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遺民群體中，夏孫桐（1857-1942）不是特別耀眼的一位。就創造性或爭議性而言，他有些淡乎寡味，在近代學術史、思想史、政治史領域似乎都談不上影響或面目。可查的惟一一篇以他為題的研究生學位論文，是研究他的詩詞的，就中更偏重于他的詞作與詞學，反映了他的影響所在（參見方慧勤《夏孫桐詩詞研究》，蘇州大學2012年碩士論文）。不過，他晚年處于偽華北政務委員會的“統治”之下，與偽滿小朝廷、汪偽政權人物及日本人有互動、來往，一方面有意識地開啟對近代史的“默省”，另一方面又努力面對自己的道德困境，做出回應。以歷史的后見之明與夏孫桐的知識結構來看，其“默省”也許并無大過人處，但“默省”意識的存在，使他更深切地感受到自己的“位置”及其“張力”。這是我們感興趣的。

夏孫桐

一

夏孫桐官至杭州知府，但1938年他對自己的定位是“也署先朝舊史官”（《自題花之寺看海棠圖》，《觀所尚齋詩存》卷二，民國二十八年鉛印本）。追溯起來，他在翰林院編修任上時，就與修國史會典。清室遜政后，他參與編纂了《清史稿》及徐世昌主編的《大清畿輔先哲傳》《晚晴簃詩匯》《清儒學案》，還參與了《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撰寫。像他這樣同時參與了五種大工程的，并不多見，顯示了他在傳統目錄學、史學上的造詣與名聲。他在諸老間頗有資望，曾為繆荃孫、葉昌熾、陳曾壽、馮幵、郭則沄、關賡麟、趙椿年、張仲炘、汪曾武、黃公渚等人的編著題耑（詳見夏武康、夏志蘭整理《閏庵公遺墨輯錄》，2004年自印本，17-38頁）。1938年秋，傅增湘藏園舉行“蓬山話舊”第五集（前清進士雅集）時，他是最年長的一位。基本上，他目睹了中法戰爭以來的所有軍國大事，盡管從未置身于事件的中心。最接近的一次要數庚子事變，1900年秋冬，他奔赴西安“行在”，然而也遠離事變的中心北京。他作為清遺民或清遺臣，處在類似的行列。他從未出任、也未謀求過民國政府的官職（供職清史館應當作單獨討論），這使他與成多祿、郭則沄、許寶蘅、繆荃孫或孫雄那樣的“遺民”不同，經得起道德考驗。可是，除了禮節、名分，他又從未與溥儀小朝廷發生過實質的政治關聯，從丁巳復辟到偽滿建立，他都是局外人，這有別于劉廷琛、周馥、羅振玉、鄭孝胥或胡嗣瑗那樣的遺民。

后人編《閏庵公遺墨輯錄》

但是，歷史是細膩的，看似淡乎寡味的夏孫桐也從未隱身而自外于歷史，只是需要我們費一些捕捉的功夫。1939年，夏孫桐《觀所尚齋文存》印行，卷末附《自述》一篇，記及清室遜政之局：

武昌肇亂，遂致改革之變，避地上海者兩年。有采舊望、招之出仕者謝之，而無買山歸隱之資，不得已客游乞食，膺聘佐修清史。（《觀所尚齋文存》卷末，民國二十八年鉛印本）

“武昌肇亂”自是清遺臣口吻，“遂致改革之變”卻與他慣用的“國變”二字有別。他為余誠格（1856-1926）、繆荃孫（1844-1919）、朱祖謀（1857-1931）、奭良（1851-1930）、陳名侃（1848-1929）、劉南（1830-1912）諸人撰述的墓志銘或傳記依次有云：

