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日本在亞洲各地設置了多個集中營，拘押了13萬余名在亞洲生活的盟國僑民，其中包括大量女性和兒童。英文學界雖然已關注到這些被拘的平民，但大多將他們視為一個整體，忽視了平民間性別、年齡、家庭角色和社會分工的差異，模糊了不同群體在集中營內的生存狀態和生活感受。其中，少部分研究討論了香港、東南亞和南太平洋等地集中營內的女性，對中國內陸被拘押的盟國女性關注較少。實際上，由于日方沒有統一的俘虜管理體系，盟僑在各集中營的生存環境因時、因地而異，女性面臨的困境及應對方式也各有不同。因此，有必要進一步深化個案研究，更全面深入地認識各個集中營的運行狀況，特別是女性對集中營僑民生存狀況的影響。

自1943年3月至1945年8月戰爭結束，日本華北方面軍占領區內2000余名盟國僑民被集中拘押于山東濰縣樂道院，簡稱“濰縣盟僑集中營”，這是日軍在華北設立的規模最大的外僑集中營。與上海浦東、香港赤柱等集中營相比，濰縣集中營的僑民構成較為特殊，成年女性數量過半，包括近400位與家人同住的家庭主婦和300余位女性傳教士，其中100余位是教師和醫護人員。相比于營內的男性僑民，女性留下了更多反映其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的日記、回憶錄以及食譜、繪畫等資料。據此，本文將分析女性如何應對各種困難，在集中營內照料家庭，參與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展示她們如何致力于將集中營生活“正常化”，同時，本文亦關注她們的精神世界以及她們如何通過書寫緩解壓力，保持士氣。

濰縣盟國僑民集中營

集中營內的飲食起居

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日方將與其交戰的國家定義為“敵國”，生活在亞洲境內“敵國”國籍的僑民被迫登記身份、財產，人身自由受到限制，甚至遭受監視、審訊。1942年10月，日方決議將在華敵對國民集中拘押。之后，日方將倉庫、學校、監獄、傳教站等公共設施改造成“敵國人集団生活所”（Civil Assembly Centre），中文稱“盟國僑民集中營”，將各地盟僑集中拘押。1943年3月20—30日，華北各地的僑民陸續被轉移到濰縣集中營關押。

濰縣集中營前身是美北長老會建造的傳教站，中文稱“樂道院”，始建于1883年，1900年因義和團運動被毀，之后進行了大規模重建，至1941年，已有醫院、教堂、學校、住宅等70余棟建筑。珍珠港事件爆發次日，日軍進駐樂道院，驅逐了中國病患與學生，軟禁了外籍人員。1942年6月，日軍將樂道院全部清空。根據《關于在華敵國人等集體生活（草案）》，集團生活所的選址原則為能容納大量人員且能與外界完全隔離。10月，考慮到樂道院大約可拘禁1500人，空間布局符合拘禁需求，日方將樂道院改造為關押盟國僑民的集中營。

濰縣“樂道院”

在濰縣集中營內，日方設1名所長（日文稱“所長”，英文稱“Camp Commandant”）、5名事務官（日文稱“事務官”，英文稱“Heads of department”）、3名監理課長（日文稱“監理課長”，英文稱“Police Officer”），有監督和最高決策權，另有30—40名警衛負責警戒，防范僑民在營內的“越軌”行為、與外界聯系或出逃等。為節約管理成本，日方要求僑民內部選舉成立飲食、住宿、勞動、教育、醫療等委員會，實行一定程度的自治。各委員會向不同的事務官負責，接受后者的管理和監督。營內作息時間由日方嚴格控制，僑民需要在固定的時間起床、點名、用餐、勞動和就寢。維持集中營日常運轉的體力工作均由僑民承擔，包括準備食物、清洗衣物、抽水、制作燃料、清運垃圾等，即使是耄耋老人和童稚少年，也必須承擔一定的勞動。

對在華僑民而言，承擔體力勞動本身即是一種懲罰。戰前，僑民享有較高的生活水準。在城市生活的僑民家庭擁有多位負責飲食就餐、灑掃清潔等家庭事務的仆人或短工；在內地鄉村工作的傳教士家庭，也會雇傭照顧嬰兒的保姆、專職廚師和管家女仆。進入集中營后，所有體力勞動必須由僑民獨自完成，其中，女性承擔了過去仆人的工作，負責廚房和清洗等事務。

