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看不見的孩子》是《紐約時報》調查記者、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安德里亞·埃利奧特歷時八年追蹤記錄的非虛構作品，講述了一個名叫達薩尼的貧困家庭少女八年曲折的成長經歷。書中，作者將達薩尼的童年故事與她家族的歷史交織在一起，追溯他們從奴隸制到向北遷徙的經歷，以及這個家族在紐約的困境與掙扎。本文為該書的后記，澎湃新聞經出版方授權刊載，標題為編者所擬。

《看不見的孩子：一座美國城市中的貧困、生存與希望》，【美】安德里亞·埃利奧特/著 林華/譯，中信出版集團·新思文化，2023年3月版

我通往達薩尼之路始于離布魯克林幾百英里的華盛頓特區，在我兒時家中的書架上。那是2012年1月，我帶著我的兩個女兒——4個月的克拉拉和3歲的阿瓦——從紐約回娘家。一天晚上，我到書架上去找書看。

我的高中年刊之間塞著一本精裝書，是阿歷克斯·克羅威茲（Alex Kotlowitz）1991年的經典著作《這里沒有孩子》（There Are No Children Here）。書中講述了在芝加哥一處公共住房區長大的里弗斯（Rivers）家兩兄弟法羅（Pharoah）和拉法耶特（Lafeyette）的故事。從我翻開這本書至今，已經過去20年了。那處公房區也拆除了，美國進入了新世紀。

《這里沒有孩子》

但對法羅這樣的孩子來說，到底發生了多少真正的變化？

在我重讀克羅威茲這本著作時，我的腦海中反復浮現出這個問題。在互聯網上隨便一搜，結果確認了我的直覺：每5名美國孩子里就有1人生活在貧困中，和20年前克羅威茲出版《這里沒有孩子》時的貧困率一樣。事實上，美國2012年的兒童貧困率僅次于羅馬尼亞，在富裕國家中居首位。

我2007年開始在《紐約時報》調查部工作，主管編輯是克里斯蒂娜·凱（Christine Kay）和馬特·珀迪（Matt Purdy）。我提出最終形成這本書的報道建議時，美國正處于一場覺醒之中。不久前，在大衰退的陰影下，抗議者發起了“占領華爾街”運動，“茶黨”運動也是在那個時期興起的。我們正進入一個民粹情緒高漲的時代，此刻報道貧困恰逢其時。

報道貧困問題一向都困難重重。記者面對著政黨政治的噪聲——關于“自力更生”和美國政府規模的激烈辯論。我的編輯克里斯蒂娜出身于匹茲堡的一個工人家庭，在《紐約時報》一步步升到了現在的位置。她覺得克服讀者先入為主的觀念最是困難，例如認為窮人缺乏“個人責任感”。

“我只寫孩子怎么樣？”我提議。

畢竟，孩子是局外人——他們的存在和貧困都不是他們自己造成的。無論如何也不能說美國的貧窮兒童（2012年人數為1600萬）應該為他們自己的福祉負責，或者說他們窮是他們自己的錯誤選擇所致。孩子們掙扎在美國政治的邊緣，他們沒有投票權，他們的聲音很少被聽到。

達薩尼第一次和我談到自己是“隱形人”時才11歲。她把感覺別人看不見自己這樣一件痛苦的事想象成對自己有利的事，想象自己有“超級能力”。

達薩尼講的不僅是她個人的經歷。她也是在描述一種公共關系：她自己與她生活的城市的關系，無家可歸者與有房住的人的關系，黑人劣勢與白人特權的關系。看得見和看不見的兩個世界——兩種人——的相遇塑造了達薩尼的童年。

我屬于哪一類人從來沒有疑問。人們也許會納悶我是如何獲得達薩尼一家的“信任”的。其實信任一詞無法充分反映記者與消息來源者之間那種錯綜復雜的關系。信任至多是一個不斷發展的進程，有起有落，全看當天發生了什么事。

