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武科考試研究》，李林著，中華書局2022年12月出版，548頁，168.00元

李林先生所著《清代武科考試研究》（以下簡稱“李著”）終于在2022年底出版了。該書一經面世，即在科舉學界贏得一片贊譽。幾個月來，我認真拜讀了“李著”，深感這是一部超越以往研究清代武舉制度的上乘之作，可謂是后來居上。

一

“李著”是在其博士論文基礎上修改完成的。2014年，我曾赴香港中文大學參加李林的博士論文答辯，了解原稿的情況。現在的成果較之九年前的博士論文《“干城之選”——清代武舉制度之設計、運作及其功效》，已在史料、論證、數字統計等多方面有了新的突破。一部博士論文經八年之久的修改才出版，這是不多見的，可見作者用功之勤。這八年，他堅持不懈，不斷補充，不斷完善（其間，我曾兩次詢問，他都回答還在修改之中），最終使該書在研究的深度、廣度上都有了大幅度的提升，至少讓我感覺是面目一新。

人們之所以贊譽“李著”，是因為以往研究武舉考試的不多，特別是從制度層面研究的則更少，“李著”恰恰填補了這一空白。武科研究成果較少，原因有二。一是在科舉時代，武科不如文科地位重要，在社會上的影響更是遠不及文科。況且科舉選官只是入仕之選，今后的升遷則靠個人的能力。文官靠官場上的政績，武官則靠戰場上的軍功，因此對于武科出身者而言，軍功更重于出身（“李著”也充分論述了這一點）。文科出身而統率軍隊者不乏其人。如康熙三十九年進士年羹堯于雍正初任撫遠大將軍，主持西北軍務，平定羅卜藏丹津叛亂，有《年大將軍兵法》傳世。雍正時的著名軍事將領張廣泗、岳鐘琪，均非武舉出身。因為武科一直不受重視，研究者當然也就不多。二是武科留下的史料遠不及文科那么豐富，這也造成武科研究的一定困難，讓人望而止步。最早研究清代科舉制度的專著是商衍鎏先生的《清代科舉考試述錄》，全書共八章，該書只是在第五章第一節講武科，簡單介紹了武童試、武鄉試、武會試、武殿試。我主持的《中國科舉制度通史·清代卷》也只是將武舉專列一章而已。由于本人沒有專門研究武舉，故請稍微熟悉清代武科之同仁完成急就章，疏漏甚多，遠不及文科那般注重細節?？梢哉f，從大的框架上沒有對商衍鎏先生的著作有多大突破。而“李著”恰恰不同，它是一部厚重的，全面、系統、多方位研究清代武舉制度的力作。

商衍鎏《清代科舉考試述錄》書影

李世愉、胡平《中國科舉制度通史·清代卷》書影

二

從制度史研究的角度看，我認為“李著”有幾個明顯的優勢，也是其出眾的地方。

一是注重細節。任何一項制度研究的深入與否，都取決于對細節的把握。細節往往容易被研究者所忽視，但讀者對細節的描述會很感興趣。我研究科舉制度（主要是文科）特別了解這一點。因此，看到“李著”對細節的關注與研究，很是欽佩。這也是該書超越其他論著較為突出的地方。正如作者所言：“在制度史層面，無論是通史抑或斷代層面，厘清武科之制度設計、沿革與運作，均為后續深入研究之必要根基，此亦本項研究之入手點?！?span style="color:#999999;">（第5頁）作者對武舉制度的細節問題十分關注，如第三章，官員子弟不得在官員任職之地應童試，苗民、土司、棚民子弟應試編號的特別規定；第四章，武鄉試程期之特例，以及改期與暫停，內場論、策之題型、出典及規制，鄉試中額之特例，武舉人之重宴鷹揚；第五章，會試中額之考查；第六章，參加武殿試之特例，策題范式之舉例；第九章，關于武科防弊措施中的回避制度、保結制度、審音制度，以及內場用筆之顏色。這些多是以往論著中很少涉及或無人問津者，實屬不易。作者通過對這些細節的研究、闡述，使讀者對清代武舉制度有了更清晰的了解，甚至有親臨其境之感。這反映了作者的獨特眼光，以及讀書觀察之細致。再舉兩個例子，其一，作者在記述會試中額與進士人數的關系時稱：“會試中額、貢士人數及進士人數之間，自然高度相關，但不必盡同，也難以盡同，此理文武兩科皆然?！?span style="color:#999999;">（208頁，這里的“不必”改為“不會”更妥）如果不是對武科錄取制度及錄取狀況的深入了解和仔細觀察，是不會有上述結論的。其二，對文科殿試策題皆載入歷朝《實錄》及《起居注》，而武殿試策不錄原因的闡述（見236頁），說明作者對制度細節十分關注，因而能提出并解決一些被人們忽視的問題。這些制度中的細節都是讀者關心并會問及的問題，但在“李著”中都有了明確的回答。

乾隆四十九年（1784）武榜眼李錫命殿試卷（原件藏于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東亞圖書館）

