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頡剛殷履安抗戰家書》，顧潮編注，中華書局2023年出版，收錄顧殷夫婦在抗戰時期的家書194通。這些家書，起于1932年1月23日，訖于1943年5月27日，其中，1932年79通，1934年7通，1937至1943年108通，基本上包括了抗戰的最起初和最艱難的時期，是微末的個體生命在悲慘的戰爭歲月之中人生際遇、家庭變故、心理感受的如實反映。歷經戰亂摧殘與革命動蕩，竟能較為完好地保存下來，繼而頗為精詳地整理出來，讓人得以聆聽當年連天烽火下的向隅私語、窺見兩人私密尺牘中的滿懷溫情，為支撐宏大的歷史敘述和彌補疏闊的歷史罅隙，提供了生動的細節及豐富的素材，是不可多得的檔案史料。

《顧頡剛殷履安抗戰家書》

一、歷史圖景和社會思想的實錄

戰爭是殘酷的。從廣義講，抗戰時期，四萬萬同胞均是戰爭的受害者，“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復興文庫》，第64冊，中華書局2022年版，第179—180頁），因而又均是抗戰的參與者。但在狹義之上，顧頡剛與殷履安既不是對敵戰士，也不是失所難民，雖然也曾跑過警報、躲過炸彈，在事實上卻與抗戰前線有著距離，所記并不能直接反映出戰爭的慘烈與生命的悲壯，相較于中華書局出版的另一種同類型圖書《重讀抗戰家書》而言，后者是據中國國家博物館等收藏的多封家書編輯而成，作者既有我軍官兵，亦有國軍將領，既有高級軍官，亦有底層兵卒，鮮活地展現了先烈們舍生忘死的偉大家國情懷，生動地呈現出全民族守土抗戰的偉大歷史圖景，更能激發讀者延續抗戰記憶、弘揚抗戰精神，銘記歷史、珍愛和平。

殷履安與顧頡剛合影，1937年4月17日于北平中山公園

不過，上陣殺敵終究是少數人，而更多的，還是留守在大后方，一邊關注時局，一邊延續生活，等待著勝利的消息，所以，即便顧殷家書并不能直接反映出戰爭的慘烈與生命的悲壯，卻如實記錄了絕大多數人的“常態”，既是大后方千千萬萬同胞的小縮影，也是歷史圖景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1932年1月，學校放假，顧頡剛自北平歸杭州省親，借道上海。顧頡剛對殷履安說，“我這次到上海，本想住兩天”，但是1月28日“那天上海形勢非常緊張，華界遷居者多極了，弄得寶山路車馬擁擠不通，甚至有兩個女子從車馬堆里共提一只箱子到租界的，沙袋也堆在道中”，已預感到不祥，“我想不如早走為妙，就于伯祥們宴我畢事后，趕上車站了。到杭已九時”，次日始知當晚“八時，日軍欲以武力接防閘北，義勇軍和商團拒之，十九路軍亦幫助義勇軍，遂于天通庵路、虬江路附近開火了”（第4通，1932年1月30日），這就是史稱的“一·二八事變”。雖然顧頡剛未親歷其事，但對大戰之前時局的混亂與民眾的不安交代得頗細致。在杭州時，顧頡剛又看見“日來上海逃難來杭的已有二萬人，車上擠極了，人都是在窗中出入的”（第7通，1932年2月2日），“杭州一方面收受上海的避難者，一方面又收受南京的避難者，每天約有一萬人來，把旅館都住滿了”（第8通，1932年2月4日），“每天從滬南站來的有一萬人，從南京來的亦有千馀人。南京到杭州有長途汽車，本來票價六十元，后以人多漲至一百廿元，今則漲至二百廿元了”（第9通，1932年2月6日）。在顧頡剛的家書中，這些被記錄的暴增人口與騰貴物價，何嘗不是戰亂所導致的顛沛流離的客觀表述。