公于國變后，隱居上海，凡十余年，自號愧庵，以見志事。（《書望江余壽平中丞事》，《觀所尚齋文存》卷四）

國變后，文獻凋零，咸懼國粹湮沒，購書、刻書之風轉盛。吳興劉翰怡、張石銘兩君并裒集叢書，咸向就正。（《繆藝風先生行狀》，《觀所尚齋文存》卷四）

辛亥國變后，不問世事，往來湖淞之間，以遺老終矣。（《清故光祿大夫前禮部右侍郎歸安朱公行狀》，《觀所尚齋文存》卷四）

遭國變后去官。（《史館滿洲三君傳·奭良》，《觀所尚齋文存》卷四）

國變后，公深自韜隱，歷十余年而后殂逝。（《前副都御使陳公墓志銘》，《觀所尚齋文存》卷五）

宣統三年，遭國變，憂憤致疾，次年正月初三日卒。（《歷任綿州直隸州知州劉公墓志銘》，《觀所尚齋文存》卷五）

凡言及清室遜政，無一例外，皆用“國變”二字。我們當然可以設想，自述不比述人，不便抬高自己，用“國變”二字來襯托個人的遭際、反應與“氣節”。但這種“降調”更可能出于別的原因。這些墓志銘或傳記都寫于偽滿建立以前，而他的這篇《自述》又作于日本全面侵華以后。這會不會影響到“敘事”的修辭選擇？我們可以帶著這個疑問，進入夏孫桐的晚年世界。

《觀所尚齋文存》，夏孫桐自題書名

二

“九·一八”事變發生不久，夏孫桐《吉林成澹堪龍沙感事詩遺墨乃易簀前所作其子屬題》其一寫道：“興山黑水舊巖畺，翻近他人臥榻旁。誰解綢繆思未雨，伊川一嘆早神傷。”（《觀所尚齋詩存》卷二）題中提到的成多祿，病卒于1928年11月20日，當時張作霖被炸死，“易幟”尚未落定。成多祿“易簀”前的龍沙感事詩遺墨肯定與此相關。夏孫桐題詠首句中“興山”是興安嶺，“黑水”是黑龍江，次句中“他人”指日本侵略者，其為借題發揮，詠眼前的“九·一八”事變無疑。同題第二首，有句云：

雀螂鷸蚌催危局，悵望籌邊何處樓。（《吉林成澹堪龍沙感事詩遺墨乃易簀前所作其子屬題》，《觀所尚齋詩存》卷二）

“雀螂鷸蚌”之句，指民國以來軍閥派系間的連年混戰，當然還包括了新生的國、共力量。1937年日本侵華戰爭全面爆發以后，他反復致嘆，尤其是面對國土日益淪喪之時。北京淪陷后，他作有《世事一首》，有句云：

唐鎮紛爭原禍始，秦庭孤注未盟寒。（《觀所尚齋詩存》卷二）

1938年，東南各省淪陷后，他又作有《揚州慢》一闋，慨嘆“忍看看，金粉東南，都作蕪城”，1941年曾發表在龍榆生主編的《同聲月刊》上，有句云：

燎原禍始，更何須、身到才驚。（《同聲月刊》第1卷第3期，1941年）

1939年，廣東淪陷。他又于庚辰元旦即1940年2月8日這一天，作了一闕《滿庭芳》，下半闕有云：

遷延。天漫問，厓珠又失，皋佩空捐。幾壯懷銷，猿臂殘年。長此紛紛蚌鷸，劫灰畔、默省因緣。春婆夢，看人醉醒，凄語訴蠻箋。（《悔龕詞箋注》，夏志蘭、夏武康箋，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200頁）

引人注目的仍是“長此紛紛蚌鷸，劫灰畔、默省因緣”幾句。無論是“雀螂鷸蚌”“紛紛蚌鷸”，還是“唐鎮”，都是夏孫桐對及身而見的“當代史”的一種看法，所謂“劫灰畔、默省因緣”。這是描述了民國史的一個表面現象，還不太談得上解釋，或者說只給了一個表面化的解釋：“禍始”是民國以來的內部“紛爭”。

《悔龕詞》書影

1937年底，夏孫桐的《南樓令·宮怨》則提供了更為冷峻的觀察。此題共有四首，第一首寫道：“白露冷瑤階，停琴別有懷。舊榮華、逝水難回。自古蛾眉同見妒，邢與尹、一般哀。/云雨夢荒臺。誰憐宋玉才。關新妝、爭寵頻來。學得楚腰人盡瘦，猶自惜、鏡鸞開。”原稿有自注：

