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利的政治回擺

智利現任總統加夫列爾·博里奇（Gabriel Boric）在2021年12月的當選曾被視為拉美左翼回潮的標志性事件之一。然而，在執政一年半后，博里奇的支持率下降并徘徊在30%左右。其間，由政治左翼主導的制憲大會起草的新憲法，在全民公投中被徹底否決，該國的右翼在隨后的第二次制憲大會代表選舉中獲勝。犯罪、恐怖主義和非法移民等問題主導了公共議程，而博里奇的大部分立法議程受到一個分裂的國會掣肘而舉步維艱。

2023年6月9日，美國伍德羅·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全球研究員、前美國外交部高級官員理查德·M·桑德斯（Richard M. Sanders）在《國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網站發表題為《智利的政治回擺》的評論文章，分析智利當前的政治局勢。

當地時間2023年6月5日，智利首都圣地亞哥，智利總統加夫列爾·博里奇(右)在出席新憲法起草候選人授權活動時，向選舉法院的Carmen Gloria Valladares致意。

桑德斯認為，博里奇的當選曾受到各方進步輿論的歡迎。他代表著一種新型的拉丁左翼，免于威權主義傾向的污染，既對長期存在的不平等問題保持敏銳，也關注氣候變化、性別、性取向和土著權利等新問題。人們期待，他將代表不耐煩的新一代智利人，取代古板、膽怯的中間派，在智利實施真正的變革。

智利左翼的勝利始于一場政治危機。2019年，智利發生一系列持續數月、遍及全國的抗議活動，它最初是由圣地亞哥地鐵漲價引發的。雖然許多抗議者在這場被稱為“社會爆炸”（social explosion）的抗議活動中保持了平和，但也出現了嚴重的暴力和財產破壞活動。

抗議活動發展到后來，危及到時任總統塞巴斯蒂安·皮涅拉（Sebastian Pinera）的執政地位。為了尋求政治解決方案，皮涅拉和政治機構同意了左翼長期以來的要求，即召開制憲大會重新制定智利憲法。智利現行憲法是在奧古斯托·皮諾切特（Augusto Pinochet）將軍獨裁統治期間制定的，但在1990年恢復民主后進行了重大修改。

一些極左翼人士認為，這次制憲大會是一個陷阱，目的是將抗議活動的能量引導到正常的政治活動中。博爾奇曾為學生領袖，后來成為一個小型新左翼政黨——社會融合黨（Social Convergence）的國會議員，他支持這一提議，由此獲得了新的聲望。授權召開制憲大會的立法獲得通過，并提交全民公投，得到了疲憊不堪的公眾的廣泛支持。2021年5月，智利舉行了提名制憲大會代表的選舉。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左翼勢力獲得了超過三分之二的多數席位。

與此同時，皮涅拉的任期將于2022年3月結束。已成為全國知名人物的博爾奇在“廣泛陣線”（Broad Front）的旗幟下競選總統。該政治派別是一個由相對較新的左翼政黨和智利共產黨組成的聯盟，自智利回歸民主以來，一直得到占智利人口6%或7%的核心選民的支持。

傳統的中左翼和中右翼聯盟提名的候選人表現平平。與此同時，在其更右翼出現了一股新的力量——由參議員約瑟夫·安東尼奧·卡斯特（Jose Antonio Kast）領導的共和黨（the Republican Party）。該黨支持經濟和社會保守主義，并準備捍衛皮諾切特時代的政治成果。它被視為與西班牙的Vox、法國的國民聯盟（National Rally）、意大利兄弟黨（the Brothers of Italy）等歐洲新右翼政黨同類的政治勢力。

在第一輪選舉中，自1990年回歸民主以來一直統治智利的中間派政黨遭遇了潰敗。進入第二輪的兩名獲勝者分別是卡斯特（27.91%）和博爾奇（25.82%），其他人均未超過13%。在第二輪投票中，選民決定性地支持博爾奇，讓他以55.9%的多數票獲勝。

