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五四運動到五卅運動是一個激變的時代，“那時的世局幾乎可以說是年年翻新，一年一個樣”。五四學生運動像是一個分水嶺，“將此前和此后的時代潮流大致區隔”，“到五卅運動之后，此前處于競爭中的各傾向基本有了結果：群體壓倒了個人，政治壓倒了文化，行動壓倒了言論，可以說開啟了一個新的時代。”（羅志田《激變時代的文化與政治：從新文化運動到北伐·自序》）軍紳政權正是在這一時期從興盛走向衰落，國共兩黨正是在這一時期從合作逐漸走向分裂，而從“問題與主義之爭”到“科玄之爭”再到“反帝”“反赤”論戰，思想界也經歷了急劇的變化，深刻影響了此后近三十年的政治與文化走向。

2023年5月11日，中國歷史研究院近代史所近代以來中國歷史學知識體系研究中心、近代史研究所青年讀書會共同舉辦了“從‘五四’到‘五卅’”學術工作坊，集中探討這一激變的時代。工作坊邀請到蔣凌楠、彭姍姍、馮淼、李志毓、魏兵兵、馬思宇、徐佳貴、趙妍杰八位老師進行匯報，陳以愛、鄒小站、楊琥、周月峰、胡永恒、周斌、呂文浩、劉宇、盧華等老師參與評議、討論。

一、陳獨秀“階級”觀念與清末民初的思想界

蔣凌楠（上海社科院歷史研究所）匯報的題目是《陳獨秀的社會階級圖式想象》。和清末趨新思想界一樣，陳獨秀留日期間深受日本“階級”觀念影響。此時日本“階級”觀念的核心是追求平等，革命黨人亦是把“平等”作為革命目標。陳獨秀在創辦《新青年》初期，針對思想界反孔教、反復辟帝制的論戰，他把這些現象根本歸結為是階級等級的倫理問題。1919年社會主義流行時陳獨秀對“階級”的理解更加泛化，他將政治、社會、經濟等層面的問題都納入“階級”問題。五四后隨著“勞工神圣”口號的流行，思想界對于勞動問題格外關注。此時期陳獨秀思想經歷了“主義轉向”。

1919年5月4日，五四愛國運動爆發。

王汎森曾提出晚清以來的“復合性思維”，這種思維“把顯然有出入或矛盾的思想迭合、鑲嵌，焊接，甚至并置在一個結構中，但從思想家本人的角度來看卻是一個邏輯一貫的有機體”。作者認為此時陳獨秀也形成了一個有關“階級”的“認知圖式”。這個圖式里面的元素，不管是進化論，還是金字塔結構，此前都有人提到，但陳獨秀把它們融合在一起，鑲嵌成自己的認知體系。蔣凌楠認為，這成為他后來政治選擇的一個觀念基礎。此后陳獨秀不再把“階級”理解為單一的、傳統等級價值觀，他逐漸認為“階級”是對社會關系的表達，是一個分析工具。所以他提出了一個新的針對于農村社會的階級分析體系。作者認為后來中共黨人對中國農村社會的階級分析，都深受陳獨秀的影響。

楊琥老師（北京大學校史館）在評議中指出，學界對于陳獨秀的研究1980年代是個高潮，1990年以后逐漸進入低潮，近二十年來則有明顯改觀。陳獨秀的“階級”觀念受到日本影響，那么“階級”這一概念是否適用于中國社會？梁漱溟也曾認為中國并無階級對立。另外陳獨秀的階級觀念與新文化運動中其他諸人之間的關系也可進一步揭示，且尤其要注意到陳獨秀的對立面。馬思宇表示，陳獨秀對階級的泛化理解，與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中的“階級”的涵義有很大不同，這提示出在研究時應對兩者加以甄辨使用。對于毛澤東等人農村階級劃分的方式受到陳獨秀影響的看法，馬思宇認為還需要再研究。

盧華（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則提示，探討陳獨秀的“階級”觀念的轉變，需要將其放置到全球思想史互動的脈絡中，尤其應該注重日本與蘇俄兩國自身變化對陳獨秀等人的影響。清末民初的轉型時代，中國對日本思想界的接受，并不完全是歷時性的；日本明治時期的思想界有一個非常大的時代變化。明治中后期，日本的一些思想家才開始重視勞工問題。這一時期儒學對日本思想界的社會主義思想的發展也有很深的影響。此外中共對于農民問題的重視，也與蘇俄以及共產國際的指導有關。徐佳貴（上海社科院歷史所）表示“階級”涵義的泛化理解似是五四時期普遍的現象。對于“階級”觀念的認識與中國歷史有無“貴族”等問題緊密關聯。