集中營內共有4個集體廚房，除醫院特供廚房外，每個廚房供應400—800人的用餐，女性廣泛參與到儲藏、備菜、烹調、就餐分配與炊具清洗等工作中。因就餐人數較多且缺乏相應的炊事用具，廚房工作較平時更為困難。僅以備菜環節為例，每個廚房有15—20名女性從事備菜工作，她們需要長時間站立以處理大量食材，每天勞動結束時已是筋疲力盡。在清洗工作中，女性主要負責廚房的炊具與餐具、醫院的床單被褥、教堂祭臺桌布的清洗和晾曬。由于供應的肥皂一般用于個人清潔，留給洗衣房的肥皂極少，負責清洗的女性只得代之以大力揉搓，手指變得紅腫、粗糙，冬季則受到凍瘡的折磨。因人手不足，部分女性需要參與多項工作。來自英國的瑪麗·斯科特（Mary Scott）在回憶錄中寫道，她因為同時負責宿舍委員會和清洗廚房的工作，不得不在凌晨四點半開始忙碌，尤為辛苦。

僑民不僅要承擔繁重的體力勞動，還需要應對膳食匱乏等問題。戰前，在華僑民延續了其故鄉的生活方式，包括飲食結構、烹調習慣等。被拘押的少女喬伊斯（Joyce Bradbury）回憶，在青島生活時，一般由母親外出購買新鮮食材，交由雇傭的中國廚師打理，肉、蛋、奶類是三餐熱量和營養所需重要來源，另有精心制作的面包和甜品。對他們而言，進入集中營意味著飲食習慣被迫改變。根據日方的工作報告，濰縣營內飲食供應實行“配給制”，每月經費和供給總量不得超出預算，所謂的“供應目標”是使僑民所得的熱量“僅可以維持最低限度的健康”。桂美德（Martha M. Kramer）是燕京大學營養學教師，1943年3月被拘押到濰縣，同年9月被交換返回美國。她以1943年5—8月集中營的膳食供應為樣本進行分析后指出，面粉提供的熱量占比超過60%。1943年7月，瑞士駐山東代表埃格（V. E. Egger）訪問濰縣集中營，他在報告中提到，考慮到僑民需要從事大量繁重的體力勞動，供給的飲食難以滿足其熱量需求。

從飲食結構看，蛋白質供應量少且不穩定，據被拘者的日記，營內曾經連續十天甚至兩周沒有肉食，與戰前的飲食結構相比，營養來源極為有限。牛奶僅供應病患與4歲以下的兒童，12天內人均牛奶供應總和僅為100毫升。食品匱乏導致僑民營養不良、身體虛弱，甚至留下長久的后遺癥。兒童的體重減輕，肋骨清晰可見，正值發育期的少女出現了閉經問題，低血壓患者增多，甚至有部分成年人出現暈厥。30歲的赫芙（Elizabeth Huff）入營后身體素質越來越差，離營時體重已不足45公斤。

為彌補食物的匱乏，僑民與營外的當地村民開辟了“黑市”貿易，雙方在熄燈后隔著圍墻進行交易，僑民向村民購買雞蛋、砂糖、小米、果醬、花生油等食物。與丈夫一同被拘押的英國人莉蓮·凱西（Lilian Casey）逐件賣掉攜帶的刺繡、珠寶，購進雞蛋等食品。單親家庭的負擔尤為沉重，瑪格麗特·佩德森（Margarethe Pederson）為給3個孩子購買食物、補充營養，不得不為其他同伴有償洗衣。身為母親的艾達·塔爾伯特（Ida Talbot）在日記中寫道：來自外界的補充物資緩解了食物匱乏的壓力，否則僅靠營內供應，恐怕連“勉強度日”都保證不了。

此外，女性也利用有限的資源改善營內食材單一、三餐重復等問題。一方面，她們對水果、雞蛋等稀有食材進行特殊處理，以延長食用時間：用蘋果和梨子做成果醬，果皮、果核制成果醋，將雞蛋和糖稀混合為可以涂在面包上的調味醬。另一方面，女性還利用本地食材制作甜點以改善單調的膳食。她們以濰縣紅棗為原材料學習制成中式棗糕，將高粱糖稀用作代糖，自制餅干、太妃糖等甜點。同時，為解決因長期營養不良導致的骨骼發育問題，教師與母親們將蛋殼磨成粉末喂養兒童以補充鈣質。

