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5月28日，“新文學的壯流與回瀾”工作坊在中間美術館順利舉辦，這是中間美術館“中國作為方法”系列學術活動之一。與會嘉賓有華南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姚玳玫、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楊聯芬、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王風、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姜濤、中間美術館館長盧迎華、北京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季劍青、首都師范大學文學院副教授袁一丹、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講師李浴洋。他們在姚玳玫新著《壘建新文學價值的河床（1923-1937）》基礎上，圍繞新文學價值生成的歷史現場與邏輯起點、從作家到文體：新文學價值生成的細節建構、對于新文學價值的反觀與反省、新文學價值在當下的可能性等話題進行了深入討論。

主持人李浴洋首先介紹了策劃此次工作坊的緣起。新文學是一種“有意味的形式”，其形式背后有豐富的價值意涵。姚著致力于考察的即是新文學價值從“五四”之后到抗戰以前如何落地生根的過程。上中下三編分別對應作家主體與文學觀念的確立、經典范式與文體規則的生成、文學知識與文學教育的構建三方面內容。他認為，這幾乎是所有從事現代文學研究者都必須直面的問題，值得深入研討。

姚玳玫的引言對其新著的寫作背景、問題意識、理論資源諸方面作了介紹。這本書起步于1999年，這年她參加黃修己先生主持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史》撰寫工作，開始搜集1928-1937年新文學史料，走進這段歷史的深處。她認為1928年的革命文學運動對于新文學是一場根基性的撼動，“人的文學”遭到革命文學倡導者理論上的全盤否定。將新文學放在這種被連根拔起的發生重大價值扭轉的背景下來考察它日后的價值生成情況，特別有意思。而這種價值扭轉其實應前推至1923年。這一年《中國青年》創刊，創刊號上發起對新文學的批判，開啟了以革命介入文學和以文學動員革命的歷史進程。之后，新文學如何走？它會奔向何方？本書經由對這一時段新文學群體與個人的關系、新文學的經典化生成與文體規則確立、新文學的知識圖譜構建和落地生根情況等多層次、多塊面作考察，梳理出這一時期新文學價值實踐的主次交匯、多元共生景觀，指出其特點：一是新文學的自我生長性；二是新文學在多個目標奔赴中的多元共生景觀；三是新文學在多方角力中的共同規則確立。這其中，“人的文學”觀念和藝術審美規則是新文學價值構建實踐中最為根基性的部分。她強調，這本書做的是新文學價值實踐的歷史現場和邏輯起點考察，而不只是做文學價值論意義上的討論。

楊聯芬把當代史與個體生命史的背景帶入到對于新文學價值的討論當中。她從書名談起，指出姚著用“新文學”而不用“現代文學”大有講究，這代表著作者對于“五四”價值的堅守與申張。因為“新文學”是指五四新文化意義下的文學，而“現代文學”對應于新民主主義文學。此種立場與她們在1980年代文明開化的進程中得以形塑自我的成長經驗相關。她總結，姚著的學術史意圖在于對1980年代重寫文學史，以及從1990年代末延續至今的對于重寫文學史的反省的一種對話。此外，她以第二章關于《語絲》與《現代評論》之間的論爭等內容為例，指出姚著試圖破除以往研究中啟蒙與革命、五四文學與革命文學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但某些論述也陷入到這種思維慣性里。關于革命文學與五四文學的關系，姚著認為革命文學強勢扭轉了新文學的發展方向，她則認為革命文學是從五四新文化中比較激進的一支延伸出來的。

王風將姚著的寫作特點概括為譜系學的研究策略、個案研究作為研究方式、以審美為價值取向三個層面。他指出，1928年是全書最為吃重的部分。前三章的論述以1928年為皈依，后面的內容都是由1928年生長出來。針對楊聯芬提及的“新文學”與“現代文學”問題，他認為“新文學”是指文學革命為起點，以胡適、魯迅等人為代表的文學，“現代文學”則指現代時期的一切文學，包括舊文學、通俗文學等，故“新文學”是“現代文學”的一支。他最感興趣的是為何要以1923年為起點，他認為1923年最具標志性的事件是周氏兄弟失和。五四之后，《新青年》的核心人員仍以新文學為核心工作的是周氏兄弟，兄弟參商，相當于《新青年》陣營的再分化。且他們與青年有緊密聯系也是從此時開始。針對周氏兄弟的經典化問題，他以為除了外部評價，還應關注周氏兄弟的自我塑造層面，這在兩人如何編自己的文集上有體現。關于《新文學大系》的編纂及其導言，他認為從歷史敘述上說，文學革命的歷史敘事戰勝了革命文學的歷史敘事。