二、“科玄論戰”與民初教育界

近代讀書人常有“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深切感受，“如果存在一個堪與匹敵的大變革，應是人們內心秩序的演變”。1923年“科學與人生觀”論戰就是其中一個重要環節。以往關于論戰的研究較少關注“人生觀”問題。彭姍姍（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助理研究員）《科學與人生觀論戰的導火索：〈新學制課程標準綱要〉的制定及其他》一文，引入新學制（壬戌學制）課程標準的制訂這一為前人所忽視的因素，考察科學與人生觀論戰，分析論戰爆發的端由、論戰展開與課程標準制訂之間的交互影響、論戰在教育實踐中的成果，并指出時人所廣泛認同的一種“人生觀”與杜威在華講演及北大西洋世界的進步主義思潮之間的內在關聯。

《先秦政治思想史》書封

評議人周月峰（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認為，科學與人生觀論戰學界關注已久，成果也甚多，但均較少關注到它與新學制課程標準之間的聯系。這是彭老師非常大的貢獻。但他認為，科學人生觀論戰與新學制課程標準制定之間也許是一個“銅山崩而洛鐘應”的關系，更可能是同一個“銅山崩”而引起的兩個相關聯的“洛鐘應”，并不一定是一個硬相關的、導火索式的因果關系，并不一定是一個導火索的關系。在他看來，梁啟超系自五四以來就對人生觀問題有持續的關注。如1920年代初期梁啟超撰寫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又名《中國圣哲之人生觀及其政治哲學》。從張君勱的角度來看，他在1919年德國留學期間就用德文與倭鏗合撰有《中國與歐洲的人生問題》（DAS LEBENSPROBLEM IN CHINA AND IN EUROPA）。因此不管有沒有新學制課程標準的制定這一問題，人生觀對于梁啟超系一方來說是一個需要核心捍衛或者是核心表達的問題。

彭姍姍表示同意清末民初思想界對于人生觀的關注由來已久；它是一個關乎人的心靈秩序大變革的問題，牽涉面也很廣，科學與人生觀的論戰只是其中的一個關節。但她的問題僅僅落腳在1923年的時候，為什么在東西文化論爭中已經在討論的類似問題，會以討論人生觀的形式，并且是以論戰的形式突然爆發，成為一個焦點。科學與人生觀論戰與新學制課程標準的制訂關系密切。新學制課程標準的制訂構成了科學與人生觀論戰的導火索，如果從胡適這一方來看的話，尤為明顯。

三、青年會、左翼知識人與1930年代的上海女工

20世紀初，中國的工農大眾多數不識字，工人夜校和講習所從建黨伊始就是中共革命人接近和組織工農大眾的重要渠道，這一渠道在大革命失敗后仍在進行。馮淼的《革命與圣火：女工夜校與1930年代上海的勞動教育》聚焦1928年上海的女工夜校。既有對于這一問題的研究大致分為兩類：一類是革命史敘事，把女工夜校視為整個工人運動中一部分，夜校教育是工人運動的工具；第二類是基督教青年會敘事，但這類敘事對夜校教師的來源和整個教師教育的過程研究并不清楚。她試圖利用這兩方檔案史料進行結合探討。1930年代女工夜校的創立，深受基督教女青年會的推動。女青年會主要目的是慈善救濟和服務社會，傳教目的實居其次。在建立之初，她們工作重心實際上是吸收精英女學生來關注城市底層勞工，以服務為理念來開展社會工作。在1928年之前，基督教女青年會主要是通過輿論宣傳來參與女工運動，主體還是精英女性。

但在1928年之后，吳耀宗等基督教青年會領袖等人主張采用教育手段來動員女工群體。此時他們想讓女工自己內部出現領袖人才，希望女工自己有能力去組織和訴說她們的狀況，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變化。這其中最著名的是鄧裕志，她即力主在女工夜校開展寫作課，激發女工的自主意識。1930年代上海聚集了一批左翼知識青年，他們以左聯、劇聯等為活動組織，倡導文藝大眾化。他們相當一部分人即進入女工夜校進行授課講演，其中最有名的有呂驥、姚時曉、徐明清等人。他們通過識字、唱歌、看戲劇這種全方位教育再度革新了女工教育的理念，幫助女工擺脫宿命觀，培養了女工對自身勞工經歷和世界革命的認識。

