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興街道派出所的楊明華、朱鵬軍兩名警官都是與虹鎮老街片區打了多年“交道”的老干警。盡管一位在一線工作多年已退休，另一位已轉到街道其他警務局進行綜合管理，但看著棚戶區從他人口中的“流氓窩”逐漸被秩序井然的社區所更新，兩人都倍感欣慰。雖然在不同時期，公安工作總會面對不同的困難，但在這份苦樂相伴的職業中，“想辦法做好自己的工作，把公安的優良傳統傳到下一代去，確保一方平安，也能夠平平安安退休”，是他們共同的心愿。

老的街區有著久違的人情味，但衛生、治安、建筑安全確實也有著難以回避的危困，伴隨著城市建設能力的不斷提升，被取代、被拆除是不可回避的浪潮?！堵淠_城市》的作者道格·桑德斯在自序里說，“我發現這種來自鄉間的人口在世界各地都造就了極為相似的城市空間；盡管表象各有不同，但基本功能與人際關系網卻因相同的特性而易于辨認?！@些過渡性的空間，可能是下一波經濟與文化盛事的誕生地，也可能是下一波重大的暴力沖突的爆發地。”

隨身一個工作簿，記錄社區日常治安及戶籍情況是基層干警們多年的工作習慣。 張洪斌 圖

地點：上海市虹口區嘉興街道派出所

時間：2018年4月11日、4月16日

澎湃新聞：談談剛來到虹鎮老街工作的情況？

楊明華：我叫楊明華，59年生的，81年到上海市虹口區新港派出所工作。第一天，我們教導員帶我從虹口公安分局到新港路派出所，但原來曲陽這個地方都是農田，沒有房子的，結果我騎著自行車到了提籃橋一看，啊，走反了。

當時是聽說要到虹鎮老街，自己傻了傻，為什么傻？因為我們小時候也知道虹鎮老街這個地方有名的，有什么名？不是好名氣的名，想不到一做就在這做了那么長時間。

2018年4月，警官楊明華準備去居民家中走訪。 張洪斌 圖

朱鵬軍：我叫朱鵬軍，1986年從上海市第一人民警察學校，畢業分配到虹口分局新港派出所，剛進來時跟著師傅，做地區戶籍警工作。剛來師傅就帶著我到下面串門，走家訪戶，師傅說：要做好地區戶籍警工作，首先要了解兩種人，第一種人，里弄里的積極分子，另一種人，地區里的所謂的“壞料”，調皮搗蛋的。

我是軍人家庭出身，我認為做警察很光榮，從來沒想有想過半途退出警界。做警察是我內心比較喜歡的一件事，能夠實現自己的理想，也幫老百姓做點好事。當初我想做是想做刑警，破案抓壞人，后來沒想到工作需要做了戶籍警，一直到現在還在做戶籍警，跟基層的群眾打交道，宣傳我們的政策，防范盜竊。

2018年4月，警官朱鵬軍在辦公室查閱資料。 張洪斌 圖

澎湃新聞：最初的工作情況是什么樣的呢？

楊明華：這個片區除了犯罪的是一回事，但是居民還是很樸實的，很誠實的。我們當時做社區民警要串門串戶，就要熟悉人頭。不管你走到哪戶居民，包括他家里原來犯過錯誤的，大家都比較客氣的，一般將你拒之門外是碰不大到的。所以我對這地方的居民還是有深厚感情。前兩天有個動遷，我正好路過，看到一個老太，她眼睛已經不是特別好了，我好長時間沒有走進去了，看到她我叫了一聲，她就說，你是不是叫小楊，我說對啊，小楊你快點來坐啊，她用蘇北話說的，碰到很開心的，我們最起碼有十五年以上沒碰頭。她說我再過幾天，沒多長時間了，也搬了，因為動遷了，所以說我對這個地方居民最大感受就是樸實沒有心機。

朱鵬軍：1986年，正好我們公安在搞人口管理，對所有這個地區吃過官司的或者說以前有問題的人，與他們接觸，找他們談話，我認為這是一個很好的事情。坐下來以后與他們每個人見面，對他們的前科以及交往人員有個排查，也對他們所有人有了一個了解。這里有些小偷小摸，也有很多積極分子，一旦發生什么情況，會及時溝通。

