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23年是亞當·斯密誕辰300周年。這位“經濟學之父”身上充滿著矛盾：他天賦異稟，14歲就讀格拉斯哥大學，17歲入讀牛津大學，25歲成為母校格拉斯哥大學的正教授；但同時又素有癡名：讀書時經常發呆，懶得給朋友們回信，一生未婚也沒有子嗣。他只留下兩部著作——《國富論》被奉為現代經濟學“開山之作”，《道德情操論》卻被視為倫理學的經典。

300年來，亞當·斯密的思想仍影響著現代經濟學的發展軌跡，他的形象也曾被蒙上歷史的迷霧。為了還原一個真實的亞當·斯密，澎湃新聞推出“亞當·斯密300年”專題，邀請多位學人從歷史、哲學、經濟學等層面，多維度展示這位“現代經濟學之父”的多重面貌。

亞當·斯密曾經是誰？亞當·斯密在美國變成了誰？斯密在經濟學、政治學、倫理學及法理學等各個領域的思想歷久彌新，不斷塑造著美國人的觀念。兩百多年來，美國人持續回到亞當·斯密，試圖從這位偉大先哲那里為不同時代的問題找到答案。2022年，在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亞當·斯密的美國》一書中，作者Glory Liu就發現，亞當·斯密思想的臉譜，兩百多年來一直隨著美國經濟社會歷史語境重心的變遷而不斷變換。我們如今所熟知的“經濟學之父”的形象，并非亞當·斯密思想的必然邏輯延展。它的背后，其實站著一代代美國人自己的社會目標和思想需要。

亞當·斯密

建國時期，斯密尚未對美國人的思想產生根本性影響，他只是眾多蘇格蘭啟蒙思想家中的一員，但開國元勛們對斯密的閱讀和使用讓這位蘇格蘭哲學家進入了美國人的視野。1776年，斯密巨著《國富論》面世，同年7月美國迎來獨立。面對內憂外患，這個初生的國家如何錨定當下、探索未來？“建國之父”們紛紛從來自大洋彼岸的啟蒙思想中尋求答案。啟蒙思想家追求的是一種自然科學式的方法論，他們試圖探尋“人的科學”，找出人類、政府和社會關系中普遍且恒定的科學原理，這正符合美國當前渴求理性啟蒙的需要。

在這一時期，斯密的思想對美國三位重量級政治家產生了關鍵性影響，相應地，三位政治家也出于各自的需要“誤讀”了斯密。詹姆斯·麥迪遜在《聯邦論》（The Federalist Paper）中轉化吸收了斯密關于人類行為和社會機制之間關系形成的一般原理，包括斯密通過生產方式劃分經濟利益群體，以及斯密對宗教派別分割的討論。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借鑒斯密著作中的經濟邏輯來反對重農主義，鼓勵制造業發展，以此指導美國經濟大廈的建立，但他最終導向支持政府干預的結論，這與斯密原本的經濟自由主張背道而馳。約翰·亞當斯則更重視斯密的道德哲學，借助斯密對同情及其不平衡性的討論，首次分析了寡頭政治的心理基礎，挖掘財富轉換為權力的隱藏機制。這一時期并沒有出現單一確定的斯密形象，開國元勛只是采納斯密的部分觀點為自己的立場辯護。

從18世紀末到19世紀后期，斯密的名譽在支持者的聲援和反對者的聲討中逐漸固化，成為了政治經濟學的偉大創始人和自由貿易的堅定使徒。19世紀初，學界亟需一種能夠支撐美國政治獨立性與經濟獨特性的研究，政治經濟學應運而生。南方自由貿易的早期捍衛者抓住這個機會，將斯密塑造成“政治經濟學之父”，把《國富論》定義為第一部完整的、成系統的政治經濟學著作，由此奠定了斯密在這一學科的核心地位。伴隨著美國高等教育機構與課程改革，斯密的政治經濟學理論悄然融入美國人的觀念、思想與行動。南北戰爭之后，學術走向現代化與專業化，政治經濟學從道德哲學中分離，以數據分析和情境考量著稱的德國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逐漸取代了斯密那種依靠描述和演繹建立的“永恒普遍”原理。斯密實質性的理論貢獻與其榮譽性的歷史形象相割離，前者遭受驅逐，后者則成為政治經濟學發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與此同時，斯密的形象貫穿了整個19世紀的關稅政策爭論。南北戰爭前，南方種植園農場主依靠與英國和新英格蘭的交易維持自身利益，提高關稅就意味著生活成本的增加及奴隸制的貶值，因此他們堅決反對當前的關稅政策，大力鼓吹自由貿易，主張自由貿易帶來共贏與和平。他們訴諸亞當·斯密這一知識權威，將斯密龐雜的政治經濟學思想提煉為“支持自由貿易，反對政府干預”。反之，對北方制造業者來說，高關稅保護了國內工業，廢除奴隸制能帶來更大的國內市場，因此他們追隨李斯特以及德國經濟學家建立的“美國體系”，指責自由貿易是殖民國家的陰謀。保護主義者將反對的矛頭指向自由主義者背后的權威，指出斯密著作呈現的不融貫，強調斯密思想的歷史局限，并否認將斯密觀念應用于當下政治實踐的合法性。