在總統選舉和制憲大會代表選舉之間，激進左翼似乎卷土重來，取得了自1970年薩爾瓦多·阿連德（Salvador Allende）當選以來再未有過的權力。在新一代政治領導人的統領下，人們認為智利正進入重大政治變革的快車道。中左翼總統里卡多·拉各斯（Ricardo Lagos）和米歇爾·巴切萊特（Michelle Bachelet）倡導的實現社會進步的謹慎方法——以“公平的增長”（growth with equity）和“不放棄的現實主義”（realism without renunciation）為代表——已經不足以滿足不耐煩的公眾。

然而，形勢發展不盡人意。博爾奇政府不得不面對這樣一個現實：它在眾議院的多數席位包括它試圖取代的中左翼政黨，而在勢均力敵的參議院，它的地位更加脆弱。

雖然中左翼政黨準備與博爾奇的“廣泛陣線”聯盟合作，但后者表現出的傲慢和蔑視并無助于解決問題。正如總統辦公廳主任所說，新左翼與政治上妥協的上一代有“不同的價值觀”。

在這種令人沮喪的環境下，博爾奇和他的政府指望制憲大會起草一份文件，將他們的經濟和社會觀點永久地寫入其中，并在此期間推遲了新的重大立法。然而，由左翼占據明顯多數的制憲大會在2022年7月產生了一個令絕大多數智利人難以接受的結果。

它的388項條款保證了國家在醫療、教育和養老金領域的主導作用，這些領域之前由私營部門主導。智利將被宣布為一個“多民族”國家，土著社區將享有前所未有的自治權，包括擁有他們自己的司法體系。該文件規定了嚴格的環境管制，威脅到智利利潤豐厚的采礦、漁業和林業部門。此外，改革后的立法和司法體制使左翼獲得了不公平的結構性優勢。

除了最終成果過于激進之外，許多大會代表的行為也冒犯了智利人。表演的姿態多種多樣，有打斷國歌的代表，也有人裝扮成精靈寶可夢角色。在長達一年的大會期間，大多數人對調和中間派和保守派的觀點缺乏興趣。所有這些都讓許多選民對最終草案產生了深深的懷疑。

到2022年9月就憲法草案舉行全民公投時，公眾對草案的拒絕令人震驚——62%的選民選擇反對它。鑒于博爾奇與制憲大會一損俱損的關系，對他本人的支持也迅速退守至其鐵桿支持者的范圍，他在民意調查中的支持率可以佐證這一點。

在憲法草案被否決后，博爾奇和左翼堅持認為，人民最初要求起草新憲法的授權仍然有效，并推動了第二次制憲大會。雖然許多右翼人士對此并不熱心，但他們之前承諾若第一次大會失敗，將支持一次新的大會，不能食言而肥。

最終，國會通過立法授權召開新的大會，但這一次，激進的野心受到了重大限制。初稿將由大會指定的一個專家委員會編寫；實際的制憲大會（現在稱為“理事會”）修改專家草案的權力有限；一個仲裁委員會將審查最終文件，以確保它在相當有限的國會授權范圍內。

與之前的制憲大會不同，這一次，選民們從政黨提名的名單中選出代表——排除了獨立知識分子和公民社會活動家，他們曾經是最激進的成員之一。這次公投的結果與上一次憲法公投的結果截然相反——左翼代表在新委員會中只占34%的席位。

在占66%代表的保守多數派中，卡斯特領導的共和黨以46%的席位成為右翼的主導力量。至少從這次投票來看，它將成為智利最受歡迎的政黨。這個提出保守復興愿景的政黨才出現沒多久，對智利政治而言，這是一場真正的地震。

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一次憲法公投和第二次制憲大會代表選舉中，投票都是強制性的（在常規的國會和總統選舉中則不是這樣）。這一新變化調動了老年選民的力量，他們決定性地站在政治右翼的立場上，并在兩場選舉的最終結果中都發揮了關鍵作用。

第二次制憲大會代表選舉的結果，加上之前的憲法草案被否決，意味著任何新憲法都不太可能與現行憲法有太大的不同。除此之外，也意味著任期至2026年的博里奇必須在保持聯合政府團結的同時，削減自己的立法野心。甚至在最近的慘敗之前，他就把高級職位給了老的中左翼政黨人物，盡管如此，他還是聲稱忠于自己激進的競選綱領。