1920年代，上海蠶絲廠里的女工。

評議人周月峰指出，馮淼的題目讓我們關注到了兩個問題，一是左翼知識分子“文藝大眾化”的問題；一是青年會的問題。基督教青年會在中國近代的作用非常大。以往基本上是以兩條線分開關注，馮淼是讓這兩條線在女工夜校里面有交集，這兩撥人實際上是在做同一件事情。文章牽涉到革命、圣火、女工三個群體。周月峰提示稱，女青年會的主導者和左翼知識分子，他們之間有沒有辦學理念上的差異，在辦學過程當中有沒有緊張沖突，還需要再探討。左翼知識分子在1930年代有一個“化大眾”還是“化知識分子”的爭論，背后更長遠的線索是“知識分子負面化”。對于女工來說是如何看待夜校里面“小先生制”的？此外，受過教育的女工，他們自我的意識是如何的？她們在工人當中的自我定位與身份認同如何？這些都是由馮淼這篇研究所引發出來的問題。馮淼回應稱，對于“化大眾”還是“化知識分子”的討論，她認為這是一個一定要在實踐過程當中去解決的問題，是在知識分子與工人的互動中，解決了“化大眾”還是“化知識分子”的問題。

四、浪漫女性、大革命與茅盾的文學創作

李志毓（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真誠—創傷”及其對五四話語的反思：略論茅盾在大革命后的文學實踐》一文，從茅盾在大革命后的文學實踐入手，討論茅盾對于中國變革道路的思考。

李志毓指出，文學形象是基于特定話語系統對于社會現實的想象性建構，不能直接還原為客觀歷史實存。但茅盾在大革命后的文學書寫卻有著相當深刻的歷史認識價值，其創作活動本身即是一種認識和改造社會的政治實踐。茅盾早期小說的主人公多為革命中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其中有很多“浪漫女性”。國民革命吸收了很多“浪漫女性”，在其他史料中也可以看到類似記載。她們不能在總體上代表大革命女性，也不能涵蓋更多女性的真實經驗，但這類形象塑造中蘊含著茅盾的歷史思考。李志毓不同意將之解釋為茅盾的女性主義思想，而認為這種帶有想象性的將女性的身體能動性與開放性推至高峰的文學形象，反過來更顯示出以欲望覺醒、身體自主為表征的女性解放話語的迷思。

更重要的是，茅盾在“浪漫女性”身上看到的不僅是欲望覺醒和身體解放，更是一種覺醒的內在“自我”和真誠、反抗的人格。他以天真潔白的女性被男性摧傷的命運，喻示真誠“自我”在腐惡現實面前遭受的傷害，寫出了“五四”個人解放話語的局限。“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目標是在“造社會”的基礎上造成新的政治，傅斯年曾號召青年以“無中生有的造社會”作為自己的志業，而“造社會”前提在于造就一個“真我”。茅盾則寫出了以女性為隱喻的“真我”在動蕩、匱乏的半殖民地社會中無路可走的扭曲和畸形發展。中國革命并不只是政治和經濟的革命，也是風俗和人心的革命。五四新文化、國民革命以及和后來共產主義革命之間有一個很大的連續性問題就是變人心、變風俗。

評議人楊琥（北京大學校史館）表示，李志毓的研究是將茅盾的文學創作放置到歷史情境之中展開探討，是文史結合的方法。他贊同茅盾這一時期的文學創作中蘊含著對大革命的反思；也建議可將茅盾的文學創作進一步放置到1920年代末期上海左翼文人圈中聯系、比較探討，尤其可以關注這些脫黨但仍堅持進步活動的左翼人士。

五、五卅運動與上海公共租界的華人參政

關于五卅運動以及中外相關交涉，學界已有十分豐碩的研究成果，但多從政治、外交、社會運動或思想文化等較為宏觀的角度著眼。魏兵兵（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橫決”時刻：五卅運動與上海公共租界華人參政問題的中外博弈》一文則主要從地方視角出發，聚焦五卅運動前后中外各方圍繞上海公共租界華人參政問題的互動和交涉，探討當地華洋關系之遞嬗演進與五卅運動之間的交互影響。

