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本杰明·艾爾曼（Benjamin A. Elman）是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歷史系和東亞系雙聘教授，曾擔任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中國史教授，中國研究中心主任，2017年榮休。主要研究領域有：中國思想文化史（1000-1900），中國科學史（1600-1930），中國教育史（1600-1900）及中日文化史（1600-1850）等。其著作《晚期帝制中國的科舉文化史》通過對橫跨元明清三代、千余種科舉相關史料的研究分析，探討了1315-1905年間作為晚期帝制中國歷史上最為重要的科舉制度的社會、政治、文化等多重面向。本文摘自第六章《焦慮情緒、科舉美夢與備考生活》。澎湃新聞經授權刊發。

《晚期帝制中國的科舉文化史》書封

由于青年考生和老年考生要在科舉市場上“公平”競爭，他們都為考生的科場生活帶來了截然不同的個體經驗。年輕一輩對榜上有名的風光慶祝心向往之，而對功名可望而不可即的年長的考生也會對名落孫山的折磨感到同病相憐。然而，對于他們所有人而言，與之相隨的緊張情緒——對于年輕一輩來說是漫長的寒窗苦讀，而對年長考生而言是更為漫長的屢試不第——不過是人們對帝國科舉制度的自然情感表現。科舉考場對于登科及第的青年考生來說是充滿機遇的地方，而對從未成功的年長考生來說卻是“文化監獄”?？婆e及第的壓力也形塑了他們的個性。對于他們大多數人而言，堅持不懈地應舉成了一種生活方式，第五章所述狀元張謇的科舉生涯便是其中的代表。其他人則將科場失意升華為精英與通俗情感表達的文化象征，有時也意味著對深受其折磨的文化監獄進行政治抵制。

考試焦慮與落榜失意

科舉考試機制介乎精英思想話語與文士日常生活之間。而焦慮情緒則是他們生活中的催化劑，它給一些人帶來了名望和財富，卻使大多數人陷入失望乃至絕望。本章記錄了文士們頻繁地乞靈于宗教和占卜術的種種行為，他們試圖通過這類方式疏導在競爭激烈的地方院試、鄉試和會試等典型科舉場合的情緒反應。在1904年的晚清末科殿試中，商衍鎏被點為探花，他曾寫下自己的考試經歷：“（衍燊兄）二十歲中辛卯科舉人，翌年到北京會試后還廣州，一病而逝。我母親說：‘聰明太過不主壽，不如你笨些的好?！?/p>

像吳敬梓《儒林外史》這樣的通俗小說，或是蒲松齡（1640—1715）寫的文言短篇故事，其作者都是科舉落榜的書生，因此他們會用大眾流行的市井方言來嘲諷這一取士選拔的過程。而這些虛構故事并非“透明的文本”。其敘事必須被解讀為文化建構的產物，并以落榜者的視角框定了科舉過程。由于這些作品同時吸引了包括精英與非精英在內的“大眾”讀者，我在此特意對“大眾-精英”（popular-elite）的二元對立提出質疑，并力圖展現這兩極之間復雜而靈活的互動。那些被記錄下來的夢境與吉兆是最突出的非官方記載，它們反映了潛在的、集體性的考生心理壓力，并為外界提供了一套關于個體成敗的解釋。

因此，科舉所產生的焦慮心態是一種歷史現象，并主要是男性個體的深刻體驗，這也符合父權社會的性別意識形態。但男性的家庭成員，如他的父母、姊妹、親眷也無法擺脫這種焦慮。他們替他分憂、提供慰藉與鼓勵，但關乎科舉成敗的直接個人經驗依然屬于成千上萬的男性考生。正如我們看到的，男性考生間彼此激烈競爭，而登科及第的概率也越來越小。社會形態與政治決策之間的巨大鴻溝，也使得考官的官方經典標準（見第八章）與考生所運用的那些宗教手段背道而馳，后者更被考生當作緩解擔憂與負面情緒的良方。

科舉考生的落榜失意自隋、唐以來就是一個常見主題。為了能寫經義文（1756年后又要學會寫律詩），需要相當程度的典籍記誦、古詩文的廣泛閱讀，以及經年累月的寫作訓練。這就占用了一個考生從童年到青年的人生階段，并成為帝國范圍內歷代精英家庭子弟的共同經歷，這一點不受方言與地域的差異性影響。至于那些僅僅受過短期教育的人則只掌握了科舉范文，而沒有像其他人那樣廣泛記誦，即便這樣，如若他們想要通過地方性的院考、科考步入官場的話，他們依然需要具備文言文讀寫能力。

