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元年（1662）發生的南潯莊氏私修《明史紀略》之案，是清朝初年與私撰明史有關的一場大獄。除浙中名宿查繼佐（1601-1676）、陸圻（1614-？）、范驤（1608-1675）因首告莊氏之書有所違礙而得免于難外，名重一時的浙中文士如潘檉章、吳炎等人，多因牽涉本案而毀家甚至滿門喪命。又因本案量刑之酷烈、后續影響之深遠，中外學者已留心此事，從考辨案情細節、分析案件對清代私修明史的影響，以及案中主要人物在本案發生前后的經歷等角度進行了論述。不過，由親歷者陸圻之女陸莘行（1652-1708后）撰寫的《老父云游始末》（現存清鈔本二種，國家圖書館藏），尚未得到應有的關注。查、陸、范三人中，惟陸圻的心事因女兒的追述有跡可循。從《老父云游始末》切入，再結合清人的相關文字，可以窺知涉入史案的眾人心境與創傷體驗，以及陸氏族人的身份認同如何隨世代而轉移。

《秋思草堂遺集》清抄本書影，一題《老父云游始末》

遺民：山中高著遼東帽（1644-1661）

陸圻，字麗京，又字景軒，號講山，浙江錢塘人。父運昌原名銘勛，字孟鶴，崇禎七年（1634）進士，知吉水，為復社名士。陸圻為運昌長子，有弟培、堦、垿、垣、?，六人皆有才名。其中，陸圻、陸培、陸堦名聲最著。詩文、醫術俱佳的陸圻又列“西泠十子”之次，堪稱名重一時。陸培字鯤庭，號部婁，萬歷四十五年（1617）生，崇禎十三年（1640）進士。陸運昌曾評價陸圻、陸培兄弟：“圻溫良，培剛毅，他日當各有所立。”（《明遺民錄匯輯》）

崇禎年間，陸圻、陸培兄弟成立了登樓社（又名攬云社），當時的名士嚴顥亭沆（1617-1678）、吳錦雯百朋（1616-1670）、朱近修一是（生卒不詳）等人皆與此社，復社名公陳子龍（1608-1647）亦曾多次參與登樓社的活動。明亡后，陸培入弘光為行人司行人，在弘光元年（1645）閏六月見復明事不可為而自殺殉國。與陳潛夫（1610-1646）合作的陸圻，在潛夫殉國后避走福建南安，于輾轉中伺機抗清。由于清初諱言南明史事，陸圻在福建的具體活動實屬晦暗難考之史。不過，陸圻拒斥新朝、堅定的明人身份認同，是十分明顯且毋庸置疑的。他在福州薙發為僧的舉動，正合當時遺民紛紛逃入禪林的風潮。（全祖望：《鮚埼亭集》卷二十六《陸麗京先生事略》）

順治三年（1646）、四年（1647）之交，陸圻應其母之令歸鄉。途中，他“彷殉節故人遺跡”，輯錄若干殉烈明臣的事跡為“殉節諸公卷”。回鄉后，他以賣藥、行醫維生。（孫治：《孫宇臺集》卷二十八《題陸麗京集殉節諸公卷后》）友人評論此期陸圻的狀態是：“避世井中史，全生肘后方。”（王岱：《了庵詩集》卷八《陸麗京沽酒湖樓》）陸圻記三案、弘光及隆武朝遺事的兩卷《陸子史稿》，似乎作于此時。順治七年（1650），陸圻聽聞兵部侍郎王翊（1616-1651）攻破新昌一事，半夜叫醒黃宗羲“擊節起舞”。（黃宗羲：《思舊錄》）可見，陸圻心中一直存有復明、思明之志。與陸圻交好的戚友，如其摯友兼妻弟孫治等人，大多也以遺民居于世。少數仕于清的故交，也都陸續因各種事情被罷黜甚至遭逢破家之難。時間推移至順治十八年（1661）、康熙元年之交，隨著莊廷鑨《明史紀略》在江南的刊印與流行，一場橫禍即將降臨在懵然未覺的陸圻及其族人頭上。

