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人眼中的三國，大致有兩種側影。一種是趙翼與羅貫中式的“文化中的三國”，紋理細密，意蘊悠長。它可能來自史論，如《廿二史劄記》；也可能來自小說，如《三國演義》。另一種是陳壽與習鑿齒式的“史書中的三國”，條線粗獷，擲地有聲。它可能源于官修，如《三國志》；也可能源于私撰，如《漢晉春秋》。這些作品的偉大固然立足于三國的精彩紛呈，但它們本身的影響之大、流傳之廣，也成功反哺了三國，將其刻畫成中國歷史上最為輝煌的時代。

不過，這些杰作在吸引后人注意力的同時，也使后人更容易忽略另一種三國：那就是“文書中的三國”。

何為文書？鄭有國在《簡牘學綜論》指出：“文書即公私往來的信函、公文、案卷、契約、文稿。”古代的文書有官文書和私文書之分，由官方制定實行的公文即為官文書，私人間往來的文字則為私文書。大致而言，文書即是官府公文與私人書信的總和。

《簡牘學綜論》

自秦代開始，朝廷便已是無事不成文，秦簡中有“有事請殹（也），必以書，毋口請，毋羈請”的記載，意思是下級有所請示須采取書面方式，不能口說或代為請示。漢承秦制，“文書行政”體系進一步發展。西漢以官文書為主，東漢隨著世家大族的興起，私文書逐漸增多，并能與官文書分庭抗禮。可想而知，秦漢之后所有的重要歷史事件，必然都會在文書中留下清晰印跡，也因此，文書如同時代的活化石，經歷千年依然能夠用富有時代感的文字彰顯出歲月的肌理——這一點，但為文書，官私皆然。

官文書里的帝王之策

如果說古代的皇帝是“第一公務員”，那這位“第一公務員”寫的第一份官文書會是什么呢？答案是告天文。告天即祭告天帝，君主——尤其是開國君主登基為帝時，需要向天下百姓申明自己天命的合法性，以鞏固王朝正統，而記載這一合法性邏輯推演的公文便是告天文。

雖然東漢自董卓之亂后便陷入了“郡郡作帝，縣縣自王”的局面，但眾諸侯若真想邁出稱帝這關鍵的一步，空有實力卻遠遠不夠。建安二年（197年），割據淮南的袁術在取得玉璽后悍然稱帝，很快便眾叛親離，身死國滅。翦伯贊曾說曹操是“把黃袍當成襯衫穿在里面”的政治家，其實這一比喻也符合漢末大多數諸侯的心態，如荊州牧劉表“郊祭天地，擬儀社稷”、益州牧劉焉“造作乘輿車具千乘”，但都只敢行天子之實，不敢擁天子之名。

通常而言，新王朝在一匡天下后會自然獲得“天命”，然而三國時期天下三分，曹魏、蜀漢與孫吳均在未完成統一大業的前提下各自建國，于是各君主的告天文想要理順各自稱帝的邏輯便更為困難。在這一特殊歷史背景下，曹丕、劉備和孫權各自找到了最適合自己的關鍵詞。

清初，八色套印本《繡像三國志》內頁

曹丕的帝位，是通過東漢末代皇帝漢獻帝禪讓得來，其程序合法性最為充分，因此他的關鍵詞是“禪讓”。漢獻帝在位末期，朝廷實權已經完全被曹丕攫取在手中，于是在群臣的逼迫下，漢獻帝不得不連續下六道禪位詔書。在詔書中，漢獻帝反復強調天意民心均已經轉移到了曹氏，他本人非常景仰史上名君堯禪位于舜的美談，希望將自己的帝位禪讓給更具德行的曹丕，這便是“法堯禪舜”。延康元年（220年），在連續五次假意推辭不成后，曹丕終于“勉為其難”地接受了漢獻帝禪位的旨意，即皇帝位，成為曹魏的開國君主。