前半闕言分黨相爭，同歸于盡也。后半闕言人盡趨時好，猶楚王好細腰，宮人多餓死也。（《悔龕詞箋注》，186頁）

不難看出，“宮怨”詞是寄托之作。自注“分黨相爭，同歸于盡”對應上半闕的“邢與尹、一般哀”，仍不出“鷸蚌”之喻。自注又說“后半闕言人盡趨時好，猶楚王好細腰，宮人多餓死也”云云，則分明含著一種解釋。“時好”指涉“新”的“進步”學說、主義、觀念是無疑的。1926年底，另一清遺民郭曾炘曾議論道：“自帝制推翻，而舊學說無所用，共和立國未幾，國會一再散，總統一再逐，元首一席，近已無從產生。新學說又無所用之，此時只有人人自由行動而已。余謂人人自由行動，此大亂所以終不已也。軍閥也，官僚也，政客也，商會也，工黨也，流派也，土匪也，雖團體大小不同，而各有其勢力，各有其派系，極言之，無非耗斁生靈而已。”（《郭曾炘日記》，中華書局2019年版，第9頁）夏孫桐所持看法當與之相近。不過，有兩點區別：第一，1926年北洋政權還沒垮臺，國、共作為力量不似抗戰時那樣顯著，郭曾炘看到的主要還是“國會一再散，總統一再逐”；第二，郭曾炘以“新學說又無所用之”“人人自由行動”來解釋民國的失敗，過于簡單清晰，又缺少地緣、世界視野，不及“時好”二字有引而未發之勢。“時好”是“現代性”之產物，上與公理相契，下得大眾歡心，通常容易占據制高點。不同“時好”之間總是存在緊張，就現實而言，彼此的爭奪倚賴于實力、策略、情勢、時機等等因素，但就理路而言，“時好”具有自證性。除了最后的實際贏家，在歷史進程中，“時好”并不能真正依其所是落地，來加以檢驗，因而“自證”便成了惟一的權威。從思想史或哲學角度看，“現代性”其實就是一種自我確證，由它而來的“時好”，當然亦是如此。戊戌政變以還，激進成為中國近代史的主旋律，其原因即在于此，至少是其中之一。當然，如果旨在回答1937年中國何以遭受日本侵華之辱，或“民國”何以失敗，那么“時好”或“激進主義”這樣的解釋就遠不夠細膩、完足。直到今天，它仍是眾多軍事史、黨史、憲政史、經濟史、工業史、思想史、世界史、比較史諸專業學者所致力回答的問題。歷史進程中的個體，至多能提供微觀體驗與觀察。夏孫桐的“默省”是一例。

三

夏孫桐《南樓令·宮怨》共計四首。上文所引為第一首，也是惟一有自注的一首。作為組詩，不可能只有一首有寄托，其他三首為閑筆。后人夏志蘭、夏武康整理的《悔龕詞箋注》，只注解了部分詞語、典故，沒注出“本事”或“隱曲”來。我們進一步鉤深索隱，便可明白，其他三首并非沒有寄托，只是不便注出。先看第四首：

攜手下庭階，宮娥勸別懷。祝平安、鸞馭遄回。建業文房多秘寶，休付與、劫灰哀。/何處避風臺。艱難保障才。漏沉沉、漆室憂來。虎踞龍蟠形勝在，聞喜宴、可重開。（《悔龕詞箋注》，259頁）

