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一下你生活在月球上，看著地球正在著火冒煙。然后你看到那個小星球上的人們不是在忙著去滅火，而是在互相爭論。我認為這就是我們需要認識到的——我們都生活在同一個地球。我們需要一起解決問題，停止各種爭論。”

說這話的，是全球領先的科研、教育和職業內容出版機構施普林格·自然（Springer·Nature）集團首席執行官暨管理委員會成員弗蘭克·弗蘭肯·佩特斯（Frank Vrancken Peeters )。“我想看到我們子孫生活的地球比現在更好。我們希望幫助加速解決世界上最重大的問題。”他對澎湃新聞（www.6773257.com）說道。至于什么是世界上最大的問題，佩特斯給出了自己的答案。“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可持續發展目標強調了全球挑戰的相互關聯性，例如貧困、可持續生計、不平等和氣候變化等，它們需要跨學科的協作努力來提供解決方案。”佩特斯表示，“科學研究不應該有任何國家上的障礙，所以地球上越和諧，對研究和發展就越好。”

作為一家全面覆蓋各個學科的全球出版機構，施普林格·自然集團旗下有創立于1842年的施普林格（Springer）、創刊于1869年的全球頂級學術期刊之一《自然》（Nature）、創刊于1845年的美國連續出版歷史最久的科普雜志《科學美國人》（Scientific American）等知名品牌。

在2011年集團便推出了聚焦主題而非學科的期刊《自然-氣候變化》，收獲了在該領域最高的引用量。此后又推出《自然-能源》、《自然-人類行為》、《自然-可持續性》、《自然-食物》、《自然-衰老》等跨學科的主題型期刊，力圖覆蓋不同的可持續發展目標。

“我們知道科研和求知是進步的基石，并且相信政策制定應該以證據為基礎。科學和研究是可以幫助我們的，讓我們撥開迷霧看到事實，而事實是不可否認的。”佩特斯說。

佩特斯舉例，世界各地的科學研究人員已經向我們展示并證明了，人類活動和氣候變化之間的關系，“作為可持續發展目標之一，氣候變化當然是我們關注的核心”。 

中國是施普林格·自然集團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之一。集團旗下有3000多本期刊，僅在2022年，其中的2200多本期刊就為中國作者發表了超過8.9萬篇文章。近年來這些數字持續增長。早在1985年，《自然》就出版了特刊，聚焦中國科學發展。1997年，《自然》發表的原創研究中只有4篇涉及中國作者，占0.4%。目前這一比例已增至15%以上。

無法忽視的、正在迅速演進的，還有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佩特斯認為，人工智能提供的機會之一是使研究結果更容易為公眾所獲得，同時他也坦言必須十分警惕人工智能帶來的隱患，科研誠信將是一個值得持續關注的議題。他警示稱，擁抱技術之時步子不能邁得太快，人類需要把“可信與否”的最終決定權掌握在自己手里。

談及大流行病，佩特斯再次強調全球合作的重要性。“也許200年前，你可以說發生在地球一邊的事情不會影響發生在另一邊的事情。但現在的情況不再相同。看看新冠病毒在地球上傳播的速度有多快，我們彼此之間的聯系多么緊密。無論是從哪個角度看，計算機系統也好，技術也好，氣候也罷，我們都是彼此相連的。”

近日，到訪上海的佩特斯接受了澎湃新聞的專訪，以下為對話全文。

幫助解決最重大的問題

澎湃新聞：《自然》系列期刊早在2011年就推出了聚焦主題而非學科的期刊《自然-氣候變化》，已成為該領域引用量最多的期刊。此后又推出《自然-能源》、《自然-人類行為》等跨學科的主題型期刊，這一系列期刊推出的目的是什么？

佩特斯：首先，作為研發生態系統的一部分，我們希望幫助加速解決世界上最重大的一些問題。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包括其中的氣候變化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我們與作者、編輯、審稿人合作，以確保我們與其他人包括研究人員、政策制定者分享有關知識。

因為我們已經意識到，氣候變化、全球饑餓、貧困等社會問題不能僅僅依靠一個研究領域來解決。這就是為什么我們在不同領域推出期刊，而且其中大多數實際上是跨學科的。這些以主題為重點的期刊的推出是為了建立和鼓勵跨學科的互動，并應對這些全球挑戰。