1925年， 五卅運動中，上海街頭抵制洋貨的標語。

魏兵兵認為，1920年代前期，上海公共租界華人商民因缺乏參與市政管理事務的權利，與工部局的矛盾不斷加劇，不僅是五卅示威之舉行及其聲勢壯大的重要語境，也是五卅慘案引起當地華人團體空前抗議浪潮的深層原因。五卅運動中，華人團體提出以華人享受與外僑平等的參政權利作為對外交涉解決慘案的條件之一，并要求按照華人納稅總額所占比例分配工部局的華董席位，旨在取得市政管理的主導權。參政權利攸關華人居民的切身權益，是五卅運動中公共租界華人團體所提各項要求中最關切的兩項之一。

滬案交涉期間，執政府外交當局支持華人的參政要求，并加以完善和拓展，雖不無迎合和利用民意之動機，亦含有借機收回租界部分主權的考量。公使團的態度則隨著交涉的延宕逐漸從積極轉向消極，最終提出了有損中國主權的華人參政方案。中外交涉因立場懸殊而陷入停滯之時，此前在華人參政問題上持抵制態度的工部局董事會在外僑輿論和外商團體的推動下，主動提出增設三位華董案并獲納稅外人會通過。華人團體抗議無效，被迫妥協接受。三華董案雖與華人的期待相去甚遠，但租界當局和外僑首次公開承認了華人對租界社會經濟發展的貢獻和要求參政權利的正當性，對此后上海公共租界政治社會的演進影響深遠。

評議人周斌（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對魏兵兵注意到五卅運動中華人團體先后提出的“十七條”與“十三條”中華人參政要求的差異給予肯定，建議將有關兩者之間細微差異的一些表述進一步完善，同時提示作者注意工部局財政問題對其在華人參政問題上立場轉變的影響。馬思宇認為既有五卅運動的研究多以中共為視角，但五卅運動有主體也有客體，租界的這些僑商群體在運動過程中有各種各樣的反應和活動，魏兵兵的研究提供了五卅運動的另一面，補充了五卅運動的既有認知面相。馬思宇同時提出，五卅運動中華人方面有上海總商會和上海各馬路商界總聯合會等多個團體，他們在華人參政問題上的立場差異值得深入探究。陳以愛（臺灣東海大學）認為五卅運動中華洋團體的具體人事尚待厘清，并提供了若干重要史料線索。胡永恒（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指出，華人參政問題為觀察五卅運動提供了一種地方視角，中國共產黨與華人參政運動之間的關系也是一個令人感興趣的問題。魏兵兵回應稱，工部局的財政狀況對華人參政問題的演進不無影響，但在五卅時期并不太明顯；五卅運動中華人團體的參政訴求是一致的，各團體對外立場雖有激進與溫和之別，總體上是協商合作的；共產黨人十分關注五卅時期公共租界華人爭取參政權利的活動，并在輿論上給予大力聲援，稱之為具有全國意義的民族解放運動，但迄今所見史料中較少有關共產黨人直接參與其事的記載，有待進一步查考。

六、國民大革命與江浙地區的國共黨團

從五四到五卅，是中共從“小團體”向“群眾性政黨”跨越的重要時期，而連接中共與群眾的“黨團”機制是其中關鍵，而江浙滬地區始終是中共發展壯大的重要基地，已有不少學者予以關注。馬思宇的《大革命的中層視角與江浙國共合作》主要依據上海革命歷史文件匯集，探討江浙滬三地的黨團制度的實踐運作。上海革命歷史文件匯集中有大量會議記錄，提供了一個觀察國民革命的“中層視角”。馬思宇從三個方面展開論述，一、國民革命是一場全國性革命，但也是一場區域性革命。上海區委當時統籌江浙地區的國民革命，它一方面在上海吸引江浙地區革命青年，同時也向江浙地區輸送革命干部，實際形成以上海為中心的省域互動。二、既有研究關注國共兩黨的高層與基層。但無論是中共的支部還是國民黨的區黨部，常常扮演著承上啟下的角色。因此中層組織、中層人物和中層革命，與上層和基層之間是同中有異。第三、以往研究較多關注組織史或者運動史。上海的案例提示出將組織史與運動史結合的可能。尤其是上海黨團與1927年上海三次武裝工人起義之間的關系，即可在此視角下進一步推進。