顧頡剛致殷履安書，1932年2月1日

戰爭在繼續著，生活也繼續著。顧頡剛對殷履安說，“此間均安好。打牌，擲洋，擲狀元等，依然新年風味，我雖從興，但終覺強為歡笑，無解于中心之郁伊”（第10通，1932年2月7日），“一念戰區人民，我們真是天上人了”（第16通，1932年2月14日）。而在家中，“此次抵抗日本，父親、母親、姑母這班老輩也無不贊成，可見民氣之盛”；不惟如此，就連流氓也有義舉，“當日本發動之初，曾以二百萬元餌杜月笙，請其遣派徒黨擾亂華界。杜氏佯應之，及起事，又詐說，二百萬不足，請再給二百萬。日人不應，彼即翻臉，即以此款組織義勇軍，抵抗日本。日本受軍隊與義勇軍之夾攻，敗得更快了。上海流氓本來很多，常有綁票及剝衣服之事，現在則此輩悉做了義勇軍，地方治安反而安謐了”，故顧頡剛認為，“我們用傳統觀念來看杜月笙，本來只是一個流氓頭，但用民族觀念來看，則他真是一個英雄，值得我們的敬仰”。因而多次鼓勵殷履安在力所能及的情況下出力報國，“我們不能直接衛國，凡可出力的地方總要出力。如燕大方面派捐，希望你寫得多些。因為如果亡國，錢多亦無用也”（第12通，1932年2月10日），“如果有人來寫十九路軍的捐，或上海難民的捐，請你多寫些，因為我們報國只有這一條路”（第22通，1932年2月23日）。

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后，殷履安頗憂慮，不斷地追問顧頡剛，“北平將怎樣？燕京要關門嗎？那么你的書將如何？東交民巷也要占據嗎？中法工商銀行要關門嗎？我的存物怎么辦？將來日本一敗，淪陷區勢必糜爛，你的藏書和父親的古玩，要否遭殃，甚難預定。假使損失，豈非一生辛苦，盡付流水呢！我甚為之擔憂”，另一方面又表示，“然而抗戰能勝利，日本能毀滅，則個人之損失，是微乎其微了，光明在前頭，應當大快而特快樂了”（第166通，1941年12月9日）。而此也代表著當時社會上普遍心理，自毀其家，以紓國難，是在所不惜的。

二、家庭生活與夫妻情義的重構

顧頡剛在不同的人生階段均寫過自傳，并且公開發表，雖然屢次談到家庭，但在長輩方面卻集中于祖父母的身上，絕少提及父母。而在1950年題為《顧頡剛自傳》的文章中，顧頡剛說，“因為我的生母早死，我由祖母撫養成人，我自小和繼母齟齬，而我的叔父又覬覦我們的產業，看我父僅我一子，心想只要把我趕掉，我家的產業就是他的，他和我的繼母常在我的父親面前交互說我壞話，挑撥我們父子間的感情”（《顧頡剛自傳》，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133頁）。對繼母的反感，也屢見于《顧頡剛日記》，但多數是宣泄情緒，如“繼母的討厭，非人類所宜有”（《顧頡剛日記》，1921年11月18日），又“講起繼母，弄得火冒。這人一想起就討厭”（《顧頡剛日記》，1922年4月20日），較少涉及具體事例，即繼母是如何齟齬、如何挑撥，不得其詳，但在家書之中則多表現。如1932年陰歷三月，顧頡剛過生日，“究竟自己燒菜還是叫菜”，繼母念拖字訣以敷衍之，以致“父母之間又鬧了一回‘壽氣’”。還有“齋星官的事，又使我一氣。本來我不要齋什么星官，也是事前父母說了好久，已是必齋的事了”，但繼母居然對別家人說，“雙官要齋星官，但父母無為兒子齋星官的道理，怎么好”（第66通，1932年4月30日），其繼母之作怪，可見一斑。在例舉的瑣事之中，顧頡剛還為殷履安著力刻畫了其繼母的說話尖酸與待人刻薄。“說到繼母，真可恨可嘆可憐。我來了月馀，已換了四個女仆。一到樓上，總聽得她罵人，不是罵女仆就是罵男仆，否則罵和官或父親，所不罵者我耳。一講話，總是說人不是”（第30通，1932年3月8日），“繼母為人，只有一張嘴”（第66通，1932年4月30日），“繼母嘴上利害，無一人一事足當其心目”（第11通，1932年2月8日）。顧頡剛對殷履安說，“我當然愿意早回來，尤其在看見繼母的時候”（第36通，1932年3月17日），并囑咐她，“請你買些東西寄與繼母，抵我的飯食。否則說不定她心里要不快樂的”（第41通，1932年3月23日）。

