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時間2023年5月21日，日本廣島，七國集團峰會最后一天，烏克蘭總統出席了關于烏克蘭的七國集團峰會。前排中間順時針方向依次為：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美國總統拜登、德國總理奧拉夫·朔爾茨、英國首相里希·蘇納克、歐盟委員會主席烏爾蘇拉·馮德萊恩、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歐洲理事會主席夏爾·米歇爾、意大利駐日大使Gianluigi Benedetti、加拿大總理賈斯廷·特魯多、法國總統馬克龍。 視覺中國 圖

“七國（G7）峰會”召開了，原定與在澳大利亞舉行的“四國峰會”取消了。這說明什么呢？作者的解讀是：淺層地看，本次“四國峰會”已經成為G7廣島峰會的一個“分會議”。深層地看，一些國家尚未意識到時代特征已經發生大的轉變，某些國家依然奉行冷戰思維，熱衷于對抗性外交，構建或者強化各種小院高墻，公然放棄一貫標榜的市場經濟，轉而推行“小院子經濟”，并在“墻內墻外”構建不同的外交圈層。這是逆流而動，結果或是損人不利己，或既自傷也害人。

國際格局多極化的特征，已經從“幾個大國間的零和博弈”，轉化為“不同文明間既競爭又合作”。世界已經進入了文明競爭時代（the Era of Civilization-based competition）。主要大國與主要文明體有必要盡快轉變思維方式，放棄舊的對抗性、排他性思維，走向合作性、兼容性思維。

“四方機制”小議

從“四方機制”（QUAD，全稱為“美日印澳安全對話”）演化的歷史看，它啟動的目的是協調2004年印度洋大海嘯之后美日印澳四國人道主義救援行動。2007年，時任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訪問新德里時提議建立“四國安全對話”機制，但把該機制的主要目標從協調人道主義救援行動轉化為“應對中國在印太地區日漸增長的影響力”。該機制2007年底因為澳大利亞退出而停擺。澳大利亞這么做的主要原因是，新上臺的陸克文政府聚焦于強化與亞洲國家特別是與中國的關系，希望把亞太經合組織發展為“亞太共同體”，澳大利亞籍此不但可以避免在東亞地區被邊緣化，還可以從“亞太經合組織的倡導者”變為“亞太共同體的倡導者”，從而繼續獲益于蓬勃發展的東亞經濟，繼續充當“東西方關系的協調員”，“溝通東西方的橋梁”。

美國近年的戰略收縮。不幸的是，2008年華爾街制造的金融危機殃及全球經濟，發達經濟體普遍受到重創，美國領導世界的能力與愿望明顯下降，旨在以美國模式改變世界的新保守主義退潮，孤立主義回潮。奧巴馬時期開始了全球戰略收縮，剛上臺時試圖推行“中美共治”，即中美共同治理世界經濟乃至世界事務。這一政策建議由前國務卿詹姆斯·貝克提出，并受到一些知名學者的追捧。但美方這一主張并沒有被中國接受。奧巴馬政府轉而推行“重返亞洲”與“亞太再平衡”戰略，其潛在含義是：隨著中國崛起，亞洲與亞太的力量“失衡”了，既然中國不愿意進一步融入美國領導的體系，美國只能構建新的地區力量集團，以“平衡”中國崛起所造成的“力量失衡”。這是盎格魯-撒克遜戰略思維的典型表現：英國人在歐洲推行了幾百年的“大陸均勢”政策，二戰后被美國人用于全世界。從奧巴馬時期開始，美國又將之用在亞太地區，乃至所謂的印太地區。奧巴馬主義標榜“不做蠢事”（DDSS），主要表現是在全球戰略收縮，并強化美軍在亞太地區特別是東亞的“前沿存在”。特朗普主義是一種新式的孤立主義，外交上表現為“單打獨斗”。拜登主義在外交上的主要特征是“協同盟友一起行動但不兜底”。三屆政府把“與中國進行長期戰略競爭并競贏（outcompete）”的思維清晰化、可操作化了。

“四方機制”復活的背景。正是在特朗普執政的2017年，四方機制被重新激活，其倡導者是日本與澳大利亞，加上印度與美國的配合。相關背景是：

（1）安倍晉三是兼具戰略思想與行政能力的領導人，中國重新崛起對日本來說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意味著兩國關系恢復到了“中強日弱”的歷史常態，日本領導亞洲的時代（如經濟上的雁行模式）已經過去。日本要繼續在亞洲發揮領導作用、制衡中國，必須有新思路，其表現主要是：首先，經濟上一方面利用中國的經貿關系，一方面構筑排除中國的經濟機制，“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TPP）就是抓手。這是特朗普退出TPP后，日本極力推動“全面且進步的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CPTPP）落實的原因。