這是生我養我的女人教給我的經驗之談。我母親是智利移民，曾在華盛頓特區一家為拉美裔提供免費服務的診所做過多年的精神健康主管。她有一項出色的天賦：傾聽。

她的有些病人得了艾滋病，命不久矣。有的病人是從薩爾瓦多內戰中逃出來的難民。他們身上帶著酷刑留下的傷疤。我來自智利的幾個舅舅很幸運逃脫了這樣的命運，他們逃離了智利，定居在了美國。

講故事是我們這些流亡在外的人的生命線，故事一定要有人聽。我最早的記憶包括我母親在夜深時彈著吉他唱比奧萊塔·帕拉（Violeta Parra）的《感謝生活》（Graciasalavida）。

感謝你，生活，給了我如此之多

你給了我聽力，帶給我巨大的力量

在我對達薩尼的一次早期采訪中，她指指她母親香奈兒說：“她老是說我話太多！她說等我長大了，我就知道我為什么話太多了，因為現在我不知道為什么。”

香奈兒糾正她：“你不知道為什么話多不好，因為最好的老師都是聽別人說。”

我卻想說：“達薩尼，請說下去。”我花了幾個月的時間尋找像達薩尼這樣的孩子——一個能把自己在貧窮中長大的經歷形諸言辭的女孩。起初我撒了很大一張網，去了很多地方，如新澤西州的卡姆登（Camden）、賓夕法尼亞州的斯克蘭頓（Scranton）和密歇根州的范布倫縣（VanBuren County）。專家們鼓勵我找一個“有代表性”的孩子，其家庭能反映人口趨勢——最好是單身母親帶著（不同生父的）兩個孩子，做著低薪的半職工作。

如果按照這些要求去找，我怎么也不會找到達薩尼。達薩尼的父母是結了婚的，長期沒有工作，養著許多孩子。可是當我來到奧本收容所時，我最關心的不是找一個符合人口趨勢的人。我最想找到一個能給這個故事注入活力的孩子。2012年10月那個陽光燦爛的下午，她就那么直直地看著我。

達薩尼精力旺盛。她早熟、大膽、喜歡冒險。11歲的她已經能夠以深刻感人的方式清楚地表達感情。她是對自己生活的敏銳觀察者——連成人都很少能做到這一點。這些特質不僅難得，而且對任何記者的工作來說都非常重要。

在我報道的人中，大多數人都從未與記者談過話。我們做記者的有責任解釋我們是干什么的。可以這樣描述我們的工作：我們去不熟悉的地方。我們花許多時間和把我們視作外人的人待在一起。我們觀察，我們傾聽，我們試圖理解。

“理解”（understand）一詞來自古英語understandan，字面意思是“站在之中”。理解并不意味著達到某種終極真理。我認為，理解意味著我們接觸到新的、以前沒有見過的東西，因而受到刺激，感到渺小，經歷覺醒，甚至發生改變。我和達薩尼處了8年。如果這期間我做了什么的話，那就是站在了她的生活之中。

電影《何以為家》劇照

2012年我們剛認識的頭幾周，我向達薩尼一家解釋了我與他們相處的準則：我在為《紐約時報》寫報道，除非有人告訴我有些事是“隱私”，否則我看到什么都會寫在文章里，會讓很多人看到。我會把他們的話錄音以確保準確無誤。報紙上最后刊出的文章不應令任何涉及其中的人感到驚訝，因為我在報道刊出前會核實每一個事實，給相關的人留出回應時間。我和《紐約時報》都不會因為報道他們家的故事而付給他們錢。我給了香奈兒一疊我發表的作品，請她給我寫過的任何人打電話查問我是否公正。

達薩尼從一開始就非常積極，我甚至猜想：她這樣做是不是為了取悅她母親？她以后會不會后悔？孩子不像成人那樣擁有做出明智決定的智慧和能力，那么我對一個孩子負有何種道德義務？

如果我看到了某件事情，令我想跳出記者的角色范圍出手干預，我該怎么辦？

奧本收容所不準外人進入，所以我和達薩尼的家人很多時間都是在街上——聽音樂，在公園里坐著，在雜貨店旁邊待著。香奈兒主動向別人解釋我為什么和他們在一起。我不反對她把我稱為“朋友”，但我鼓勵她把我在寫報道的事告訴任何她信任的人。