日方不給集中營供應任何布料，僑民四季的衣物僅來自入營時隨身攜帶的行李，成人缺少可更換的衣物，青少年的服裝無法滿足成長需求。鑒于此，女性裁剪、改制衣物，解決自己和家人的穿衣問題：將長褲改成短褲、短裙加寬邊變成長裙，延長衣物的穿著時間；或裁改舊衣為家人改制服裝。由于缺少布料，女教師們將面粉袋做成圍裙，把窗簾、桌布改制為學生襯衫，用毛毯縫制褲子幫助學生御寒。后來成為著名漢學家的芮瑪麗（Mary Wright）被拘禁時還是燕京大學的學生，曾拆掉自己的毛衣為丈夫芮沃壽（Arthur Wright）織成圣誕襪子。同時，女性還盡力維持外表的整潔、美觀。修女們利用鐵盤晾曬衣物以保持平整，或用床墊將衣物壓平。一些女性則在為數不多的社交場合盡可能裝扮自己。1944年4月，營內一對僑民舉行婚禮，一位觀禮的女士坦言“我想要穿得更好一些”，并找出有限的服飾裝扮出席。女性在集中營內依然不放棄對美的追求，展示了她們努力生活的態度。

在集中營，僑民的另一個困境是居住空間狹小逼仄，這樣的環境不僅拘束身體，也折辱其尊嚴。未婚或獨自入營者被分配在由教室或病房改造的公共宿舍內，床鋪間距離不足0.5米。已婚人士居住在原樂道院學生宿舍，視子女數量可分配一至兩間10平方米的房間。大部分女性習慣了戰前舒適的生活，被拘禁后缺少個人生活空間，不得不忍受隱私暴露的難堪。芝罘學校學生戴愛美（Mary Previte Taylor）記述，自己的睡眠環境中充斥著“打鼾，打嗝，小解時沖擊便盆的聲音”。公共宿舍內的女性因生活習慣不同產生沖突，比如，部分女性指責修女的晨禱影響了他人，后者則斥責前者每晚的聊天攪擾了她們的睡眠，雙方發生口角，最終不得不在宿舍委員會的安排下調換房間。

在居住空間有限的情況下，女性利用自己的生活智慧盡力改善起居環境。芝罘學校預科班學生與三位女教師被分配在23號樓內一個房間，因空間不足，教師帶領學生白天將鋪蓋卷起，騰出空間用作教室或活動室，晚上打開被褥成為集體宿舍。在公共宿舍內，女性為了和諧相處，圍繞睡眠時間、物品擺放、客人來訪等交流協商，制定出統一的生活守則，解決了個人生活習慣不同的問題。在已婚家庭里，女性利用墻壁、柱子等可利用的空間收納雜物，自制窗簾以保護家人隱私。來自美國的邁拉·斯科維爾（Myra Scovel）在墻上懸掛了一幅中國刺繡，她后來回憶說，她從中得到了精神慰藉，即使身在集中營，也“不會忘記還有另一個（沒有戰爭的）世界”。

溫飽之外，營內女性還面臨著獨特的生理困難。在缺少生理期用品的情況下，女性用紗布、棉絮和廁紙自制可循環使用的衛生巾，盡可能維持身體潔凈。已有身孕的邁拉·斯科維爾與家人一同被轉移至濰縣營，孕期反應激烈，由于沒有床鋪，不得不席地而臥，她只能自我暗示“要振作起來……學會忍受并保持愉快的心情”。身體好轉后，邁拉參與了營內的幫廚和清洗工作，長時間站立工作令她疲憊不堪，唯一的渴望是“一把可以坐著的椅子”。孕期的邁拉對饑餓非常敏感，感慨“在所有清醒的時間里想的都是吃什么”，只能食用沒有調味的面包勉強充饑。為保證腹中胎兒的發育，她也和學生們一起吞食蛋殼粉補鈣?？傊?，女性不得不設法克服因生理或受孕造成的額外痛苦，竭力適應拘禁環境。

樂道院·濰縣集中營博物館

女性參與教育、醫療和管理

戰爭導致的經濟惡化、勞動力短缺等因素，影響了女性的性別角色，集中營內的僑民也不例外。戰前，在亞洲生活的西方僑民中，未婚女性可以外出從事教師、護士及速記員、秘書等工作，婚后大多選擇回歸家庭，無論社會工作或家庭生活，女性均扮演著支持他人的角色。而在濰縣集中營內，女性僑民一方面延續了戰前的社會分工角色，負責兒童教育、病患救治等工作，另一方面，在需要調動所有勞動資源的情況下，她們更積極地參與了僑民內部的管理與服務工作，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戰前的勞動性別分工。