從內容看，這首寫蔣氏國民黨政權1937年底遷都重慶，南京淪陷。“祝平安、鸞馭遄回”“虎踞龍蟠形勝在，聞喜宴、可重開”是期待國民黨早日驅逐侵略者，還都南京。但是，夏孫桐生前手定的《悔龕詞續》卻獨獨刪去了這一首。這是為何？1926年，夏孫桐《悔龕詞》曾由朱祖謀刻行，編入《滄海遺音集》叢書。夏孫桐歿于1942年初，《悔龕詞續》的編定自在此前。《詞續》交付龍榆生后，龍氏擬編入《滄海遺音續編》。龍榆生是朱祖謀的詞學傳人，又與夏孫桐有很深交誼，如此安排，甚合情理。說起來，龍榆生在南京主編《同聲月刊》時，曾請夏孫桐題字，雜志從1940年創刊號到1942年第2卷第6期都用夏孫桐字。夏孫桐辭世后，才改用葉恭綽題字。抗戰勝利時，《詞續》已刻版，有紅印本問世，龍榆生手自批校（龍榆生手校紅印本，舊藏黃永年教授處。黃永年教授2007年亡故，不知此本是否還在？），但龍榆生很快因仕偽被捕，此版遂毀。1962年，同為翰林出身、時任人大常委副委員長的陳叔通特加關照，才得以鉛印行世；陳叔通、葉恭綽兩人還都為此本署了耑。顯然，當時龍榆生供職南京汪偽政權，而此詞奉蔣氏國民黨政權為“朔”，如果不刪，交付龍榆生編校，不啻指桑罵槐。

龍榆生

龍榆生還沒仕偽時，夏孫桐與他有過時局方面的交流。北京淪陷之初，龍榆生頗為掛念，馳函問訊。夏孫桐在回信中說了大概情況，還議及陳三立之死，有云：

散原作古，以達觀言之，脫離塵世苦惱，未始非福。如蒙之老而不死，反當羨之。危城情景與庚子大不同，秋詞竟無繼作者。（《閏庵公遺墨輯錄》，203頁）

1937年9月14日陳三立卒于北京寓所，夏孫桐作有挽聯一幅：“牛耳騷壇，瓣香爭奉江西社；鵑聲故國，丹旐凄懸薊北秋。”（《閏庵公遺墨輯錄》，183頁）上聯講詩壇地位，下聯講北京的淪陷。夏孫桐在信中說陳三立“脫離塵世苦惱，未始非福”，自己還略有幾分羨慕，就是因為“危城情景與庚子大不同”。1900至1901年的庚子事變中，北京也是“危城”，日后文學史上留名的《庚子秋詞》便作于此時。王鵬運等人庚子前后幾年的詞稿，夏孫桐手中恰好藏有匯鈔一冊，還曾手自裝裱為《刻燭零箋》冊子（詳夏孫桐《刻燭零箋跋》,《悔龕詞》附錄《觀所尚齋文存補遺》，1962年鉛印本；另參見《咫社詞鈔》第十二集《說明》，南江濤編《清末民國舊體詩詞結社文獻匯編》第12冊，568頁）。但現在情勢不同，“秋詞竟無繼作者”。日本侵華與庚子事變不一樣，是赤裸裸的法西斯主義，意在吞并中國的全部領土。從1937年7月底的“北平地方治安維持會”到1937年12月14日的偽中華民國臨時政府，都是傀儡組織，具監管性質，北京城中的肅殺氣息與政治壓力，不同于庚子年。《南樓令·宮怨》第二首便是寫此局勢：

花柳拂香階，臨春憶勝懷。悵西風、團扇秋回。閱盡興亡多少事，胭井冷、幾人哀。//近水有樓臺。題紅更妙才。御溝深、一葉傳來。信道宮中多秘密，鸚鵡畔、口休開。（《悔龕詞箋注》，186頁）

“悵西風、團扇秋回”里的“團扇”是宮怨題材的本地風光，這里主要帶出“秋”字，庚子、丁丑之秋，都在指涉范圍之內。“胭井冷、幾人哀”雖有典故，卻是以庚子事變中的珍妃之死指代當下的“丁丑事變”。“題紅更妙才”指北洋舊人獻媚取容，不論是“北平地方治安維持會”、偽臨時政府的和平宣言，還是王揖唐之流的肉麻文章，都深符此喻，“妙才”二字寓有諷刺意味。最后，“鸚鵡畔、口休開”，指在北京淪陷區內感受到的政治壓力。