所以說，這個地區，人家外面看看認為這里很亂，但是也很方便管理，只要你警察有這個心，想辦法深入下去，總是能夠管好。

2018年4月，楊明華與社區居民交流。張洪斌 圖

澎湃新聞：那時候虹鎮老街的流氓、混混有什么樣的特點呢？

朱鵬軍：我與這些人接觸，是從兩方面下手，一個是從情，一個是法。你說他們怎么壞呢，也不是正宗惡霸，這些人大部分喜歡成群結隊在一起，比如，人家談戀愛，他們會上去摸一下；80年代人們喜歡戴軍帽，這些人就搶人家帽子，他們搶帽子也不是要拿出去賣，變成錢，他們是搶了也是自己戴，說起來就是喜歡扎臺形。還有一種情況，這里的人兄弟多，同學多，都不好好讀書，一家出來就是十幾個人。老大不要讀書，要插隊落戶，亦工亦農，讀書不重要，他們認為讀書讀到后面，還是要插隊落戶。放學了就堵在學校門口，搶低年級同學的錢，這樣的情況就被外界感覺虹鎮老街亂，亂就亂在這里。但在親友同學之間，他們認為外界來會欺負他們，他們自己要抱成團，他們是這種心態。

還有就是過年的時候偷年貨，魚啊，鴨啊，這些人就順手牽羊。他也不是偷來去賣錢，他就是偷了自己吃，基本上那時候，我做警察的時候是收容審查。我們新港地區虹鎮老街這里許多人走了這條路，人家聽聽“吃官司”好像都是壞人，但這還是有區別的，許多人只是勞教，真正判刑的不像外面想的那么多，那么嚴重。如果在今天，盜竊是要偷有價值的，如果有前科的，構成治安拘留，或者罰款，勞教夠不上。很多情況下也主要是進行教育。

嘉興街道派出所檔案室保存的社區檔案。 張洪斌 圖

楊明華：那個時候，我們捉犯罪對象（比現在）還要方便，聽到別人講說，對象在家里，我那個時候大夜班，早上六七點還在所里，我就跟副所長說，你幫我門口看一看，我就騎了部腳踏車，到對象家里去了，然后對象還在睡覺，把門敲開，扣上對象，讓他腳踏車坐好，我就帶回來了?，F在你還帶的回來嗎，老早人就沒有了。

聽居民里那些愛玩的人講，老新港的一幫人和楊浦的一幫人約在和平公園2號門，那天應該是我值班，我們一個同事到現場去讓他看一看管一管，那個時候警察的威望真的是高，跑過去兩句話一講，人看到警察全部散了。路邊有網紗，警察腳一踢，全是鋼筋藏在里面，所以說沒有打起來，我們這里原來打群架實在是太多了。

有一個事情，瑞虹路那時候叫安丘路，85年大概是四月份的時候，黃梅天，有家在造房子翻三樓的時候，是用其他的材料混合當水泥，再砌墻。水泥當時要憑票的，很緊張，一般人家買不起這個水泥。好一點的用磚頭，一般的還有用煤燒出來的渣搭房子，不能造高的。所以造這個房子，一個是天氣不好，毛毛雨，跟他造得高也有關系。結果房子塌掉了下面壓著兩個人。那時候應該是晚上六點多，周圍的人就去救，腳底下聽到有人在喊“救救我，救救我”，心懸在那里，真的是難過，后來救上來是兩個人。其中有一個吃過官司的人很好，最賣力，警察賣力是另外的，他是社會上最賣力的人。當時還是很危險，四面墻，有一堵是卡住了，搞不好偏一點就塌下來，就到我們頭上了。后來我自己想，為什么膽子都這么大，看都看到了，但大家都低著頭一塊塊的磚頭搬著，只想著救下面的人，沒想過危險不危險，當時的人思想不一樣。

