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猥褻幼年李小冉（化名）的民事侵權不法行為，向李小冉道歉”。

5月17日，在一份社會關注度并不高的行業報紙——《中國新聞》報的A13版的分類廣告里，除了發票遺失公告、拍賣公告之外，還有這么一塊豆腐干大小的道歉聲明，講述的案件是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有限公司規劃總院的岳仲金，在1997年至2004年期間對李小冉實施的長期猥褻乃至性侵害，性侵害導致李小冉嚴重精神抑郁，被認定為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

文字無聲，滿是血淚。

這份豆腐干大小的道歉聲明，甚至都不是岳仲金本人撰寫的，而是法院代擬的，聲明里面沒有悔恨、懺悔，道歉內容僅僅是“向李小冉道歉”這6個字。岳仲金甚至保住了在央企的金飯碗和“國家工作人員”身份，只是“行政留用察看二年”。

而從法律程序上說，岳仲金長期性侵害幼女的法律責任，已經履行完結，因為猥褻犯罪的追訴時效是5年，目前已經不能追究其刑事責任，而30萬元的賠償和這份“登報道歉”已經履行完畢。

過了追訴時效，性侵幼女登報道歉就能了事？

2015年，李小冉在一次和父母的沖突時脫口而出，“我小時候遭受過性侵，不是猥褻，是性侵！我每一天都在煎熬，等著去死！”也許是傷口太深，直到兩年之后，李小冉才說出在幼年時（1997年到2004年期間）長期侵害她的人是岳仲金，父親的同事、多年好友。

2017年11月，李小冉報警；2018年3月，警方以涉嫌強奸罪將岳仲金刑拘，37天后取保釋放，但是岳仲金一直只承認存在猥褻行為，而否認強奸行為。最終其涉嫌的強奸罪，因為證據不足而不予起訴；猥褻兒童罪則超過了追訴時效。

我國刑法規定了犯罪的追訴時效：法定最高刑為不滿5年有期徒刑的，經過5年；法定最高刑為5年以上不滿10年有期徒刑的，經過10年；法定最高刑為無期徒刑、死刑的，經過20年，就不予追究了。

而按原先刑法的規定，猥褻兒童罪，除非有聚眾、在公共場所實施等法定加重情節，其最高刑是5年，那么對應的追訴時效就是5年。也就是說，早在2009年，岳仲金的猥褻罪的追訴時效就已經過了。

李小冉之后轉向民事訴訟渠道追究性侵者的法律責任，也一樣存在訴訟時效的問題。現行《民法典》規定，向人民法院請求保護民事權利的訴訟時效期間為三年。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的損害賠償請求權的訴訟時效期間，自受害人年滿18周歲之日起計算。

但是，小冉主動說出加害人時，遠超出現行 《民法典》的民事訴訟的時效。“幸運”的是，因為李小冉有嚴重的抑郁癥，屬于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適用了特殊的規則，才趕上了民事起訴的末班車，提起了生命權、身體權、健康權民事訴訟。最終法院判決，岳仲金向小冉賠禮道歉并支付醫療費、誤工費、住宿費、精神撫慰金、鑒定費等各項損失共計30萬余元。

追究強奸罪，證據不足；追究猥褻兒童罪，過了追訴時效；追究民事責任，原則上也過了訴訟時效。于是，性侵者對小冉長時間、高頻次的性侵，足以毀掉其一生幸福和安全感的性侵，只換來那幾行鉛字的道歉聲明和區區30萬元賠償。

李小冉一家拍攝的岳仲金的視頻資料截屏

時間不能站在性侵者一邊，法律更不能！

刑事犯罪的追訴時效機制的設置，本身是為了督促被害人及時報警、追究犯罪責任，也是基于“隨著時間的流逝，被犯罪損害的社會關系已經得到修復”的默認。

但是，性侵未成年人的犯罪，卻有其特殊性，被性侵害的未成年人（特別是幼女）因為年紀較小，往往沒有意識到那是刑事犯罪，或者覺得羞恥，不愿意揭開傷疤，結果就是隨著時間的堆疊，不僅是證據逐漸湮滅，而且可能錯過了追訴時效，社會關系也沒有修復。結果，童年的性侵經歷成為被害人一生的陰影，成為“不能說的秘密”。

天經地義的揪出童年性侵者的正當要求，卻撞到了追訴時效的高墻之上，眼睜睜地看著岳仲金這樣的性侵者逍遙法外。

單位對岳仲金“行政留用察看二年”的處理決定

其實，橫向比較一下，一些國家已經針對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特殊性，修訂了刑事規則。比如，2011年，講述侵害女童犯罪的韓國電影《熔爐》上映，獲得社會極高的關注，上映37天后，韓國國會以207票贊成、1票棄權壓倒性通過“性侵害防止修正案”，又名“熔爐法”，提高了性侵兒童的量刑力度，并且廢除追訴期。目前，美國已有多個州修法取消兒童性侵害犯罪的追訴時效。在瑞士，經過2008年的全民公投，針對兒童的性犯罪將不再受到追訴時效的限制。

我們經常說“遲到的正義不是正義”，對于性侵未成年人犯罪尤其是如此。本案中的岳仲金，知道自己罪行超出猥褻罪追訴時效之后，態度十分囂張，公然指責法院“沒有擔當”“屈服于媒體壓力”，拒不履行要求公開道歉的民事判決，甚至還保住了央企的金飯碗，實在讓人憤怒。

如果法律奈何不了一個性侵幼女的人間惡魔，那么說明法律應該做出改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