民意調查和關于憲法改革的兩次投票結果都表明，博爾奇的支持率下降有幾個原因。當然，他對第一次大會的災難性管理難辭其咎。但是，在其任職的第一年，其他問題也成為國家生活的首要關切：城市犯罪，特別是在圣地亞哥；從海地和委內瑞拉涌入智利的空前的移民潮；以及智利南部激進土著團體制造的暴力。

以多元化和社會包容為競選綱領的博爾奇政府，在解決這些問題上裝備不足，行動遲緩。最終，政府采取了一些不情愿的措施，比如部署軍隊來支持南部的警察。它不得不忍氣吞聲，接受無視其反對的立法，限制了警察和軍隊在面對暴行指控時的責任。但與此同時，它通過赦免幾名在“社會爆炸”期間被判犯有暴力罪行的抗議者，向其極左翼伸出了援手，而這被證明是極不得人心的。

面對低支持率和在國會缺乏穩固的多數席位，博爾奇降低了自己的目標，但仍宣稱忠于他所推行的激進計劃。他取得了一些成功——一項提高智利關鍵采礦業特許權使用費的法律在經過向下調整后獲得通過；每周工作時間從45小時減少到40小時，并提高了最低工資標準。

但其施政綱領中的其他內容，如大幅增加總體稅收、大幅增加國家在醫療和養老金體系中的作用，以及擬議中的國有鋰礦企業，不得不進行相當大幅度的修改，才能在溫和派和保守派占據主導的國會獲得通過。

然而，博爾奇并不會就此謝幕。他保持著他那迷人的、年輕的形象。雖然他的基本觀點仍然激進，但他已經采取措施緩和曾經釋放的政治信號，并抑制了其共產主義和獨立左翼基礎。老的中左翼建制派人物仍在內閣的關鍵職位上任職，而博爾奇的立法議程僅限于他最優先考慮的事項。

如果他能夠推動一些立法獲得通過——哪怕是經過淡化處理的，以及經濟形勢也有所好轉，他仍可以期待自己的地位有所回升。事實上，他最近在國會以一種和解的語氣發表講話，使得他在民意調查中的支持率暫時上升。

桑德斯認為，在過去30年中，智利的中右翼和中左翼政府取得了實實在在的成就，使智利成為經濟發展和減貧的典范。然而，他們變得自滿，多年來，同樣的面孔在關鍵職位上輪換。與此同時，人們也失去了勇氣，尤其是中左翼，面對公眾日益高漲的期望，他們似乎對捍衛漸進主義的優點感到內疚。

這為博爾奇和極左翼開辟了道路。但他們錯誤地認為，中間派的潰敗意味著智利的公眾已經轉向，他們可以自由地實現其愿景。這種過度擴張反過來又為卡斯特和強硬右翼打開了大門。

但智利失望的中間派選民仍然是關鍵的戰場。卡斯特的共和黨人努力將其轉化為永久票倉，并可能對在憲法問題中投票的年長智利人給予特別關注。與此同時，中間派政黨將尋求自我重組，重新獲得失去的支持。

但博爾奇如今以更溫和的社會民主黨人的面目示人，他也可能找到一種方法，在保留其大部分強硬左翼支持的同時，再次奪回中間派。他受傷了，但沒有出局，智利政治中心的位置仍有待角逐。

斯諾登泄密事件十周年

2013年6月，時年29歲的博思艾倫（Booz Allen）承包商雇員愛德華·斯諾登（Edward Snowden）披露了關于美國國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縮寫NSA）在全球范圍內實施監聽的“棱鏡”計劃， 坐實了美國在其境內外竊取人們的在線通信、互聯網活動和電話記錄的關鍵事實。

2023年6月9日，奇普·吉本斯（Chip Gibbons）在左翼雜志《雅各賓》（Jacobin）網站刊文認為，美國政府十年間對斯諾登的無情迫害，只是國家安全局漫長而骯臟的保密歷史中一個令人震驚的例子。

吉本斯寫道，斯諾登以泄密者的身份站出來，讓他背負一個巨大的靶子，美國政府發現他的身份只是時間問題。斯諾登在其披露的信息被公開之前離開了美國。十年后，他仍在流亡，而美國仍然希望根據嚴厲的反民主的《反間諜法》（Espionage Act）起訴他。