2018年4月，楊明華在辦公室電話聯系工作。 張洪斌 圖

澎湃新聞：嚴打、普法時期是什么樣的情況？

楊明華：83年應該是8月19號第一網（嚴打），總共是三網。我自己處理的幾個對象，819前面嘛是準備材料，819就是正式抓人了。當時我們所抓了118個還是108個，是最多的。犯錯是各種類型全有的，每個品種都不一樣，有種是欺行霸市的，在地區里欺負別人的，有的是偷東西的，包括偷搶什么的全有的。這些人最后抓的時候，我們所里是增援最多的。一個戶籍警要捉幾十個呢，哪里抓得過來，因為局里面各個科室都有人過來增援，后來我們有一句笑話，到一個人家里去捉，外面圍了好多人，圍觀的里面還有好幾個呢，一起捉回來，那個時候不像現在，以前也沒地方逃。

嚴打的背景是這樣的，這里原來是棚戶區，空調都沒有的，我們不管男同志還是女同志都在弄堂里寬一點的地方，躺椅一擺，女同志有時候是穿裙子的，蓋的東西嘛，一翻身，就像你說的耍流氓啊什么的，趁機全有的。旁邊放小東西被偷掉的，很多很多，戴的戒指項鏈被拿掉的不少，所以總是有人來報案，社區治安差是真的差。從嚴打以后，這樣一弄，有的人連門都不出了，那時候電視臺放了姿三四郎、上海灘等等兩部片子，路上連人都沒有，人的思想都有點起變化了，嚴打和不嚴打完全是兩樣。

朱鵬軍：我在這里做警察的時候是1986年，整體的秩序好轉了，入室盜竊事件不常發生，居民也有夜不閉戶的情況。他們知道公安的這種高壓事態，所以在老街這種情況已經基本杜絕。但人口流動放開以后，有了外來人口，外地人住進來這里，治安狀況又發生新的變化，出現了夜里盜竊、流竄等問題，但在80、90年代，我們虹鎮老街和外界比起來，治安還是比較穩定的。

85年的普法，不管怎么說，通過（普法知識）宣傳，總歸有效果的，提高全民法制意識，不管怎么樣，大家知道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大家對自己的行為有些約束，不像以前，好不好做根本不懂。

澎湃新聞：有沒有什么比較危險的情況？

朱鵬軍：92、93年時候，我剛結婚，上面幫我交代一個案子，有一個強奸案，這個對象今天也生病死了，他就是住在虹鎮老街的，叫黑皮。他這個人是去上海乍浦路（美食街）吃霸王餐，家家飯店去，不付錢，天天發生這樣的事情。某一天，他在吃飯的過程中看到一個女的，就把那女的強奸了，后來有人揭發，我就去抓他，我和我同事去。他這種人講難聽一點，看到警察來了，虹鎮老街的路四通八達，他看我從這邊來了，他從那邊逃掉了。有一天，人家和我反映說他在家里，我們就繞過去抓他了，他也反抗，那天我們帶槍的，他比較危險，我是知道他一貫這樣，不像別的（流氓小混混）。我帶槍去，他動手搶我們槍，結果被我們制服，帶回派出所，判了15年朝上，押到青海去。我認為這種工作經常碰到，對于外面人來講很危險，我們習慣了，也沒認為很“危險”。

他知道這次是重罪，進去的時候也說了點狠話，“我總歸要出來的，出來的時候你要注意點”，真的等他放出來了，我們再找他，已經沒什么了，他也知道是有人舉報他，逃不掉的。他已經認清自己的罪責， 也沒有一定與警察過不去，要報復，可能通過十多年的改造，他也吸取了教訓。但零幾年的時候，他吸毒死了。

90年代有一批流氓圍攻派出所，這人當時是個逃犯，是我們這個地區的流氓，別的區（派出所）聯系工作，我們知道他在家里，就把他抓到派出所了，因為他是在這個地區有點名氣，下面有一幫小兄弟。那天被我們抓到天寶路上的新港派出所，要把他押解到看守所，我們有二三十個民警，對方也來二三十個人，他們出于江湖義氣，趁民警押解過程，想把人救走，但是他們也不敢動手，只是攔住不讓我們帶上車，后來我們地區的楊警官和李警官他們出來，看到地區民警出來人群就散掉了，這些人對自己地區民警蠻怕的，因為我們彼此都知根知底。我們就迅速把他帶上車送到拘留所。要不然，不熟悉的民警來，外面警察來抓人，有可能會發生帶不出去的可能。