今日之南潯

奇禍：一家累卵杳難明（1662-1663）

康熙元年春二月，陸圻的遺民友人王猷定在浙中病逝。在送歸猷定靈柩歸鄉的途中，有人告知陸圻“湖州莊姓者所著穢史，抵觸本朝，兼有查、陸、范評定姓名，大為不便”。查、陸、范，即日后率先舉發莊氏之史的查繼佐、陸圻、范驤這三位浙中名士。陸圻初聞此事的第一反應是訝異，他回應道：“風馬牛不相及也，何得有此？”但時人心里應當都明了“抵觸”一事在當時緊張的政治環境中非同小可：幫助莊氏修纂《明史紀略》理學諸人傳記的張雋在“禍未發時”，就“已知其非”，于是倉惶“逃于僧舍”。陸圻曾親眼目睹好友孫治在順治二年（1645）被人“挾私怨中先生（孫治）以奇禍”、丁澎在順治十四年（1657）受科場案牽累而被流放。（《孫宇臺集》卷首顧祖禹《孫宇臺先生遺集序》）他自己也曾在順治四年被疑“為奸細”而被捕。（《孫宇臺集》卷十五《亡友陸彥龍趙明鑣胡介合傳》）所以，陸圻還是把與自己“風馬牛不相及”的莊氏史稿放在了心上，“歸家自思”，決定前去所居不遠的查繼佐家中打探情況。

在查氏家中，陸圻“見案頭果有此書”，于是對查繼佐說：“此何物，尚置是耶？若不早圖，禍將作矣。”所謂“早圖”，即隨后查、陸、范三姓聯合向學道提交呈文，申說他們與莊氏史稿毫無關聯，從而撇清干系、保護自己的行動。向官府辯明此事之后，查、陸、范三人恐怕都以為他們的問題已經解決，故“三人視若平常，亦不問矣”。（范韓：《范氏記私史事》）即便莊氏已被以惡意舉報富家、敲詐財產、害人性命聞名江浙的惡棍吳之榮“抱書擊登聞鼓以進”浙江各級官府，“盡人言籍籍”，陸圻仍然不以為意。陸圻甚至對憂心忡忡的妻子、“即嘔血數升”的長子說：“板碎矣，悠悠之口，何患焉！”隨即離家前往臺州云游三月有余。

陸圻之所以胸有成竹，是因為知道《明史紀略》的書板已被官府劈毀。當時，莊氏為避大禍，一邊以重金賄賂知府陳永命（？-1662），“吊出書板，劈毀置庫”；一邊打通關節，“將書三部呈送通政司、禮部、察院三衙門”，爭取更上級的官府為此事定調，得到了“事可消弭”的答復。（費之墀：《費恭庵日記》）對陸圻來說，即便之后仍有人要以印本興獄問罪，他也可以自辯為受人構陷。沒有莊氏所刻之板作定罪的實據，陸氏肯定不致滅身毀家。更重要的是，官府劈毀書板向眾人傳遞了息事寧人的信號。既然已經澄清情況，官府又希望寬大處理，他又何須畏懼？

然而，同年秋天，因吳之榮進京上控、捏告，代康熙帝執掌朝政的四大臣（即索尼、鰲拜、遏必隆、蘇克薩哈）震怒，此案情勢急轉直下。（翁廣平：《書湖州莊氏史獄》）為莊氏之書作序的李令皙（？-1663）“謀以千金令陳紫菘至都求吳救解”，卻不想吳之榮受人錢財后仍堅持控告。（《費恭庵日記》）莊氏之案遂不可解。隨著風聲漸緊，陸圻對妻子敘述夢兆：“吾夢神人謂余曰：‘爾詩文之禍起矣。’將來不知何似。”惶恐不安的情緒逐漸蔓延至全家，常常見到父母“唏噓偶語”的陸莘行即使年紀尚幼，也因感到家中氛圍有異而叩問情況。十一月十五日，陸圻恰巧在出門時遇到前來拘捕他的兩個小吏。由于主事的推官紀元（1634-？）在“未第時即與吾父（陸圻）有交”，小吏并未使陸圻難堪，而是借紀元“相延視疾”的借口，頗為委婉、客氣地說“父素善鑒，故駕言也”。似乎對厄運有所預感，陸圻向小吏請求道：“今望日，須一奠吾母而往。”祭奠之時，陸圻“哭聲甚哀”，其弟陸堦“急入內，連呼仲兄速往隨父”，其妻與陸圻的兩個兒子“悲號趨出”，陸莘行也“大慟踵后”。不惟家人，故交紀元在見到被系至錢塘縣獄的陸圻時，也“惟有揮涕而已”。