其次，價值觀是日本發力的另一個領域，為此2006年通過時任外相麻生太郎之口提出了“自由與繁榮之弧”的概念：這個弧線從東南亞開始，經由中亞到中歐及東歐，支持擁有與日本“相同價值觀”的國家。

再次，政治與安全領域，安倍2012年重新上臺后就提出要構建美日印澳“民主安全菱形”，因此積極推進四方機制復活。但當時美國正忙于推進亞太再平衡，對此興趣有限。到了2015年前后，美國朝野經過多年辯論達成共識，明確把中國確定為全面戰略競爭對手，希望拉攏的對象從亞太擴展到印太，加上安倍與特朗普的良好個人關系，安倍復活四方機制的主張被特朗普接受。

（2）澳大利亞雖然是大洋洲最大的國家，卻是一個安全感特別差、安全上對美國依賴特別強的國家。距離澳大利亞2000多公里的所羅門與中國警務合作協議，也被澳大利亞視作安全威脅，從中可見其安全心理的脆弱程度，超過了新西蘭、巴布亞新幾內亞等實力遠不如澳大利亞的南太國家。

一般人很難理解澳大利亞的這種心理。二戰前澳大利亞的安全靠英國，二戰后依靠美國提供安全保證，非常看重與美國的同盟關系，并參加了二戰后美國領導的所有戰爭。冷戰后，澳大利亞在工黨執政時期，與中國的關系比較密切。而在2013年自由黨-國家黨聯合執政后，工黨主張的“亞太共同體”已成明日黃花，澳大利亞的價值觀日益“盎格魯-撒克遜化”。一方面，經濟上繼續強化與東亞國家特別是與最大貿易伙伴中國的聯系；另一方面，為了應對中國在亞太地區日益上升的綜合影響力，覺得僅僅強化傳統的美澳同盟體系已經不夠，必須構建新機制以應對非傳統安全與傳統安全的“多重挑戰”。因此，從2010年起就有一批澳大利亞知名學者倡導復活美日印澳安全對話機制。自由黨-國家黨政府上臺后采納了這種建議。

（3）進入新世紀，印美安全合作明顯強化，特別是在印太地區，但印度拒絕美軍在安達曼—尼科巴群島建立基地，堅持主導在印度洋舉辦的馬拉巴爾軍演。印度現任總理莫迪上臺后，對內推行印度教民族主義，經濟上力推他曾主政的古吉拉特邦模式；外交上把前任的“向東看”（look east）發展為“向東干”（act east），強化與東盟、中日韓的關系，安全上強調對南亞與印度洋的影響力，極力渲染所謂的“珍珠鏈”戰略對印度洋的影響，但為了抑制澳大利亞在印度洋的影響力，也為了減少對中國的“刺激”、發展對華關系，對復活“四方機制”持猶豫態度。2017年6月洞朗事件發生，11月“四方機制”復活。

2020年加勒萬河谷沖突后，印度同意澳大利亞參加馬拉巴爾軍事演習（日本2007年起應邀參加），原因在于，印度認為“在印度洋平衡中國”的需求，已經超過了“限制澳大利亞、避免過分刺激中國”的考量。

（4）特朗普把商業邏輯用于國家治理，強調美國本土利益與美國人利益至上。他對美國領導世界興趣不大，僅在有限的議題上愿意參與國際事務，并且希望盟國與密切伙伴國更多地出錢出力。在印太地區，為了競贏（outcompete）中國，需要構建不同的機制。“四方機制”因而具有了新的價值。

“四方機制”逆時代主流。“四方機制”2017年復活時，參加會議的是司局長們。2019年升格到部長級，2020年升格為元首級。涉及的議題從安全擴展到經濟、政治、新冠疫情等。但達成的各種聲明、協議等配套措施，很難落實?！袄茁暣笥挈c小”成為“四方機制”的顯著標簽，今年則進一步變為“雷聲小雨點小”。

