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名作欣賞》雜志第2期發表了余光中先生的《論朱自清的散文》，文中羅列了朱自清先生散文中的種種“敗筆”，其中涉及《荷塘月色》一文的批評最多。

余光中先生認為，此文的“譬喻大半泛浮，輕易，陰柔，在想像上都不出色”， “好用女性意象”，是“意戀”，“甚至流于‘意淫’”，就連朱自清“賞月不帶太太”也遭到了他的質疑。

在這篇文章中，余光中先生寫道：“用異性的聯想來影射風景，有時失卻控制，甚至流于‘意淫’……這種筆法……也許在朱自清當時算是一大‘解放’，一小‘突破’，今日讀來，卻嫌它庸俗而膚淺，令人有點難為情。”

在余光中先生看來，“朱自清散文的滑稽與矛盾就在這里：滿紙取喻不是舞女便是歌姝，一旦面臨實際的歌妓，卻又手足無措；足見眾多女性的意象，不是機械化的美感反應，便是壓抑了的欲望之浮現。”

然而事實的確如此嗎？難道余光中筆下庸俗而膚淺的欲望流露，便是《荷塘月色》一文中朱自清“這幾天心里頗不寧靜”的真相？

向上滑動查看《荷塘月色》

圖片來自人教版高中語文課本

在北京大學中文系商金林教授所著的《中國現代作家的讀解與欣賞》一書中，有一篇名為《名作自有尊嚴——有關〈荷塘月色〉的若干史料與評析》的文章，便對余光中的觀點展開了有力的批駁。

//

01 “最犀利的藝術見解”

實際上，與余光中持同樣立場的人不在少數。

北京大學的高遠東教授也在《〈荷塘月色〉一個精神分析的文本》一文中將朱自清書寫《荷塘月色》的動因歸結為愛欲的騷動，認為導致朱自清“心緒不寧的真正原因”，是“滿月時分的生命的一種‘沒來由的盲動’”。

文章援引的是西方性心理學家的理論，認為滿月時分，人的生理欲望最強烈，有一種“生命的盲動”；“滿月的光'會與人的“精神變異發生關系”。朱自清正是受了滿月之下的“性驅力”的影響，才描繪出了荷塘月色下的愛欲景觀。

由于文中的多數比喻都與女性——尤其是戀愛中的女性有關，因此，在高遠東看來，朱自清是在這個愛欲境界中“通過自然景物表達對異性的愛慕”，甚至“那些關涉女性的愛欲形象”才是本體。

高遠東對于《荷塘月色》的結尾部分也有一番解讀。他認為，朱自清在結尾之所以引用南朝樂府民歌《西洲曲》——一首以“采蓮”隱喻男女愛情、寄托一個女子思念所愛男子的情歌，也有其深意所在：

“‘采蓮南塘秋，蓮花過人頭；低頭弄蓮子，蓮子清如水。’但掀開這冰山的一角，能發現作者含蓄地省略的重要內容：‘置蓮懷袖中，蓮心徹底紅；憶郎郎不至，出門采紅蓮。’”

在他看來，朱自清以這首情歌作結，才塑造完全了這個從自然景致到文化習俗的愛欲境界。而讀者在讀懂這一愛欲境界的基礎上，才能理解朱自清為什么不帶夫人出門、樂于獨處，為什么會在這片荷香月色中感到寂寞，為什么會產生“到底惦著江南了”的思念情緒，等等。

商金林教授并不贊成余光中與高遠東的解讀方式。盡管他也認同月亮盈虧是會對人有一定影響，但是對“性驅力”一說卻持懷疑態度。

商金林認為，要想把握朱自清在荷塘月色之景中真正的“心路歷程”，需要回到他所處的時代，全面了解朱自清當時的生活現狀和時代變幻莫測的雷電風云。

//

02

“心里是一團亂麻，也可說是一團火”

想要了解那時的朱自清，首先要弄明白這篇文章的寫作時間與環境時局。

《荷塘月色》刊登在1927年7月10日出版的第18卷第7號《小說月報》上。這一期《小說月報》有些與眾不同，它是主編葉圣陶在“四·一二”事件后為挽救新文學的“衰頹”而籌劃的“創作專號”，他呼吁作家們“提起你的筆，來寫這不尋常的時代里的生活！”

作為被葉圣陶約來的文章，《荷塘月色》也理應被解讀為是朱自清對“寫這不尋常的時代里的生活”的呼應，所謂的“不尋常的時代”也可以被理解為“四·一二”事件后動蕩的時代。