姜濤認為“河床”在書中有兩層含義：一是新文學的自身發展脈絡，二是關于新文學的歷史敘述與新文學知識圖譜的形成。針對1923年的起點問題，他也提出了自己的見解。新文學在1923年受到國民革命的沖擊。與此同時，新文學進入了全國性的普遍的文學時代，大量文學社團涌現。茅盾將此比喻為“尼羅河的大泛濫”。大水泛濫的結果是新文學趨于類型化、同質化、空洞化，面臨自身的危機，所以《中國青年》對于新文學的批判不是孤立的，此時的新文學正在進行一個整體性的調整。此外，1923年以后“河床”開始形成，新文學逐漸變得秩序化、制度化。魯迅倡言再起思想革命，正是出于對新文化批判性活力被削弱的擔憂。他強調，新文學的壯流最核心、最可貴的，不是老實地回到規則中去，而是不斷突破，拓寬河道，重新定義，打開邊界。規則與反規則，是我們理解“壯流”與“回瀾”的重要層面。他還以30年代大學課堂對于新詩歷史的講述、“人的文學”的復雜性等為例，提醒新文學一旦形成穩固的歷史敘述，就一定程度上把“壯流”與“回瀾”當中的可能性與復雜性給遮蔽了。

季劍青認為，姚著可當做一本文學史來讀，但又沒有一般文學史著那種高頭講章的氣息，而是通過一個個細部的個案的“深描”，呈現了中國新文學1920至30年代的一種動態、充滿各種對話甚至斗爭的文學史圖景。關于新文學的價值內核，在姚玳玫看來是“對文學自由性、獨立性的認同和尊重”。季劍青則強調要區分兩個視角。一是從歷史當事人的角度看，“人的文學”價值基點包含兩方面的張力：一方面是文學的審美自主性，另一方面是社會實踐性。當事人如胡適在總結新文學的歷史經驗時還不斷產生對于新文學自身的“價值焦慮”。1930年代左翼對京派作家的批評，抗戰時期關于“抗戰無關論”的論爭都反映了這種焦慮。二是從后來研究者的眼光來看，普遍認為新文學在整體上藝術價值不高。他提示，當我們提出新文學“經典化”的問題時，是不是也體現了我們自身的某種“價值焦慮”。

袁一丹作了題為“落伍者的自覺——當五四青年步入中年”的報告。她認為，當我們回顧五四新文學的流變時，“青年”與“中年”的對峙，無論從社會運動、思想論爭，還是文學修辭的層面，都確乎構成某種動力機制。她以魯迅和周作人為中心，考察青年與中年、革命與沒落的對壘。具體而言，她是通過細讀俞平伯、周作人與革命文學家、左翼青年交鋒的文章，包括思想、態度、修辭等內容，橫向勾連魯迅，縱向引及朱自清、丁文江、沈從文等人的相關論述，呈現了1930年代前后疊加于代際問題之上的各種“時代意識”。在問題與方法上，主要回應了姚著的第一章《“青年”與革命文學運動》與第八章《周作人的經典化構建》。她總結，所謂“壯流”與“回瀾”構成了一個時代動態的、二律背反的統一性。因而我們要同時關注青年與中年、革命者與落伍者，關注前浪和后浪之間的引領、轉移、壓抑。只有將各種對立的政治取向、思想主張、情感訴求，視為試圖掌握統一命運和伴隨而來的問題的努力，才算真正理解了一個時代。