這些努力不僅限于《自然》系列期刊。例如，在2021年，我們與上海交通大學和上海環境能源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達成協議，共同創辦一本低碳領域的多學科英文國際期刊carbon neutrality（《碳中和》），以促進碳減排的效果。展望未來，我們可能會看到更多相互協作的研究方式。

澎湃新聞：當初是如何考慮將科學、學術出版和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相聯系的？在推進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方面，你們做了哪些工作？

佩特斯：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在2015年提出時引起了我們的共鳴。因為我們知道科研和求知是進步的基石，并且相信政策制定應該以證據為基礎。可持續發展目標強調了全球挑戰的相互關聯性，例如貧困，可持續生計、不平等或氣候變化，它們需要跨學科的協作努力來提供解決方案。作為一家全面覆蓋所有學科，包括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以及人文社科在內的出版機構，我們從一開始就意識到我們可以發揮作用。

施普林格·自然是一個使命驅動的組織，我們相信我們可以幫助加速解決世界上最重大的一些挑戰。自2015年以來，我們已出版了80萬篇SDG相關研究，在過去7年中，大約每出版5篇文章就有1篇與SDG相關，我們還為17個SDG目標都分別創建了內容中心。

我們還將新刊的推出計劃與SDG掛鉤，《自然-氣候變化》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我們也與政策制定者合作，促進新的研究領域的發展，例如，對于水或海洋的研究，這是在外部方面。

在公司內部，我們也身體力行。例如，我們有綠色辦公室網絡，幫助職員們試圖嘗試并相互學習如何能夠實現辦公的碳中和。我們努力使自己的行為符合可持續發展目標。無論是對外還是對內，我們做了很多事情來支持可持續發展目標。

氣候變化已毋庸置疑

澎湃新聞：您來自荷蘭，荷蘭人如何看待氣候變化？

佩特斯：荷蘭人非常習慣與水打交道，因為我們國家的大部分地區都在海平面以下，這聽起來讓人覺得很驚險。比如我住的地方，距離海只有5公里。水資源管理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大話題。我們在1950年代經歷過相當嚴重的水災，因此我們從中得到了很多教訓。

鑒于我們國家低于海平面的事實，我們別無選擇，只能接受這樣的現狀。這意味著需要提前做好防范計劃。我們一直關注在保護海洋方面我們能做什么。我想同時新的機會也是存在的，例如在荷蘭你會看到相當多的風車在利用風能來發電。

荷蘭南部 視覺中國 圖

澎湃新聞：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第六份報告今年剛發布完畢。從科學角度來看，關于氣候變化是否存在、是否由人為活動導致的爭論，現在是不是應該畫上一個句號了呢？

佩特斯：我認為到現在為止，世界各地的科學研究人員已經向我們展示并證明了，人類活動和氣候之間的關系。作為人類，我們需要采取負責任的行為，以確保我們不會讓未來的生活無以為繼。無論是溫度上升、海平面上升還是其他所有的現象，我認為研究人員都已經證明了這一點（氣候變化）。

作為個人，我們都應當負責任地生活：注意我們使用了多少能源，注意我們留下了多少污染，確保促進研究和與他人分享最新的科學知識。因為最終這是一個全球性問題，氣候變化不是中國、荷蘭、美國或任何地方單獨的問題，而是一個全球性問題，你不可能只在一個地方解決它。

澎湃新聞：我們知道，一方面，氣候危機是“共同但又有區別的責任”，每個國家對氣候危機的貢獻不同、脆弱性也不同，另一方面，各國所有科研資源不同，民眾對氣候變化的認知水平也不同，如何通過科學研究推動全球氣候治理，您有什么建議嗎？

佩特斯：我認為從整體上看，所有人對于氣候變化的認知正在增加。我的意思是，你不能再否認它。每個國家，無論是在亞洲、歐洲還是美國，我們都受到氣候變化的影響。

氣候變化是一個如此大的話題，全世界都在這個領域展開合作，并涌現了很多研究，并且是跨越地域、國家和文化的。我們需要共同努力來解決這個問題，且各國必須承擔起自己的責任。很多西方國家“污染”世界比其他國家更早。因此，他們或許需要采取更多一些措施。我認為這很公平，我們都必須盡一切可能來扭轉局勢。我們有孩子，我們想看到我們子孫生活的地球比現在更好。

