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18世紀江南的徽州鹽商如何編織他們的奢華之網？旅美學者吳玉廉新近出版中譯本《奢華之網：十八世紀的徽州鹽商、社會階層和經世之道》（以下簡稱《奢華之網》）給出了別開生面的答案。

《奢華之網：十八世紀的徽州鹽商、社會階層和經世之道》

最初吸引吳玉廉的是徽州歙縣村落之間田野之中一座座精美的牌坊，當視線轉向這些牌坊的主人鹽商，更多的奢華之物被她“看”到。她將這些奢華之物放進宮廷與江南、鹽政與鹽商、鹽商與皇帝、鹽商與士紳等經緯中，條分縷析徽州鹽商的編織之術，一張交織著18世紀中國最富有的商人、士紳乃至最有權勢的皇帝的奢華之網呈現在讀者面前。

《奢華之網》引言有近四十頁，作者梳理多條學術史脈絡，綜述西方史學和漢學相關前沿成果。第一條學術史脈絡是“物與人”互動、“讓物活起來的人類的交易和計算”的歷史學、人類學等多學科交融的新文化、新藝術史研究，作者受此啟發研究徽州鹽商與奢華之物的動態互動。第二條學術史脈絡是將明清中國商人描述為渴望成為文人精英的士商階層談判的研究范式，作者批判這一范式忽略了商人在士商競爭之外所具有的“證明、理解和愉悅自己的可能性”。第三條學術史脈絡是新清史轉向和江南鹽業專賣制度研究，作者批判以往的研究沒有關注朝廷和江南鹽商的聯系如何運作和構建，忽視了商人的角色和他們的聲音。第四條學術史脈絡是16至18世紀商人的奢侈品消費研究，重點評述明代藝術社會史研究、西方近代早期的物質文化研究，作者認為18世紀清朝消費型社會研究還未引起足夠的關注。作者試圖打破傳統商人研究和物質文化研究畛域，通過考察徽州鹽商編織的奢華之網對18世紀盛清社會提出新解。

貫穿全書的線索就是鹽商的編織之術，或者說，是奢華之物的編織權術。定宜莊和梅爾清（Tobie Meyer-Fong）分別撰寫的序值得推薦，呈現了閱讀本書的不同視角，有助于理解本書的旨趣。全書三部分共五章，分別從清廷與江南鹽商、尋物江南和造物徽州等三個部分，探討徽州鹽商如何由旗人鹽政、總商制催生而來，如何在江南為清廷置辦貢物、如何為皇帝和為自己收藏、如何構建宗族、節孝物質文化等五個論題。

第一章討論江南鹽商如何利用兩淮、兩浙鹽區的旗人鹽政、總商制兩項新政策建立與清廷的聯系。清朝兩淮、兩浙鹽區食鹽專賣制度上承自明后期專商世襲賣引綱法，綱法制給予鹽商在特定行鹽區的銷售壟斷權，從而形成新的政商關系。清朝兩淮鹽區淮南分區的鹽商以揚州為中心，向朝廷每年提供全國占比28%-35%的鹽稅，鹽利最為豐厚。作者引用楊久誼等學者的觀點，指出“引窩”制是揚州鹽商崛起的關鍵原因。清代兩淮總商多為明后期富有囤戶的后裔，總商的鹽務被視為公務，是鹽政的左右手?？偵潭鄟碜曰罩莸撵h，特別是歙西的一些村莊。作者分析乾隆朝兩淮總商江春個案，江春深受乾隆帝青睞，他的家族與其他鹽商家族聯姻，捐輸乾隆帝平定金川等軍費，斥巨資接待巡幸江南的乾隆帝，由此獲得朝廷嘉獎和豐厚的鹽利。盡管部分兩浙鹽商身份不太明了，仍然可找到大部分居住在杭州的兩浙總商來自歙縣。清廷任命旗人尤其是包衣為鹽政官員，將皇帝個人網絡植入兩淮、兩浙鹽政制度，而鹽商正是利用這項新政策，巧妙地與鹽政官員、清廷兩方面建立聯系。作者利用內務府檔案中江菼和喀通阿一案犯罪供詞材料，分析乾隆初期鹽商與內務府、官員的關系網絡，內務府深度介入總商任命，而總商須與鹽政保持良好關系，總商、鹽政、內務府三者達成平衡的背后是家庭、師生、同僚關系的運作。作者梳理復雜的政商關系網絡，為后四章徽州鹽商與奢華之物互動的論題提供制度背景。

