章、全部第二篇和另外三篇，就不僅能清楚看到斯密的進化論的、發展論的、目的論的、制度論的諸方面，而且可以把它們看作斯密的政治經濟體制發展的最關緊要的因素”。他指出“斯密所關心的并不是具有嚴密理論性的首尾一貫的價值理論，而是探求作為經濟增長過程不可或缺組成部分的市場最優機能得以發揮的必要的天然條件”。斯密認為市場的制度結構的研究乃是經濟學本來的主題。索貝爾還對斯密著作中的制度主義要素進行了扼要梳理，并對制度學派和斯密思想加以對比。對斯密著作中的制度理論的重視必然引導學者關注斯密的法律和政治觀點，尤其是有越來越多的人關心斯密的國家理論。這個方面的一些重要成果都集中在《市場與國家》一書中。人們認為，斯密在本原上是不反政府的，之所以對政府進行強烈譴責，只是因為他看到國家干預的失敗和國家權力的濫用。一些學者試圖重新建構基于斯密思想的國家理論。

與力圖建構亞當·斯密作為制度主義者的形象幾乎同時的另外一個學術行動，就是挖掘斯密的道德經濟學思想。也是在上個世紀的30年代前后，莫羅和斯科特關注到了《國富論》的倫理性和福利論性質，力圖對《國富論》進行倫理解釋。此后出現的大量論著，開始研究《國富論》與《道德情操論》之間的內在聯系。之所以會出現這一動向，顯然與當代商業社會中的經濟與倫理問題的內在緊張局面有關。學者們試圖從斯密著作中尋求理解經濟與倫理之間關系的法門。人們似乎突然發現，《國富論》其實是將《道德情操論》的原理作為其倫理學基礎的。更有甚者，一些人甚至認為《國富論》本身就是一部倫理學著作。這些人堅信，斯密本質上是一個倫理本位論者而不是一個經濟主義者。例如，著名的斯密研究權威麥克菲就認為，“《國富論》只是《道德情操論》中暗含的哲學的單純而特殊的案例而已，無非它是一個經濟案例。經濟人也還是處于社會性同情和通曉事物的旁觀者的公平裁定之下的”。雖然麥克菲的觀點旨在否認早年歷史學派提出的“斯密問題”，但是，似乎又走到了試圖以倫理學來統領經濟學，以《道德情操論》來統領《國富論》的另一端。

立足于斯密的倫理學思想來對《國富論》進行解釋的基本論點如下：第一是認為斯密的同情論不僅為福利國家論而且也為消費者主權論提供了牢固的基礎。第二是以立足于旁觀者原理的《道德情操論》和《國富論》為根據，重視政府的公共服務功能，考察了國家再分配的積極的和規范的方面。第三是強調斯密積極承認下層人民的福利，不僅在《道德情操論》中，他確信自然秩序的神意性，在《國富論》中，斯密也承認用于糾正市場缺陷的國家功能。第四，福利乃是旁觀者認可的感情，斯密正是在這個觀點的基礎之上要求分配平等的。第五是認為《國富論》以正義論為依據闡述了“公正經濟”（Just economy），在這個意義上，《國富論》就是分配的正義論，斯密不僅以效率而且以福利和規范的視點為基準來考察均衡問題。

20世紀80年代后半期以后，對《國富論》的倫理解釋的進一步強調，自有其時代背景。70年代末以后，新自由主義者取代凱恩斯主義者登上歷史舞臺，他們以亞當·斯密的名義倡導日益極端的自由放任主義。而這種新自由主義的理論其實是對斯密思想加以片面化而成立的，并不一定符合斯密自身的真實意圖。在這個情況下，一些對斯密文獻加以仔細研讀的學者對此展開了批評和評論。他們利用莫羅以來關于斯密思想的倫理特性的系統研究再次強調斯密的自由放任主義具有先在的倫理預設，是建基于某種特定的倫理規定基礎上的。“斯密的古典自由主義印象的基礎在于倫理學”，“斯密將自己的古典自由主義市場分析設定在這個倫理的基礎之上”，帕克甚至認為，應該把斯密的資本主義觀作為“道德的體系”來接受，他強調斯密對自由競爭經濟的批判。沃亨等人則強調，斯密是把道德的行動和正義的強制作為完全競爭市場的根本性前提條件來討論的，而這一點被今天的新自由主義者完全忽視了。阿瑪蒂亞·森也從福利經濟學的角度切入到經濟學與倫理學的關系問題，并開始援引亞當·斯密思想中的道德哲學部分。

有趣的是，還有不少學者居然從神學的角度對斯密進行解讀。他們的關注點集中在斯密的那個著名的“看不見的手”的論斷，試圖從這個論斷以及與此相關的論述中，尋找斯密的宗教傾向。因為沒有關于斯密作為信徒的確切證據，對“看不見的手”這個命題的研究多半使用的是索隱派的研究策略。各個學科的人從斯密的“看不見的手”的命題中所讀到的內容是完全不同的。神學家從中看到了神學特別是自然神學對斯密的深刻影響，他們從古代斯多葛學派的哲學中尋求斯密的哲學和宗教信念；經濟學家則基本上只是把“看不見的手”當作是斯密出于方便公眾認知的考慮而采取的一個修辭策略，是一個人人皆能明白的比喻，一句話，是對自由競爭市場機制的文學化的表達；倫理學家則強調，這只“看不見的手”是長在公正的旁觀者身上的，是同情的作用機制，是一個德性論者的化身。對“看不見的手”這個命題的高度關心，一方面是因為它是兩百年多年來斯密思想精髓的簡約表達，是婦孺皆知的斯密看家品牌，對他的深層的解釋無論如何是引人注目的；另一方面，也許當代的學者碰到的問題與斯密當年碰到的問題具有學理上的相似性，將這種關心看作是基于某種共同問題意識的產物，應該是可以理解的。斯密的倫理主張、看不見的手、自由主義思想，這三者在現代的斯密研究中日益成為重點，這反映了斯密思想的時代精神。而其中，斯密的倫理思想與其他理論之間的聯系始終是各派觀點關注的核心問題。

斯密到底主張什么，他的思想底色又是什么，他的那些后來引發人類經濟思潮變化的觀點與這種倫理思想之間到底存在著什么關系？斯密到底是一個什么人，他只是一個簡單堅定的自由放任主義者嗎？這些問題若不徹底解決，則斯密思想的真實形態就無法揭示。所以，斯密復興運動的核心問題自始至終都是斯密倫理思想及其與他的政治、法律、經濟思想的聯系到底該如何把握。

最近數十年來的斯密復興，與人們對蘇格蘭啟蒙運動的興趣日益濃厚是相輔相成的。斯密不再作為一個單純的古典政治經濟學家，更不是一個簡單的自由放任主義者，斯密的思想建立在一個相當有特色的社會哲學體系上，他對于歷史進程中的市場社會，有著日益清醒而具批判性的思考。總之，他是一位具有豐厚學術底蘊、強烈歷史關懷和頗具思考深度的廣譜性啟蒙思想家。斯密在兩個多世紀以前關于人性、社會、政治、經濟的思考對于當代依然有著很大的啟示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