馬思宇指出，應該將江浙地區國民革命看作是以國共為主體的“復合革命”，這呈現出“核心共產黨、邊緣國民黨；里層共產黨、表層國民黨”的格局。在1925年前后，中共塑造國民黨左派，打擊國民黨右派，改造了江浙地區的國民黨支部。1925年之后，共產黨在群眾組織中設立黨團，在國民黨中也設黨團，所以形成雙重領導。上海區委統一部署，統一調度，形成以上海為核心，對江、浙、皖三省形成傘狀輻射的結構。這一機制在上海三次武裝起義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以江浙地區國民革命為視角，也可以觀察到中共中層人物的更新換代。中共四大之后隨著留學莫斯科的一批學員歸來，形成了一個“莫斯科派”，上海區委書記羅亦農即是其中代表，他主持上海區委后，整個上海革命面貌煥然一新。

羅亦農

評議人周斌充分肯定了中層的研究視角，并稱該論文新意很多。同時他也提出國共兩黨黨團之間的關系，尚可進一步厘清。陳以愛則表示為何五四一代共產黨員會被莫斯科派替代，其中的過程如何？在中共組織中的“書記”制度形成演進還可進一步探討。李志毓則指出在國民革命中上海與廣東之間存在較大差異。對于如何處理國民黨左右派，在共產國際內部也有很大爭論。劉宇（《歷史研究》編輯部）指出中層視角可以挖掘出以往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些重要的失語性人物。此外它還更有利于去揭示一些群體性的問題。區域與群體的結合，會進一步推進對中國革命的研究，同時對于像中共四大這樣一些以往學界關注不夠的重要會議仍可以進一步探討。

胡永恒認為將組織史與運動史結合，無疑是很好的研究路徑。他同時指出，“中層視角”的提法還可以再斟酌，它與地域視角之間的差別并不明顯。楊琥認為國民革命的不同地域之間有著顯著的差異，共產國際對中國共產黨的指導分北、上、廣三個區域，這三地之間的差異應予以充分重視。馬思宇回應稱，中共早期歷史中第一批新成長起來的黨員，與莫斯科一派相比，他們沒有受過訓練，不善于黨務、組織、宣傳等，因此很快被替代。

七、五四后江蘇省教育會的文教革新

江蘇省教育會及其東南集團是近年來學界關注的一個焦點。徐佳貴（上海社科院歷史研究所）《“民”以群分：五四后江蘇省教育會的文教革新實踐》一文指出，五四運動之后，江蘇省教育會繼續投身文教新潮，這種參與通常涉及“民”這一范疇。蘇教育會往往自居“民”之代表，始終存在居于某種指導地位以統合眾“民”的意愿。此種意圖如何呈現在實踐中，實踐過程中又發生了哪些問題？與之相應，江蘇省教育會的形象在五四后逐漸負面化，這一趨向是如何形成的？該文大致從兩個向度來回答，一是教育界“秀民”內部的歧異問題，二是平民主義。“秀民”內部的關系，因文化資本、地緣、社會網絡、組織旨趣的差別而在不斷的變動中。徐佳貴仔細考察五四之后江蘇省教育會組織架構與人事的變化，他指出較之五四前，蘇教育會與留美學生，似乎變得更像是群體“之間”而非“之內”的關系。蘇教育會領袖只能盡可能地“利用”留美學生群體，而非“控制”。江蘇省教育會文教革新的主要特征是側重實用主義。蘇教育會中人對于所謂“科學”的理解，也與其對于“實用”的追求密切相關。

徐佳貴認為，蘇教育會領導人在實踐中，有意無意地低估本省與全國范圍內教育平等問題的復雜性與重要性。蘇教育會所謂的“平民（主義）”，雖在一些場合有淡化傳統上四民分等意識的意向，但在總體上，卻是傾向于凸顯原則性的各“業”平等，而淡化現實存在的“階級／階層”分化問題。這就在一定程度上致使其漠視或回避了教育界內與外種種現實的不平等問題的復雜性。蘇教育會自身在一些時人眼中保持了、甚至強化了“秀民”組織的屬性；其與一般民眾的地位差異，及其“平民主義”的標榜與某些維持或增進“不平”的實踐二者之間的張力，在越發強調打破“階級”、動員普通民眾的時代浪潮中，開始使其越發容易受到其他政治與社會力量的攻擊。