戰前，在華僑民大多將學齡兒童送往依照英美教育體系建立的學校。太平洋戰爭爆發后，各地僑民子女就讀的學校如天津英文學堂（Tientsin Grammar School）、北京美國學堂（Peking American School）、芝罘學校（Chefoo School）等被日軍占用，教學活動被迫停止，部分學生返回家中，另一些滯留學校的師生人身自由逐步受到限制，直至被轉移至濰縣集中營。其中，天津、北京與青島等地的兒童隨父母被拘押入濰縣，而由內地會創辦的芝罘學校的寄宿生因父母多在外地傳教，只能與教師們（18位男性、50位女性）一起轉移到濰縣。

濰縣營內拘押了500余名幼童和青少年，占總人數的四分之一。為盡可能減少戰爭對幼童的心理傷害，母親們并未將拘禁的真實情況告知他們。英國僑民希爾達·黑爾（Hale Hilda）與6歲的幼女一同拘押入濰縣，面對幼女“為什么睡在地板上”的疑問，希爾達假意歡呼：“這是一個野營地！”，感慨“你能告訴一個被貼上囚犯標簽的六歲孩子什么呢？”面對瞭望塔的持槍警衛，希爾達對幼女解釋，士兵是為了“保護”他們不受到外面“壞人”的傷害。作為母親，她委婉地隱瞞了被拘禁的事實，盡力減輕幼兒的不安全感。同時，成年女性也盡量避免在青少年面前談論戰況消息。羅納德·布里奇（Ronald Bridge）當年在集中營時還是一個不諳世事的少年，據他回憶，外婆制止了外公在他面前表露對戰況的擔憂，安撫他一定會贏得戰爭，“我們將安全地回到家里”。隨著戰爭的進行，食物供應開始減少，年僅10歲的戴愛美曾偷聽到了一些被拘者的私下討論，“不知是戰爭結束在先，還是因饑餓去世來得更快”。不過，她的女教師們卻始終保持緘默，不在學生面前談論戰況，避免流露悲觀情緒。

在集中營里，女性也為孩童提供情感和精神支持。芝罘學校管弦樂隊艾琳·巴奇爾女士（Eileen Bazire）帶領學生排練曲目，試圖在美妙的音樂聲中超越拘禁的困境。教師們引導學生認真生活，在艱難的環境中勉力生存：衣服要整潔、飲食要有禮，無論是食用集中營里的清湯寡水或罐頭食品，都要保持成熟文雅的儀態。戴愛美回憶，在年幼的她看來，拘禁生活不過是日復一日地集合、上課、戶外活動，之所以如此，正是因為“我們都相信老師會安排一切來照顧我們”。1944年，一位女教師利用積攢的食材為戴愛美制作油煎蘋果片慶生，與父母分離多年的她感慨“母愛就出現在眼前”。

集中營的封閉生活也影響了未成年人的身心發展。一方面，部分青少年的道德觀念變得模糊。在物資匱乏的環境下，他們從公共物資中“拿”東西，甚至偷竊其他僑民的財產。另一方面，幼童生活在鐵絲網之內，接觸不到外面的世界，知識與見聞有限，他們難以想象“香蕉”這一單詞的涵義，也只能類比營內排水溝去理解什么是“河流”。換而言之，未成年人習得的知識、觀念以集中營生存經驗為基礎，他們所認識到的世界只局限于鐵絲網之內。因此，僑民們認為有必要為適齡兒童提供應有的教育。曾獲得奧運短跑冠軍的倫敦會傳教士李愛銳（Eric Liddell）編寫《基督門徒訓練手冊》，幫助青少年篤定信仰。以女性為主的教師們盡可能延續戰前的課堂教學。天津英文學堂、北京美國學堂的教師為6歲以下孩童開設幼兒園，并分別參照英式和美式教育系統為6—17歲的學生設立了不同課程。1943年9月，芝罘學校師生入營后，教師們繼續組織授課。因營內沒有教材和理想的授課地點，教師遂口述歷史與科學等科目的知識點，在餐廳、地下室或戶外教學。課程結束后，教師參考往年試題編寫了牛津大學入學資格考卷，由學生在營內作答。戰后，考卷和成績獲得牛津校方認可，部分畢業班學生順利入學。