吉本斯認為，美國政府對斯諾登的不懈追捕表明，這個國家安全部門為了保密愿意走多遠，因此，理解斯諾登泄密事件的歷史本質至關重要。

當地時間2013年6月24日，俄羅斯莫斯科，謝列梅捷沃國際機場內的旅客通過網絡、報紙等關注斯諾登事件。

國家安全局負責收集信號情報、通信攔截和密碼破譯。縱觀其歷史，它曾協助聯邦調查局進行國內監視，為美國無人機計劃選擇法外處決的目標提供情報，監視美國在伊拉克的援助人員和記者，并監視外國官員以幫助美國政府推動伊拉克戰爭。

即使按照美國國家安全部門令人生畏的標準，國家安全局也格外熱衷于保密。一個廣為流傳的笑話是，該機構的首字母代表“沒有這樣的機構”（No Such Agency，縮寫也是NSA）。《反間諜法》、摧毀告密者的無情意志以及對新聞自由的徹底蔑視，使這種保密得以實現。這種厚重的保密面紗維持了幾十年，使斯諾登曝光的監控項目得以在不受民主監督的情況下運作，并使他的揭露變得更加重要。

吉本斯回顧了斯諾登泄密事件及其后續影響。他寫道，斯諾登泄密引發了一系列新聞爆料，直到2021年10月，仍有基于斯諾登檔案文件的新報道。斯諾登披露的信息涉及方方面面，從國內監控到對盟友的間諜活動，以及與外國合作伙伴（包括暴虐成性的以色列軍事組織8200部隊）令人不安的信息共享。

在美國引起最大轟動的斯諾登爆料涉及國內監控。首先曝光的是一份來自秘密的外國情報監視法庭的機密命令，該命令允許聯邦調查局要求弗萊森公司（Verizon）將所有美國人的通話記錄交給國家安全局。這些數據不包括通信內容，但它確實包括電話來自誰、打給誰、在什么時間打了多長時間。根據法庭的命令，弗萊森公司每天都要交出這些數據，而且法律禁止該公司向客戶或公眾披露這些信息。

這一命令令人震驚的原因有很多。首先，監視，包括外國監視，通常需要一個特定的目標。然而，聯邦調查局在沒有可識別目標的情況下，要求弗萊森公司交出數百萬人的大量信息，而國家安全局也得到了法律授權。其次，外國情報監視法庭和國家安全局一樣，應該專注于外國情報。然而，該命令只包括國內電話，不包括國外電話。

最后，該命令基于對《美國愛國者法案》（USA Patriot Act）一項已過期條款的秘密解釋。當該法案被提出時，該條款引起了巨大的爭議，因為公民自由主義者認為它將被用來跟蹤圖書館的圖書借閱情況。盡管遭到了激烈的反對，但沒有人相信它會被用于大量收集美國元數據。就連《愛國者法案》最初的一些支持者也感到震驚。

元數據收集項目被曝光后，國家安全局的另一個項目“棱鏡”（PRISM）也被曝光。與元數據收集項目不同的是，在“棱鏡”計劃中，國家安全局與微軟、谷歌、雅虎和美國在線等私營公司合作，獲取在線通信內容。雖然國家安全局存儲了這些通信，但向供應商提出請求的是聯邦調查局。

“棱鏡”就是所謂的“下游”（downstream）收集的一個例子，這種情況發生在國家安全局直接向谷歌等提供商索取信息之時。除了“棱鏡”計劃，國家安全局還從事所謂的“上游”（upstream）監視。在這種監視下，國家安全局直接進入互聯網的主干網，并復制所有通過的通信。

“棱鏡”和“上游”收集之所以成為可能，歸功于《外國情報監視法2008年修正案》（FISA Amendments Act of 2008）第702條，盡管該修正案將于今年年底到期。從理論講，根據第702條，國家安全局不被允許故意攔截美國人的通信。然而，在過去，國家安全局理應銷毀“偶然”收集到的此類通信信息，但現在它存儲了這些通信。雖然聯邦調查局和其他執法機構通常需要授權才能有意獲取這些信息，但他們聲稱，第四修正案的“后門搜查”（ backdoor search）例外允許他們檢查這些信息。

聯邦調查局的“后門搜查”一直是一個爭議不斷的話題。聯邦調查局利用外國情報數據庫搜索背景調查對象、犯罪受害者、“黑人的命也是命”抗議者、1月6日國會暴亂參與者，甚至在任國會議員的信息。盡管存在這些爭議，國會一再未能制定搜查令要求。