有了前朝皇帝本人的背書，曹丕稱帝在程序上最具合法性，因此他的《受禪告天文》寫得理直氣壯。在責備了漢朝“四海困窮，王綱不立”的困境后，曹丕強調“漢主以神器宜授于臣”這一法律事實，在“天命不可以辭拒”的責任感的驅使下，他只能登壇受帝璽綬，履行改朝換代的義務。

曹丕當時的實力可謂“十分天下而有其九”，再加上漢獻帝的禪位，稱帝一事可謂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但是，當時的劉備偏安西南一隅，又沒有漢獻帝的背書，他的稱帝大計又如何開展呢？

顯然，劉備的關鍵詞是“血統”。但歷史不是小說，劉備不可能僅僅借著一個“皇叔”的名分就可以輕松位登九五，他需要一份有說服力的告天文，同時解決疆域不廣、帝位無傳承兩個難題——而零陵名士劉巴的《為先主即皇帝位告天文》交出了一份滿分答卷。

劉備領土狹小，劉巴便說“漢有天下，歷數無疆”，意思是漢代幾次失去過疆土，但都頑強地存續下來。至于曹丕獲得了漢獻帝禪位一事，劉巴干脆在事實上予以否認。他宣稱漢獻帝其實已經被曹操、曹丕父子殺害，曹丕稱帝犯下“竊居神器”的滔天罪行。因此，當今的天下處于天命無人答、祖業無人守、四海無人主的境地。劉備作為唯一尚有復興漢室可能的漢皇后裔，當然不得不稱帝以延續漢朝的香火了。因此，劉備并非改朝換代，他稱的帝依然是漢帝，漢朝也因為他的稱帝而沒有滅亡。

漢獻帝是生是死本不難判斷，但劉備割據益州，當地與中原通信不便，因此漢獻帝被害的謠言在益州廣為流傳。從“誰得利、誰主謀”的視角來看，這一謠言的源頭可能正是劉備本人，因為劉備也的確像模像樣地確認了漢獻帝已死，并追謚其為“漢愍帝”。謚號在人死后方可追加，漢獻帝本名劉協，后人通用的“漢獻帝”是曹魏在其死后追加的謚號。當劉備站在“漢愍帝”的尸體上稱帝時，尚在人世的劉協真不知要做何感想了。

劉備畢竟是漢室宗親，用漢獻帝已死的謊言就能勾勒出稱帝的合法性。那孫權呢？孫權既沒有禪位的程序正義，也沒有血統的繼承關系，他要如何稱帝呢？

這可難不住江東君臣。晉代張勃的《吳錄》中記載了孫權于黃龍元年（229年）所用的告天文，文中一開始直言不諱地否定了東漢與曹魏的正統。孫權認為漢朝“行氣數終，祿祚運盡”，從而導致“孽臣曹丕遂奪神器”。漢朝氣數已盡，曹魏得國又不正當，于是此時的天下自然陷入了“皇帝位虛，郊祀無主”的境遇。面對“天命”這一“無主物”，“志在平世”的孫權勇于承擔起天命就顯得順理成章，因此看來，孫權稱帝的關鍵詞，非“先占”莫屬了。

需要注意的是，孫權認為漢朝已亡，這在事實上已經否定了劉備所建蜀漢的合法性，至少是沒有承認劉備的蜀漢是東漢的繼承王朝。但是，孫權并沒有將筆鋒直指蜀漢，這是為了維護與蜀漢的軍事聯盟。但即便如此，孫權稱帝還是在蜀漢朝廷引發了震動，因為蜀漢畢竟是以漢朝正統自居，如何能與叛漢之國保持外交關系呢？《漢晉春秋》中記載了蜀漢群臣“宜顯明正義，絕其盟好”的建議，但蜀漢事實上掌舵者諸葛亮在分析了敵強我弱的局勢之后，只能在“權僭之罪，未宜明也”的嘆息中遣使慶祝孫權稱帝。