而當父母對話之時，“父親說一句話”，繼母“她總用訓責的口氣答之，呼斥與仆人一例”，顧頡剛作為旁觀者，相形之下，對殷履安頗有感觸地說，“想起了你的待我，更增我伉儷之情”。其實，顧頡剛一生有三任妻子，首任為吳徵蘭，次任為殷履安，三任為張靜秋，此外還有一位可望而不可即的紅顏知己譚慕愚，情感世界可謂相當豐富，容易給人一種“濫情”之感，于是坊間相傳顧頡剛為人頗自私，三任妻子都是為了照顧自己生活起居而已。但據家書來看，顧頡剛對殷履安是誠摯的。如殷履安患有耳疾，時不時地需要就醫，顧頡剛始終記掛著，并在多通家書之內表示關切，“我到慶馀堂買藥時，當在牌子上細看一過，有無相當之藥”（第64通，1932年4月26日）。戰時夫妻分居兩地，別愁離恨，眠思夢想，顧頡剛對殷履安說，“昨天夜里，我又夢回平了。下車之后，即雇車到大石作，那時你已睡了，我就坐在床上和你談話，一只手伸在被窩里撫摩你的身體。忽然醒來，只有嘆一口氣”（第51通，1932年4月5—6日）。而顧頡剛期待殷履安相從已久，但殷履安認為，“你我多在安全地帶，能不動最是好的”，并勸慰顧頡剛，“請你不要怨恨我，這是戰事的賜與，沒有法子啊”（第105通，1937年12月19日）。在此之前，顧頡剛也曾經問過，“履安，我何嘗不想早回來，在此間冰清清的，何如在你跟前熱絡絡的。只是父親既不放心我走，我也不放心杭州的治安，又是為幾篇文債逼了幾年，一回北平實無法做，故不得不忍心離開你耳。你要恨我嗎”（第26通，1932年3月1日）。而事實上，殷履安對顧頡剛是“不應有恨”。

一方面，據顧頡剛《予與履安同居年月表》，自“民國八年五月結婚”至“卅二年五月三十日，履安卒于柏溪”，“綜計首尾廿五年，實足廿四年。其中除十四年在北京，十七年在廣州，二十二年在成府，二十九年在成都，終年未別之外，其馀皆有間斷”（《顧頡剛日記》，1943年5月31日），抗戰期間更是聚少離多。而顧頡剛在外，雖是孑然一人，卻如翩然一鶴，時而西北（如甘肅、青海），時而西南（如成都、重慶），居無定所，行無定蹤，將家累卸肩給了殷履安，一身受苦，獨力以支。即以1932年言，“以一二八之變”，顧頡剛“留居杭州半年”，雖然飽受繼母的不待見，但起居飲食上至少不用自己操持，但殷履安在北平，既要為顧頡剛守護家產（特別是學術研究的圖書文稿），還要為之養育后人（即顧自珍、顧自明，均為吳徵蘭所出），有時候還需要代其出面處理各種雜務（如請人代課、抄書，或為之走親、吊友），事必躬親，任其勞怨，難怪旁人評價殷履安是“有賢德”，而且“見之前后十馀年，率如此”（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年版，第146頁）。服勞而外，殷履安還得忍受相思的苦悶與磨折，1932年“二月初旬”，殷履安許久未得顧頡剛來函，“急得了不得，差不多整整的十多天沒有一刻一分鐘安心的度過去了”（顧自明來書第1通，1932年2月10日），“涕泣不止，形更瘦削”，顧頡剛聽聞后，“感愧交并”，對殷履安深情地說，“我深信世界上真愛我的”，除了父親之外，“只有一你”（第27通，1932年3月4日）。