與濰縣營不同，部分東南亞集中營實行家庭或性別隔離制度，成年人與兒童隔離拘押，未成年人的處境更為艱難。11歲的康妮·蘇弗克洛普（Connie Suverkropp）與兩個妹妹被拘押禁在爪哇，她在集中營內不僅要承擔繁重的勞動，還要負責妹妹的教育。拘禁導致他們與父母的關系疏遠，甚至影響了其性格和日后人生經歷。戰后康妮返回學校，感到難以融入集體，“因為有2—3年的時間里我沒有接受教育，我比同班同學年齡都大一些，雖然我看起來還是一個少女，但在思維上，我覺得自己已經是一個年長的女性了”。與這些集中營相比，濰縣營內已婚女性與女教師的存在為兒童提供了更多精神上的安全感。

原樂道院醫院建筑空間仍可使用，女性醫護承擔起了集中營內的醫療救治工作。由于日方不提供任何醫護人員支持，僑民只能展開自救。早期在營僑民中有近百位醫護人員，其中有73位護士，多數是來華傳教士。1943年8月，天主教傳教士被轉移至北京，9月，部分美國僑民被遣返，集中營的醫護人員數量驟減，至戰爭結束時，營內僅有31位醫護人員，其中醫生8位、護士23位。日軍接管樂道院后，清查、轉移資產，拆卸醫院用以消毒、加熱的蒸汽管道，將X光機、手術器械等醫療設備轉移。此外，在日方嚴格控制入營物資的情況下，營內缺少必要的醫療藥品和器械，多方面因素的疊加，增加了醫護人員的工作難度。

女護士負責為住院病患更換敷料，協助相關檢查、監測病情，同時也要照料他們的飲食起居。據衛理公會傳教士普仁德（Margaret Mary Prentice）回憶，最高峰時，有35% 的住院患者因衛生條件惡劣患有痢疾或腹瀉，令醫護人員疲于應對。海夫人（Christine Helsby）腸道內壁患有潰瘍，護士安排清淡、易消化的玉米淀粉為其特供三餐。布里奇因頭骨骨折臥床，生活無法自理，需由護士協助。以女性為主的產科團隊輔助妊娠、分娩與新生兒護理。濰縣營存續的兩年半時間里，一共有33位新生兒順利誕生。醫護人員也對瀕死者進行臨終關懷。1945年2月，李愛銳因罹患腦瘤病逝于營內。彌留之際，倫敦會護士步克安（Annie Buchan）始終伴其左右，給予了他可貴的臨終關懷。內地會傳教士希女士（Esther Nowack Hess）回憶，身為護士，自己每天“像照顧嬰兒一樣照顧需要的人”，艱苦的工作和糟糕的睡眠影響了她的精神狀態。

除了教育、醫療之外，濰縣營女性也參與到僑民管理等公共服務中。據學界研究，香港赤柱、馬尼拉等地被俘女性多從事數據統計與記錄等事務性工作。赤柱盟僑拘留營中，女性通常被排除在僑民管理理事會之外。在整個拘禁期間，僅有一位女性獲選為理事會會員。另一位曾在換屆時提名進入理事會的女性在正式選舉中落敗，因為“在男人心目中，女人在營里沒有地位……開會不需要女人”。與此不同的是，部分濰縣女性如教師和傳教士等，有一定的職業背景和工作經驗，她們在僑民委員會或管理崗位任職，負責勞動分配、監督等工作，展現出成熟的社交技巧與管理智慧。燕京大學教授貝樂思（Lucie Marian Burtt）擔任勞動委員會女性勞工負責人，順利解決了集體餐廳內食物分配不均的問題，改善了就餐環境。1944年初，二號廚房內部分僑民消極懈怠，偷竊事件頻發。格拉迪絲·赫爾曼（Gladys Hermann）擔任負責人后對瀆職行為作出處罰，改善了二號廚房的工作氛圍。

