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選自《跨學科：人文學科的誕生、危機與未來》，犀利地討論了美國知識界有關跨學科的話題。

人文學科本質上就是跨學科的，它關注人類凌亂、無邊界、無算法規則的狀態，沒人能知曉一切?？鐚W科是一種必要的克服與超越，要求我們對知識有一種更開放的態度。

千言萬語，仿佛又回到了蘇格拉底的那一句——“我唯一的知識是知曉我的無知。”

在他的專著《廢墟中的大學》中，比爾·雷丁斯對一些雄心勃勃的跨學科主張提出了挑戰，同時也質疑了許多人文學科工作者對它不加質疑的接受。雷丁斯對跨學科的批判與他的一個總體認識相聯系，即當代西方大學已經成為“跨國官僚公司”，它們只知道追求利潤，圍繞一個空洞的“追求卓越”的概念而被組織起來。他認為，“跨學科”這個術語的模糊性和可塑性意味著它可以很容易地被用于追求市場化大學的目標：“我們可以以卓越的名義跨學科，因為這樣便可以保留先前存在的學科界限，前提是它們對整個系統不會提出更大的要求，也不會對其成長和整合制造障礙?！?/p>

換句話說，雷丁斯認為，跨學科研究既可能是出于大學管理預算和靈活應對市場需求的目的，也可能是為了知識對話與合作這樣的可貴目標，因為將系別合并到跨學科規劃中可以是一種精簡和壓縮成本的形式?；魻枴じＫ固赝瑯又赋隽艘恍┐髮W管理者可以“把跨學科投資作為節儉成本的方案”。他認為，在試圖超越學科知識之前，我們需要接受學科知識的必然性，否則很可能產生一種對所有人都免費的知識，而不是開創性的學術形式：

即使在20年前，也有非常嚴格的學科規范：學科警察說了算！現在不是這樣了。今天，有太多聲稱是跨學科的工作對我來說似乎是非學科的。要想跨學科，你首先必須得進入學科——以一門，最好是兩門學科為基礎，在把它們互相比對之前，先了解這些話語的歷史性。現在，許多年輕人在從事學科工作之前就從事跨學科工作。結果是他們常常陷入折中主義，在哪一門學科上也沒什么作為；這與其說是一種學科越軌，不如說是一種學科熵。

雷丁斯和福斯特并非攻擊跨學科，而是批判那種認為它本身就是激進的或創新的，并且可以超越大學作為一個經濟文化機構的地位的看法。正如我在本書中試圖論證的那樣，不存在非學科的、非結構化的知識；因此，這些論點能夠有效地吸引人們注意跨學科的機構投資，看看它如何與它所批判的學術等級制度相互牽連。

雷丁斯和福斯特都認為跨學科研究代表了大學的未來。雷丁斯認為，跨學科的知識和制度之爭已經取得了決定性勝利，“學科結構在市場需求的壓力下正在破裂”。北美大學的近期前景將是“在一所由眾多職業型學院組成的集群中，出現越來越跨學科的普通人文學科系別”，而這也將伴隨一個不可避免的“美國化”過程而成為世界其他國家的榜樣。這也是雷丁斯針對市場在當代大學中打破現有體制和政府結構方面所發揮作用的總體看法的一部分。但他低估了公立背景和當代大學中現有等級制度的存在。

雷丁斯關于“公立”大學在全球壟斷資本主義時代即將倒閉的觀點可能更適用于美國大學制度，而不是像英國和澳大利亞等國家更受政府控制的大學制度，在那里，大學與企業的聯系仍然不如與政府財政機制的聯系緊密。但雷丁斯和福斯特都指出了一個重要方面，這也是本書到目前為止一直沒有正面討論的問題。那就是，跨學科不僅是一個知識問題，同時也是一個政治問題：教學和學術研究并非出現在政治真空中。大學也是領地性的機構，在其中工作的學者經常與其他部門的同事進行“地盤爭奪戰”。注重學科專業院系利益的學者和管理層面的管理者之間也經常發生沖突，后者主要關心的是如何在整個大學內平衡預算和創造收入。

在這個背景下，雷丁斯和福斯特的焦慮——大學管理者之所以提倡跨學科，是因為他們認為這是打破根深蒂固的學科等級制度和吸引學生“消費者”的好方法——現在也在美國以外的地方被表達出來。比如，哈根擔心“越來越頻繁地要求跨學科和跨院系合作可能是大學管理層用來誘惑各院系和其他更大的管理單位參與其自己的馬基雅維利式成本削減計劃的塞壬之聲（siren-songs）?！?。