莊子云：“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歷史的真相固然如此，但在文化、道德、傳統的綜合作用下，即便是曹丕、劉備、孫權這樣的君主也依然要費盡心思建筑各自的天命。《三國演義》中“尊劉抑曹、崇蜀寇魏”的“民心”只源于想像，漢末的梟雄們面對的共同現實，是如何從漢朝不容置疑的正統中抽離出符合自身需求的合法性。曹丕擁有程序正義，劉備擁有血統正義，因而稱帝相對簡單；而缺乏這兩個前置條件的孫權，就只能韜光養晦、靜待天時了——這些歷史的辛秘不為外人所道，卻在一封封官文書中，表露無遺。

《廿二史劄記校證》

私文書里的兵家之謀

三國的官文書暗藏玄機，私文書也別有深意。

建安十三年（208年），長江之畔爆發了一場影響深遠的著名戰役：赤壁之戰。這一戰可謂真正意義上的群英薈萃，曹操、劉備、孫權三方的重要謀臣、戰將悉數登場，《三國演義》更是用了整整八回的篇幅描繪這一波瀾壯闊的圖景。在小說中，曹操在劉備、孫權、諸葛亮、周瑜等人的聯合阻擊下鎩羽而歸，終身再未動南下的念頭，漢末的局勢從此堅定地向三足鼎立發展。不過，小說終究只是小說，在戰場之外，這些英雄之間的書信卻揭示了三國歷史走向的另一種可能。

將視線放回至赤壁之戰前夕，此時距曹操出兵南下荊州不過三個月。荊州牧劉表病死，其繼承者劉琮舉州而降，客居荊州新野的劉備被殺得接連逃竄，統一的曙光在漢末以來分崩離析的大地上首次浮現。曹操深諳兵法，曾為《孫子兵法》作注，他當然知曉書中“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的用兵之道。為了不戰而克江東，翦滅孫權和劉備殘黨，曹操一邊對率眾而降的劉琮大為優待，另一邊則寄給孫權一封簡短的信：

“近者奉辭伐罪，旌麾南指，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眾，方與將軍會獵于吳。”

《三國演義》第四十三回中也收錄了這封信，但將其改為檄文，且字句上頗有出入：“孤近承帝命，奉詞伐罪。旄麾南指，劉琮束手；荊襄之民，望風歸順。今統雄兵百萬，上將千員，欲與將軍會獵于江夏，共伐劉備，同分土地，永結盟好。幸勿觀望，速賜回音。”

《三國演義》中，孫權帳下以張昭為首的眾謀士在看到檄文后均力主降曹，唯魯肅堅持抗曹，這一點與史實基本吻合。《三國志》記載了當時重壓之下心驚膽戰的江東將相：“曹公新得表眾，形勢甚盛，諸議者皆望風畏懼，多勸權迎之。惟瑜、肅執拒之議，意與權同。”可想而知，曹操與不戰而克江東的目標之間，其實只隔著周瑜、魯肅和缺乏威望的少主孫權三人而已。

不過，《三國演義》在此也有失實之處，那就是過分夸大了劉備的力量。歷史上曹操寫給孫權的信，根本沒有提劉備一個字，而且直接與孫權相約會獵于吳——在這位梟雄眼中，節節敗退的劉備殘黨和彈丸之地江夏根本不值一提。

孫權的反應如出一轍，當周瑜獻上抗曹之策時，孫權回應道：“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尚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老賊自是曹操，在孫權眼中，能與曹操并稱的諸侯有袁術、袁紹呂布、劉表和他自己，如今前面四人已死，天下唯有他孫權能與曹操一爭長短。當時劉備依然在世，但哪怕是在初出茅廬的孫權眼中，也不過是個不成氣候的落魄軍閥而已。

曹操的目標宏大而單純：他要整個江東，進而統一天下；孫權的目標則是阻止曹操這一計劃。不過，抗曹只是第一步，江東的下一步該何去何從呢？《三國演義》中給的路線，是聯劉抗曹、三分天下；而歷史的真相則是，孫權將在周瑜和魯肅的支持下平定整個南方，與曹操劃江而治。在赤壁之戰前的中原大地上，主宰天下大局的英雄只有兩位：曹操和孫權。而劉備，并未出現在這兩個人眼中。