姚玳玫對上述五位學者的發言作了回應。關于將《語絲》與《現代評論》之爭視為人文主義與科學主義之爭是否合適的問題，她補充，如果將兩刊的沖突，置于1923年科學與玄學之爭的背景下看，會更清晰。留洋歸國學者的科學主義的現代大學管理意識，與本土人文學者對家長制、傳統卑尊秩序的人文主義的反感之間，是有矛盾的，雙方各有自己的正當性理由。她認為，以1923年周氏兄弟的失和作為觀察新文學變化的一個節點，很有意思。她的確未能關注魯迅的自我構建問題，卻關注了周作人的自我構建。關于《新文學大系》導言的歷史敘事，她說即便到了1930年代中后期，“五四”那一段仍是強勢敘事，這也說明新文學價值的穩定性。她認為姜濤對于1923年《中國青年》創刊的歷史情境，以及當時社會對于新文學的不滿和新文學自身也在自我調整的情況，闡述到位。她也認同規則化的形成可能反倒阻礙了新文學的成長。針對要將歷史當事人視角與后來研究者視角分開來看的觀點，她回應，新文學作品自身的審美價值并不很高，但創作同仁對審美規則的尊重和自覺遵守，卻是其時的一種共同做法。對于袁一丹的主題報告，她說書中處理的還是1928年及之前的青年問題，而袁則把它延伸到1930年代之后，經過相關文獻的梳理，此問題更為活生生地呈現了出來。

在圓桌討論環節，與會學者就姚著及相關話題各抒己見。關于新文學、舊文學與通俗文學問題，楊聯芬指出曾樸不應被視為鴛鴦蝴蝶派，《真美善》值得再注意。王風認為新文學、舊文學、通俗文學在現代文學階段是并置的關系。且新文學剛開始時是很弱的，1923年新文學泛濫，一個很主要的心理動因是認為新文學門檻低。姜濤補充，當時很多人到北京找不到工作，或考試考不上便從事新文學寫作。如沈從文，但這個起點也決定了他一直想成為一名純文學作家的理想。姚玳玫提出，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是不是一種自然的過渡，還可再斟酌。王風提醒，所謂“革命”可以作泛化處理，因為當時不管是國民黨的青年，還是共產黨的青年，都在談革命，甚至被認為是“沒落”的一群有些也是從“革命”出發的。周作人的隱退其實是一種反抗的姿態。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若從代際角度看，本質上是弒父。姜濤則認為，革命文學與國民革命有很大的關系。如果沒有國民革命，可能就沒革命文學。袁一丹認為，周作人、俞平伯等人與左翼青年的隔膜，很大程度上跟他們的表達方式，如饒舌、夾雜、文抄公體等相關。周作人、俞平伯有意用這種表達方法，也許是有意與左翼文化術語拉開距離。俞平伯他們此時要拉攏胡適，可能是看到了胡適的表達能力與輿論號召力。

在問答環節，針對藝術審美規則能否在現當代文學史的書寫中占一席之地的問題，王風提醒要認清文學史的作用，要分清其中哪些是事實，哪些是觀點。姚玳玫回應，文學研究有從歷史角度進入或從具體作品進入的兩個類型。季劍青則以法國文學史家居斯塔夫·朗松（Gustave Lanson）的《從福樓拜到普魯斯特：文學的第三共和國》為例，提醒文學史可以不是教材，或有頭有尾的新文學敘述，而是一個向各方敞開的空間。李浴洋也指出，近五年現代文學領域能供專業之外的讀者閱讀的有《許子東現代文學課》《重讀20世紀中國小說》《哈佛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以及錢理群新寫的《錢理群現代文學新講：以作家作品為中心》。姜濤認為此問題可大可小，小一點說，是個人如何面對文學研究。大一點說，可能反映了我們這個學科的內在危機。他由此拋出一個問題：20世紀中國是否有一個如布魯姆所指出的，可以成為偉大經典的序列，為后來的社會展開提供活力？季劍青回答，如果說我們需要把現代文學當做一個能夠為我們精神世界提供滋養的對象，可能恰恰要回到歷史里面去。對他而言，現代文學與歷史連接的部分是最有吸引力和最有感召力的部分。姚玳玫贊同季劍青的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