十二月，四大臣令“執莊生之父及其兄廷鉞及弟侄等，并列名于書者十八人皆論死”，于是“督撫差解官龔姓者”將查、陸、范三人押解進京。（顧炎武：《亭林文集》卷五《書吳潘二子事》）由于查繼佐與杭州知府丁裕初（生卒不詳）有私交的緣故，陸圻得在臨行前與家人辭別。在陸莘行的回憶里，陸圻回家辭行時“舉家骨肉號哭震天，伯姊雙手舉父鋃鐺，一慟幾絕”。同月十五日，陸圻由水路進京。他“背予（莘行）揮淚”，叮囑前來送行的妻子“此女素所鐘愛，且遠字龍山，可善視之”，又叮囑長女“吾素知汝賢孝，母與弟妹全賴于汝，勿以我為念也”。陸氏戚友皆知陸圻此行生死未卜甚至兇多吉少，故陸莘行之“母及庶母徐、兩兄送（圻）至嘉禾（即嘉興）”，“翁鯤濤祝公乘小艇候于道左，贈金灑淚，鄭重而別”。江浙一帶雖然河網密布、水路發達，但陸圻由錢塘啟程，戚友一路相送至嘉興，仍是頗有一段水程。必須上京到案的陸圻對妻子說道：“相送千里，終須一別。行矣！毋亂我心曲為也。”奇禍雖作、難料死生，但此時尚未累及家人。看到親友相送，陸圻的心緒到底有多紛亂呢？他又叮囑兩個兒子：“汝等惟以孝母為事，謹守禮義，終身不必讀書，似我今日。”出身科舉世家的才子陸圻竟要求兒子們“終身不必讀書”，或許正出于自己身陷詩文之禍的深思熟慮。若子孫不通文墨，想必這樣的大禍也不再會降臨至日后的陸氏家族。赴京途中的陸圻，還是認為陸氏宗族能逃出生天、得以保全的。

陸圻的家人一直十分驚慌憂慮。在陸圻一行尚未抵達京城前，先于他們到京被訊的莊廷鑨之父莊胤城已經“不勝毒楚，瘐死于獄”。（楊鳳苞：《秋室集》卷五《記莊廷鑨史案本末》）這個消息似乎已由陸圻之弟陸堦，或是陸氏家仆褚禮從京中傳回錢塘陸家。（毛奇齡：《西河文集》墓志銘卷十五《陸三先生墓志銘》；《老父云游始末》）康熙二年（1663）正月十八日，陸莘行的母親“夢曾祖妣沈太孺人舉箸嗚咽”。已逝的祖先沈氏在其忌辰前一日入后人之夢，又恰逢年例祭祀祖先，不免令人心生疑竇。十九日，眾人“收新年所懸神像”時又“見諸像皆作愁苦狀”，莘行之母遽然心悸，“命仲兄（陸寅）至陳庵祈簽”。卻不想“百余人隨一官到”，正是“京中事發，官來籍沒”。來自京城的禮部侍郎吳達禮（1615-1681）、刑部侍郎對喀納（1619-1675）在浙江展開了大規模的拘捕，范圍包括所有參訂《明史紀略》之人的家屬。當晚，陸氏闔族“五房上下計三十口，俱押至總捕班房”。聽聞消息的陸氏姻親趁著夜色紛紛前來探視、商議對策。如“伯姊翁錦雯吳司李（吳百朋）、仲姊翁甸華沈文學二父執手持火把至窗外”，試圖將前去陳庵抽簽的陸圻次子陸寅藏匿起來。陸寅的大舅父“宇臺孫公（孫治）亦慟哭而至”，打算竭盡全力協助藏匿陸寅。但陸寅還是選擇主動投案，認為：“舉家為戮，何以生為？”二十六日，查、陸、范三姓家屬均已被拘系到齊，被押至貢院點名。隨著案情的惡化，陸氏全族也被牽累其中、生死未卜了。