因此，《荷塘月色》開篇的一句“這幾天心里頗不寧靜”中的“這幾天”這一寬泛的時間概念大概所指的也應當是“四·一二”事件之后。這段時間，大屠殺的腥風血雨使朱自清的心靈受到煎熬。

6月5日，因為國內政局不穩，清華學校校方接受了學生們的要求，提前放了暑假。人清閑了，心卻被時局揪得更緊，尤其是在夜深人靜的時候。

今晚月色好，朱自清心想：平常“陰森森的，有些怕人”的荷塘，“總該另有一番樣子吧”。于是，為了排解心里的苦悶和憂慮，朱自清來到了“日日走過的荷塘”。

其實，那晚的月光并不皎潔瑩澈，天上“有一層淡淡的云，所以不能朗照”，荷塘四周并不是清輝遍灑，而是斑駁朦朧。如此一來，高遠東所論述的“‘月光’的誘引和提升作用”又從何談起呢？

實際上，留心閱讀朱自清的相關文章便不難發現，“四·一二”帶來的劇烈變動，引起了他思想的極度彷徨與苦悶。

眾所周知，朱自清自從1920年5月在北京大學哲學系畢業后，一直在江浙一帶的中學和師范執教，在此期間結識了葉圣陶、鄭振鐸、沈雁冰、胡愈之、鄧中夏等友人。

任教過程中最美好的時光莫過于在白馬湖春暉中學。在那里，他與夏丏尊、豐子愷、朱光潛等作家比鄰而居，朝夕相處，宛如一家人。

多年的執教經歷、與友人共處的美好時光，使朱自清與“南方”情誼深厚。然而， “四·一二”后的“南方”卻讓朱自清深深牽掛、寢食難安。

1927年4月18日，南京國民政府通過“清黨”決議，大江南北，一片腥風血雨。朱自清的“南方”好友中許多置身險境，或遭搜捕，或被通緝，鄧中夏等人更是直接失去了與朱自清的聯系，這讓朱自清壓抑得氣都喘不過來。

友人遇險，朱自清自己的處境也不并不好過。

1927年1月，因受友人推薦，朱自清從白馬湖搬家到北京，前往北京清華學校擔任國文系教授一職。那時，國文系教授最受壓迫，待遇遠不如其他系別，“買書分不到錢，行政說不上話”。

上任沒多久，朱自清又趕上了“四·一二”，初到清華的他與清華的教授們交往不深，在這動亂的時局中沒有什么可以交心的朋友，內心的憂愁更是無法排遣。

社會動蕩，朋友失聯；初來乍到，人地兩生——朱自清陷入了苦悶的深淵。

1927年9月27日，朱自清形容自己“心里是一團亂麻，也可說是一團火”。這才是他寫《荷塘月色》時真實的心境，并不是高遠東所說的那種滿月時分“生命的盲動”。

//

03

“我的女人永遠是那么一個”

要回答余光中和高遠東所提出的朱自清賞月“為何不帶太太”之問，其實只需要讀一讀朱自清的《給亡婦》就可以了。

1917年12月15日，朱自清和妻子武鐘謙成婚，兩人共育有三子三女。1927年1月，朱自清準備從白馬湖動身，他將長子和次女交由祖母帶回揚州，自己帶著妻子和長女（1921年5月8日生）、次子（1925年5月31日生）兩個孩子前往北京。

因為朱自清與武鐘謙的第三個女兒出生于1928年1月11日，所以可以初步推測，朱自清賞荷塘月色、寫《荷塘月色》的時候，妻子很可能正懷有身孕，不便與丈夫同往。即便妻子的健康情況允許，但家中尚且還有兩個年幼的孩子需要人看護，妻子同樣也不方便與朱自清一起散步觀景。

實際上，朱自清與武鐘謙感情十分深厚。朱自清曾經說過“即使在別人想來最風華的少年時代”，“我的女人永遠是那么一個”。

即使是在武鐘謙去世之后，朱自清對她的懷戀也從未間斷過。

武鐘謙去世兩年半后，1932年，朱自清和陳竹隱結婚。新婚不過兩個多月，朱自清便寫著《給亡婦》，在文中深情地回憶了武鐘謙生前全身心地照料他和孩子的種種往事，語言質樸，情深意長。

文中，朱自清以他和陳竹隱兩個人的名義鄭重地告慰已逝的武鐘謙：“五個孩子都好，我們一定盡心教養他們，讓他們對得起死了的母親——你！謙，好好兒放心安睡吧，你。”這是一個極其莊重的承諾。