殷履安與顧頡剛合影，1920年于蘇州

另一方面，自吳徵蘭產女染疾，諸長輩置之不理后，顧頡剛日夕焦慮，就落下了失眠的病根兒，喪妻續弦以來，雖見好轉，卻得不到根治。丁此國難，加以筆墨為累，又復轉劇，因而成了家書里常見的話題。且殷履安對顧頡剛失眠癥的憂慮，比顧頡剛對殷履安耳疾的關心，有過之而無不及，“你日來失眠，甚念”（第29通，1932年3月4日），“失眠癥不能脫根，真討厭”（第45通，1932年3月28日），“你連日失眠，聞之甚念”（第43通，1932年3月26日），“是你一個人在外，比較寂寞，請你不要寫作，得以減少失眠，暫時忍耐幾個月罷”（第100通，1937年11月18日）。為了讓顧頡剛脫離失眠困擾，殷履安甚至說，“你離開了我，失眠更劇，這亦是無奈何的事！你的家庭人少，又是南北分居，多時的分離我亦十分寂寞。你說在從前可以娶一個妾，在現在則不能。倘現在可以，我寧成全你而犧牲我了。然而現在法律娶妾仍未能禁止，你不妨娶一個罷”（第40通，1932年3月21日）。對此，顧頡剛則寫了一通長信表示拒絕，“你既如此待我，我何忍不如此待你。所以納妾之事，不但自己不想，就是父母要為我做時我也不要。不但父母為我干時我不要，就是你為我干時我也不要。如果要了，我就是一個負心人了”（第46通，1932年3月29—30日）。而此后殷履安仍不時地提及，“你要失眠癥不發，只要有一個女人陪伴你，減少寂寞，心得安慰就可得眠。我想我寧愿犧牲一己成全你，如有湊巧的人，不妨娶一個妾”（第98通，1937年11月1日），“你來信常提起失眠，我顧念你的身體，所以叫你納妾，奪我之愛豈我所愿，但時局如此，沒有法子啊”（第105通，1937年12月19日），“若你一定要納妾，則我決不阻擋，因我不能生育，實在對不起你啊”（第116通，1938年2月11日）。但因顧頡剛的復函均佚，如何作答，不得而知。1940年之后，顧殷夫婦“同在成都”的賴家園，即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的所在地。據同在園中的錢穆“晨夕”所見，“夫人賢德，尤所少見。頡剛患失眠癥，每夜必為頡剛捶背摩腿，良久乃能入睡”（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第230頁），服侍可云備至。

顧頡剛致殷履安書，1932年5月2日

“頡剛留所日少，離所日多，又常去重慶”，久滯不歸，“其家暫留園中，隨亦接去”（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第230頁），居于柏溪。1943年5月30日，殷履安因染上惡性瘧疾，突然離世。數日之后，顧頡剛在去函上題注道，“此為我與履安之最后一書，廿七日渠接此書尚到予辦公室尋覓防空證，至廿八日而疾作，三十日而長逝矣，痛哉”（第193通，1943年5月26日），又在日記之中寫道，“徵蘭之歿，予僅哭兩次，一氣絕，一入殮耳。獨至履安，則一思念輒淚下，今日又哭出，她對我實在太忠心了，叫我如何不想她”（《顧頡剛日記》，1943年7月27日），足見“他對履安也懷著深厚的情感”（《顧頡剛日記》余英時序）。且顧頡剛本打算在自傳之內專辟一節來寫《履安的死》，可惜的是，最終無果。

三、朋友群像與學術掌故的再現

2011年，中華書局出版《顧頡剛全集》，其中《顧頡剛書信集》一種，因受編輯體例限制，只收錄了顧頡剛的發信，基本上不涉及受函。個別信函雖然有編者的說明，畢竟是單向的，在事件的敘述或評論上，缺少回應，即不能完整地呈現時人時事，讓讀者不明其就里。此次合編抗戰時期家書，將顧殷夫婦的“來鴻去雁”按照時間順序排列，使得多數內容能夠相互連貫對應，所呈現的當年的人與事也就更為清晰。