現在已經不是“兩個大國各自拉攏一班小兄弟全面對抗”的時代，而是多文明競爭時代，經濟與社會發展是各國的普遍訴求。對美國基于冷戰思維，構筑小院高墻排斥、打壓不受其待見的國家，并迫使其他國家站隊的做法，即使是美國的盟友也難以接受。在俄烏沖突問題上，世界上絕大部分國家拒絕按照美國的意見站隊（特別是涉及敏感的軍事與安全議題時），包括“四方機制”中的印度。對于美國對華奉行全面戰略競爭的做法，更多國家不愿意選邊站，包括印度、菲律賓、韓國，乃至澳大利亞。

由于莫里斯領導下的澳大利亞自由黨-國家黨聯合政府的偏執行為，中澳關系降到了谷底。阿爾巴尼斯領導的工黨政府上臺后，不再如前政府那樣充當美國打壓中國的急先鋒，致力于推動對華關系緩和。兩國經貿關系好轉，商務旅行、留學生交流急劇增加。在這樣的背景下，以適當的理由取消四方峰會，以便在敏感的安全問題上向中國釋放某種信號，亦有其必要。

拜登的小算盤與年齡。需要說明的是，拜登以“解決國內債務上限問題”為由，只參加5月19日到21日在廣島舉行的G7峰會，而取消了這之后的南太之行，但美國最早出現債務違約時間是在6月初，拜登去廣島前，兩黨就債務談判已經接近達成協議，事情并沒有那么急迫。這說明拜登認為南太之行相對次要。他的心聲很可能是：“成為首位訪問巴布亞新幾內亞的美國總統”？算了吧；“對巴新的三個小時正式訪問后，美印領導人與18個太平洋島國領導人要舉行‘印太論壇’峰會，這將凸顯美國對于南太平洋的重視”？也算了吧；“接下來對澳大利亞的訪問，以及悉尼四方峰會”？“反正阿爾巴尼斯與莫迪也會到廣島，讓岸田文雄給找個地方，我們就在那兒談談吧，小伙伴們”。

不能不提的是美國政治領導人的老年化現象。奧巴馬當選總統時，才47歲，離任時56歲，但八年下來，滿頭黑發已去，白發明顯可見。而很可能成為下屆大選兩黨候選人的特朗普與拜登，到明年總統大選開鑼時前者已經78歲，后者82歲且體力與記憶力均不佳。南太平洋是地球上與美國距離最遠的地區，四天內完成華盛頓與日本廣島之間的往返行程，對八旬老人已經是挑戰。如果再加四天以完成廣島-巴布亞新幾內亞-悉尼-華盛頓的行程，醫生一般都會認為不合理，最好取消。問題是，以“人才多”為傲的美國，怎么就無法選出年富力強的總統候選人了呢？政治極化僅僅是原因之一。

G7廣島峰會小議

G7廣島峰會的元首合影環節有九個人物，這種現象已持續了多年。多出來的兩個人是歐盟理事會主席與歐盟委員會主席。這兩位參加說明：中美歐構成世界經濟三大極，G7成員中雖然有四個來自歐洲，可德法英意已經不足以從政治經濟上代表歐洲。

G7長期以來是聯合國之外討論國際政治與經濟問題的重要論壇。而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后成立的二十國集團（G20）不但接過了G7的經濟議題功能，還成為討論全球經濟問題的主要機構。國際經濟面臨的新挑戰，多在G20框架下討論并制定相應的應對措施。G7則主要討論政治問題。2014年克里米亞危機、2018年特朗普挑起對華貿易摩擦后，G20在全球經濟議題上的作用下降。G7在特朗普任內發揮的作用也有限。拜登上臺后，外交上從特朗普的“單打獨斗”轉向“推動盟友伙伴國共同采取行動”。G7的作用因此上升，討論的議題包括政治經濟乃至氣候變化等。

這表明，美國不復是世界領導者，而是“小集團領導者”，熱衷于以文化相似性、政治價值觀等來劃定外交圈層。而這個圈層，必須忍受美國式的政治花樣與其領導人的任性脾氣。

點評“特邀代表”。“特邀代表”似乎已經成為功能性、區域性國際組織開會時的常態。這些列席代表有時候會成為某些會議的正式代表，比如本次G7峰會期間，“四方機制”也在廣島舉行了首腦會議。

