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監測數據造假案件頻頻曝光。8月6日，臨汾市市長劉予強因環保局原局長張文清環境數據造假窩案被環境部約談。

“臨汾市曾經也是污染最重的城市，后來慢慢就淡化了，其實也是有數據質量的問題，但這就導致把很多問題耽誤了。” 6日的約談會上，國家環境保護督察辦公室副主任劉長根說道。

造假“丑聞”如何破除？臨汾的污染困局如何破解？

國家城市環境污染控制技術研究中心研究員彭應登認為，在現有的空氣質量考核體制下，地方為了改善自己不利或者落后的排名，很容易對空氣質量監測做手腳：臨汾、西安的監測數據造假案在監測儀器上做手腳，屬于“闖紅燈”，性質惡劣；但還有部分城市打“擦邊球”，通過灑水等措施僅改善監測站周邊的空氣質量，也是為了數據好看一點，這些屬于“闖黃燈”。

彭應登建議，國家在環境質量考核上不應以監測數據作為唯一指標，還可以把當地群眾的“獲得感”調查作為參考指標，避免地方對數據“做手腳”；同時，城市空氣質量排名可以增加排名的層次、方位——比如把汾渭平原的幾個情況相似的城市做個排名，把各地市的改善程度進行排名，比較城市自身的改善狀況，增加城市改善環境的動力。

此外，彭應登建議在接下來落實“打贏藍天保衛戰三年行動計劃”的過程中，對重點區域的重點城市實施“一城一策”，制定切實可行、可達的實施方案。

具體到臨汾。“不拿能源結構、產業結構‘開刀’，空氣質量改善是不可能實現的。”彭應登說。

在“造假案”前的數據質量也有問題

8月6日早上，北京雷雨交加。

比約定時間提前半個多小時，劉予強一行穿著襯衣西褲已站在了環境部大樓四樓中廳外。

作為山西省臨汾市市長，劉予強已是第二次代表臨汾市政府在這里接受環境部約談。

第一次是2017年1月初，臨汾出現二氧化硫小時濃度“破千”的狀況引發輿論關注，原環保部以其大氣污染防治不力，空氣質量不降反升為由對臨汾市政府主要負責人進行約談；這一次由于“臨汾空氣質量監測數據造假案”，作為具有領導責任的臨汾市政府再次被約談。

第一次約談后，原環保部對臨汾啟動區域限批，暫停新增大氣污染物排放建設項目的環評審批，這意味著，臨汾的高污染發展被套上了“緊箍咒”。

限批期間，雖然劉予強率領臨汾上下做了大量工作，還聘請了柴發合、馮銀廠等多位環保專家為臨汾問診，但臨汾空氣質量中包括二氧化硫在內的兩項指標一直難以達到解限的要求。

在這一背景下，環保局原局長張文清走上“邪路”，授意對監測數據進行造假。

6日的約談會上，國家環境保護督察辦公室副主任劉長根說，臨汾不在污染防治上下功夫、真抓實干，而在監測數據上動手腳、打歪主意，嚴重背離了中央要求，嚴重誤導了環境決策，嚴重侵害了公眾知情權，嚴重傷害了政府公信力，情節十分嚴重。

約談現場，一方措辭嚴厲，另一方皆低著頭。劉予強在隨身攜帶的筆記本上不停記錄。

“臨汾市曾經也是污染最重的城市，后來慢慢就淡化了，其實也是有數據質量的問題，但這就導致把很多問題耽誤了。”劉長根說。

“環境監測質量不真實、不準確，我們的決策就搞不清楚，會影響我們的判斷。”劉長根說。

澎湃新聞（www.6773257.com）此前已從多位環境部官員處得到印證，實際上，在劉予強履新之前的幾屆政府任期內，臨汾就存在環境數據不實的情況。

8月6日的約談會上，環境部監測司副巡視員張京麒也指出了這一點，他說：“臨汾在環境空氣質量監測事權上收之前就存在數據不實等問題”。

國家環境空氣質量監測事權上收是在2016年，而此之前，地方對監測數據“動手腳”的事情屢見不鮮。

臨汾境內擁有豐富的煤炭、鐵礦等資源，是典型的資源型城市。早在十幾年前，就有媒體報道，2005年臨汾在全國113個重點監測城市中，大氣質量排名倒數第一；2006年全國城市環境綜合整治定量考核結果顯示：全國509個縣級以上被考核的城市中，有43個城市空氣質量劣于三級，臨汾位列其中。

臨汾市統計局數據顯示，直到去年，臨汾全市煤焦冶電四大行業企業個數占比超過四分之三，從增加值看，占全市工業的比重89.1%。

臨汾的轉型沒有完成，空氣卻發生了“奇跡”般的變化：2012年，臨汾市區大氣綜合污染指數從2000年的11.61下降到1.678。市區空氣質量二級天數達到了342天。2013年按照空氣質量標準評價，臨汾市位列全省第一，并被評為山西省級環保模范城市行列。

2014年，臨汾在取得省級環保模范城市后，開始爭創國家環保模范城市。彭應登看到過臨汾提交的創模材料，他在接受澎湃新聞采訪時說，“‘創模’有幾項對空氣質量狀況的要求，當時我一看，2013-2015連續三年臨汾空氣質量已達標了！怎么可能？當時北京還沒有達標，臨汾就達標了？大家心里都明白”。