《刻燭零箋跋》，載《悔龕詞續》附錄《觀所尚齋文存補遺》

明乎此，便可知夏孫桐手定《悔龕詞續》，收錄《南樓令·秋怨》三首，卻僅注出第一首“本事”的兩點用心：第一個原因是“分黨相爭，同歸于盡”是可以明說的，并無違礙；第二個考慮是注出第一首的本事，就可以留下線索，提醒讀者注意整組詞皆有時事寄托。

四

人是社會性的存在，總是要直面現實生活。夏孫桐也不例外，清室遜政后他的主要經濟來源就是筆耕。他不但偶爾要與充當漢奸的北洋舊人周旋，還要直接與日本人周旋，例如橋川時雄，例如土屋竹雨。1927年12月，北平人文科學研究所通過《人文科學研究所暫行細則》，議定以庚子賠款修纂《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與王式通、江瀚、吳廷燮、柯劭忞、孫雄、楊鐘羲、羅振玉等人一樣，夏孫桐也參與此項工程，任分纂。橋川時雄是核心人物之一，他與《提要》撰稿人的通信，還班班可考（參見薩仁高娃《有關〈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通信》，《文獻》2006年第3期）。抗戰爆發，這項事業未即中輟。夏孫桐這一時期不少作品發表在《雅言》雜志上，此雜志由“余園詩社”負責，而余園即是橋川時雄的北京寓所，也是編纂《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者的不時交流之所。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橋川時雄離京時寫有《余園落葉賦》二十首（僅存四首），1962年橋川時雄聽說臺灣那邊已經印成《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還特地寫了《余園舊憶四首》寄給王云五，“以志謝忱”（今村與志雄編《橋川時雄の詩文と追憶》，汲古書院2006年版，134頁）。從這些事實來看，夏孫桐生活在一個多重關系相交織的現實世界里。

橋川時雄

1939年秋，土屋竹雨訪問中國，來到北京，橋川時雄、王揖唐先后舉辦過兩場歡迎宴。橋川時雄設宴于會賢堂，傅增湘、夏孫桐、郭則沄、夏仁虎、黃孝紓諸人與宴。土屋竹雨名久泰（1887-1958），字子健，號竹雨，出身文化世家，有《猗廬詩稿》行世。他年輕時就讀東京帝國大學法科大學政治學科，1928年在東京麹町創立藝文社，主編漢詩文月刊《東華》。列名《東華》雜志的中國“名譽員”（社賓）包括溥儒、溥僡、王揖唐、汪榮寶，“顧問”包括陳寶琛、升允、鄭孝胥、吳闿生、齊白石、袁勵準、曹經沅、楊嘯谷、程淯、王一亭、黃賓虹、羅振玉等人（參見稻畑耕一郎《傅增湘詩篇遺留日本考——兼論〈東華〉與〈雅言〉之關聯》，林宗正、張伯偉編《從傳統到現代的中國詩學》，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281-301頁）。會賢堂的歡迎宴上，他們有詩詞唱和，相關作品以《燕京唱和集》為總題發表在《東華》雜志第一百三十八期（1940年1月）。土屋詩云：“萬里泛楂來自東，會賢堂上會諸公。湖山秋比蘇杭地，冠帶人追魏晉風。世亂殊知文可貴，節佳轉愧句難工。醉余猶有揮弦意，目送數行天際鴻。”可以說是尋常文字，除第三聯“世亂”二字聊作點綴外，詩中沒有日本軍國的勝利者姿態。夏孫桐和詩云：

藉甚詩名滄海東，且欣傾蓋得逢公。尊前主客聯今雨，世外襟期慕古風。醉倚斜陽秋未晚，句賡白雪和難工。鳳城煙景猶如昨，天畔冥冥聽塞鴻。（轉引自前揭稻畑耕一郎《傅增湘詩篇遺留日本考——兼論〈東華〉與〈雅言〉之關聯》）