這次廣島峰會的擴大會議上，還出現了澳大利亞、韓國、印度、巴西、越南、印度尼西亞、科摩羅（代表非洲聯盟）和庫克群島（代表太平洋島嶼論壇）八個國家，以及烏克蘭。東道國日本不僅邀請了澳大利亞、韓國等價值觀接近的發達經濟體，還邀請了印度、越南、巴西和印尼等新興工業體，以及非洲與太平洋島國的代表，旨在讓峰會產生更大影響，特別是對“全球南方”國家而言。畢竟，G7在全球GDP的比重已經從1976年的62%，1995年的65%，下降到2021年的44%。峰會前18個月，日本首相16次出訪，對象國包括印度、非洲和東南亞，試圖向這些地區證明，除了中國和俄羅斯的資金和權力，還有其他選擇。而邀請烏克蘭參會，已經成為美西方國家舉辦會議的“常規操作”，名義上是對烏克蘭提供政治支持，實際上則使得俄烏沖突持續化。

小議“美國例外論”及其“雙重標準”。可執行多年的“四邊機制”峰會，到今年突然變成了G7峰會的“分組討論會”，總不太說得過去?？擅绹司褪菆猿郑骸按蠹叶家袷匾巹t，我除外”（rule of law but me）。一位澳大利亞著名教授2018年對筆者說過：美國可以例外，但其他國家沒門（America can be an exception, but other countries are no way）。我心里想：這些“例外權力”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吧：對盟國與伙伴國領導人的秘密監聽、對這些國家的長臂管轄、對這些國家大銀行大企業的巨額罰款、對這些國家軍事基地的使用、不參加國際刑事法院、退出國際法院、“聽美國的話”優先于“實行美式民主”、“聽美國的話”的同時還要能控制住國內局勢以免美國“換馬”。因為“澳大利亞們”習慣了美國的領導、覺得美國的領導可以接受、美國不領導會讓他們覺得不安全乃至六神無主。

美國行為的雙重標準不勝枚舉，常見者如：在國內講民主在國外不講；規定歐洲的獨立防務力量建設不能影響北約在歐洲的作用（即美前國務卿奧爾布萊特的“3D”）；亞洲國家不可以有自己的自貿區并擁有自己的地區貨幣（如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后召開的清邁會議，日本提議發行“亞元”被美國否決）；亞洲國家對美出現貿易順差時必須自愿限制對美出口（典型如1980年代日本對美汽車出口），否則美國有權給予懲罰性關稅；美國在自己有比較優勢時，竭力提倡“市場經濟”、“全球化”，現在則主張構建自己能控制的排他性供應鏈；1998年金融危機發生后反對馬來西亞、韓國、臺灣地區對外匯流出進行管制，2008年華爾街制造全球金融危機時，美國政府則以“大到不能倒”為由，用納稅人的錢支持大企業與金融公司；面對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興起，美國覺得市場經濟對美國不利、“不公平”，必須實行國家干預，以實現“公平貿易”；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以所謂“國家安全”為由，打壓具有技術優勢的中國企業，并強迫盟友跟進；對芯片等高技術產品構建“芯片四方聯盟”（chip4）；對鎳、鈷、鋰等事關“經濟安全”的礦產資源，構建“礦產安全伙伴關系”小俱樂部，以便把這些資源與產品控制在“民主國家”手中。

美國行為及其文化根源

美國價值觀的底色是新教-天主教價值觀，與歐洲人的價值觀底色相同。文藝復興以來，歐洲人把自己的地方性知識與價值觀向外推廣，變成了“現代知識”與所謂的普世價值觀，歐洲變成了世界的中心。二戰后這個中心變成了美國。冷戰后美國自信成了“新的羅馬”，有能力與資格讓世界美國化，為此提出構建“自由主義國際秩序”。政治上，新保守主義大行其道，大中東民主改造計劃粉墨登場。經濟上“芝加哥學派”大行其道，芝加哥男孩們（Chicago boys）成了轉型國家與新興國家的經濟改革“設計師”。外交上，美國大力推行全球化，美國化就是全球化，因為美國是全球的樣版。

而“911事件”以及持續進行的全球反恐行動，并沒有讓美國與世界變得更為安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更證明，美國并非世界經濟的引擎，而是讓世界經濟遭殃的一大根源。美國也沒有了繼續推動全球化的興趣與能力，只能實行戰略收縮，新孤立主義抬頭。從奧巴馬主義，到特朗普主義，再到拜登主義（美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認為主要是兩條：提升美國自身實力，對盟友與伙伴進行深度投資并與他們協力應對各種挑戰），體現的是強化文化與政治認同、強調新教-天主教價值觀的圈層外交：美國優先，內層是盎格魯-撒克遜國家，中層是主要盟國，外層是緊密伙伴國（現在的烏克蘭屬于這一層）。一般伙伴國屬于圈外國家，看情況決定是外交利誘還是威脅。此外就是對手與敵人，必須予以打壓乃至消滅。

