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林肯出訪沙特，美沙關系將走向何方？

2023-06-13 11:37

來源：澎湃新聞·澎湃號·湃客

原創張盛

6月6日，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抵達沙特阿拉伯展開為期兩天的訪問，這是自5月初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訪問該國后，美國政府又一高層來到該國。盡管拜登在其總統競選期間曾表達了對沙特王儲小薩勒曼的強硬立場，并將其領導的沙特政府稱為“賤民”。這對美沙關系造成了負面沖擊并促使沙特加速調整對美國的立場。但是隨著一個月內拜登政府兩位重要官員陸續造訪沙特，正如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發言人約翰·柯比（John Kirby）所言“布林肯此行將專注于推進美國和沙特的關系”，這對世界傳達出一個明確信號：雖然有分歧，但是拜登對美沙兩國關系依舊十分看重。

美國為何重視沙特

在美國眾多的盟友中，沙特是一個十分獨特的存在。沃克斯新聞（Vox News）曾在2016年沙特處決47名宗教犯人后評價“只有面對與沙特的盟友關系時，華盛頓才會對自己所篤信的價值觀視而不見”。在布林肯訪問沙特當日，美國國務院發布了一篇名為《美沙關系：八十載伙伴關系》（以下簡稱《伙伴關系》）（United States-Saudi Arabia Relationship: Eight Decades of Partnership）的政情簡報，將兩國關系形容為“牢固且持久的”。之所以沙特能夠讓美國長期擱置意識形態上的沖突，并嘗試在逐漸自身影響力在中東式微的背景下重新釋放友好信號，主要有以下原因：

外交戰略與地區影響

中東地區國家有著復雜的宗教關系，其中既包含伊斯蘭教與猶太教的沖突，也有伊斯蘭教內部的矛盾。美國對外關系委員會（CFR）高級研究員雷切爾·布朗森（Rachel Bronson）認為在中東地區，宗教既是政治的一部分，同時又高于政治，這就是為何美國前總統艾森豪威爾曾試圖將沙特國王塑造成伊斯蘭世界的領袖，因為這將便于美國通過與沙特一個國家的關系去影響與該地區其他國家的關系。布林肯出訪前一天曾在美國極有影響力的親以色列游說團體美國以色列公共事務委員會(AIPAC)的一次會議上發表講話時表示，通過促進以色列與沙特實現關系正常化并最終使以色列與伊斯蘭世界關系正常化是符合美國國家安全利益的。目前伊斯蘭世界與以色列的沖突焦點是圍繞巴勒斯坦展開的。在《伙伴關系》中，白宮對沙特向以色列民用飛機開放領空給予了贊賞。作為美國在中東地區最重要的盟友，以色列始終困于地區沖突的囹圄，而作為美國另一個盟友的沙特近年來有緩解兩大宗教國家關系的傾向。就目前拜登政府而言，如果能促成以色列與伊斯蘭世界大國沙特之間實現某種程度的關系正常化，不論是對美國或是對拜登明年的選舉而言，都是亮眼的政績之一。

美元霸權

美國與沙特的關系始于能源，但最終立足于貨幣。沙特的石油產量一直占據全球總產量的10％以上，并擁有廣泛的石油輸出網絡，這使得沙特阿拉伯成為全球能源市場中最重要的參與者之一。1933年，沙特授予美國標準石油公司在東部省份勘探石油的專有權；1938年，美國和沙特的合資石油企業——阿美石油公司成立，也就是此后大名鼎鼎的沙特阿美公司的前身；1943年，羅斯福總統宣布沙特的安全是美國的“重大利益”，盡管沙特在軸心國-盟國沖突中保持中立。上世紀70年代，在美沙兩國確立“能源換安全”的體系后，沙特承諾石油以美元計價，并說服產油國組織其他成員也使用美元結算石油，確立了美元的霸權地位。盡管由于頁巖油技術的發展，美國已經成為能源的出口國，沙特在能源供應上的作用正在消減，但因為長期使用美元結算石油，導致沙特常年持有巨額美元外匯，從而有利于美元的國際信用。

安全與軍事利益

在《伙伴關系》中，白宮強調與沙特的安全合作是雙邊關系的支柱。美國是沙特最大的國防供應商，目前仍保有1400億美元國防項目的訂單，這使得美國的軍工復合體可以從沙特攫取巨額財富。兩國的安全關系始于二戰期間，成熟于冷戰時期。1951年，美國和沙特簽訂了共同防御援助協議，建立了盟友關系。盡管此后沙特逐步將兩國共同建立的阿美石油公司國有化，但出于對抗蘇聯的目的，兩國的安全關系持續深化。隨著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開始，沙特開始擔心由于自身擁有大量油田而同樣遭到入侵，因而在北約軍隊將伊拉克擊敗后，與美國達成協議促成駐沙美軍的成立。沙特地處西印度洋，戰斗機從該國起飛可以迅速抵達紅海和蘇伊士運河。《哈佛國際評論》（Harvard International Review）指出保護沙特的安全為美國帶來的最大利益就是增加了地區內的美軍存在。因此維護與沙特的關系可以確保美軍繼續保持快速掌控世界上最重要水道的能力。

美沙利益根本性分歧

拜登上任后，由于其高舉“價值觀外交”的旗幟，使得美沙關系出現了裂痕。回顧兩國關系歷史，其分歧一直存在。早在1973年，沙特曾發起對美國的石油禁運以抗議美國在當年的“贖罪日戰爭”中支持以色列。盡管隨著蘇聯在1979年出兵阿富汗導致沙特重新倒向美國，關于以色列的問題卻一直是橫亙在美沙關系中的“裂谷”，而隨著國際形勢的變化，兩國之間更多、更深入的分歧開始顯現。