評議人陳以愛教授（臺灣東海大學）認為，徐佳貴的這篇論文觀點清晰，論述明快，在一些重要史事上皆有厘清。同時她也指出，留學生群體在江蘇省教育會內外皆有，應該動態來看。也須注意江蘇省教育會的“名”與“實”的差異。他們雖自居為“民”，但實際活動仍然是“雙軌政治”中傳統的士紳角色。他們在清末民初皆擔任過省級以上的要職，時人即稱他們是“非民非官，亦民亦官”。他們的活動場域也超過教育界，超出東南地域，甚至到達北京。因此對于江蘇省教育會是否屬于“民”，尚可再思考。陳以愛也表示，五四時期以江蘇省教育會領袖為領導人的“新教育共進社”，后來與《新教育》雜志社、實際教育調查社合并為“中華教育改進社”，定址北京。這一會址與名稱的變動并不能就此說明江蘇省教育會的勢力收縮，反而是他們勢力擴張至北京的表征。如果將名稱視作一個“殼”，他們可以用教育會做他們的“殼”，也可以用別的名稱做它的“殼”，但其中主導力量并未有太大改變。此外對于五四時人所用的“學界”“教育界”“學術界”等詞匯的真實所指，都須仔細辨別使用。徐佳貴回應稱，他旨在避開江蘇省教育會中人是否屬于士紳的問題，而關注他們參與“民”字攸關的人群類別建構或重構的動態過程。蘇教育會成分復雜，似不完全是“士紳”，而且如果以“士紳”名之，則可能會淡化黃炎培、沈恩孚等與張謇等人之間的差異。此外他也贊同紗廠幫之于江蘇省教育會的重要性，但他主要關注教育界。另外江蘇省教育會的勢力是“滲入”北京，還是某些人“離開”了蘇教育會轉而投身北京學界，確實較難定論，比如蔣夢麟的前去北大。

黃炎培

彭姍姍也認為，在探討江蘇省教育會的時候，他們的文教活動與政治活動似難分離，要考慮黃炎培這些人致力于文教活動的真正意圖是什么。他們許多以“民”命名的倡導往往是一種宣傳，背后有整體的政治關懷，明確的政治意圖。許多以“民”為幟的口號，它的內涵和真實的所指都在發生變化。江蘇省教育會在五四時候打著“民”的旗號尚能獲得較多人認同，但等到國民革命的時候，隨著工人、農民、學生等真正意義上的“民”的組織團體興起之后，許多人就已經不太認同江蘇省教育會所倡導的“民”了。此外彭姍姍認為，新學制在實行之前就已有“試點”，而因地制宜是它的一大特點，因此對于它的實踐效果，還可以再探討。徐佳貴表示，有時用“表-里”二分的圖式理解歷史行動者的意圖，也就是說“揭開”表層便能發現里層“真實”的意圖這種思維方式，會有一定風險，人的意圖和動機是復雜的問題，“平民主義”在蘇教育會這里是否只是“旗號”，是否只有“地方自治”或政治上的考量才是他們的“真實”意圖，可以再商榷。

八、五四前后的家庭日新會

“家庭革命”是近代中國頗為顯著的一個變化，歷來被人類社會視作的溫暖港灣，在近代卻成為阻礙國家民族發展的負面象征，成為革命的對象。趙妍杰（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以家為樂：家庭日新會的組建與活動》即是對“家庭革命”這一課題的延續探討。家庭日新會創設于1919年冬，核心人物是黃炎培，其主要成員與江蘇省教育會、中華職業教育社成員之間多有重合，除教育界人士為主外，也吸納有實業界、新聞界、科學界、留學生界人士。他們最初的構想是家庭為基點，漸漸改革社會惡習，進而革新國家。黃炎培在倡導敬業樂群之外，他也特別強調“愛家”，認為愛家實是敬業樂群的基礎，他在推動現代社會的同時，還著力推動現代家庭。他們從社會方面提倡家庭建設，試圖把“家庭”嵌入共和國。他們維護家庭，提倡科學宣傳家政，鼓勵節儉持家，科學育兒，培養夫妻感情，其實都是旨在將家庭教育進行社會化普及。這些主張與他們長期關注的職業教育其實密不可分。