當地時間2023年5月19日，日本廣島，G7峰會期間，(從左至右)歐洲理事會主席米歇爾、意大利總理梅洛尼、加拿大總理特魯多、法國總統馬克龍、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美國總統拜登、德國總理朔爾茨、英國首相蘇納克和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在參觀嚴島神社時合影。 視覺中國 圖

美式圈層外交在G7峰會上也可看出端倪。九位領導人松散地排成一排準備合影時，剛開始每個領導人都微笑著抬起右手揮動，唯獨法國總統馬克龍右手插兜，一臉嚴肅，展示了馬克龍在這個圈子里的“不合拍”、特立獨行與寂寥。領導人分成兩排步行時，“老歐洲”法國與德國的領導人，與法國同屬天主教國家的意大利領導人，連同歐盟理事會主席米歇爾，很“自然地”落在后排。前排中間是帥氣的加拿大領導人特魯多，其左邊是拜登，拜登左邊是東道主岸田文雄。特魯多右邊是以親美著稱、近來風頭蓋過米歇爾的馮德萊恩，最右邊是英國領導人蘇納克。前排幾位，除東道主外，不是盎格魯-撒克遜國家領導人，就是來自新教國家德國的親美政治家。而攝影的中心顯然是拜登，因為鏡頭下拜登顯示的是正臉，而特魯多是側面。俗話說，人以群分，這種場合，與什么人靠近或者疏遠，是肢體語言的一部分，體現了情感距離。

在文明競爭時代，新教-天主教文明圈的整體實力與影響力在下降，其他文明的實力與影響力在上升。包容、合作是主流，排他、沖突是支流。拉幫結派、強化沖突與對抗，是基督教一神論價值觀內在缺陷的回響，屬于渦流與逆流，其對全球政治經濟的負面影響力大于正面影響力，邀請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參加G7有關俄烏沖突的工作會議這一環節，就是強化對抗的一種表現。但美國為首的G7難以改變世界走向包容與合作的主流趨勢。這是判斷，也是一種信念，有待于時間的檢驗。

總結

四國峰會也罷，G7峰會也罷，充其量是幾個豪門的一場聚會。宴席已散，華燈熄滅。今年的“餐會”特色是：G7峰會邀請了八個國家參加擴大會議環節，這是日本藉主辦國之便擴展對“全球南方”的影響力；小團伙聚會上，無論是拍照還是步行，圈層外交的痕跡明顯：美國依然位居C位，法國略顯邊緣與孤單；八旬老人拜登找了個略顯牽強的借口，把四國峰會變成了G7峰會的小組討論環節；為澤連斯基舉辦了一個人員不全的“分派對”（意大利總理已經回國）；會上宣布的對烏克蘭的進一步軍事支持，等于為俄烏沖突繼續拱火，獲益的是美西方軍工企業，受害的是烏克蘭的百姓、世界經濟發展與俄烏和平的前景。

在文明競爭時代，文明間既競爭又合作將成國際格局多極化的主要特征，包容與合作是主流，排他與沖突是支流。干預國際事務的主觀意愿與客觀實力都趨于下降的美國，已經從全球領導者變成了普通大國，不再是自信的全球領導者，而是老道的國際事務協調員。它熱衷于圈層外交，依照文化與政治價值觀與自身的相似性程度，構建各種排他性機制，打壓不受其待見的國家。兩次世界大戰宣告了歐洲外交理念與外交實踐的過時，終結了歐洲領導世界的正當性與能力，在現代性框架下展示了新教-天主教文明的內在與深層缺陷。美國目前的做法，繼續演示著這種缺陷，消耗著美國的實力與潛能，但無法阻擋包容與合作的時代主流。如果不能在反思中調整自己的外交方略（這很難，但不得不做）而繼續目前的思路與做法，美國將成為21世紀的“二戰后歐洲”。

“文明競合”是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薛力研究員的專欄。在“各個文明趨向內卷，不同文明又競爭又合作”的時代，本專欄將以此為基調，探討“國際戰略”與“中國外交”兩個方面的不同話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