英國批判理論家托馬斯·多切蒂（Thomas Docherty）也對這種新的市場主導文化心有疑慮，他認為“跨學科是……一句空話：就像‘現代化’一樣，它雖然沒什么意義，卻依然有著巨大影響”。對多切蒂來說，不斷要求更加跨學科的呼聲可以追溯到20世紀60年代的反文化，它認為學科制度在某種程度上是限制性的、懲罰性的或排他性的，正如其最常見的字典意義“紀律”（discipline）所意指的那樣。在當時，有很多激進的言論要打破學科之間的壁壘，認為它們阻礙了創造力和創新思維。

正如多切蒂所說，“就像20世紀60年代要打破一切傳統，我們讓我們的學科像一盞無政府主義的熔巖燈（lava lamps）一樣相互滲透”。他指出，不管它表面上怎么辯駁，這種想法都“與那種認為做研究就是不斷生產出無窮無盡的、可商品化的新思想和新奇事物的市場化方法互相共謀：一種熔巖的新形態”。對多切蒂來說，跨學科的緊迫性實際上在于政府想要控制學術界生產的觀點和研究成果，使其可被市場化利用，而不是作為小圈子獨占的艱深之物。多切蒂憤怒的矛頭所指主要目標是英國政府資助的各類基金委員會，這些委員會為學術研究項目撥款，并不斷談論“跨學科”的好處。例如，藝術與人文研究基金會（Arts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Council）圍繞“宗教與社會”“科學與遺產”“流散、移民與身份”和“景觀與環境”等一系列跨學科主題進行招標，撥發了大量研究資助。在這些廣泛的主題中，跨學科協作和相互促進的價值往往被簡單地理解為不言而喻。

多切蒂明確指出，打破學科疆界的愿望本身并不一定意味著解放。他并不是唯一一個認為20世紀60年代的許多革命性言論已被吸納進現代市場觀念的人。呂克·博爾坦斯基（Luc Boltanski）和伊芙·夏佩羅（Eve Chiapello）也同樣聲稱，他們所謂的“新資本主義精神”容納了19世紀波希米亞城市文化中出現的資本主義“藝術批判”的要素，并在20世紀60年代的反主流文化中達到頂峰。通過對20世紀90年代的管理文獻進行考察，他們認為這種新的“聯系主義的”（connexionist）資本主義強調靈活的實踐和扁平的等級制度，與20世紀60年代后期的自由意志主義左派哲學有著顯著的相似之處，后者也重視自我表達和自我管理，而不是官僚制度下的循規蹈矩。

大學管理者所青睞的跨學科模式可以說是對現代新自由主義理念的呼應，即不受監管的市場從根本上講是平等和民主的，有助于掃除過時的等級制度和低效的官僚機構。這種跨學科模式當然符合現代商業的說辭，尤其是美國的人際關系管理理論，該理論更強調團隊分工與協作，而非僵死的規章和等級制度。在現代大學中，就像在現代商業中一樣，協同、合作和“創造性的伙伴關系”被視為毋庸置疑的好東西，甚至它們本身就是目的。英國各類研究基金會目前的一個流行詞是“沙坑”（sandpit），即來自不同領域的研究小組被召集在一起，圍繞一個特定主題進行幾天的討論，并鼓勵他們建立跨學科合作伙伴關系，然后再競標獲得資助。一些學者認為“沙坑”一詞明顯太幼稚，它意味著跨學科研究將從好玩有趣的創造性互動中產生。

多切蒂正確地提醒人們，在這種新語境下，“學科”這個概念——無論是指狹義上的“學術”還是指更廣義上的其他事物——并非本質上就是錯的。事實上，學科對于所有優秀的寫作、研究和思考都是必不可少的。這種危險是存在的，即，如果沒有明確的理由或合理性，跨學科工作只會帶來一種模糊、乏味的折中主義。同樣值得指出的是，跨學科可能受制于人類智力上的局限。鑒于大多數人文學科的研究（即使是涉及合作的研究，如編寫各種文集）仍由學者獨立完成，這些人可能很難熟悉兩個或多個學科的理論、方法和素材，同時又不致產生嚴重的知識漏洞。學科可能只是人為構建之物，但這種人為性是有原因的：沒有人能通曉一切。