如長女顧康媛（即顧自明）“年幼患病，口啞不能言，入聾啞學校”，稍長，顧頡剛欲為之做媒，屬意于吳春晗（即吳晗），并試著對殷履安說，“我看吳春晗君人頗誠實，又篤學，而需經濟的幫助甚亟，不知他要康媛，康媛要他否？似可請馮先生一詢他，再由你一詢康媛。如果有幾分近情，則今年暑假可招其住在我家，與康媛試作朋友。如吳君不成，則趙肖甫君何如？此二人皆誠實，可信其不至棄置；若譚其驤、朱士嘉諸君，雖知其無妻，亦知其需用錢，然不敢作此想也”（第5通，1932年2月12日），繼而追問，“康媛親事之說，你看了覺得如何？她自己覺得如何？看父親意，似‘入贅’亦無不可”（第16通，1932年2月14日），言辭之間，似乎樂觀其成。如據《顧頡剛書信集》所載，也就止于此了，至于殷履安與顧康媛作何感想是不知道的。而據家書，因顧頡剛先后兩函是后發者先到，殷履安誤以為屬意的是“聾校的金先生”，乃說“康親事她自己不很滿意，我也不以為然，不必急急提及”（第21通，1932年2月21日），繼而收到前信，其態度則更為消極，她對顧頡剛說，“吳春晗與趙肖甫二人，他們未必會肯。因為吳君在大學快畢業，自立就在眼前，不會貪我的三四千元。再趙君曾對我說過，他不要本鄉的女子，現在要揀漂亮一些，有一些學問的了。在現在時代，婚姻自由，他們決不肯貪一些錢而將就訂婚的，不比從前父母強逼訂了沒有法子”，甚至認為“康媛最好不嫁，如貧窮的子給他錢而得自立，時代新法道德觀念看得輕，將來說不定要丟掉她，徒多一番苦痛。有數千元而給她自己保存以養老，這是最好的辦法”（第25通，1932年2月27日），于是這門親事就此打住。

其實，吳春晗“此人家境甚貧”，與袁震相戀后愈形困迫，不得已而稱貸于人。顧頡剛為人頗慷慨，多遂其請，而殷履安不以為然，屢次在信函內叮囑他說，“吳先生要借錢，你切不可答允多，只好應酬他貳百元，恐他永無還的日子，你可說我旅費已用去不少，又要醫病，無法如數”（第139通，1939年7月27日），“吳辰伯款你先可借他貳百元，因他永無還的希望，如白壽彝一樣。借人容易要人還是難的，以后再有人借，你得拒絕，因被我旅費已用完了”（第140通，1939年7月31日），“辰伯向你借了多少錢？現在時候的錢，你切勿輕易借給人，因我們二年來旅費用了多少，也自顧不暇，實虧空了”（第142通，1939年8月15日）。

除了吳春晗的“永無還”以外，容庚的“真不能辦事”，侯堮的“仍是單相思”，趙豐田的“不是十分肯用苦功”，潘家洵的“無同情心，又好擺架子，處處存心損人利己”，韓儒林的“太豈有此理了”，陸小曼的“可謂人中妖孽”，謝祚茝的“割過三次肚皮”，在現存近200通家書里，雖然詳略不一，卻均被描繪得鮮活有趣，正如“頰上添毫，睛中點墨”，給人以另一種“神明殊勝”之感。