家庭日新會的活動，借鑒了歐美男女社交公開的方式，融合了“歐風”和“國粹”的雙重取向。他們主張以家為樂，借助新形式，新團體，宣傳他們溫和的進步主義立場，以重新詮釋中國倫理的現代意義和價值，反對激進的家庭革命，他們對婦女解放等時代言說都持有批評性看法。家庭日新會的活動也面臨數次戰爭的沖擊，在“一二八”淞滬抗戰期間參與慰軍活動甚為積極，但抗戰后期便無形解散。趙妍杰指出，家庭日新會展現出他們對家庭建設的一種表達和期待，這和激進的革命青年對于家庭的想象之間有著明顯的代際和理念差異，體現出這一群體對于五四時期家庭革命的一種回應，以及塑造理想家庭生活的努力。

評議人陳以愛指出，以往學者在探討江蘇省教育會這一群體時期鮮有關注到家庭日新會這一組織及其活動。趙妍杰的這一研究是對家庭革命和東南集團這兩大研究主題的推進。同時陳以愛指出，對于家庭日新會的一些具體成員及其活動，尤其是家庭日新會與基督教青年會及其外圍組織之間的關系，與上海美僑之間的關系，尚需開辟史料，進一步澄清。此外他們在史量才主持的《申報》上集中推介家庭日新會的活動，似是在表達一種對于理想家庭社會的形象，因此對于這些圖文所傳達的訊息均需要仔細考究。趙妍杰回應表示，對于家庭日新會的借鑒對象，理念來源，以及他們與基督教青年會的關系均會進一步夯實。

圓桌討論

總評議人鄒小站研究員（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總結稱，舉辦“從五四到五卅”的學術工作坊很有意義。工作坊的各位學者既關注這一時期政治與社會的主流問題，也關注全國教育會聯合會、學生聯合會、江蘇省教育會、基督教青年會、家庭日新會等外圍勢力，所用材料也都非常豐富。從“五四”到“五卅”是中國現代史上非常重要的轉型期。這一時期是思想由思想啟蒙、文化運動轉向政治改造，政治革命重回歷史前臺的時期，是國民革命論述逐漸興起的時期。此期的國民革命論述中，反帝話語的興起與國民會議運動的興起值得特別關注。其中，反帝話語深刻地影響了此后中國的革命意識形態，而國民會議運動的興起則表明，國共兩黨當時有通過和平的國民運動來完成國民革命的設想。孫中山去世后，國共兩黨仍非常重視這個問題。后來，國民革命從和平的國民會議運動方式轉向武裝革命的方式，其間的過渡轉折，還可以再深入探討。周斌也贊同鄒小站研究員的看法，他也指出中共并不完全排斥改良的手段，國共兩黨在抗戰后期也規劃用國民會議的方式建國，這其中有一定的連續性。

此外，對于研討中大家熱烈討論的近代中國“平民”的涵義，他認為，討論這一問題，需要注意馬列主義“階級理論”輸入的影響。階級理論傳入之前，“平民”往往與貴族、“官/紳”相對，普通地主、商人也是“平民”的一部分；階級理論傳入以及被接受之后，在階級理論的視野下，地主、商人就不再是“平民”了，“平民”的含義已階級化了。

周月峰指出，五四時期許多人用“階級”這個詞和學習“階級理論”其實是有所區分的。另外鄭超麟回憶錄中指出陳獨秀的一些文章是他人代筆，因此在使用時要注意區分。此外，對于一個人的階級觀念的考察，要將其放置到一個更大的背景中，將許多參與階級話語討論、但反對階級理論的人也納入進來。比如梁啟超很長時間不接受階級理論，但在1920年代后期他很快又承認中國有階級的存在，但他對中國階級的劃分卻與馬克思列寧主義有很大差異，如“有業/無業”階級、“有槍/無槍”階級。他當然并非階級理論者，但也可以看到，當階級理論或者階級觀念一旦進來，它就會被許多思想家“改造”“轉化”，內嵌于其他的思想結構中。

呂文浩副研究員（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也表示，工作坊的形式有助于討論的充分和深入，未來也可邀請不同學術背景的學者就相關問題充分交換意見。同時他表示此次工作坊所提交的論文，在概念使用、題目構思上仍有一些可改進的地方。楊琥研究員表示，以往對于五四運動的研究，往往集中于1919年前后的幾年間，民初到五四，五四到五卅期間的研究，都比較薄弱，需要新一代學者的共同努力。同時他也表示學術研究不必套用一些時髦的新名詞、新概念和新理論，要歸回中國歷史的本身，關照現實，要從中國的現實出發來研究中國的歷史社會問題，要體現出學者的責任與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