陸圻于正月二十四日到京，與查繼佐、范驤一同關押在刑部大牢。跟隨陸圻進京的陸堦在京城不斷尋求各方親故的幫助，包括裘效誠（1608-1694）、嚴沆等。裘氏“出白鏹五千，關通要路”；嚴沆“為掖垣”，一邊協助陸堦、褚禮主仆藏匿，一邊“回致書浙省當道，力為暴白”。似乎由于本案牽連太廣，無法將涉案的全部人犯押解進京、進行審理，清廷決定派官員赴杭州處理。查、陸、范等人，被命令“回浙候審，即日出京”，于三月初六抵達杭州后“入營監守，全家被系”。“營”，即杭州旗營的軍獄，是浙江戒備最森嚴的監獄。據陸莘行回憶，當時被關押在此的有“莊姓父子、朱姓父子、花里毛氏姓、前任文宗趙教諭、陳永樣，吾父及查、范，湖州新任太守談某，尚有評文姓氏多人，不能記憶。”莘行之所以“不能記憶”，一方面應該是由于她年紀尚幼，一方面與當時家屬均被關押在羈候所、并未與“評文姓氏”眾人同處有關。想必陸圻不會不記得跟他關押在一起的人，畢竟他們“雖受桎梏之苦，而滿洲佟將軍頗加愛護，飲食供奉無或缺，故得以詩歌相倡和”，既是患難之交，也稱得上是以文會友。（《書湖州莊氏史獄》）雖然陸圻入清以后的詩文存世甚罕，無法判斷他是否參與了這些唱和，但他至少不會對眾人的詩文懵然無知。在案情一波三折、審判結果懸而未決時，被動卷入這場奇禍的文人們的心情起伏大抵不會有太多差別。憑借這些詩詞，今人也可以略窺當時眾人心境的變化，如潘檉章《漫成》四首。第一首說潘氏闔族因自己“漫說雕蟲誤此生”而卷入大禍，以致“兩世先疇悲欲絕，一家累卵杳難明”，一家人的命運雖然尚未可知，但恐怕也是兇多吉少。潘檉章在第二首詩中設想之后“從使平反能茍活，他年應廢《蓼莪》詩”。《蓼莪》出自《詩經》，是“孝子不得終養”之詩。“廢《蓼莪》”，極言潘氏對家中尊長的愧怍。按這組詩第三首“圜土初經二月春”提及的時間看，前兩首詩應作于正月入杭州軍獄以后、三月以前。（鈕琇：《觚賸》卷一《虎林軍營唱和》）這時陸氏老小已被羈押數日，陸圻的心情，大抵也如潘檉章既憂且愧。

四月十三日，因“當事知三姓已有緩意，且天氣漸熱”，除了查繼佐、陸圻、范驤本人之外，這三個家族的男女老少都從杭州軍獄的羈候所轉移至“小井巷官房系所”關押。二十二日，有官員來此通知：“公等不日歸家矣。”二十六日，除了陸圻、陸培、陸?這三房之外，其余的陸氏果然都被“發還歸家”。在定讞之前，陸圻一直在杭州軍獄，在小井巷羈押的家人也一直沒被發還歸家。陸氏一族的情況看似逐漸明朗，實際上，在押眾人的心境并未因此有所好轉。比如陸圻的妻弟孫治回憶自己的姐姐“每對簿，則哀感愴切，道旁觀者無不泣下”，甚至在“禍且不測”時還曾“指片石曰：‘吾死視此’”。（《孫宇臺集》卷十六《先伯姊陸夫人傳》）這與陸莘行的記憶吻合：五月二十五日，“三姓主仆復上刑具，兩卒共挾一人”，身處小井巷的眾人在“此際神魂俱喪”，其母“藏刀剪于身”，打算“事急自刺”。五月二十六日定讞，在軍獄中的“諸人每名依次點出”，被定死罪的人似乎都是被即時處決的。費之墀記載他的族親費夔一在外躲避風頭，是“直至五月廿六獄決，諸人俱死，始回來”。（《費恭庵日記》）見到種種慘狀的陸圻“此際魄已去身”，實是畏懼萬分。在等待點名的過程中聽到眾人的絕命詞，他恐怕在惶惑不安之余，還會有些許感同身受：如莊廷鉞堂弟廷鎏的“一氣潮回江上月，全家淚灑武林春”，以及吳炎之和作“此日尊前須盡醉，黃泉還有賣漿無”。（《書湖州莊氏史獄》）“及末，方點父（陸圻）等至明倫堂”，陸圻才知道自己幸免于難，當日得釋歸家。

