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護未成年人再出組合拳。5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強奸、猥褻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關于辦理性侵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意見》發布，引發關注。

最高法相關負責人表示，由于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情況復雜，刑法對部分犯罪加重處罰情節采取了相對概括的規定方式，需要總結實踐經驗，進一步加以明確。比如，對脅迫、誘騙未成年人進行網絡裸聊、向未成年人索要裸照、視頻等特殊猥褻行為，明確以猥褻兒童罪或者強制猥褻罪定罪處罰。

隨著網絡技術的發展，一些有別于傳統犯罪活動的新場景、新手段，給司法認定制造了不小困惑。比如根據《刑法》規定，強制猥褻犯罪行為，包括“以暴力、脅迫或者其他方法”，對于“其他方法”并沒有明確列舉，之前在司法實踐中，不乏持“身體實際接觸”一說者。

但在網絡時代，“接觸說”已明顯落后于時代，對于“隔空猥褻”未成年人等行為，缺乏強有力的懲罰和制約。本質上講，無論是脅迫、誘騙未成年人進行網絡裸聊，還是向未成年人索要裸照、視頻，都突破了人倫的底線、法律的紅線，應當定性為特殊的猥褻行為，必須接受國家法律的嚴厲制裁。

前兩天，經最高法核準，三地法院分別對強奸未成年人的罪犯倪篤群、王小山、孫保昌依法執行死刑。他們大多以小學或初中女生作為侵害對象，通過線上 “隔空猥褻”，再以公開裸體照片、視頻相威脅，在線下實施強奸。這樣的惡行嚴重踐踏法律紅線和倫理底線，可謂人神共憤，不判處極刑無以平民憤。

據最高檢披露，2018年到2022年9月，全國范圍內有1130人因為利用網絡“隔空猥褻”未成年人被檢察機關提起公訴。通過制定和出臺司法解釋，進一步明確相關犯罪的入罪條件和從重、加重處罰情節認定標準，將對各級審判機關的定性裁判產生更普遍的指導作用，也有利于更好地預防和懲治此類犯罪行為。

當然，在上述司法解釋中，亮點并非規制“隔空猥褻”一處，還明確了奸淫幼女適用較重從重處罰幅度的情形、強奸未成年女性和奸淫幼女情節惡劣的認定標準、負有照護職責人員性侵罪的加重處罰情節等，并對強奸、猥褻未成年人案件中支持被害人醫療費的范圍予以明確，回應了司法實踐中的公眾呼聲。

保護未成年人，法治是最有力的后盾。以司法解釋填補法律真空，以意見指導案件辦理，以判決嚴懲罪惡行徑，堅持未成年人利益保護最大化，貫徹從嚴懲處、嚴懲不貸的司法理念，打出了一套系統發力、精準高效的法治組合拳，也釋放出嚴厲打擊針對未成年人性犯罪、呵護未成年人健康成長的強烈信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