二是注重對制度執行情況的研究。要深入了解一項制度，不僅要研究制度的制定情況，還要研究制度的執行情況。如果沒有對制度執行情況的研究，也不可能對這項制度做出客觀中肯的評價?！袄钪痹谶@方面的研究也很突出。如第三章講武童試，在詳細介紹了考試層級、程期等制度規定之后，又考察了不同地區武童試的執行情況，如以新疆烏魯木齊、巴里坤地區為例，指出：“由于地域、政情之差異，主持武童試亦有特例。”（86頁）至于考試時間，則以廣東為例，說明盡管要求縣試在二月，府試在四月，但“各地考試實際程期則難以統一”（87頁）。第九章講述武科防弊措施時，特別注意對防弊措施執行情況的挖掘、考證及論述。如論述印面、印臂、指紋識別之執行，填寫親供與驗對親供之落實，稱：“制度訂立之后，實際執行中往往會出現不少偏差。”（363頁）顯然，這是作者在了解執行情況后做出的符合實際的判斷。其實任何一項制度的制定與執行都是一對矛盾，文科如此，武科亦然。另外，作者對武舉人之任職情況做了詳細考察，特別是對《清史稿》所載武舉人事例進行了統計、分析，在此基礎上指出：“武科出身之實有才能者，仍有機會官居高位。當然，也不宜因此過度推演，高估該群體在現實軍政事務中之影響力。”（321頁）這是對清代武科出身者任職情況的中肯評價。

三是對清代武舉制度及其執行情況多有精彩的分析，獨創的見解。關于清季增廣武學學額及鄉試中額，出現“南激增而北緩增”之勢，作者認為：“主要受兩種因素影響：一為捐輸納餉，一為參戰出力。南方省份相對富庶，具有捐納廣額之經濟條件；更關鍵是這些省份不少處于核心戰區，所受沖擊最大，出力亦多。因此，其學額及中額之增幅，均高于北方省份?！?span style="color:#999999;">（179頁）這顯然是在對咸同時期增廣學額及鄉試中額做了全面統計后做出的分析和結論。這與同時進行的文科之增廣學額及鄉試中額的情況是完全一樣的。清代科舉制度的一大特點是覆試制度的推行，不論文武科，會試取中的貢士均需在殿試前參加覆試，覆試不合格者要罰停殿試一科或兩科。是為罰科，文武均同。由于覆試罰科的存在，造成確定的會試中額與殿試錄取進士之額，往往是有一定差距的。但是這種差距，武科則明顯大于文科。作者通過研究對比，對此現象有一段議論：“備考武科與文科不同，文科或可愈試而愈精熟作文之道，武科則年歲越長而體力越弱、技藝越疏，入選機會益加渺茫。因此，武科各級中式之平均年齡，皆幼于文科，罰停殿試對士子之負面影響，武科更甚于文科?！?span style="color:#999999;">（251頁）這一分析是很到位的。對于嘉慶以來，武科選途壅滯日益嚴重的情況，作者分析了四個方面的原因，認為，這是“清代政治與軍事系統內，文與武、滿與漢之輕重厚薄”所致?！扒宕淇圃揭娌皇苤匾曋?，既關乎清代根本政治架構之設計，亦受限于武科出身者自身素養與受命機會，更與清代政情變化大勢關聯。”“清季亂局，本應為武人建功揚名之時，不過，此時脫穎而出者，多為起自行伍、興辦團練之兵將與地方豪強。武科出身者整體并未符合其期待定位，作為‘干城之才’而力挽狂瀾。”（330頁）是為作者獨到的見解，頗具說服力。在闡述武科出身者任職情況時，作者看到，清后期，“在武科影響整體低落的情況下，與武進士任職之漸衰相對，武生員、武舉人之任提督者，反而較多見于十九世紀，甚至到晚清光緒年間仍有升任案例，體現出下級功名群體依賴軍功獲得更多升遷機會”。結論是：“清代武舉常例，軍功優于出身，晚清尤然。”（351頁）這是畫龍點睛之筆，是對清代武舉地位的準確概括。實際上武科不受重視的原因也正在于此，它與文科出身者的確有很大的差別，“武舉出身者反而逐漸落后于時代”（353頁）。因此，武科早于文科先被廢止。

光緒二十七年（1901）辦理政務處請停武科之奏摺（原檔藏于臺北“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館）