篇中感人最深的話語莫過于此：“我也只信得過你一個人，有些話我只和你一個人說，因為世界上只你一個人真關心我，真同情我。你不但為我吃苦，更為我分苦；我之有我現在的精神，大半是你給我培養著的。” 朱自清對亡妻的感念之情正是如此深厚。

1930年，朱自清寫作《重過清華園西院》，詩中回憶武鐘謙，“三年于此住，歷歷總堪悲。深淺持家計，恩勤育眾兒”“相從十余載，耿耿一心存” 。同年的《除夕書感》，字里行間也都在懷念亡妻：“孤棲今似客，長恨不如人”，“獨坐縈千慮，剎那成古今”。

1933年8月31日，朱自清的日記里寫自己送長子讀中學，夜晚歸來時“見采芷（朱自清與武鐘謙的長女）已入睡，追念亡人，殊覺愴然”。

1933年冬季，武鐘謙逝世四周年前夕，朱自清又寫了散文《冬天》，回憶在浙江山城臺州過的那一個嚴冬，外面“天地空空”，一片寂寥，而小家庭則充滿溫馨，妻子給了他無限滿足。結尾處是這么寫的：

“那時是民國十年，妻剛從家里出來，滿自在。現在她死了快四年了，我卻還老記著她那微笑的影子。無論怎么冷，大風大雪，想到這些，我心上總是溫暖的。”

朱自清對妻子忠貞不二，兩人感情真摯，情真意切。余光中與高遠東卻僅僅因為妻子沒有與朱自清同游荷塘，就將朱自清在《荷塘月色》中的月下獨處解讀為“生命的盲動”“騷動”，這種理解純屬過度闡釋，有違真實。

//

04

“女性美”不等同于“愛欲景觀”

朱自清寫《荷塘月色》時也才不過三十歲，還很年輕，那又是一個倡導“解放”的年代，作品中免不了會有一些青春氣息。

朱自清喜歡欣賞“女性美”，這一點頗遭研究者詬病。但實際上，朱自清欣賞的“女性美”并非如高遠東所說，是一種“愛欲景觀”。朱自清的欣賞女性“是歡喜而決不是戀愛”，不是研究者所認指的與“作者生命動力的‘性驅力’有關”，不是所謂的“意淫”和“花心”。

在散文《女人》中，朱自清借主人公之口表達了自己的觀點：

我們又何能排斥那‘體態的美’呢？所以我以為只須將女人的藝術的一面作為藝術而鑒賞它，與鑒賞其他優美的自然一樣；藝術與自然是“非人格”的，當然便說不上‘蔑視’與否……藝術的女人，是的，藝術的女人！我們要用驚異的眼去看她，那是一種奇跡！

朱自清欣賞女性美，完全是“出于美感”，是“好色而不淫”。我們非但不應該指責、批評他，反而要欣賞他的率真，不做作，不偽飾，沒有通常的所謂“正人君子”的惡習——正如舒蕪在《異端小尼姑與儒家阿Q》所說，“愈是莊言正論”的“正人君子“，愈是會在關于女人的場合“流露出可憎可鄙可怕的性玩弄性禁忌性歧視性凌虐性專制的思想來”。

實際上，當年欣賞“女性美”的也并非只有朱自清“這一個”，而是有“一批人”，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也是一種新的風尚和思潮。

林語堂推崇的“享受人生”的“近情哲學”認為，“能夠了解女人的嫵媚而不流于粗鄙，能夠酷愛人生而不過度”，是中國思想上最崇高的理想，只有這樣才能產生“自由的意識，放浪的愛好，與他的傲骨和淡漠的態度。一個人只有具著這種自由的意識和淡漠的態度，結果才能深切地熱烈地享受人生的樂趣”。

李金發也提出要崇拜女性美，他在《女性美》一文中說：“能夠崇拜女性美的人，是有生命統一之愉快的人。能崇拜女性美的社會，就是較進化的社會。中國社會之枯燥無味，就是因少女性美的崇拜。女子所以無社會地位，受壓迫，亦是無女性美崇拜的緣故。你們想解放女子，只要崇拜女性美，則一切問題自然解決。”

在漫長的封建社會中，“男子不認女子的人格”，所謂“婦人無貴賤”。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無論是欣賞還是崇拜女性美都是富有現代意義的。欣賞女性美，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美的發現”，是創作“人生化”的文學和“美”的文學的一個源泉。

原標題：《《荷塘月色》的“敗筆”背后，朱自清心里“頗不寧靜”的真相》

閱讀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