我和達薩尼一家建立關系沒有清楚的路線圖。反正在《紐約時報》的記者手冊里找不到，手冊里只規定了專題報道的傳統準則。在題為“與消息來源的個人關系”的小節中有這么一條老古董：“例如，一個市政廳記者如果每周和一位市議員打高爾夫球，就可能造成一種過從甚密的印象……”

按報社規定，我可以在餐館給達薩尼的家人買飯。天氣轉冷后，我們也時常去餐館見面。他們一家用《紐約時報》提供的攝像機每天拍下視頻日記，描述每一天的“高點”和“低點”（我自己的家人在晚餐桌上也這樣做，只不過沒有攝像機）。我也讓香奈兒和無上（達薩尼的繼父——編者注）記錄下他們房間的狀況。當地的一個非營利組織格林堡SNAP以信息自由的理由幫我提出了查閱市記錄的要求。

和我一起工作的是《紐約時報》的資深攝影師露絲·弗雷姆森。為了不引起市機構的注意，我們在達薩尼的學校麥金尼度過了大量時間，而這需要校長保拉·霍姆斯的同意。霍姆斯小姐起初有些猶豫，但她相信新聞報道的力量，所以允許我們一年內自由出入麥金尼。

最終，露絲和我通過防火梯偷偷進入了奧本收容所，但卻觸響了警報。我們悄悄溜過4個保安的監視，終于到達了達薩尼家的房間。我事先通知了法律援助協會。他們同意，萬一達薩尼一家因為違反收容所的規定而被驅逐，他們會代表達薩尼一家打官司。

所幸沒人發現我們。

屋外的美國兒童

《紐約時報》于2013年12月刊登了我一共分為5部分的系列報道。不過很顯然，我僅僅觸及了達薩尼故事的表層。在我接下來撰寫本書的7年里，是達薩尼及其家人勇敢而堅定的決心支持了我。我們的關系幾經轉折，有時緊密，有時疏遠。我能夠依賴的是我對達薩尼一家的尊重，和他們對我的尊重。

他們從未問過我的職業準則，但我可以想象從他們的角度聽到這些準則后的感受：我有住處，他們無家可歸。我有食物，他們經常挨餓。而我的工作是寫他們，寫他們的貧困。

許多記者都面對過類似的難題。我發現學者倒是看得比較清楚，他們仔細思考過自己工作的倫理問題。這方面的終極范例是米切爾·鄧奈爾（Mitchell Duneier）的《人行道王國》（Sidewalk）里長達25頁的“方法說明”。這本書是里程碑式的民族志，記敘了紐約曼哈頓格林威治村的街頭小販。

我的導師之一是已故的李·安·富基（Lee Ann Fujii）。這位民族志研究者研究了波斯尼亞和盧旺達種族滅絕的受害者。我倆在多次交談中比較了我們各自與信息來源者的關系。用李·安的話說，這種關系涉及一種“權力不對稱”。對于這種權力失衡，沒有顯而易見的解決辦法。

李·安在2012年寫道：“我們必須時時提醒自己，我們作為研究者進入另一個人的世界是特權，不是權利。在倫理的兩難之中掙扎是我們為享受這種特權而付出的代價。”

我的一個應對辦法是建立一個慈善基金，幫助達薩尼一家和像他們一樣處境的人。本書寫完之后我才把此事告訴他們。我將把本書收益的一部分捐給這個基金會。我的存在對達薩尼的生活有何影響？毫無疑問，登上《紐約時報》頭版對任何一個紐約人來說都有重大影響，尤其是一個默默無聞的窮孩子。

同樣，不管登上《紐約時報》能起到多大作用，都敵不過達薩尼生活中貧困的力量。如果說有什么給我的編輯和我留下了最深的印象，那就是情況實際上基本沒有改變。

在紐約街頭跟蹤達薩尼的生活時，我會盡力淡入背景之中。可以說，任何記者都難逃注意，特別是一個在黑人為主的社區中活動的白人。

香奈兒注意到了兩種模式。其中一種是，我的種族在街頭可以成為一道壁壘，令人感到躊躇或對我的動機產生懷疑。（我在邁阿密報道拉美裔移民時情況正好相反，那些移民把我和他們共同的文化視為一個標志，說明我是可以信任的人。）