一些已婚女性和修女牽頭組織了婦女互助協會（the Women’s Auxiliary Ideal Homes Exhibition Committee），定期討論如何改善生活環境。以1943年6月的提案為例，協會討論了熨燙衣服的需求、組織青少年俱樂部等問題。1944年初，耄耋之年的戴存仁（Herbert Taylor）身體有恙，協會安排一位女士幫助照料戴氏的飲食起居?？紤]到醫院人手不足，她們組織一些年輕女性前去幫工。此外，這些女性還在教堂內組織大型討論會，主題為“我們從濰縣生活中學到了什么”，邀請所有僑民分享在營內學到的生活技能，思考應該以怎樣的態度面對生活，為彼此提供精神支持。

也有女性依靠自己的工作經驗，為其他僑民提供服務。海倫·巴頓（Helen Burton）曾在北京經營紀念品商店，到濰縣營后，她申請房間開辟了“白象鐘貿易站”（the Elephant Bell Exchange），供僑民進行物資交換。從遺留的商品清單看，貿易站主要供應毛線帽、手套及牙刷、牙粉等盥洗用品。僑民可以賣掉首飾折算成資金購買肥皂、廁紙，或用暫時閑置的衣物換取果醬，冬季則用罐頭食物交換御寒的服裝。貿易站幫助僑民將閑置物品流動起來，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物資供應壓力。

樂道院·濰縣集中營博物館

女性在集中營內的書寫與社交

被拘押的盟國僑民除了面對人身自由受到限制、物資匱乏等外部困難外，還面臨著巨大的精神壓力。首先，由鐵絲網、持槍警衛組成的暴力景觀從視覺和心理上對僑民形成威懾。已為人母的傳教士慕馬快樂（Glady Murray）回憶：“墻頭上布著電網，荷槍哨兵往來巡行，情景真是觸目驚心，今已入敵人手中無可置疑了。我心中的沉重和憂懼自不必說，不知下一步我們將被如何處置。”其次，日本警衛對中國人的暴虐行徑也是對僑民的警告。1944年，警衛槍殺了與僑民從事“黑市”貿易的中國村民，放任尸體懸掛在鐵絲網上不做處理，以恫嚇營內僑民。再次，營內信息閉塞，僑民們無法了解真實戰況，他們因命運未卜感到沮喪、焦慮。隨著戰爭的持續，他們的精神壓力不斷增加，甚至開始出現不同程度的自毀傾向。一位神父嘗試割腕自戕，另一位年輕人企圖服用安眠藥結束生命。

在這種情況下，如何堅持下去是每位僑民需要面臨的挑戰，女性更是如此，她們中的一些人嘗試記錄集中營的生活，留下了日記、食譜和描繪拘禁生活的畫作。入營后，艾達自述有“強烈的作畫沖動……即使它們不那么令人滿意，但足以提醒我，接下來的幾年我將在哪里度過”。這樣的情感需求在各地集中營并非個例。研究香港赤柱營的學者愛默生認為，幾乎所有曾被拘押于集中營的僑民在某些時刻都曾有過寫作的計劃。曾被拘押于東南亞戰俘營的萊昂·莫里斯（Lionel Morris）坦言：“當時甚至想要記錄所有的事件，以便將來能寫得更詳細?！?/p>

但是，在濰縣集中營內寫作、繪畫并非易事。首先，營內缺少繪畫和書寫的紙、筆、顏料等工具。據莉蓮·凱西回憶，為撰寫食譜，她多方收集了食物包裝紙、紅十字會的單據等所有能找到的紙張用來打字。其次，可用于寫作的時間并不多，女性的空閑時間僅限于熄燈前的短暫時間，艾達感嘆“生活充滿了雜務，夜晚來得太快了……我現在似乎沒有太多的時間寫作”。最后，雖然營內沒有明文規定禁止書寫和繪畫，但在具體實施過程中經常受到日本警衛的阻礙。1943年7月，艾達申請臨摹樂道院正門，雖然獲得了行政長官同意，但繪畫過程中仍遭值班警衛刁難。盡管困難重重，濰縣集中營的女性仍留下了豐富的書寫資料。

這些資料詳細記錄了她們在營內遭遇的困難與病痛。芝罘教師伊芙琳·戴維（Evelyn Davey）的漫畫和日記描述了師生們的艱難：兒童的身高不超過廚房臺面，卻要從事幫廚工作；教師們要忙著清洗衣服；師生們雙腳罹患凍瘡，不得不使用冷、熱水交替浸泡以減輕痛苦。1944年初，艾達在日記中記述了身患鼻竇炎的痛苦，“頭痛得厲害”，“幾乎要把我逼瘋了”，咽喉也受到影響，“腺體腫脹，半邊臉都腫了，整晚都在發抖”。由于長時間的拘禁，艾達感到“精力下降，出現可怕的眩暈感”，出現了貧血癥狀。1944年底，海夫人罹患傷寒，持續性高燒，“抖動得厲害，我兩邊床上的病人都睡不著”，后又染患奇癢難忍的麻疹，“突然就會全身發癢”。病情好轉后，作者自述臉色憔悴，體重跌至42公斤。面對疾病的困擾，相比較而言，女性的感受更為敏銳，她們記錄的痛苦也是對拘禁生活的控訴。