大難不死，似乎是喜事一樁。“凡開張行路之人，無論識與不識”，見到陸圻都“歡聲載道，拜賀于前”。陸圻雖“亦答拜”，但他遭逢大禍、累及家人，其心神不會這么快就從史案中走出。不論是隨他共患難的妻小，還是在外竭力營救、援助他的戚友，應該也都是“渾如隔世”的。陸圻歸家時，映入眼簾的“惟有塵埃滿目，青草盈庭”，儼然一派蕭索敗落之景。在史案未發前就病重的長子早就“喉音已失，不能發聲”，見到父親也只能“淚流滿面而已”。舊物與故人俱非昨日，但比起死去的吳炎、“赭服南冠兩鬢華”而流放千里的吳氏族人，（鈕琇：《黃圭庵詩文集序》）時人眼中的陸圻與陸氏宗族都再幸運不過了。面對知交好友的拜訪與紛至沓來的賀詩，陸圻似乎沒有和作。他只在一首《釋后攜兒繁露晚發錢塘》中提到自己的紛亂心緒：“可憐懷橘孝，幸免覆巢災。人比圜扉長，天從遠嶂開。”（陸圻：《威鳳堂集》詩部《釋后攜兒繁露晚發錢塘》）“懷橘”為三國時人陸績藏橘奉母之典，有思親、孝親之意；“圜扉”即牢獄。可見陸圻并不自得于父子天倫之樂，仍是嘆息居多、歡顏為少的。

愧恨：從此不敢豫汐社（1663-1668）

史案結束后，陸圻的思緒愈發復雜。康熙二年十月初，“有旨將在莊、朱家產一半給首人吳之榮，一半給查、陸、范”。陸圻一方面考慮到自己脫罪是因查繼佐的“先幾之明”，在案發之前一同自白于官府；（《孫宇臺集》卷十六《先伯姊陸夫人傳》）一方面覺得“合家獲免，幸矣”，沒有“反貪他人之產”的道理，于是“委之不顧而去”。（《秋室集》卷五《記莊廷鑨史案本末》）

雖然陸氏宗族中沒人因史禍而死，但家人在案發前后的遭遇仍然對陸圻的心態產生了極大影響。陸圻的長子在案發前病重，結案不久就病逝。康熙三年（1664），在給友人朱一是的信中，陸圻寫道：“弟驚魂未收，長兒旋歿，甫離東市之冤，又感西河之痛。棘人失圖，禍如連矢，有生之慘，一至是乎？”“棘人”用《詩經·素冠》“棘人欒欒兮”句，指陸圻母服未除就遭禍一事。對陸圻來說，史禍前后的亡者一為母親，一為長子，均是至親骨肉。長者在案發前離世，幼者在案發后離世，的確是“禍如連矢”。關系稍遠的親人如“七旬叔嬸，再從弟侄”，也都因他“咸加械系”。懷著深重的愧疚，陸圻問：“禍本為誰？”“死何能贖？”（朱一是：《為可堂初集》卷四《答陸麗京書》附《陸（圻）原書》）康熙四年（1665），陸圻的叔父陸鳴時故去。為鳴時服完喪之后，陸圻仍然悲不能抑，“嚎咷拜公墓，辭曰：‘猶子不肖，幾使叔父死于牖。今縱不能從叔父地下，其忍陽陽居人世哉！’”這樣的陸圻，難怪會給人留下“自獄還，輒郁郁不自樂”的印象。（毛奇齡：《西河文集》墓志銘卷十五《陸三先生墓志銘》）