香奈兒注意到的第二種模式是，在家事法院或福利辦事處這類地方，白人工作者看到我的膚色，會優待香奈兒一家，也許是因為他們覺得一個大人物（我）在旁邊看著。我相信有過這種情形，不過我總的觀察印象是，香奈兒一家在紐約市相關機構里無力無助、無人理睬。

《紐約時報》的系列報道在達薩尼被赫爾希學校錄取的事上有沒有起作用？赫爾希學校也許覺得錄取達薩尼能讓學校在媒體上露臉，但我花了好幾個星期才說服學校的行政管理人員同意讓我進入學校。他們從不準許記者在學校長時間逗留，那樣帶來的風險比收益大得多。

在我看來，以道德倫理的名義拒絕對窮人伸出援手是享受特權的人的姿態。我多次看到香奈兒把身上最后1美元送給另一個無家可歸者。經濟下行時期，最有慈善精神的經常是最貧窮的美國人。

開始寫作本書后，我偶爾會給達薩尼家一點幫助，給他們買食物或給現金讓他們買尿布等物品。我帶著蛋糕和禮物去慶祝他們家中成員的生日，正如他們為我慶祝生日。

手機是報道的必要工具，所以《紐約時報》給達薩尼一家提供了手機——這個安排后來由我本人出資。我有時開車帶香奈兒或無上去赴約，他們的這類活動經常正好是我報道的內容。他們無家可歸的時候，我有幾次出錢讓他們在廉價旅店里棲身。我固然幫了他們幾次，但更多時候，我沒有幫忙。

那么，達薩尼一家為什么容許我和他們待了8年呢？一個可能的答案是，他們想讓自己的故事得到報道。另一個可能的原因是他們了解了我的工作。達薩尼看到，我問過她的那些問題都反映在了《紐約時報》的報道中。

也許一個更簡單的解釋是我總是出現。在他們一家的經驗里，大部分人都正好相反。直至今日，香奈兒掛電話時都說不出“再見”二字（她選擇說“和平”）。幾乎沒有什么能比一個總是出現的人更重要了。

窮就要受監視。關于達薩尼這種家庭，政府機構的記錄汗牛充棟，相關文件裝滿了堆在我辦公室的十幾個紙箱。

我花了好幾年才找齊這些記錄，因為每一批記錄都會引出一個新的秘密。我與達薩尼一家相處也是一樣。每當我以為我的報道工作可以結束了的時候，又會發生別的事情，揭露出新的一層。

這一系列的揭秘構成了本書的內容。達薩尼開始時是收容所系統中一個無家可歸的女孩，最后成了兒童保護系統中的寄養兒童。每個系統都有不同的標簽，對應不同的困境。但在跟著達薩尼的路往前走的過程中，我看到了這些系統如何相互作用，相互重疊，也認識到“無家可歸”和“寄養兒童”這些標簽更像是同義詞，而非含義不同。

出生在窮人家中的同一批孩子在這些系統中循環往復，無法突圍。達薩尼的“貧困”僅僅是理解她生活條件的出發點。她生活的每個方面都免不了貧困的影響，從幼時的照顧和教育到住房和醫療。從達薩尼一家經常遭遇個人和制度性的種族歧視中可以看出，貧困與種族是分不開的。

達薩尼的故事中埋藏著她祖先的故事和他們經受的各種苦難，從北卡羅來納的奴隸制到布魯克林的種族隔離。所有這些故事都盤根錯節、密切交織。

寫一個孩子的故事免不了觸及其他人的童年——達薩尼的父母是被自己的童年經歷塑就的，他們至今仍擺脫不了童年的影響。社會不認為香奈兒和無上曾經也是孩子，這樣就可以心安理得地把他們的問題怪罪到他們自己頭上了。

正是出于這樣的原因，我在2012年問《紐約時報》我的主管編輯：“我只寫孩子怎么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