南北戰爭后的關稅政策依舊以保護主義為基調，但斯密作為自由貿易使徒的聲譽依然在民主黨和共和黨的爭論中得以延續，斯密形象成為兩黨凝聚黨內力量的標識。保護主義者集結在共和黨的旗幟下，以完整的經濟邏輯支持高關稅政策；而民主黨又回到亞當·斯密的政治理論堡壘，為他樹立起18世紀英雄權威的形象，繼續強化斯密觀念的永恒性。隱藏在自由與保護背后更深的分歧，是政治經濟學理論與應用的張力。

19世紀的最后幾十年，美國成為全球最龐大的工業力量，“進步時代”的資本主義危機呼求政治經濟學為社會不平等、勞資沖突和金融震蕩提供解決方案。斯密為思考美國政治經濟學提供了新的方式，自由派和保護派針鋒相對時失卻的倫理維度和法理學維度再次回到斯密形象中，使他短暫地成為了“新學派的先鋒”。理查德.T.伊利區分了“舊學派”與“新學派”，前者承襲理性自利原則，以先天演繹的方式得到自由市場的結論；而“新學派”采取歷史的、暫時的思考方式，從觀察分析中得出一般化理論，以結合了自利與利他的“人道主義精神”作為新政治經濟學的核心。通過對人本身的尊重，伊利賦予政治經濟學一種規范性力量，為政治經濟學設定了倫理目標。將倫理規范帶入政治經濟學的做法是否會削弱這門科學的精確性和中立性？經濟學應該僅僅討論“是什么”，還是要進一步回答“應該是什么”的問題？這些爭論造就了兩個相對的斯密形象：舊的英國式抽象演繹路徑把斯密還原為非倫理的、自由放任和無限制的自利主義的象征；新的歷史性歸納路徑則承認斯密作為一個歷史研究對象的獨立價值，并為其整體思想的一致性辯護。

倫理學之外，隨著《論正義、警察、稅收和武裝的講座》（Lectures on Justice, Police, Revenue, and Arms）以及更多文獻出版，斯密的法理學理論得到學界重視。眾多學者用《講座》證明斯密政治經濟觀點的原創性，威廉·考德威爾更是進一步把斯密對政治和社會權威體系的“基因-歷史”解釋當成社會契約論的替代理論，強調斯密在法理學上的重大貢獻。可惜的是，隨著芝加哥學派的崛起，這種豐富多元的斯密形象終究被單一扁平的“自由市場經濟學家”所取代。

20世紀以來，芝加哥學派把斯密置于意識形態爭論的核心，利用他捍衛自由主義的內容和未來，締造了新時代的“斯密神話”，成就了流傳最廣、最為持久的斯密經典形象。20世紀初的大蕭條對自由放任思想產生了極大的沖擊，冷戰背景下的社會主義計劃浪潮又令人感到擔憂，自由市場倡導者們不得不拿起理論武器捍衛自己的立場。他們再度將目光投向斯密，讓他為自由主義背書。芝加哥學派先驅雅各布·瓦伊納和法蘭克·奈特構建價格理論來反對凱恩斯主義，以價格變動傳達市場信息，用價格分析理解個體行為和資源配置。以價格理論為核心構建起的斯密解釋框架為后來的芝加哥學派提供了方法論基礎。早期芝加哥斯密的形象存在兩個面向，在芝加哥大學教學的過程中，瓦伊納和奈特把斯密的古典勞動價值理論當作反面案例來證明價格理論的正確性和科學性，但同時稱贊斯密很好地平衡了政治學和政治經濟學之間的關系。從這種解讀中，他們得出了一種不排除干預的保守自由放任理論，在支持自由市場的基本立場下，他們沒有把自由放任等同于自然必然，而是承認一些政府活動能夠促進對公共利益，但他們也強調政府干預的諸多脆弱性。