在地方性考試中，不通文言文的考生很常見，就像我們在第四章所討論童生和生員的情況那樣；但在各省舉辦的鄉試中，不通文言的考生基本已經被淘汰了，但考場舞弊和考官受賄則成為獲得舉人乃至進士頭銜更行之有效的捷徑。三年一次的鄉試規模在明代達到了5萬至7.5萬考生，而到了清代更增至10萬到15萬，考試的難度并非向考官展現自身的文言文讀寫能力（這是地方考試對童生所進行的文化區隔），而是寫出雅馴的八股文，并且要在海量的文章中脫穎而出，這些文章的作者個個都是在寫作上砥礪數十載的青年和老年考生。當一個不識文言的考生試圖通過受賄步入仕途，他買下科舉頭銜的行為會被迅速發現和曝光。清廷對此的監管尤為嚴格。

科舉及第通常也意味著事業上的成功，盡管所謂的成功標準在明代和清代已發生了戲劇性轉變（見第三章）。在明末，除了進士以外的科舉頭銜均已貶值，而到了清代，即便是進士也通常要候缺數年才能被任命為知縣或知府——如果他們在進士群體中的資歷能熬出頭的話。即便如此，生員和舉人所積累的地方社會聲望、法律特權，以及免除徭役等種種好處，依然令眾多出身精英家族的青年和老年考生甘愿在科舉市場上競爭。但19世紀后通過科舉獲得成功的機會越發渺茫，這嚴重加劇了人們的緊張情緒。自從科舉在唐宋時期擴張開始，這一緊張氣氛便與科舉市場形影不離。沒有一個朝代在精英人口的增長方面能和清朝相提并論。

1870年，北京順天府貢院內部，遠處的建筑是明遠樓。

對于在明、清精英家族中成長起來的男性成員而言，他們自有一套預先設定的、存在已久的社會化人生之路。成年人為成千上萬的幼年士族男性的童年定下了日常備考章程。男性焦慮與文士挫敗感實為一體兩面。我所謂的“男性焦慮”是一種屬于精英的社會與思想現象，它產生于男性個人與家庭生活的相關歷史經驗。正如蔡九迪（Judith Zeitlin）所注意到的那樣，明代醫師診斷出一種特定類型的“郁”，他們將這種可識別的“思郁”癥狀與落榜考生在謀求成功過程中的持續受挫聯系在一起。這種情感壓力僅見于鄉紳—商人精英自發的陳述。然而，漢人精英紓解壓力的方法著實不少，它們被用來應對備考生活中的男性焦慮、無情的科舉考試機器，以及選拔過程中產生的種種緊張心態等諸多歷史現實。

科舉的宗教面向及其世俗穩定性

在世俗的想象中，“命”通常被拿來解釋內在于科舉選拔過程核心的社會與文化不平等。很多人對自身成敗的接受，源于他們相信科舉排名的背后有神明的旨意。那些在科舉考試競爭中落敗的精英子弟，會自我治療式地援用“命”來看待那些成功的人，盡管后者實際上看不出有任何方面比前者優秀。

當面對日常生活中的不確定因素時，許多中國人——無論是精英還是農民——都會求神問佛、禮拜寺廟，并參加當地的宗教活動，以此作為協調自洽、使其生活復歸常態的手段。文士生活的一大諷刺就在于，科舉教育制度考查的是像四書、五經這樣大體上去宗教化的經典，它禁止道士、佛僧步入考場，宗教典籍也被排除在官方科舉科目之外，但這樣的科舉制度卻充斥著許多外在的宗教感性，以至于備考生活與宗教生活之間已無明確的界限。例如，唐代官方曾下令，如果科舉考試持續至夜間，而考生在考試結束后無法回家的話，他們被允許在光宅寺留宿。而在宋代，供奉孔子的文廟在考試前成了科舉考生的祈福之地。