幾個月后，曹操戰敗北還，周瑜一戰成名，立刻獻上了二分天下之計：“乞與奮威俱進取蜀，得蜀而并張魯，因留奮威固守其地，好與馬超結援。瑜還與將軍據襄陽以蹙操，北方可圖也。”其規劃大意是與奮威將軍孫瑜一道先取益州（蜀），而吞并漢中（張魯），之后留孫瑜守益州并與涼州馬超結盟，周瑜回荊州伺機而動。這一計策其實與諸葛亮“隆中對”中的“跨有荊益……外結好孫權……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的規劃完全一致，唯一不同的是諸葛亮還需要與孫權結盟，而孫權則可以獨自完成北伐大計。

可惜天妒英才，周瑜還未來得及實施此計劃就病逝了。臨終前，他留給孫權一封信，其中記錄了三條計策：一是堅持“規定巴蜀、次取襄陽”；二是提醒孫權“劉備寄寓，有似養虎，天下之事，未知始終”；三是舉薦魯肅，認為其“臨事不茍，可以代瑜”。第一策將被諸葛亮實現；第二策將在不久后應驗，而第三策則是將南北二分之計寄托在了與其相知的魯肅身上。

《三國演義》中的魯肅一邊倒地聯合劉備，事實上魯肅同樣是周瑜二分天下之計的踐行者。與諸葛亮“隆中對”相對，魯肅同樣也提出了“榻上策”，其核心便是“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然后建號帝王以圖天下”。如果周瑜、魯肅的計策得以實現，又豈有劉備、諸葛亮成名的機會呢？只是時也勢也，周瑜未竟之志，魯肅也沒有完成。

許多年后，曹操在寫給孫權的另一封信中寫道：“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燒船自退，橫使周瑜虛獲此名。”再后來，曹操兵發濡須，與孫權對峙良久后，孫權給曹操又寫了一封信：“春水方生，公宜速去。”晉人胡沖在《吳歷》還記錄了隨信同寄的別紙一張，上面寫道：“足下不死，孤不得安。”

看到這句挑釁之意十足的贈言，梟雄曹操顯然會想起赤壁之戰前夕，志得意滿之時揮毫寫下的“方與將軍會獵于吳”。只是時代變了，曾經不被曹操、孫權看得起的劉備此時已經成長為西南的雄主，他們更沒有想像到的是，后人對蜀漢的崇拜將改變真實的歷史敘事，讓赤壁之戰的主角成為彼時名不見經傳的諸葛亮。

當然，曹操與孫權完全不必在意，因為隱藏在這幾封書信中的三國往事，有著完全不輸于小說的精彩紛呈。

《漢晉春秋通釋》

結語

史書、史論中的三國，是后人眼中的三國；而文書中的三國，則是三國人眼中的三國。后人眼中的三國不可避免地夾雜著信息訛誤、個人好惡、研究水平等干擾項，因而呈現出不同程度的失真；而三國人眼中的三國則更真切、更直接、更深刻。縱然出于某些利益糾葛和政治考量，時人往往會將真正意圖隱藏在春秋筆法之中，但哪怕是曲筆，也依然是三國歷史最為堅實的組成部分。

窺斑而知豹，落葉而知秋，那閱文書呢？三國大可知。

參考書目

1.《漢晉春秋通釋》，晉·習鑿齒/著 清·湯球、黃奭/著，人民出版社，2015年7月版

2.《簡牘學綜論》，鄭有國/編著，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

3.《廿二史劄記校證》，清·趙翼/著 王樹民/校證，中華書局，2013年3月版

4.《亂世來鴻：書信里的三國往事》，成長/著，現代出版社·簡策博文，2022年3月版

《亂世來鴻：書信里的三國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