第二章討論徽州鹽商如何在江南為宮廷置辦貢物。江南是宮廷貢物的主要來源地之一。兩淮鹽政是宮廷指定的辦貢人，揚州鹽商則是置辦貢物的具體承辦人。玉貢一案表明總商江春與新疆玉石買賣商人、揚州玉石古玩商人的密切聯系。除了買賣貢物的商人和工匠，鹽商還廣泛結交擅長評估古董的鑒賞家，并為潛在貢物建立倉庫，徽州鹽商為辦貢設計了一套基于私誼、行之有效的系統。乾隆朝揚州鹽政李質穎為長春園蘊真齋所制內檐裝修個案表明宮廷奢侈物品的生產同樣由內務府、鹽政和鹽商合作完成。朱批奏折顯示皇帝、內務府通過溝通機制監督并嚴格控制宮室裝修過程，鹽商也是這一過程的實際監督者?！端膸烊珪肪幾霝辂}商提供了一個特殊辦差的機會。江南藏書家享有盛譽，乾隆帝通過鹽政和總商在揚州尋找書籍，他在諭旨中明確提到“因親及友，廣為訪借”之法，鹽政李質穎挑選了8名總商來完成這項工作。置辦貢物和貢物制作的活計通常屬于宮廷常規預算，鹽政主動進貢也應由他們自己的俸祿承擔，然而實際上總商常常自掏腰包采購貢品、為活計買單，他們不僅想贏得皇帝的青睞，也能從中獲得經濟利益。通過置辦貢物，徽州鹽商的藝術品味影響了乾隆朝宮廷的藝術品味，從而發生朝廷與江南奢華藝術品味的互動。

汪氏小苑，揚州保存較好的清末民初鹽商住宅

第三章聚焦于兩浙徽州鹽商汪啟淑的收藏，討論鹽商如何為皇帝和為自己從事書籍、書法、繪畫等文化藝術品收藏。作者認為18世紀商人熱衷收藏并不是以模仿文化精英為唯一動機。明末奢侈品消費的熱潮帶動了收藏文化，培養了學者和商人的文化藝術品味，“品味”開始作為衡量社會地位的指標。18世紀乾隆帝對收藏的熱情促進了收藏文化蓬勃發展，“收藏家”逐漸成為新的社會類別，收藏對象也從書籍、繪畫、書法擴大到多樣材質藏品，考據學推動了收藏品學術研究。江南一些徽州鹽商因其收藏享譽全國。馬氏、黃氏、程氏、鮑氏、汪氏等等徽州巨室的藏品贏得鑒賞家津津稱道。鹽商的收藏部分充當潛在貢物的儲備，當然他們也從對皇家收藏的貢獻中獲得好處。鹽商的私人藏品與宮廷藏品連接起來，提升了鹽商收藏家和鑒賞家聲譽。鮑廷博在家中設賜書堂、汪啟淑在家鄉修建御書樓，公開展示自己與帝王的關系，得到包括朝廷官員在內的士人精英的認可。汪啟淑通過珍本藏書維持與紀昀的私交，就是一個很有代表性的例子。汪啟淑還以收藏印章聞名。他癡迷印章、編纂印譜，精心構建了印章收藏家的社會形象。海量的印章收藏與考據、出版印章目錄、印譜，使汪啟淑巧妙地擺脫玩物喪志的負面收藏家形象，構建了正當的、以金石學研究為目的印章收藏家身份，贏得了士人精英的認同。