沙特重視主權與自身利益 V.S. 美國干涉內政

2018年的“卡舒吉遇害事件”導致美國與沙特在伙伴關系上出現明顯分歧。雖然特朗普任期內美國在官方層面壓制住了此事的輿論影響，但隨著重視意識形態領域的民主黨總統拜登執政，美國對沙特政府處理內政問題所表達不滿乃至干預的傾向性越發明顯，將沙特稱為“賤民”的過激指責令兩國關系惡化。《國家報》（El País）認為沙特和美國所謂“八十載伙伴關系”只是建立在利益互換上，當沙特主權與美國價值觀沖突而美國習慣性干涉沙特內政時，這將使沙特感到不滿。

此外，在國家利益層面沙特也面臨美國的干涉。烏克蘭危機爆發后，能源價格飆升，拜登曾出訪沙特試圖說服該國提高原油產量緩解因產能不足造成的油價壓力。但是以沙特為首的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卻在拜登訪沙后宣布減產，這使得美國對沙特愈發不滿。美國國務院副發言人韋丹特·帕特爾（Vedante Patel）表示布林肯此行出訪的焦點之一是說服沙特增產原油以使能源價格進一步降低以保持經濟的持續增長與滿足美國家庭較低的用油成本。然而對沙特而言，雖然目前其正在推動經濟結構的多元化發展，但能源收入仍舊是該國主要的財政來源之一。沙特能源大臣阿卜杜勒-阿齊茲·本·薩勒曼（Abdulaziz bin Salman）則表示沙特所做的一切首先是要滿足自身的發展需求，而非將他國利益凌駕于本國需求之上，因此沙特有權就自身能源開采計劃作出不受干擾的安排。得克薩斯農工大學中東問題教授格雷戈里·高斯（Gregory Gause）指出沙特在與美國的交往中時常處于既需要美國保護但又不滿美國對其內政干預的困境。但目前隨著兩國分歧增加并且沙特一方的核心利益面臨美國“盤剝”，兩國關系必然面臨挑戰。

沙特謀求地區大國地位 V.S. 美國視沙特為“功能性”國家

作為海灣地區擁有較強實力國家的實際領導者，小薩勒曼正試圖將沙特所擁有的物質能力轉化為地區領導力，使沙特成為海灣地區具有強大影響力的國家。在2016年推出的《VISION 2030》規劃中，沙特的愿景是將該國打造成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心臟、全球投資的主導力量和中心、以及鏈接亞歐非三大洲的全球樞紐。近半年來的“中東和解”浪潮就體現了沙特正在逐步實現其愿景。以敘利亞重返“阿拉伯聯盟”為例，該事件意味著阿拉伯世界的進一步團結，而在敘利亞回歸阿盟的過程中，沙特發揮著重要作用。5月19日在吉達舉行的阿盟峰會上，小薩勒曼熱情地與敘利亞總統巴沙爾·阿薩德握手問候。

但是美國對此卻有微詞。在美國的視角中，沙特被視為一個能源大國，尤其是石油和天然氣方面擁有重要地位。但是對于美國而言，沙特的地位源自與美國的特殊關系。美國一直試圖維持其在全球的主導地位，而這種主導地位是建立在“石油-美元”的基礎上。至于對于中東地區的領導地位，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高級研究員丹尼爾·拜曼（Daniel Byman）認為沙特的地區領導地位來自于美國的“認可”，其中主要是沙美安全合作的成果。然而在“中東和解”的時代背景下，沙特海灣研究中心（Gulf Research Center）主席阿卜杜勒阿齊茲·薩格爾（Abdulaziz Sager）指出在吉達舉辦的阿盟峰會向美國發出了一個信號，即“中東地區可以在沒有美國人參與的情況下由沙特領向和平的道路”。

沙特對沖戰略 V.S. 美國排他性同盟

在當前全球大國競爭日趨激烈的背景下，如同世界上大多數國家一樣，沙特并不希望成為潛在沖突中的一員，因此相比于僅和美國保持傳統關系外，沙特與國際上多個大國均建立了合作互利的關系。在美國的盟友里，大部分國家都是以西方文化背景為基礎構建上層政治體制的國家，它們有著較為相似的國家利益，因此在面對國際事務時常常保持行動統一。比如在烏克蘭危機中，美國主導了大量針對俄羅斯的制裁措施，包括針對俄羅斯能源進入國際市場的限制，其盟友紛紛跟隨。但是在這一具體問題上，沙特與俄羅斯有著共同利益。《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指出“維持國際油價并保持盈利是沙俄的共識”。正因如此，沙特并不接受美國“制裁俄羅斯”的建議，并與俄羅斯保持著緊密的關系。盡管沙特同時也對烏克蘭進行了民用領域的援助，但始終距離那些與美國共享所謂“相同價值觀”的國家采取的行動相去甚遠，而這使得美國對沙特感到不滿。

此外，沙特正在采取措施降低對美元的依賴。根據沙特中央銀行發表的一份報告顯示，該國的美元外匯儲備在4月下降了88億美元，達到13年來的最低點。與之對應的是沙特與俄羅斯簽署了石油合作協議，在該協議明確了用本國貨幣結算的事項。前美國駐沙特大使傅立民（Chas W. Freeman Jr.）認為美沙關系之間賴以維持的“能源換安全”的橋梁已經消失，隨著世界格局的變化，沙特與諸多新興大國都維持著良好的關系，因此沙特并非像冷戰期間或上個世紀90年代時只能依賴美國。故而當沙特有更多選擇并試圖通過廣泛培養合作關系使自身擁有更靈活的“外交身段”時，美國試圖對沙特與其他大國合作進行的限制乃至于批評就成了兩國關鍵性的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