也是名副其實的應酬文字，相當浮泛，辭不甚煉，情不甚深，世不甚明。夏孫桐晚年很多詩作都發表于《雅言》，《雅言》上卻無此首蹤跡。傅增湘尤然。作為《雅言》實際負責人，傅增湘有約稿、統稿的壓力，其個人詩作往往既發表于東京的《東華》雜志，又發表于北京的《雅言》雜志。應酬土屋竹雨的那首詩，卻只見于前者，不見于后者。無論夏孫桐還是傅增湘，很可能都是有意為之：本就是禮節性的場面語，又何必在國內刊物上發表？我們可以視為一種“有限的政治姿態”。

傅增湘

當然，《雅言》雜志本身就是日偽政權籠罩下的產物。1943年日本大使重光向陽在東交民巷宴請北京耆舊時，傅增湘不但與宴，還將唱和集《東郊雅集詩》登在了《雅言》雜志上。傅增湘的詩很醒目，題為《聞大使西山過耶律文忠墓》，詩云：“奕奕衣冠照碧波，感人遺德閱年多。楚才晉用今猶古，笑問蒼生可奈何。”落款署：“重光大使新自金陵移節燕京，得瞻豐彩，喜而有作，錄呈吟正。”（《雅言》癸未卷一，南江濤編《民國舊體詩詞期刊三種》第8冊，438頁）傅增湘守節不堅，顯而易見。雖然如此，我們可以再作一些并不離譜的推測：可能迫于某種壓力，這組《東郊雅集詩》不得不在《雅言》上登出，對比一介文人土屋竹雨受到的待遇，這種行為模式很好詮釋了“欺軟怕硬”四個字；或者，字面上，傅增湘內心“耍了滑頭”，并未直接阿諛重光向陽，而是就耶律楚材寫起，以疑問句“笑問蒼生可奈何”收尾，啟發重光向陽多行“善事”。

無論作何推測，我們旨在說明，所謂“有限的政治姿態”，離不開它與世俗生活之間的平衡。對它既不宜有過高標準，也不宜有過高評價，而應注意人之為人是如何“無所逃于天地之間”的，無論他是想進一步，還是退一步。

五

當我們注意到這種“有限的政治姿態”后，夏孫桐如何看偽滿，就會是一個問題。我們回到《南樓令·宮怨》的第三首：

無語對空階，長門寂寞懷。暗猜詳、綠轉黃回。試問傾城何結果，娃館去、馬嵬哀。//桃李盡輿臺。群芳未易才。顧昭陽、鴉影還來。留得凋殘金粉氣，生面改、待誰開。（《悔龕詞箋注》，186頁）

這首也沒有自注，但可以斷定，是詠溥儀偽滿的。這里可以舉出三個互相協調的闡釋：“暗猜詳、綠轉黃回”跟早先偽滿的建立相關。一，筆者曾指出郭曾炘《落葉詩》“轉綠年光亦剎那”指短暫的丁巳復辟（參見筆者《“清遺民”與北洋政府的依違離合——以漫社詩人群體為中心》，《詩書畫》2016年第4期。另外，郭曾炘這首詩見于孫雄編印的《落葉集》，夏孫桐同題之作也收錄在此集。作為作者之一，夏孫桐手中肯定藏有《落葉集》，無疑讀過郭曾炘的詩作），同一意象自然也可以被關聯到偽滿。二，“馬嵬哀”指唐玄宗身不由己，與溥儀偽滿的處境正同。三，“留得凋殘金粉氣，生面改、待誰開”中的“凋殘金粉氣”最宜注意，溥儀雖然是清王室、舊天子，但從故宮到天津，再從天津到長春，一遷再遷，徒存血脈，象征意義也變得稀薄起來，尤其要命的是，溥儀在長春建立的不是“大清”，而是“（偽）滿洲國”，一個日本人扶持的傀儡政權，不具合法性，用“留得凋殘金粉氣”來形容再合適不過。這個道理可以參見偽滿建立時汪榮寶的感慨，載于郭則沄自訂年譜里：