第四章和第五章以物的視角討論徽州鹽商的宗族禮儀建構。第四章又以《清代徽州商人鮑氏的奢華義舉與社交網絡》為題發表在《古典文獻研究》第二十一輯（2018年）。盡管前人對徽州宗族制度有較多研究，但由商人資助的宗族工程表現在物的形式和形成過程上缺乏細節性研究，對其特定效用和社會影響也缺乏探究。第四章通過棠樾鮑氏宗族義舉所衍生的實物，分析族譜、祠堂以及義田碑及其衍生品的制作過程，指出鹽商與宗族相關的義舉實質是能為道義所接受的奢侈消費。總商鮑志道斥巨資重修家鄉的祠堂，重金邀請著名畫家、石刻師為祠堂作畫、制作石碑；選擇優質材料并聘請著名刻工制作鮑氏支譜；圍繞捐贈義田的義舉邀請著名學者撰文，并請大書法家謄抄，衍生出一批以鮑氏義田為題的文章、書法作品。第五章重點分析徽州鹽商修建的貞節牌坊，討論鹽商宗族節孝禮儀的物化過程。鹽商修建貞節牌坊，宣傳其道德名聲與商業財富，當地村民與這些牌坊互動，使鹽商在家鄉維持了家族和諧和社會秩序。相對其他各章豐富的歷史文獻，本章資料主要來自于作者田野調查和口述訪談所獲，體現作者“回到歷史現場”的研究特色。通過第四、五章的討論，作者富有創見性地指出鹽商的宗族禮儀建構是在一個聯絡了高官鴻儒、江南名師名匠的跨區域社交網絡中進行，盛清的徽州鹽商巧妙地編織了這張網并生活其中。

本書首版為英文版，作者也是以西方漢學和史學界同仁為主要閱讀對象，中譯本的個別術語讀來不免有隔膜之感。如“士商社會階層談判的傳統分析范式”的英文表述在海外漢學的背景下容易理解，譯成中文則較為生硬，如以“賈而好儒”“富而好禮”來討論鹽商的策略（參見王振忠的研究），相信中文讀者閱讀體驗會更順暢。

廣州鳥瞰圖（乾隆時期彩繪）

《奢華之網》展現了18世紀江南徽州鹽商編織的奢華之網，讀者若將視線轉移到嶺南，會發現廣州的商人們繪制了另一幅大相異趣的奢華之物畫卷。18至19世紀，廣州新城和西關、河南島一帶居住著洋、鹽大商人。梁嘉彬先生廣東十三行研究最早讓世人了解一群生活在廣州專擅對外貿易的行商，他們的貢物模式頗似徽州鹽商，通過海關監督與內務府、皇帝建立了聯系，自鳴鐘、象牙雕等奢華貢物大多出自這些行商。或許與他們的行業有關，行商們在“賈而好儒”“富而好禮”方面沒有鹽商那么熱衷。他們的海外網絡與國內網絡似乎同樣重要，因此精心準備貢品的同時，也創造了從平價到奢華無所不包的外銷藝術商品。近年研究表明，廣州大鹽商的活躍遲于徽州鹽商。清代廣州鹽商多來自督撫、鹽運使身邊的幕僚、家人，幕僚也多來自江浙地區，呈現出兩廣鹽政的“江浙現象”。18世紀康熙朝官帑收鹽、乾隆朝改埠歸綱系列鹽政改革，乾嘉之際大鹽商們登上廣州歷史舞臺，始稱總商。嘉道時期兩廣鹽區總商經營份額占比約75%。著名的總商聚居于廣州新城高第街、濠畔街，與賣麻街的總督署毗鄰，也與西關聚居的行商們毗鄰，構成洋、鹽商毗鄰共處的廣州城市空間特色。廣州鹽商亦“賈而好儒”“富而好禮”。晚清梁廷枏盛贊梁、許、金、孔等總商家族科舉之風：“近日文風翔盛，每秋試發榜，泥金報帖幾滿門墻。其中懋遷子弟十之三。總商中如梁家香浦孝廉衣缽傳家，諸郞既聯步木天，余亦翩翩白袷。許賓衢員外則少年科第，踴躍從公，詞賦一門，步武者方將踵接。余如金家群季桂續芹香，孔氏門庭梓承喬蔭，是皆席先世之業”。19世紀廣州鹽商在珠江邊修建名園名館，作為他們與高官、名士交往應酬之地。天字碼頭附近的太平沙總商別墅云集，已知有許氏袖海樓、孔氏岳雪樓、煙滸樓、梁氏遂初樓等，督撫、士紳們登臨名樓“俯瞰珠江”“弦詩讀畫”。鹽商的名園別館也以珍藏善本、名碑名帖著名?？资显姥?、煙滸樓專藏宋元珍本、明清善本。集洋、鹽商于一身的潘仕成海山仙館所藏金石古籍、古帖古畫海內知名，號稱“粵東第一”。18、19世紀廣州的洋、鹽商人與18世紀江南的徽州鹽商交相輝映，在清朝物質文化畫卷中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