對陸圻個人的身心而言，莊氏史案帶來的陰霾是揮之不去的。在給朱一是的信中，陸圻還回憶當時身陷奇禍時的心態是“降志辱身，不堪其苦”的。朱氏復信說陸圻一直在“自悔自訟，彌切殷憂”。如果說“自悔”是為幾乎不能保全的宗族，那么陸圻的“降志辱身”與“自訟”又所指為何？作為明遺民，身陷官司、被迫向清官屈膝是一種巨大的屈辱。與新政權接觸本身就是一種“不忠”，更何況是在“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景況下，以低人幾等的身份遭受訊問呢？在史禍未發前，為了聲明自己與《明史紀略》無關、保全家人，陸圻恐怕只得與查繼佐、范驤一同向官府提交呈文，別無他選。他萬萬沒有想到之后會“瓜蔓相延”，掀起“自古文士之禍，未有若斯之烈”的大獄。雖然時人、后人在記載莊氏史案中被處以死刑的人數時有不小的分歧，但在眾說中，最小的數字也有七十余人。在這些人中，莫說毫不知情卻被列名“參閱姓氏”的文人名士，目不識丁卻被殺的刻字匠人、書商伙計又有何辜？（全祖望：《鮚埼亭集外編》卷二十二《江浙兩大獄記》）至于因涉及本案而被流放、抄沒家產的人數，則是無法估計的了。篤信因果的陸圻，覺得這一切都是因自己“罪戾滋多”而起。

最令陸圻感到自責以致“自訟”的，應該是吳炎、潘檉章之死。吳、潘兩人以史才見重一時，又有志作成明代之史，史案之前的成稿已經“盈床滿篋”。二人雖未幫助莊氏修書，卻因史才與志業被列為參閱姓氏，最終家破人亡、著述散佚。（《亭林文集》卷五《書吳潘二子事》）絕大多數的明遺民都支持或試圖為故國存史。“明史”在明遺民心中的地位不止是一部史書，更是寄托他們故國之思的載體。陸圻也不例外，他本來就有作史之舉。除了兩卷《陸子史稿》，他刻意尋訪殉明之人的忠節事跡并編輯成卷。即便“遭羅患難，顛沛流離，而此卷勿失也”。（《孫宇臺集》卷二十八《題陸麗京集殉節諸公卷后》）故明人事對陸圻的重要性自不待言。因此，不論吳、潘著明史之心為何，陸圻應當都十分感激、欽敬他們保存明史之功。一直認為莊氏之案發與自己的首告有關的陸圻在思及吳、潘二人時，定然生出了“我不殺伯仁，伯仁因我而死”之感。隨著吳、潘一同消逝在世間的史稿，恐怕是最令陸圻懊喪、愧悔的——不管原因為何，不論是間接還是直接，毀掉故國之史的遺民還堪為遺民嗎？其他遺民又會如何評價史案帶來的種種后果呢？況且，江南遺民所結之社也因莊氏史案而或散或輟。（《震澤縣志》卷三十八）遺民之間的交游與聯結，恐怕也要被迫逐漸淡漠了。因此，陸圻心中應該已有千萬遍的“自訟”。不待他人指摘，他就主動將黃宗羲贊其遺民志節的詩交還給了黃氏，說道：“自貶三等，不宜當此，請改月旦。”（《思舊錄》）全祖望曾見到過這封陸圻寄給黃宗羲的信，信中內容“甚自刻責，以為辱身對簿，從此不敢豫汐社之列”。（《鮚埼亭集》卷二十六《陸麗京先生事略》）所謂“汐社”，即南宋遺民謝翱所結之社。陸圻言下之意，是再也不敢自居為明遺民了。