異時有編《綱目》者，必大書曰：“帝為滿洲國執政，清亡。”是大清不亡于辛亥，而亡于今日也。（郭則沄《郭則沄自訂年譜》，鳳凰出版社2018年版，73頁）

準此，“群芳未易才”就應當指圍繞在偽滿溥儀身邊的舊臣，而“生面改，待誰開”則可以視為一位遜清老臣的擔憂。

1941年夏，夏孫桐得到偽滿溥儀頒賜的匾額。溥儀為什么要賜匾？因為夏孫桐是光緒八年壬午科（1882）舉人，1942年又是一個壬午年，按照舊例，可以重赴鹿鳴宴。夏孫桐感激之余，寫了兩首詩，題名為《來歲壬午為六十年重逢鄉舉之期蒙行朝頒賜匾額紀恩感遇敬賦二律》，其一云：

宸章褒寵主恩宣，拜賜遺臣一泫然。新政久聞停蕊榜，殊榮無異預萍筵。過江鯽愧庸才廁，告朔羊猶舊制沿。在野自甘名士翳，殷殷說項賴群賢（自注：事由舊交許季湘、寶瑞臣、袁潔珊、胡琴初諸公及門人陳仁先合詞上聞）。（《雅言》辛巳卷七，南江濤編《民國舊體詩詞期刊三種》第7冊，297-298頁）

據自注，偽滿溥儀賜夏孫桐匾額，是由許寶蘅、愛新覺羅·寶熙、袁金鎧、胡嗣瑗、陳曾壽奏請的。稱“陳曾壽”為門人，是因陳曾壽為光緒二十九年癸卯科（1903）進士，夏孫桐充此科會試同考官。夏孫桐紀恩詩寫成后，傅增湘、邢端、袁毓麐、傅岳棻、胡嗣瑗、夏仁虎、諸以仁、朱師轍、張一麐、陳漢第、陳敬第、金兆蕃、關賡麟、王季烈、仵墉、朱彭壽、尚秉和、楊鼎元、梁啟勛、章錫奎等人有和作，最后結集為《閏枝先生鄉舉重逢紀恩唱和集》，登在《雅言》雜志上。從“宸章褒寵主恩宣，拜賜遺臣一泫然”等句來看，夏孫桐篤守君臣之禮。不過，結尾“在野自甘名士翳，殷殷說項賴群賢”恐怕并不僅僅是交待始末、感謝友朋這么簡單。一方面它表示謙卑，另一方面主要強調了自己的山野名士身份，匾額是他人奏請。題目中“蒙行朝頒賜匾額”的“行朝”即行在，謂流亡或行旅中的天子政權，只能是承清王朝而言。就偽滿洲國而言，“行朝”二字實屬不通。可見，夏孫桐的“紀恩”，立足于清王朝遺臣身份。如此多不動聲色的修辭處理，包含了對偽滿的否定，至少是一種懸置。它反映出的心理或認知，完全可以與《南樓令·宮怨》里的“留得凋殘金粉氣”互相發明。

夏孫桐內心的這種認知還可以與他的其余詩作對讀。1938年，夏孫桐作為蓬山話舊第五集（前清進士雅集）最年長的一位，在詩中寫道：

玉堂舊夢原天上，汐社新盟又酒邊。落落晨星余幾輩，滄田遑問義熙年。（《為傅沅叔題蓬山話舊圖二首》，《觀所尚齋詩存》卷二）

結句“滄田遑問義熙年”是說：面對當下時局，“清遺民”身份已是過去時；并不是這一身份真的不復存在，而是說在國土不斷淪喪的當下，基于國家內部政權更迭的這些身份，沒有意義，也并不重要。置身北京淪陷區，真正能感受到的是中國人身份。這也許可以解決我們前面的疑問。夏孫桐“劫灰畔、默省因緣”之句，明明是不滿意中華民國，而把它的失敗歸因于“分黨相爭，同歸于盡”或時人的“盡趨時好”的，卻在1939年的《自述》中調整了關于清、民易代的經典“敘事”，將過去慣用的“國變”二字，變而為“武昌肇亂，遂致改革之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