吉本斯認為，要充分理解斯諾登泄密事件的重要性，就必須了解國家安全局的歷史。該機構成立于1952年，但直到1975年才得到正式承認。向美國公眾披露這份文件，是參議院丘奇委員會（Church Committee）對美國情報機構濫用職權進行的里程碑式調查的一部分。

盡管國家安全局的知名度越來越高，但它仍在一個強大的武器——《反間諜法》的幫助下，嚴格保護自己的機密性。

在丘奇委員會的調查之后，聯邦通信委員會（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縮寫FCC）將嘗試對國家安全局攔截美國通信的行為展開自己的調查。參與該項目的通信運營商高管拒絕作證，聲稱他們參與調查將違反《反間諜法》。

1982年，國家安全局還利用《反間諜法》試圖阻止詹姆斯·班福德（The Puzzle Palace）出版《謎宮》（The Puzzle Palace）。也許沒有比班福德更了解國家安全局的專家了，他在1982年至2008年期間撰寫了關于該機構的三部曲。2014年，班福德透露，他曾在丘奇委員會的一次執行會議上秘密作證。作為一名海軍預備役軍人，他曾在國家安全局的一個攔截站工作，并意識到該機構對丘奇委員會撒謊。

在撰寫關于國家安全局的第一本書《謎宮》時，班福德根據《信息自由法》（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縮寫FOIA）的要求，獲得了司法部關于國家安全局犯罪行為的報告。盡管這份報告是由美國司法部合法交給班福德的，但國家安全局堅稱，司法部這樣做是錯誤的，因此班福德擁有這份報告是非法的。它希望班福德歸還這些文件，否則將根據《反間諜法》起訴他。

直到羅納德·里根當選總統，他在競選綱領中呼吁廢除《信息自由法》，并撤銷對國家安全狀況的檢查，這種不滿才得以平息。國家安全局再次堅稱，班福德持有或撰寫相關信息是非法的。根據吉米·卡特的一項行政命令，已解密的信息不能被重新加密。里根改變了方針，但新規定不能追溯適用于班福德。

即使按照里根時代的標準，國家安全局希望看到班福德被起訴也是荒謬的。但《反間諜法》仍將是壓制對國家安全局報道的有力工具。至少有五名政府內部人士因向媒體提供信息而被起訴，至少部分原因是他們分享了源自（或可能源自）國家安全局的文件。

即使該機構沒有贏得對舉報人的刑事指控，它也會找到其他方法來恐嚇他們。2004年，《紐約時報》記者詹姆斯·瑞森（James Risen）和埃里克·利希特布勞（Eric Lichtblau）從司法部律師托馬斯·譚（Thomas Thamm）那里得到了一條線報，得知了小布什時代的一個秘密間諜項目。但布什政府會見了《紐約時報》，并說服他們壓下瑞森的報道。當《紐約時報》得知瑞森將在一本書中發表這個故事時，由于害怕被自己的記者搶先報道，他們改變了計劃。這篇報道贏得了普利策獎。布什政府怒不可遏，并以《反間諜法》威脅瑞森。據稱，迪克·切尼（即理查德·布魯斯·切尼，時任美國副總統）本人希望看到他入獄。

政府沒有追查這名記者，但確實開始了對其消息來源的搜尋。聯邦調查局突襲了許多國家安全局舉報人和一名前國會工作人員的家，這些人都對國家安全局的行為提出了嚴重關切。他們開始瞄準托馬斯·德雷克（Thomas Drake），后者曾多次通過內部渠道對國家安全局的行為表示擔憂，這使他成為這場政治迫害的完美替罪羊。

雖然德雷克不是《紐約時報》這篇報道的消息來源，但他曾與《巴爾的摩太陽報》的一名記者分享過有關浪費、欺詐和虐待的非機密信息。五年后，奧巴馬政府根據《反間諜法》起訴德雷克未經授權保留國防信息。德雷克被指控保留的一份文件被標記為非機密，但政府辯稱這是一個錯誤，德雷克應該知道這一點。奧巴馬本人親自向“透明組織”（transparency groups）為政府對德雷克的迫害進行了辯護，但政府針對德雷克的間諜法指控在進入審判之前就完全失敗了。盡管如此，德雷克還是因為支付律師費而破產了。