自隋、唐以來，考生為了緩解學習與考試壓力，就會向地方神靈尋求道德支持。這樣的宗教實踐方式被用以疏導學生對成功的焦慮，并在科舉市場上助其一臂之力。道教中有文昌神信仰，文昌帝君在中古時期被視為掌管文運之神，而到了南宋，他更作為預測科舉功名之神而被士人群體所信仰。在元代，這一信仰得到了官方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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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明代，文昌神崇拜空前繁盛。15世紀關于科舉考生的記載經常提到他們在各自的家鄉，或是在奔赴省會、進京趕考的路上組織文昌社。比方說，十余位科舉考生于1441年造訪了山西太原的文昌行宮，“為文昌社，上表以祈功名”。又如1454年，即將躋身士大夫之列的明人丘濬尚在準備京城會試，而早在十年前他就通過了廣東省鄉試。一次，他在夢中見到了文昌帝，帝君稱贊他持誦《文帝孝經》甚勤，并保證他在接下來的科舉考試中必能高中。明代考生自稱供養“文昌帝君”得以中第成為一時風尚，連王陽明的弟子楊起元（1547—1599）也不例外，他因在科舉制藝中融入了禪宗思想而為世人所知。

明、清科舉士人經常崇拜的另一個民間宗教信仰便是關帝，這位歷史人物被神化為戰神，有時還充當財神。關羽在中古時期開始被封神，他作為歷史上的忠臣武將在小說《三國志通俗演義》中被浪漫化，由此化身為關公，成了憐憫眾生、保障商賈致富、護佑文士中舉的神明。帝國范圍內的關帝信仰，根據善惡標準來評判人們的行為，由此弘揚忠義、福佑善人。清代的雍正皇帝更將關帝崇拜納入整個帝國的廟宇等級體系中，朝廷由此將之整編為王朝的官方守護神。

據說在1547年，一個名為張春的考生夢見關帝請求他醫治其耳疾，并以鄉試、會試中第作為回報。張春當時居住的寺廟有幅關帝畫像，在他醒來后，張春發現畫上關帝的耳朵恰好被蜂蜜堵住了，他便把蜂蜜從畫上除去。第二天晚上，張春又夢見關帝前來答謝他，并表示不會忘記他的善行。在明末，一個身患痼疾的考生夢見關帝告訴自己將會康復并通過下一場科舉考試。但之后，由于此人痊愈后變得貪得無厭，他最終在科舉中落榜。事后，這名考生去廟里求簽詢問自己為何失敗，關帝解釋說“天理”不容侵犯。1619年通過會試的貢士中，有八位據說在夢中見到關帝，并在其呈示的名單上榜上有名。

另一個晚期帝制時期科舉信仰中人氣頗高的歷史人物是明初名臣于謙。在對抗瓦剌的戰役和土木之變中，當明英宗被瓦剌俘虜、后者索要贖金之時，于謙及其他朝廷官僚扶持他的幼弟來取代原來的皇帝（見第一章）。這位新即位的景泰帝之后成功地守護了京城。而當明英宗回京并度過了若干年南宮幽禁的生活后，他在1457年的奪門之變中重新奪回了皇位。之后他便以謀逆罪處死了于謙和其他官員，原因是他們在1449年拋棄了自己。于謙在1466年得以昭雪平反，他的兒子于1489年請求在其父位于杭州的墳墓旁建立紀念他的祠堂。之后，于謙的謚號于1590年被改為忠肅，其祠堂也改名為忠肅祠。另一處祠堂也在北京建造。

于謙的墓地與祠堂（世人稱之為“于忠肅祠”）成為明末、清代浙江省科舉考生青睞的場所，他們在前往鄉試和會試的路上常在此駐足停留，祈求于謙在天之靈指引或啟示未來的科舉成功之路。和關帝一樣，于謙這一歷史人物所代表的忠義之舉超越了他的時代，而其清明的精神足以影響其他人的命運。于謙崇拜的影響范圍僅限于當地，并沒有遍及整個帝國疆域的其他地方。許多科舉考生事后將他們的登科與祠堂中所做之夢聯系起來。例如，1652年的狀元鄒忠倚，盡管來自江蘇無錫，但他將自己的成功追溯至兒時拜訪于忠肅祠的經歷。當時他夢見了于謙，后者預言了鄒忠倚未來的狀元頭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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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更好地應對科舉壓力，并洞察下一輪考試的出題內容，考生及其家屬也利用一種存世已久的溝通靈界的技巧，由此預測科舉成敗、獲得考官抽取四書引文的線索、卜測出算命者的謎題或是從天神、鬼怪與祖先那里泄露的夢境。明、清科舉考生癡迷于“看命”，他們想要在令人望而卻步的科舉市場中為自己的前景尋找一絲希望的征兆。