朱鵬軍手繪當年管轄區域的房屋分布圖。 張洪斌 圖

楊明華：傷沒什么傷，抓人摔跤是很正常的小事情，我們棚戶區老早弄堂小，一不小心地上坑坑洼洼摔跤么，很多的。開玩笑，這地方要是死人了，是抬不出來的，只能背出來，因為地方小，沒辦法轉彎。這是一個地區的特征。

做警察從來沒有想過怕這個字。我始終有個概念，到現在也這樣，警察你后退，對得起誰。從來沒有想到過怕字，我碰到的事情肯定是有的。做這份職業，關鍵是自己的良心，為什么呢，人民警察守則和國家憲法上都寫的很清楚，警察職業是什么樣子的，他保護人民，獻出自己的生命也要保護老百姓的生命財產，這是大話，其實也不是，是很實的話。

澎湃新聞：關于當時勞教對這一批人的影響。

楊明華：關于嚴打時期的勞教，國家給予我的權利，我處理我的對象是問心無愧的。最多的時候我們集體去抓吸毒的，一天至少有5個，一個禮拜最少要去三趟，我說的是最最少。每個國家都有一定的法律標準，我搶多少擔多少刑責是有概念的，并不是數字的多少，比如當時的100塊和現在的100塊完全是兩個概念，所以國家按照當時的歷史和社會環境對你進行處罰一點都沒錯的，數字的概念完全是不一樣，這是沒辦法的。我代表國家執法機關，我處理對象不會作假，不敢做，也不會做。

我們這個地區的人看上去粗狂，但是你和他講通以后，說什么都好講，我接觸下來最深的體會，因為蘇北人多，不是貶低他們，跟他們吵架，他們從來不買賬，但吵過頭了，他認你了，下次就算你說錯了，他還是認你。他不會說你錯的，就這么個性格脾氣，就你警察罵錯他了，他也不會說你。

澎湃新聞：現在的工作環境和難度。

楊明華：現在管理反而難，為什么高樓大廈難？居民互相不認識，民警難上門，原來棚戶區我頭一抬，全看得到，全認得到?，F在一幢樓上去，只要門一關，誰和誰認識，所以管理難，給公安帶來新的難題。門關緊在里面做什么事情，是私密，不知道。但是棚戶區也是因為房屋結構差，老早吵架，聲音一響，隔壁鄰居跑來敲門，你吵什么吵，然后也就結束了。

有一年，有一個出租車，開了到我們這里來，到天寶路沙虹路口下來，這個人喝了點老酒，鈔票不付，還罵了司機一頓，把計程器弄壞了，他就往弄堂里面走。這里面是幾千戶人家，是沒辦法尋的。司機來報案，我們受理以后陪他到現場去看看，想不到我們周圍的居民看到我嘛，就對我說了一句，幾號里面的姓什么的，然后就跑掉了。駕駛員還退退縮縮的，我就說你就跟著我走吧。到了我一敲門，這是那個人嗎，是那個人，那好吧就把人帶走。

我們80年代做警察就是串門，領導規定要串百家門。我們自己有小戶口本，有記載，老早因為流動人員很少很少，鄉下來人很少的。我們在本子上記的事情相當繁瑣的，我自己管理的地方90%以上是要認得的。我看到你，是幾棟幾號的，大概姓什么，有時候叫什么都叫得出的?，F在是高樓大廈，姓啥的多，門都敲不開，誰知道叫什么，給治安工作帶來了很大的難題。

澎湃新聞：對多年工作在棚戶區一線的感想。

楊明華：我一生中做警察是最開心的一件事，辛苦是肯定的，現在警察更加辛苦，對法律的概念要全面掌握。我們那個時候積累的經驗是靠自己的。年輕的時候，需要向老警察學，自己眼睛看著學。最深的體會是現在高樓大廈越來越多，以前看到的全部是棚戶區，包括上下班走過的曲陽新村全是農田。有時候自己出去玩、旅游，碰到居民都是很親熱的，不管是不是犯過錯，很多看到都是很親熱的，要寒暄幾句的。

朱鵬軍：做警察做了30多年，經歷了國家計劃經濟到改革開放，只要想辦法做好自己的工作，把公安好的優良傳統傳到下一代去，確保一方平安，自己能夠平平安安退休就夠了。

2018年4月，朱鵬軍在社區與安保人員交流。 張洪斌 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