彭應登說，在沒有改變能源結構和產業結構的前提下，寄希望于空氣質量的快速改善是件不可能實現的事情。

套上“緊箍咒”的這一年

2017年12月29日，元旦前的最后一個工作日，原環保部對臨汾市解除區域限批的消息在一個山西環保微信群里轉發，大家紛紛點贊、鼓掌。

但好景不長，解除限批僅僅三個月，環境部便發現臨汾市6個國控空氣自動監測站部分監測數據異常，采樣系統受到人為干擾，監測數據造假窩案曝光。

這讓臨汾再次陷入輿論漩渦，也讓臨汾一年的環保治理成績淹沒在了數據造假的“丑聞”中。

“臨汾這一年做了很多工作有目共睹的，一千多臺拆下來的鍋爐都擺在那。”山西一位環保企業負責人向澎湃新聞表示，他認為，數據質量問題是多年積弊，“當然臨汾一定要吸取教訓，積極主動作為，把壞事兒變好事兒”。

從限批到解限，將近一年的時間里，臨汾市委市政府召開兩次“史上規模最大”的千人環保動員大會，強力推進“八大治理工程”。

2017年2月的環保動員大會上，劉予強做了長時間的發言，并要求市直各部門負責人挨個到臺上簽署環保責任狀并表態。

二氧化硫“爆表”事件后，原環保部的專家組指出，冬季采暖燃煤是二氧化硫超標的主要原因之一，此外燃煤供熱鍋爐、清潔能源改造滯后也增加了大氣污染物的排放。對此，臨汾對燃煤鍋爐進行了全面排查，并且按不同范圍分類處理。市區155平方千米的規劃區內，所有燃煤鍋爐清零。

公開資料顯示，2017年，臨汾市堯都區共取締所有單位燃煤鍋爐、部分居民燃煤鍋爐共1023臺，這些大大小小、五顏六色的燃煤鍋爐集中堆存在一片空地上，頗具歷史感。

據中國環境報報道，截至2017年10月底，臨汾對全市所有鋼鐵、焦化和平川縣市區涉氣工業企業進行深度治理，對所有“散亂污”企業進行整治；分三年，通過集中供熱、煤改電、煤改氣等方式，推動市區155km2規劃區“無煤化”、市區周邊1500km2“清潔化”、1500km2以外區域“集約化”，共涉及群眾40.3萬戶；臨汾優先啟動了影響環境質量的28個棚戶區改造點；對全市區建筑工地落實“施工圍擋、物料覆蓋、車輛沖洗、灑水抑塵”等六個100%要求。

此外，為推動改善能源結構，去年，劉予強多次跑到北京中石油總部為臨汾“談氣”并在今年7月份終于把天然氣的問題談下來了，這為臨汾市冬季保供，實現增氣減煤、清潔燃燒提供了氣源保障。

納入169城空氣排名后，臨汾墊底

“去年被約談后，臨汾市做了大量的工作我們很清楚，取得了實實在在的效果，這不可否認。但產業結構、能源結構、交通結構等問題仍非常嚴重。”劉長根在6日的約談現場說道。

結構性的問題難以在短時期能改變，因此空氣質量更不可能在短時期內突然好轉。前不久環境部將全國城市空氣質量的排名從74個城市擴大到169個城市，臨汾在擴圍后被納入，2018年上半年排名墊底。

環境部大氣司副司長李培說，“現階段，環境部正聯合山西省共同研究今年秋冬季大氣污染防治攻堅戰具體的計劃，也希望在制定的過程中認真的去研究空氣污染改善的有效措施，希望臨汾市能夠盡快加大力度，盡快扭轉空氣質量污染嚴重形勢，在今后的一段時期盡快改善空氣質量。”

像第一次被約談時一樣，劉予強在約談會上做了表態發言，而不同的是，這一次約談結束后，媒體們沒能“圍堵”上，他與其他政府官員一起匆匆離開。

臨汾的污染困局接下來如何破解？彭應登認為，在現有的空氣質量考核體制下，地方為了改善自己不利或者落后的排名，很容易對空氣質量監測做手腳：臨汾、西安的監測數據造假案在監測儀器上做手腳，屬于“闖紅燈”，性質惡劣；但還有部分城市打“擦邊球”，通過灑水等措施僅改善監測站周邊的空氣質量，也是為了數據好看一點，這些屬于“闖黃燈”。

因此，彭應登建議國家對空氣質量考核進行調整和優化，“不僅客觀數據要‘好看’，還要有主觀的評價，那就是把當地老百姓的切身感受作為一個考核的依據或參考，通過第三方做公眾的滿意度調查，主觀和客觀相結合才能夠比較完整的表現當地的空氣質量狀況，也可以倒逼地方不單純的從數據上下功夫”。

此外，雖然城市空氣質量排名可以倒逼污染嚴重的地區改善空氣質量，但彭應登認為不一定要搞全國大排名，比如把臨汾和海口放在一起比較沒有可比性。

“我們的排名應該多層次，多方位地去排，重點區域內進行排名就可以。”彭應登說，比如把汾渭平原的幾個情況相似的城市做個排名，他們的這個狀況是接近的，這個排名是比較合理的。而且這種排名不是簡單的絕對值的排名，而是把各地市的改善程度進行排名，比較的是城市自身的改善狀況。

環境污染治理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大氣十條”第一階段目標中“京60”的實現，是在整個京津冀及周邊地區大力度、高投入的背景下實現的。彭應登認為，每個城市的自然狀況，工業發展水平，污染水平、社會活動不同，治污的階段也不一樣，因此，應根據城市特有的自然條件、歷史狀況、污染成因等各方面因素，制定切實可行、可達的措施，細化不同區域的治污目標，這樣才能從根本上穩步推進一個區域的污染治理，也能從根本上杜絕數據造假。

在“打贏藍天保衛戰三年行動計劃”中，國家將汾渭平原納入重點區域，這對包括臨汾在內的資源型污染城市既是鞭策也是挑戰。

“不拿能源結構、產業結構、運輸結構這些結構問題‘開刀’，空氣質量改善是不可能實現的。”彭應登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