科學合作應打破一切壁壘

澎湃新聞：《自然》總編輯曾在聯合國大會科學峰會上發表演講：科學在應對全球挑戰中的作用。誠然科學的國際合作很重要，但地緣政治的影響很難免除，您如何看待科學研究的全球性和國別性？

佩特斯：我們必須一起合作。當然，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議程。想象一下你生活在月球上，你看著地球正在著火冒煙。然后你看到那個小星球上所有的人們不是在忙著去滅火，而是在互相爭論。我認為這就是我們需要認識到的——我們都生活在同一個地球。我們需要一起解決氣候問題，停止各種論爭。我認為科學和研究是可以幫助我們的，讓我們撥開迷霧看到事實。事實是不可否認的。氣候變化正在發生，我們需要采取行動。

澎湃新聞：來自中國的科學家們近年來在自然系列期刊上發表論文有怎樣的變化？在哪些領域有比較突出的表現？

佩特斯：很高興再次來到中國，很高興見到同事們。我們在中國有非常牢固的合作關系。中國作者，還有審稿人和編輯對我們來說非常重要。他們在我們的期刊上發表了很多文章，我們也與許多中國學術機構有著良好的關系。

我認為現在中國是學術研究內容的主要來源之一，并且在過去幾年里，質量有了很大的提高。總的來說是一個非常積極的發展態勢，特別是在應用科學方面，中國已經有了大量的增長。我們與中國一直保持著很好的合作關系。我們在上海和北京有比較大的辦公室，與中國有很長的歷史淵源，與作者、編輯和學術機構建立了非常好的關系。我們希望繼續與中國的研究人員和發展機構合作，幫助他們向全世界分享他們的發現。

如何看待人工智能發展

澎湃新聞：您對于人工智能發展和影響有什么看法？現在有許多爭議，您如何看待其對于科學研究和人類社會的影響？

佩特斯：我們當然也在關注人工智能。我們的行業一直受益于重大變革。我們由印刷轉向數字化，這使我們可以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能向更多的人傳播并分享研究和知識。現在，從訂閱到開放獲取的變化本質上也是一樣的。我認為人工智能又是一個全新的發展，它在許多方面減少了我們合作者的工作量，比如審稿人或編輯在同行評審或編輯手稿時，他們可以使用人工智能作為輔助，并提高我們與社群分享的稿件的質量。但是到最后，始終是人類作出決定，這是非常重要的一點。

當然，它也可能產生新的問題。我們也看到了這一點，這就是為什么科研誠信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如此重要的議題。我們花了很多錢和資源來確保發表的文章是真正可靠的科學，并且符合我們的價值、值得信任和符合我們品牌聲譽。在某種程度上，這幾乎就像一場軍備競賽。技術變得更先進，而我們用于檢測抄襲或者文章中的圖像篡改等行為的工具也在不斷變得更加復雜，人們就是這樣使用技術的。但我認為到目前為止，我們對進展相當滿意。

站在行業的角度，我們必須觀察人工智能實際上可以為這個行業做什么，以確保我們可以更好地分享在研究發展中產生的新知。我認為人工智能另外提供的機會之一是使研究結果更容易為公眾所獲得，例如做摘要或者提煉出見解，使它們更容易觸達公眾。我認為這里面存在非常大的機會。

我是一個樂觀的人。我們的行業，也就是科學研究出版機構總是去擁抱技術進步，為我們的工作流程增加更多價值。同時我們必須非常注意人工智能帶來的隱患，我提到了科研誠信的議題，我確信這是一個重要的議題。

事情的發展非常快，但要確保還是人類在做研究，是人類在做決定。我們必須留心人工智能的潛力是什么？人類在怎樣程度上去監管它？我認為這是一個挑戰，我們必須小心，不能走得太快，以免跌倒。我認為謹慎確實是正確的，這也是我們的方法，我們只想從一點一點小的實驗開始。