在這種保密的外衣下，國家安全局建立了一個強大的間諜機構。斯諾登披露的項目只是國家安全局數十年來對美國人實施的間諜活動中特別令人震驚的例子。

吉本斯繼續向前追溯國家安全局的歷史。1952年，哈里·杜魯門總統根據一項絕密的總統指令創建了國家安全局，其目的是收集信號情報，包括攔截通信。這項任務導致了強大的電子竊聽能力的產生，如果不加以控制，這將是非常危險的。作為一個對外情報機構，國家安全局的內部政策最初限制該機構只能收集外國通訊。雖然這意味著國家安全局不能攔截純粹的國內通信，但它并未將這一禁令應用于美國公民與海外一方之間的通信。

中央情報局和聯邦調查局之間存在著激烈的官僚競爭，而聯邦調查局與國家安全局之間的關系則截然不同。J·埃德加·胡佛（J. Edgar Hoover，聯邦調查局創始人）和聯邦調查局也將在創建國家安全局第一個美國公民監視名單中發揮重要作用。古巴革命之后，美國對古巴實行禁運之前，胡佛要求提供有關古巴經濟的信息。他求助于國家安全局攔截那些仍在古巴做生意的美國公司的通訊。在美國和古巴之間更大的破裂之后，這種監視失去了最初的目的。但聯邦調查局開始向國家安全局轉發前往古巴的美國公民、居住在古巴的美國公民以及古巴間諜嫌疑人的名單，聯邦調查局希望國家安全局攔截這些人的通信。

這份觀察名單并不局限于美國對古巴的癡迷。1967年，聯邦調查局、司法部和陸軍部聯合成立了一個新的針對“公民騷亂”的單位。這個單位的一個關鍵目標是證明民權和反戰抗議活動不是美國公民對種族主義或越南戰爭的憎惡的結果，而是外國影響的產物。

那一年，美國陸軍情報助理參謀長威廉·亞伯勒（William Yarborough）將軍要求國家安全局交出它所獲得的任何顯示外國對黑人權力團體和“和平組織”影響的信息。亞伯勒并不是唯一一個向國家安全局提出要求的人。作為該計劃的一部分，胡佛向國家安全局提供了美國公民和組織的名單，以列入監視名單。在1971年寫給國家安全局局長的一封信中，胡佛請求國家安全局幫助證明“種族極端分子”受到外國的影響。在隨后的信件中，胡佛將一些具體的黑人活動家和組織的名字列入觀察名單，這些信件的主題都是“黑人民族主義者-種族問題”。國家安全局的另一個項目截獲了那些據信參與毒品走私的人員的通訊。

在此期間，最令人震驚的國家安全局項目是“三葉草”計劃（Project SHAMROCK）。從1945年開始，國家安全局與當時的三大電報公司達成了一項協議，其中兩家公司向國家安全局提供了幾乎所有國際電報的副本，第三家公司只向國家安全局提供部分電報。到20世紀70年代，國家安全局的分析師每月要閱讀15萬份電報。參議院的一項調查稱“三葉草”計劃是“有史以來影響美國人最大的政府監聽項目”。

國家安全部門也曾面臨改革壓力。吉本斯寫道，“水門事件”的余波和國家安全狀況的曝光，意味著保護公民自由的新限制得以實施。鑒于此前的“國家安全”監視、竊聽和闖入都是在沒有法庭命令的情況下進行的，國會頒布了《外國情報監視法》（Foreign 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Act，縮寫FISA），設立了一個秘密法庭，對外國情報進行竊聽，并在國內執法部門和對外情報部門之間豎起了一堵墻。

這些改革的結果好壞參半。有證據表明，國家安全局的改革起到了一些作用。例如，當聯邦調查局根據《外國代理人登記法》（the Foreign Agents Registration Act）調查杰西·杰克遜牧師（Reverend Jesse Jackson）時，它要求國家安全局提供杰克遜的信息。這個問題升級到司法部長親自試圖代表聯邦調查局說情的地步。然而，國家安全局的總法律顧問堅稱，這是禁止合作的事項，該機構立場堅定。法律顧問的理由是，聯邦調查局所要求的信息是用于刑事調查，而不是外國情報調查。