四是對史料收集用力頗勤，對數字的統計更加準確?！袄钪睂η宕渑e制度的梳理、闡述非常全面、準確，特別是對諸多細節的論述更為精彩，這無疑得益于作者對史料的充分掌握和認真的閱讀與理解。我們知道，研究清代武舉制度，離不開《武場條例》《清實錄》、歷朝《會典》及《事例》《學政全書》這些基本史料。但作者遠不止使用這些史料，大量的方志、筆記、文集被其采用。他還專程赴臺北，收集臺北故宮博物院所藏清代檔案及武科金榜、登科錄，收集“中研院”史語所藏內閣大庫檔案，專程到北京的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收集有關武科檔案，并向滿文專家請教“滿文錄副奏折的書寫問題”。為了收集清代武舉出身官員的資料，特別使用了香港科技大學“中國歷史官員量化數據庫——清代（CGED—Q）縉紳錄數據”。那是由李中清先生組織學者用多年時間制作的。在第九章講武舉考試防弊措施一節，使用了非常有價值的一份同治十年云南武童試“親供”。要知道，這是取自《賈江溶藏稀見清代科舉史料匯編》，而該書2020年4月才出版，而且卷帙浩繁，整整二十大冊，在這里選取一件不起眼的“親供”，也是要下一番功夫的，況且這已臨近作者付梓之際。正是由于作者對史料的極為廣泛的收集，才奠定了“李著”成功的基礎。特別需要指出的是，正是在廣泛收集史料的基礎上，作者對清代武進士人數的統計，可謂是對清代武舉制度研究的一大貢獻。研究清代科舉制度需要回答的問題之一就是有清一代通過開科取士，錄取了多少名進士。這一問題，文科已經解決，有清一代共錄取進士兩萬六千八百四十九人，這已形成共識。但武科由于史料缺乏，這一數字一直沒有一個公認的結果。王曉勇《清代武科舉制度之研究》（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6）統計為九千三百四十七人，王金龍《清代武進士人數考》（《明清論叢》2014年第16輯，2016年10月）統計為九千五百一十四人，作者博士論文時統計為九千六百三十四人，差距較大。這次作者在“附錄二”中，大量使用第一手資料小金榜及登科錄，通過認真考證，并參核王金龍之統計，“逐一重核原始紀錄，或依其改動，或仍持己見，皆出校記”，最終統計為九千五百一十七人，與王金龍統計小有差異，而對自己原來的統計數字做了重大修正。我相信，這一數字應該是更接近真實的數字。我更希望，這就是最終的結果，并能夠讓更多的研究者所接受。當然，這需要時間的檢驗。此外，“李著”的“附錄一”，對各省武學學額的統計也很有價值，為進一步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參考數據。

三

記得在上海辭書出版社編纂《中國歷史大辭典》的時候，南開大學的楊志玖先生說過這樣一句話：“拿到一本書，打開一看，果然不錯，仔細一看，果然有錯，這就是好書?！钡拇_，哪有沒錯的書呀！以此而論，“李著”也是一部有錯的好書。試舉數例。

例一，目錄及正文中，第四章為“清代武科鄉試規程（會試通例）及武舉人群體”。這里括號中的“會試通例”有誤?！稓J定武場條例》卷三、卷四為《武鄉會試通例》，指鄉會試有共同的條例，即鄉會試通用之例，標題中不能析為“會試通例”。此標題之括號內容可不要，若加，可寫為“會試同”。

光緒二十一年（1895）刊本《欽定武場條例》內頁目錄

例二，94-95頁，“雍正元年（1723）將山西平遙縣中學升為大學，文、武童生取15名?！薄坝赫辏?724），普遍增加陜西所屬各學文、武童生取進數額，將咸陽等二十個州、縣、衛學校全部升格為大學，各取15名；又將三水等九個州、縣學校全部升為中學，各取12名；其余各州、縣、衛學之學額，亦多有增廣?！边@段文字有幾個問題。一是本段文字有兩個注，頁下的兩個注均為《清世宗實錄》卷十四，第七冊，第252頁。一個是雍正元年事，一個是雍正二年事，豈能為同一個注？第二個注應為《清世宗實錄》卷二十五，雍正二年十月丙申。二是講“普遍增加陜西所屬各學文、武童生取進數額”，作者似不知雍正二年三月乙亥，雍正帝有上諭，令各省“督撫、學政會核人文最盛之州縣，題請小學改為中學，中學改為大學，大學照府學額取錄”。這是對全國各省學校普遍升等、增廣學額的諭旨，不只是陜西。隨后各省遵照執行，陜西是全國第三個（于當年十月）題請各州縣衛學升等的省份。三是作者對引文閱讀有誤。原文是講“增陜西各學取進文武童生額數”，但分別文、武講其升等及所取名額，而作者所謂的十五名、十二名恰恰講的是“文童”數字，后面的“武童”數字卻被作者忽視，變成了“其余各州、縣、衛之學額，亦多有增廣”。

例三，220頁，倒數第十行，“清初順治、康熙兩朝，直隸、江南兩省會試中額總數，均占全國一半以上”。這里的“中額”用法不妥。會試中額，專指朝廷定下的會試取進人數。至少在順治朝及康熙五十一年之前，不可能對直隸、江南兩省分配“中額”。這里應用“取中”。

例四，237頁，對康熙十二年武殿試策題之概括，“二曰料餉之法”，根據策題，應為“核餉之法”。

瑕不掩瑜，“李著”一定會在清代武舉制度的研究上占有重要位置。希望作者再接再厲，完成自己的“三部曲”。更希望作者能聯絡武舉制度研究的同仁，完成一部《中國武舉制度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