面對種種“罪孽”，陸圻“計唯擺撥世緣，精研大道”。（《為可堂初集》卷四《答陸麗京書》附《陸（圻）原書》）康熙六年（1667），他以母親已逝為由拒絕妻兒的挽留、執意云游遠遁。（《憺園文集》卷三十《孫孺人墓志銘》）陸莘行以為陸圻此舉是“不肯背前誓”，即在被押赴京途中許下的“茍得生還，所不祝發空門者，有如大江”。莘行只看到了“還愿”的表象，卻未理解逃禪背后的遺民心曲：陸圻在與家人訣別之際還“誓不入城”，次年應兒子陸寅之請的惟一一次回鄉也只是“走清泰門外止”，正是遺民表明心志的又一舉動。盡管陸圻這次最終因弟弟陸堦病危而“不忍辭”、短暫入城，為堦“醫藥并施”，但在陸堦病愈之后，陸圻立即向家人表明立場：“吾之交廣，若使有疾，誰非當治者？是吾以逃禪為名，而以醫僧終也，奚可哉？適丹霞金道隱師相招，且復往粵避跡三年，然后結茅近地。爾若阻我，我必雉縊。”此后，陸圻云游四方，與家人死生不復再見。由于陸圻不敢再自居為明遺民，他的逃禪與不入城是十分特殊的。陸圻這種生訣、流浪的自苦行為，既顯示了他因自己間接引發史案而生的愧悔之心，也表現出他有意將自己從遺民群體中邊緣化的無奈。由于史料的缺失，出家后的陸圻究竟對史案、對故明、對親故作何想法，則是不得而知的了。

《為可堂初集》卷四附陸圻結案后寄朱一是的書信

追憶：遺民心曲無人知（1668- ）

陸圻的云游對其家人是一種持續數十年的折磨。他的妻子派忠仆褚禮追尋陸圻的足跡，“從東海歷豫章、鄱湖，直抵武昌”，但“每至，即后之”，最終“不得一見”。兒子陸寅自陸圻云游之始就一直親自苦苦尋找父親，甚至在三藩之亂時還“復歷險阻，遍為尋覓”。他想盡辦法，不僅詢問與父親相熟的友人，還請人作歌描述父親的相貌口音、善醫能卜等額外特征，以便探問。朱彝尊為此而作的《零丁》更道盡陸寅的思念與痛楚：“寅也敬白零丁尺半紙，敢告行路諸君子。有父有父，一去故鄉不知幾千里，日月逾邁二十五年矣。”（朱彝尊：《曝書亭集》卷六十一《零丁為陸進士寅作并序》）陸寅在康熙二十六年（1687）還貼出近千言的《尋親招紙》，一邊向人們打聽陸圻下落，一邊寄希望于陸圻能夠看到招紙：“如父親見字，乞憐念二十年苦情，或竟歸家，或寄一字，以便奉迎。”（丁丙：《武林坊巷志》卷二十四《義門巷》）只不過，哪怕陸寅“足跡遍天下”而“神竭咯血而卒”，也都未能再見陸圻一面。

在《尋親招紙》中對父親說“結茅近地之約，言猶在耳，從來圣人仙佛未有失信者也”的陸寅，大概是未理解陸圻因愧恨而甘愿自苦的心緒的。所謂的“結茅近地之約”，恐怕只是陸圻在陸堦病愈之后、為了擺脫家人挽留與“跟蹤”的權宜之計。陸圻正是因為“自悔自訟”數年而終不能與自己和解，才會選擇斷絕與世俗、故人舊事的一切往來，以自我的邊緣化悔罪。與數十條冤死的人命、差點傾覆的陸氏宗族、吳炎與潘檉章不能完成的明史相比，家人之間的天倫之樂又算得了什么呢？陸寅所盼望的“遠信無他語，深情只望歸。應憐揮手日，兒女共牽衣”，（陸寅：《秋日憶家大人粵游》）陸莘行在康熙四十六年（1707）感慨自己的“不睹親顏三十九年矣。人生之慘，有如是乎”，恐怕永遠無法與陸圻的心境契合。陸莘行作《老父云游始末》追憶莊氏史案及陸圻云游的始末，卻只字未提陸圻在結案后的愧怍；陸圻的外孫吳磊為《老父云游始末》作跋，也只是追念自己與外祖相處的短暫時光。這些陸圻的后人既非故明遺民，自然也就無法理解死里逃生的陸圻不僅不珍惜人倫之樂、反而遽然棄家的決絕。遺民之志不能世襲，正印證在陸圻后人身上。