《巴爾的摩太陽報》1995年的一篇文章報道了美國公民被國家安全局監控的一系列情況。這篇文章詳細介紹了國家安全局特工如何把竊聽巴爾的摩-華盛頓地區的電話當成訓練。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前國家安全局雇員稱，在培訓期間，“我們會竊聽參議員、眾議員、政府機構，乃至家庭主婦和她們情人的對話。”

不過，最糟糕的還在后頭。

上世紀70年代的改革一實施，右翼就以打擊恐怖主義的名義主張取消改革。盡管在接下來的幾十年里，它對改革百般攻擊，然而直到“9·11”恐怖襲擊營造了一種政治氛圍，它才得以獲得最大限度的讓步。

最臭名昭著的反改革措施是《美國愛國者法案》的通過，該法案擴大了《外國情報監視法》和其他外國監視法律授權的監視范圍。然而，在《愛國者法案》通過前幾周，小布什批準了一項秘密監視計劃。作為該計劃的一部分，國家安全局被授權在沒有搜查令的情況下監聽美國公民的電話通話。該計劃是基于對總統固有行政權力的泛化解讀。雖然國會可能會批準布什政府想要的任何間諜活動，但對強硬派而言，行政權力的主張本身就是對“水門事件”后施加限制的報復。

民意調查顯示，如果小布什非法竊聽美國公民，有相當比例的美國人支持彈劾他，他確實這樣做了。但當民主黨在2006年控制參眾兩院時，他們把彈劾這位美國歷史上最不受歡迎、罪行累累的總統之一的可能性排除了。相反，他們通過了《外國情報監聽法2008年修正案》，該法案在沒有司法監督的情況下擴大了監聽范圍，并為參與布什政府非法監聽的電信公司提供了豁免權。這樣一來，他們就為斯諾登最終曝光的監控活動埋下了伏筆。

在文章的最后一部分，吉本斯關注了泄密事件后斯諾登的遭遇。他寫道，斯諾登通過在美國境外尋求庇護，逃脫了根據《反間諜法》的起訴。他敏銳地意識到托馬斯·德雷克的命運，這影響了他出國的決定。在成為本世紀一些最重大的國內監控事件的舉報人后，維基解密挺身而出，幫助斯諾登尋求庇護。

盡管斯諾登最終來到了俄羅斯，然而這并非他的本意。國家安全局前副局長克里斯·英格利斯（Chris Inglis）表示，斯諾登的意圖是去拉丁美洲，并指出，為了把他帶到目的地，“他非常努力，他的律師也非常努力”。英格利斯說:“我無法想象他的計劃是抵達莫斯科，然后處于實際上的隔離狀態。”

從香港到拉丁美洲沒有直飛航班。在莫斯科停留期間，美國取消了他的護照，并向古巴施壓，要求不允許斯諾登途經哈瓦那。(一些記者認為古巴是他的下一個目的地，于是登上了飛往哈瓦那的飛機。)時任美國副總統喬·拜登親自致電厄瓜多爾總統拉斐爾·科雷亞（Rafael Correa）并施壓，后者曾為朱利安·阿桑奇（Julian Assange）提供庇護，拜登的目的是防止科雷亞對斯諾登采取同樣的措施。盡管厄瓜多爾曾給予斯諾登安全通行證件，但他們隨后撤銷了該證件，稱這是一個錯誤。

阿桑奇認為美國政府正在監聽他的通訊，因此他在公開線路上向美國律師謊稱斯諾登將與時任玻利維亞總統埃沃·莫拉萊斯（Evo Morales）一起前往該國。為了證明阿桑奇是對的，美國及其歐洲附庸在一次戲劇性的帝國主義行動中，迫使莫拉萊斯的飛機從空中降落。

斯諾登雖然逃離了國家安全局的控制，但卻被成功地困在了俄羅斯。

吉本斯最后寫道，對斯諾登的戲劇性和報復性反應表明，美國政府將在多大程度上讓公眾保持對國家安全部門的陰謀一無所知。這種保密是為了保護一個非法的、影響深遠的監視項目——一個國家安全局幾十年來一直在培育的項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