當然，在談時局、訴離緒、說家常的同時，家書之中不可避免地也提到過顧頡剛所從事的學術。1931年12月29日，《古史辨》第三冊由樸社出版（此據《顧頡剛日記》，其版權頁標注則為1931年11月），次年之初，顧頡剛郵寄給周作人、容肇祖、蔣廷黻、謝云聲、黃仲琴、俢中誠等朋友，離北平后又請殷履安郵寄若干冊。作為編者，顧頡剛甚為關切其學術評價與市場銷量，先后去函問殷履安，“《古史辨》銷路怎樣”（第26通，1932年3月1日）以及“《大公報·文學副刊》上有評論《古史辨》的文字嗎”（第33通，1932年3月13日）。據殷履安復函，1932年3月14日，“《古史辨》受時局關系，沒有上次的好，問馮先生，現在還存七百本左右”（第34通，1932年3月14日），一月以后，“《古史辨》尚存六七百本，以上海及東北遭日人蹂躪，各地又鬧水災，銷路自是大差”（第58通，1932年4月17日），而且“《副刊》上沒有見到評論《古史辨》文，想來大家無心學問了”（第40通，1932年3月21日）。戰亂對學術之影響，可見一斑。不過，顧頡剛卻認為，“《古史辨》不能不續印下去，因為有了第四冊，前三冊也會聯帶有生意的。我要使研究古學的人或要得到一點古代史的知識的人不能不買《古史辨》一書，所以各方面都要編集。羅根澤是諸子方面，劉朝陽是天文歷法方面，錢賓四是今古文問題方面……這樣弄下去，才可收到分工合作的功效。照這樣下去，古史問題一定可以在我未死前得到許多結論。就是為樸社生意著想，凡買一冊的人總想買全一套，雖不懂天文歷法的人也不能不買朝陽編的一冊，一買就是一整套，像《二十四史》一樣，生意即使不多，而數目也可觀了。至于無錢的人，則零買亦無不可。總要使得這部書成為史學界的權威，樸社就不會倒了”（第64通，1932年4月26日）。受這種想法的驅使，顧頡剛續編了《古史辨》的第五冊，至第七冊，“無何事變突起，同人倉皇奔散”，其編者童書業“僅帶一衣包，鋪蓋也沒有帶”（第91通，1937年9月10日），而此即顧頡剛《古史辨第七冊序》所稱“在鋒鏑之中挾稿而出，經過無數的困難，幾以身殉”。這些學人在如此艱苦環境下仍然堅持編印《古史辨》，不能不算作是近代學術史或出版史的一段“痛史”。

另外，全書之末還附錄了顧殷夫婦與顧自明及顧自珍姊妹在抗戰中的來往信函30馀通，舐犢之愛，反哺之情，躍然紙上。如殷履安作為繼母，她叮囑顧自珍，“你身體弱，吃飯需當心，不要雜吃而不吃飯，有新開的飯館，以后可去吃，不要省錢而害了身體。錢不夠用，可帶給你”（致女顧自珍書第1通，1939年1月上旬），“你脾弱，肚子容易不好，萬勿吃涼而不消化的東西，至要”（致女顧自珍書第2通，1939年1月30日），即便生病住院期間，殷履安也放心不下，向顧自明再三強調，“你千萬勿進城……我大約俟痛稍好血不流，即回家，勿念”（致女顧自明書第1通，1941年3月5日）。而顧自珍致顧頡剛數函（第17通至第19通），則詳述了1941年殷履安的病況，“每次看到母親，我心中說不出的凄慘，不知她要睡到何年何月呢？！睡了半年多，病況是毫無入佳境，瘦得很”（顧自珍來書第17通，1941年11月22日），并請求顧頡剛，“這個年月好人相離尚無大感，但是病人卻不堪此久別呢，所以我再度請求您，若是可能的話千萬千萬回來一次”，讓殷履安“興奮一下呢”（顧自珍來書第18通，1941年11月25日），在印證了錢穆所說的“其兩女乃前妻所出，而母女相處，慈孝之情，亦逾尋常”（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第230頁）。

殷履安致顧頡剛最后一書，1943年5月27日

“憑伊千里寄佳音，說盡離人一片心。須知相別經多載，方信家書抵萬金。”每通家書背后都有一件往事，每段郵路盡頭都是一雙望眼，山河破殘，妻孥離散，家國大義，兒女柔情，個中滋味在顧殷夫婦的筆端體現得淋漓而盡致，“謹以此書，紀念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及顧頡剛先生誕辰130周年、《古史辨》出版97周年”，正其宜也。而編注者顧潮卻于2023年3月溘然長逝，不及看到家書合璧付梓，為可悲也。

（按：今日為殷履安逝世80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