2006年，瑪喬瑞·嘉伯（Marjorie Garber）在就任現代語言協會主席發表的演講致辭中也提到了這其中一些擔憂。現代語言協會是美國和世界其他地區文學研究領域最重要的專業協會。她以一個問題開始了她的演講：“為什么今天‘僅僅’研究文學是如此可疑的？”嘉伯注意到，那些只聚焦于單個作家、按照傳統方式完成博士論文的畢業生很難在文學研究領域找到學術性工作。

相反，她看到有很多博士論文 “在討論小說、戲劇或詩歌時，只是把它們視為達到其他目的的手段——它們是一扇窗戶，我們透過它可以看到文本之外的世界，比如文化欲望、動機、焦慮或偏見的癥候等等”。她認為，無論目前的跨學科文學研究如何，“有一門學科顯然是缺失的，而這就是古希臘人所稱的詩學（poetike）”。嘉伯認為，文學學者往往不愿意討論他們正在研究的廣泛文本的文學性質，這讓人覺得很奇怪，因此“將當代文學研究者所從事的主要活動稱為其他學科的（other disciplinary）而非跨學科的可能更為準確”。

然而，嘉伯以樂觀的看法結束了她的演講：“一個幽靈仍在學術界游蕩，那就是文學的幽靈”。她認為，文學研究的根本內核不可能如此輕易地被拋棄，文學學者最終會回歸他們最初的詩學學科：

我們這些教授文學的人可能會發現，我們的專業知識比我們想象的要多得多。現在是時候相信最初把我們帶到這個領域的文學本能了，同時也是時候去認識到我們需要的是在我們自己的學科中進行更多理論的、歷史的和批判性的訓練，而不是貪戀追求其他學科，那些學科之所以看上去有些誘人的異域情調，只是因為我們并未真正去實踐它們。

在許多方面，這些懷疑的聲音是對斯坦利·費什（我在本書第三章和第四章結尾處曾做過討論）所提出的論點的改寫，他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再次呼吁文學評論家去教授分析技能和專業化知識，而不是把自己塑造成“道德學家、治療師、政治顧問和全球變革的推動者”。

現在的區別是，這一論點是由批評者提出的，他們并不像費什一樣曾被描述為政治保守派，他們過去的工作也不像費什那樣是無可爭議的跨學科。嘉伯是視覺和環境研究以及英文研究教授，她最近從擅長的莎士比亞研究中走出來，轉而去研究變裝、雙性戀和不動產等多種話題。

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家特里·伊格爾頓的作品范圍也很廣，基本不大可能被指責是純文學研究，他在《如何閱讀詩歌》——書名本身就暗示了一種回歸基礎的方法——一書的開頭就做出了和嘉伯相似的舉動。他寫道：“我最初想到寫這本書，是因為我意識到，最近我遇到的文學專業學生幾乎沒有一個人練習過我自己曾被訓練過的那種文學批評。就像蓋草房或跳木屐舞一樣，文學批評似乎成了一種即將消亡的技藝”。伊格爾頓表示，如今，學生們傾向于只對文本進行“內容分析”：

他們描述文學作品，復述其中發生的事情，也許還加入一些評價性的議論。為了在技術上與語言學相區別，他們將詩歌視為語言，而不是話語……如果只閱讀這些作品內容分析，我們很難想象它們原本應該是關于詩歌或小說的討論，而不是關于現實生活中所發生事情的討論。被忽略的是作品的文學性……他們對待這首詩就像是詩人出于某種奇怪的原因，選擇了一行行地寫下他或她對戰爭或性的觀點，而這些詩行卻沒有結尾。也許電腦卡住了。

應當指出，伊格爾頓并沒有把這種情況歸咎于跨學科；像任何優秀的馬克思主義者一樣，資本主義才是他批判的對象。他認為，“它是一種特定的生活方式，而不是一套抽象的觀念，這才是罪魁禍首。給我們的語言敏感性造成破壞的是無深度的、商品化的、即視易辨的發達資本主義世界，包括其肆無忌憚的符號使用、計算機化的信息交流和對‘經驗’的光鮮包裝”。雖然伊格爾頓沒有提到“跨學科”這個詞，但這里與多切蒂的論點有相通之處。兩者都認為，現代市場規律鼓勵創造一個模糊的、缺乏學科性的知識大雜燴。如果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名言來說，商品資本主義是一個“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云散了”的世界，那么我們也許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一些深思熟慮、一些嚴謹、一些規范。

文字丨選自《跨學科：人文學科的誕生、危機與未來》，[英] 喬·莫蘭 著，陳后亮、寧藝陽 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23

編輯 | Sophie

原標題：《沒有人能夠知曉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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