女性通過書寫日記表達個人情緒和感受，創造私密的精神空間。1943年6月， 以天氣比喻心情，“我們是在極冷的天氣里到達這里的，冷得我們都無法回憶起往常晚春和夏季的溫暖”，并感慨拘禁時間之漫長，“發生了很多事情”，感覺“待在這里的時間比3個月要長得多”。從1944年初開始，艾達即在日記中表達了對戰爭結束的期望，9月底，因連日沒有戰場消息，“感到非常沮喪”，年末，她的失望情緒達到高潮，“我從未沮喪地想到圣誕節會在這里度過”。在日記中，作者也會表達對其他同伴的不滿。1945年1月，濰縣集中營收到了美國紅十字會慰問包裹，因數量較多，僑民們希望包裹能夠惠及所有人，但部分美國僑民決定獨享包裹。艾達對這樣的行為表示不齒，“人們的貪婪和自私已經到了極點，讓人大開眼界”。

繪畫與書寫是濰縣營女性重要的精神寄托，展示了她們對和平、自由的向往。萬卓志夫人（Gertrude Wilder）在拘禁期間創作的繪畫作品《集中營西面的村莊》，將集中營的墻體與鐵絲網隱去，僅保留了院外的視野：房屋與樹木將畫面一分為二，前景為綠色與黃色交織的大片田野，后景是淡藍色的天空。艾達繪制的風景畫《鐵絲網外的鄉村》，以樂道院門前的道路為中心，自右下角延伸至畫面左上，道路旁是綠色的田野，向遠方延伸，遠景可見村莊房屋。兩幅畫作均表現出華北田野的寧靜、祥和，展示出作者對營外世界的關注與渴望。

在集中營里，莉蓮·凱西憑借記憶撰寫了一份特別的食譜。按照食材分類，她詳細描述了開胃菜、湯、肉類、甜點等多種食物的制作方法，涉及法國菜、意大利菜等多國菜肴。作為在華生活的英國僑民，莉蓮在戰前與其他盟僑交往中積累了多國烹飪知識，這份食譜并非對集中營食物的記錄，而是再現了她對過去生活的美好記憶與情感寄托。多年后，為莉蓮撰寫傳記的作家記述，“當她（莉蓮）將自己寫的作品借給其他囚犯閱讀時，她又獲得了那種掌控一切的感覺”。正是這樣的“精神掌控感”，令她獲得一種“虛弱的內在力量”，因而繼續堅持下去。

進入集中營后，盟僑被迫切斷了在戰前社會積累的聲譽、財富與人際關系，陷入近似真空的環境，對于其中的不少人而言，生活的意義已然失去。據燕京大學教師吉爾基觀察，在維持集中營運轉而分配的集體勞動中，部分僑民缺乏工作動力，“當我們的事業和我們的社會環境突然消失時，忽然之間，我們會發現自己虛空了，我們的生活和工作沒有了意義，我們的能量沒有了動力……這些墻隔絕了我們生活的直接意義”。高夫曼在研究精神病院時指出，在被收容者的認知里，精神病院內的時間是被“奪走、浪費、摧毀的”，“是一段報廢的時間”，他們容易陷入一種無意義感。在這一點上，集中營內的僑民與精神病院內的病患相似。