蒲城清代考院科舉文物精品展，清代最后一名狀元劉春霖的考卷。

用于分析科舉的占卜術具有多種文化形式，其中最主要的有用《易經》算命、看相、扶乩、拆字或測字、占夢、觀兆和風水。每種技巧又有若干操作方式，司馬富關于晚期帝制時期算命家的翔實論述，使當時的儀軌情形十分明了。然而在這些占卜術中，民間宗教、佛教與道教，以及精英思想生活之間的溝通是如此頻繁，以至于它與我們早先所描述的“儒家式不可知論”或精英無宗教信仰等歷史認識大相徑庭。我們將會看到，晚期帝制時期的科舉考官試圖對這些民間占卜技巧加以思想限制。但即便他們對科舉的策問題加以設計，用以揭露盲目接受一套嚴格的天人感應理論的荒謬性，他們依然是在徒勞地試圖影響這個話語世界，后者很大程度上并不受其掌控。

許多科舉考生對算命一事十分上心。基于對佛道觀念中業力與善惡報應的接受（這些觀念已經被接納為明代科舉的有機組成部分），他們試圖通過運勢推測、吉兇擇日、生辰八字等方式，來分辨自己的“緣分”如何。中國傳統的“占星術”也在算命師、佛僧與道士中被廣泛運用。它包括基于《易經》的卜筮以及用來辨別歷算模式的象數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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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公共的科舉失利內在化，幾乎成為所有在科舉市場上競爭的年輕人的共同命運，而宗教和世俗的占卜術則為考生及其家屬提供了相應的治療方案，并借此以非同尋常的方式將落榜的內在心理活動合理化。而這樣的治療方法一旦被接受并加以有效利用，就能讓男性焦慮控制在可接受的、保持個人身心健康的社會邊界內，并防止夢境與幻想進一步失控，從而逾越明、清時期文化健全機制的標準。但這種介于外部公共壓力與內在情感的平衡，本質上依然是不穩定的，而每個個體都必須成功駕馭自身的這一內在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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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松齡認為對落榜造成情緒低谷的診斷，無論對他自己還是其他人而言，都不是科舉生活的終局。身心的康復、回歸內心平靜、找回個人自信才是其終極忠告。在此，蒲松齡明智地告訴了我們，那99%的落榜生為何并且如何治愈了他們的身心創傷，并在不久之后重回考場號舍之內，一次又一次地重返競爭。也許他們并不比以前更聰明，但在情緒控制方面卻日益強大而成熟，同時也對科舉市場的若干運作方式、晚期帝制成就命運的不同出路更為熟稔。

相應地，蒲松齡對現實的描繪是有其治療性意圖的。反抗與打倒權威是科舉落第時十分常見的反應，但考生們最終還是堅持了下來，成為剩下的龐大人群中的一分子。在反復參加科舉考試的同時，他們也各自踏上了自己的人生之路。就蒲松齡個人而言，他的排解方式是創作筆記小說，以此作為文化生活與生計的另一條出路。一些考生能將其科場上的挫折加以利用，為地方出版商編纂歷年科舉考題等書籍，或者他們自己便從事地方出版業，如福建四堡的馬氏與鄒氏刻書坊。另一些人則被強壓擊垮，如一位名叫顏元（1635—1704）的北方文士，他無力面對自身家族危機與地方科舉的屢次失利。由此，顏元最終將其情感挫折加以轉化，充滿憎惡地將程朱理學視為學究的教條，并批判科舉非人道的一面。無獨有偶，一名浙江的秀才在1819年被剝奪了地方考試名次，父親把他趕出家門，最終在孔廟被官府逮捕，因為他在慟哭和抱怨的同時故意損壞了孔夫子的牌位。蒲松齡的治療性回應遠沒有達到反抗科舉體制的程度，其態度在考生中十分典型，但也不是唯一的選擇。科舉失敗導致考生情緒失控，乃至激烈地抨擊帝國及其高壓的科舉體制——這種情況也并不少見。

長久以來，人們想當然地認為在晚期帝制的歷史記述中，地方上的鬧事者往往來自當地秀才群體，他們徒勞地想要得到其夢寐以求的舉人和進士功名。的確，1644年攻占北京、在北方將明朝打垮的西北叛亂勢力中，有些領袖人物就是地方上的科舉考生，他們在謀求官位的仕途道路上屢屢受挫。盡管東林黨禍（見第四章）以后，明末的經濟危機——饑荒、貪腐和戰事也使經濟形勢雪上加霜——是其衰落的主要原因，但像李自成那樣心懷怨懟的男性也決意在王朝危機之時拿起武器造反，這在科舉機制內部實則是可以預見的，因為它造成了太多的失敗，從而也積聚了過于沉重的失望與憤怒情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