隨著芝加哥學派的進一步發展，弗里德希里·哈耶克、喬治·斯蒂格勒和彌爾頓·弗里德曼一步步將斯密形象還原為簡單的“價格理論創始人”“自由放任支持者”和政治宣傳工具。在哈耶克這里，斯密思想代表了一種“真正的個體主義”，他承認人類理性的有限性和易錯性，因此主張廢除一切強制性和排他性的權力。斯蒂格勒將“自利”看作斯密最偉大的洞見，自利的力量引導資源配置、激勵勞動者工作，自利就是現代經濟學的公理。他試圖在政治領域貫徹自利原則，通過指出政客行動同樣受自利引導來證明國家動機和能力都不值得信任。最終，弗里德曼出于意識形態宣傳需求進一步簡化了斯密的思想，并通過自己的公眾影響力將“看不見的手”推上圣壇，他對“看不見的手”的解釋完全拋卻了其神學背景，把它作為一種純粹科學模型與價格理論相結合運用于公開政治論辯中。至此，這些關鍵人物的刻意塑造鑄就了“芝加哥斯密”，斯密的標志性地位與自利、自由市場和“看不見的手”不可分割地結合在了一起。

1773年，波士頓民眾反對政府印花稅。

20世紀末，斯密文集的再版和資本主義社會在道德上面臨的危機使得美國學術界重新審視斯密的政治思想和道德哲學，“芝加哥斯密”的權威在風頭正盛時受到挑戰。作為政治思想家的斯密將經濟思考融入公共正義考量。A.O.赫希曼著重探討斯密如何將賺錢的貪欲這種激情轉換成促進公共善的純粹利益，同時強調政治領域的不理性；唐納德·溫奇把斯密放入18世紀去了解斯密關于政治本質的觀點，在立法和憲法框架層面規定斯密的政治思考；伊什特萬·洪特和葉禮庭指出在斯密這里，政府只保護人們的財產安全，執行嚴格正義，而市場肩負履行分配正義的責任。然而，對斯密政治學的這類解讀無意間將政治拋入懷疑和悲觀之中，造就了一個“反政治”的斯密。作為道德哲學家的斯密為資本主義社會建立道德根基。新保守主義者認為，當前資本主義社會在道德上的“無政府狀態”已形成危機，他們回到斯密和蘇格蘭啟蒙運動時期進行道德哲學的再創造，以鑄造一種保守主義道德和政治共識。歐文·克里斯托和希伯爾法布提升了《道德情操論》的地位，重視同情、良心和內在的道德感，將經濟自利嵌入良性的制度安排及“資產階級德性”之中，在樂觀主義的基調下構建出充斥著友愛情誼的資本主義社會，避免資本主義導向道德相對主義與道德虛無主義。

到了21世紀，全球學者對斯密的研究進一步拓展到美學、宗教學、詩辭語言學等各個領域。新時代的斯密研究帶來了兩個新形式的“亞當·斯密問題”：在道德領域中，我們如何理解斯密一邊倡導市場社會帶來的物質利益，一邊擔憂人們因此而付出的道德代價？學者們認為斯密最終樂觀地捍衛了商業社會的道德基礎，指出物質利益的豐裕最終會導向社會平等，從而帶來尊嚴和獨立，這也證明了構建資本主義道德的可能性。那么，在研究過程中，我們如何一邊回到歷史語境去探索斯密的思想，一邊將其觀點應用于時代問題？斯密的思想觀念充滿了復雜性和可塑性，給了斯密詮釋者們不斷重塑和發明的余地，使斯密能夠在每一個時代中擁有自己的位置。立足時代問題探討斯密的觀點讓每一代學者從中獲得力量，同時賦予了斯密思想在新時代煥發生機的可能性。

縱覽兩百多年來斯密形象的變化，再回到開篇提出的問題，我們或許得到了一些答案。亞當·斯密曾經是誰？亞當·斯密在美國變成了誰？過去的人們對斯密的不同理解塑造了斯密現在的樣子，后人在閱讀、思考和辯護的過程中，不斷將自己的觀念和追求代入對斯密的理解之中。大多數情況下，他們對斯密的使用并非對其實質理論的探討，而是把斯密當作理論和政治武器來解決時代難題。但是，正如作者所說，美國人被他們自己所創造的亞當·斯密所俘獲，現在是亞當·斯密的美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