為應對這種空虛、頹喪的生活狀態，婦女們積極組織社交活動，與其他同伴發展友誼，建立情感聯系。方濟會修女瑪麗結識了長老會傳教士赫約翰，兩位隸屬不同教派的傳教士成為朋友，交流拉丁語翻譯與布道儀式等問題。已婚女性將家庭房間打造為會客室，友人們在房間內玩牌、占卜娛樂，也會處理公共事務，婦女互助協會的會議即多次在胡本德夫人（Mabel Hubbard）房間內進行。勞動結束到熄燈前，僑民利用短暫的可支配時間，組織講座、音樂會、體育比賽等休閑活動，女性廣泛參與其中。女教師團體有一定的樂器演奏基礎，燕京大學教師蘇路得（Ruth Louise Stahl）演奏鋼琴，瑪麗·斯科特（Mary Scott）擔任了音樂會的單簧管樂手。婦女們主動組織每周舞會，邀請有舞蹈經驗的僑民作為指導，為營內年輕人提供休閑娛樂。女性也組織了專門的壘球球隊，隊員之一斯科特自述在球場上感到自如，因為在集中營內，“沒有人認為一個30多歲的女人打球是奇怪或者不體面的”?？傊?，女性在家庭房間內開展聚會，組織參與音樂會、舞會和體育活動等，這些社交活動帶有休閑色彩，成為單調沉悶的拘禁生活的重要調劑。

部分女性嘗試尋找情感慰藉，發展戀愛關系，拘禁生活不再僅僅是單調與艱苦的忍耐，也有值得期待的時刻。她們自敘這樣的陪伴可以在“沉悶、無法預知未來的生活中感受到愛與被愛的感覺”。拘禁期間，濰縣營內至少有10位僑民從戀愛走向婚姻，30余位新生兒誕生。有學者認為，懷孕、分娩是“對生育能力和女性氣質的公開展示和肯定”，集中營內的新生兒象征著被拘僑民的未來和希望，是對日本人的一種公開反抗。

山東濰坊濰縣集中營博物館雕塑

結語

長久以來，盡管女性在戰爭中做出了重要貢獻，戰爭依然被認為是男性的“事業”。官方的敘事文本中，較少聽到女性的聲音；戰爭史研究則更多關注戰場前線和重要軍事、政治事件，使用諸如政府檔案、士兵日記等以男性為主角或出自男性之手的歷史資料。相對而言，戰爭中的女性大多被遮蔽和忽視了。但如果將研究視角從戰場前線轉向后方，從軍事戰斗人員轉向被戰爭影響的平民，就會發現，被戰爭波及、裹挾的苦難人流中，女性是重要的組成部分。

對被拘禁的女性而言，戰爭意味著匱乏的物資、日漸孱弱的身體和逐步累積的精神壓力。在濰縣集中營內，女性為自己和家人的身心健康勇敢斗爭，也影響了其他僑民的生存狀態。女性照料人們的飲食起居，不僅從事清洗和廚房工作，而且參與公共服務，男性可以將更多的精力投入重體力勞動。營內的性別分工與戰前社會既有延續性，也有一定的突破，有助于僑民更快適應拘禁的生活環境。已婚女性和女教師們為孩童營造了更多的家庭氛圍，創造了未成年人與戰爭的“緩沖區”。相對而言，其他集中營如浦東營拘押男性居多，營內沒有家庭住房，只有公共宿舍，被拘僑民沒有隱私和個人生活。而在爪哇、蘇門答臘的性別隔離集中營內，男性與婦女分開拘押，兒童不能和父母一同生活，營內勞動和生活沒有傳統的性別、年齡分工，無論是男性、婦女抑或兒童，被拘禁者不得不身兼自我管理、勞動者、被奴役者等多重角色，兒童被迫成為“成年人”，日常生活充斥著繁重的勞動，生存壓力驟增。相比而言，得益于大量女性的存在，濰縣集中營的僑民可以維持一定的家庭生活、公共服務和社交活動，日常生活相對“正?！薄?/p>

濰縣集中營內的女性在艱難求生的同時，還通過各種書寫和繪畫記錄了她們的困境和傷害，創造了屬于自己的精神空間，這一行為具有深層的文化意義。她們有意識地利用珍貴的寫作材料撰寫日記，記錄身體狀況和個人情緒，進行自我觀照和自我表達，進一步在集中營內支撐自己。繪畫則展示了她們對于鐵絲網之外世界的關注，表達了她們對自由與和平的向往。食譜往往與家庭生活、文化傳統聯系在一起，女性通過撰寫食譜得以還原這一熟悉的文化背景和生活氛圍，維系原有的文化身份，并保持士氣?？傊?，無論是改善集中營的生活環境，還是以書寫表達自我，都是這些女性試圖將拘禁生活“正常化”的努力，展示了她們生存的韌性。

（本文首發于《日本侵華南京大屠殺研究》2023年第1期，作者羅蕊為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博士研究生。澎湃新聞經授權發布，原文注釋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