澎湃新聞：開放科學讓研究能被所有人永久免費獲取，促進了科學成果傳播和用于應對可持續的挑戰。您能否分享一下《自然》期刊和集團在這方面所做的工作？

佩特斯：開放獲取并不是免費的，雖然讀者不需要支付獲取內容的費用，實際上是研究人員支付出版費用。但在大多數情況下，是研究的資助機構支付出版的費用。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合乎邏輯的商業模式，因為這最終是對科研項目的一種服務，以確保研究結果在世界各地得到傳播，然后幫助其他研究人員進行新的研究，這是一種更積極和更好地分享知識的方式，而不是說：“嘿，如果你想獲取論文內容，你必須付錢。”

施普林格·自然從一開始就接受了開放獲取出版，并開創了一些先河，比如我們最早的開放獲取期刊BMC系列期刊，還有最大的開放獲取期刊《科學報告》。我們覺得這是正確的商業模式，是支持學術界的正確模式。我們也知道，開放獲取文章的使用量和引用量更高，所以能被其他研究人員更多地使用。舉個例子，已經與我們簽訂了轉換型協議的一些國家——其本質上是我們從傳統的訂閱模式轉向開放獲取模式。我們已經看到，比方說在五年的時間里，這些國家發表的文章的全球使用率增加了10倍，發表的文章的使用率和可見度都有了巨大的提高。

澎湃新聞：《自然》成功的奧秘是什么？面臨的主要挑戰是什么？

佩特斯：我認為，歸根結底，我們業務的核心是人。因此，我們最大的挑戰是確保我們雇員在他們的領域中是出色的，并非常了解他們的社群，知道科研中正在發生的事情，并能夠挑選出那些值得分享的話題和新發現，并使之成為我們品牌的一部分，這個品牌代表著突破性的科學，也代表著信任、質量和誠信。總的來說，一切的核心是人，是我們的員工。當然，品牌也有很大的幫助，但在最后，真正起到幫助和支持作用的還是我們的員工和團隊。

因此，確保我們吸引、保持和發展合適的人才，我認為是很重要的。顯然我們需要保持我們期刊的聲譽，確保作者愿意在我們這里發表文章，確保編輯愿意為我們做編輯工作，確保審稿人愿意為我們審稿。確保作者、編輯和審稿人的整個生態系統得到維護，讓人們感到施普林格·自然是值得信賴的合作方。對我們來說，這真的很關鍵。

顯然我們已經走出了新冠疫情時期，進入了新形勢，并面臨正緊張的全球局勢。對我們來說，科研不應該有任何國家上的障礙，地球上越和諧，對研究和發展就越好。

澎湃新聞：在將政策制定者、專業人士和研究人員聚集在一起，參與各種活動的過程中，你們是如何將晦澀難懂的學理知識為決策者所理解，如何使各個利益主體相互理解的？

佩特斯：這是一個在全球范圍內連接的網絡，我們與近十萬名為我們期刊工作的外部編輯，以及大約80萬名同行評審人一起工作，所以我們的工作基本上是連接知識工作者，幫助他們分享他們的知識，然后讓他們與那些真正想看到并理解這些知識以制定政策的人建立聯系。這就是我們的基本作用，從某種程度上說，這是一個通過我們的期刊發揮作用的過程。實際上，我們與那些資助或從事研究的人合作了很長時間，以此來看我們如何能夠最好地發表那些研究項目的成果的文章。

澎湃新聞：從您的媒體從業經歷來看，媒體和出版方在應對全球挑戰中扮演著什么樣的角色？媒體是否能成為政策制定者和科學家之間的橋梁？人們從新冠大流行中應學到什么？

佩特斯：是的，當然。但我認為最重要的是，媒體有一個特定的角色，確保他們提供人們可以信任的知識和見解。我認為，特別是在過去幾年中，關于虛假信息的議題熱度提高了。我認為，特別是像我們這樣的科研出版機構，可以發揮作用，確保人們了解事實，知道事情的真正情況。

至于從新冠疫情中學到什么。我認為也可以這樣說，這種大流行病不是在一個國家或另一個國家，它無處不在。這又回到了我之前說的，我們都生活在同一個星球上。也許200年前，你可以說發生在地球一邊的事情不會影響發生在地球另一邊的事情。但現在的情況不再是這樣了。我的意思是，看看新冠病毒在地球上傳播的速度有多快，我們彼此之間的聯系多么緊密。這是一種病毒，但再想想計算機系統，想想技術，想想氣候。我們都是彼此相連的。

（澎湃新聞實習生劉婉晴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