身為同輩人的妻子孫氏、摯友兼妻弟的孫治倒是能夠理解或支持陸圻的遺民之志。在陸圻遠行后，孫氏一直極為珍重陸圻留下的那卷“殉節諸公卷”。她“朝夕手此卷，雖逢□出，而此卷勿失也；雖經數遷，而此卷勿失也”。同為遺民的孫治說陸圻與他是“性命交”，盛贊陸圻為“古之逸民，其斯人之謂與”，認同他的逃禪之舉是“山中高著遼東帽”、“世路悠悠安足論”。然而孫治仍然因血親的緣故站在姐姐的立場上，感慨她在陸圻離家后的勞苦與心酸：“天于吾姊又何酷也！”可見，莫言子侄，同輩人也不全然接受陸圻的離去。

隨著時間推移，莊氏史案這場因死者眾多、牽連甚廣而震驚江南的大案也逐漸從人們的記憶中淡去。案發未久，路人尚感慨涉案者家室一空的景象是“故巷青松在，空堂風雨驚”。（馬煥曾：《留耕堂詩草》卷六《南潯道中有感》）然而數年后，幾乎全家罹難、家產盡失的朱氏家族舊居已為王姓所居；朱氏舊物“正明堂”匾額雖然幸存，但也只在“髹漆之內”殘存，“隱隱露正明二字痕”而已。（《冬心廬雜鈔》）距離陸圻時日已遠的后人，則更無法感知陸圻的心情。孫靜庵以為陸圻“于兄弟友朋之間，均無愧矣”，實非設身處地之想。（《明遺民錄匯輯》）管庭芬以莊氏史禍論及錢謙益留心修史而遭“絳云一炬”，是“亦未始非虞山之深幸”，更是不知明史對遺民的意義何在了。（管庭芬跋翁廣平《書湖州莊氏史獄》）

尾聲

入清以后，逐漸意識到復明事業不可達致的明遺民陸圻并未以不入城、不薙發、不入官府等較為激烈的方式“對抗”新朝。在遺民群體中，陸圻算是較為溫和的一派。他不對陸氏子弟的出處作任何要求，似乎并不期待自己的遺民認同能被“世襲”，盡管“世襲”確也是明亡之際普遍的遺民期待。莊史之禍未作，陸圻為保全宗族而呈告官府，鋃鐺入獄之際又囑咐兒子們“終身不必讀書，似我今日”。此行此言，實是身處鼎革之初的遺民為避文禍、存宗族不可不為的無奈之舉、自肺腑而發的沉痛忠告。然而，陸圻之子陸寅并未遵從教誨，在多年后的康熙二十七年（1688）還是考取了進士。承平日久，宗族的地位、聲望不得不依靠子弟的科舉出仕。遺民與盛世之間的割裂，正體現在陸圻父子身上。陸氏家族內部的其他人，如陸圻之弟陸培在殉明之后，其子陸繁弨終身不仕新朝，出處與陸圻直系后人恰相反。

莊氏史案為親歷者帶來的創傷性體驗也有世代上的差別。見官被辱、又間接毀去吳炎與潘檉章的明史，劫后余生的陸圻羞為遺民，更愧對與他同陷囹圄的親友，最后選擇棄家為僧、云游四海，主動切斷了與故舊乃至世俗的一切聯系。而思親心切的陸氏后人用自己的方式執意追尋陸圻的蹤跡，正體現了遺民家族內部的變化：即使也曾親歷莊氏史案，但這個案子并未成為陸氏后人心中揮之不去的陰霾。陸圻與家人死生不復相見，才是陸氏后人的心結。陸圻的遺民身份認同不僅無法跨越世代承襲，甚至極難被后人體察、理解。正如趙園所說，“遺民終究是孑遺之民”。恐怕除了遺民本人，永遠不會有人知曉遺民的全部心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