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從城里去頤和園的唯一線路，從動物園到終點站全程兩角錢，服役的是北京市人民汽車公司從捷克進口的最好車型，乘客中不少是游客。

知青劉學紅獨自站在他們之中，時時望向窗外，失落與激動隨著車廂的顛簸此消彼長。她想起密云庫北的山區，想起上一年在林業隊的辛苦勞作，挖一個樹坑掙一個工分。她又想起前些天，自己作為密云縣先進知青點的知青代表在表彰大會上的發言。春節回家，她已不復是去年離開時那個鐵下心來戰天斗地建設新農村的小姑娘。離家的日子，她第一次嘗過了鄉土社會對異鄉人有意無意的冷落與斥拒。她反復想起這種被邊緣化的感覺爬到頂峰的那一刻：76級工農兵學員的名額給了村里會計的女兒。

北京密云，下鄉知青們胸戴大紅花接受表彰

劉學紅用羨慕的目光送走了那個和自己朝夕相處的姑娘，也送走了那年上大學的唯一機會。姑娘上了北京大學，讀的是低溫物理專業——物理，那是劉學紅中學時最喜歡的學科。“平常都在一塊兒玩兒，在一塊兒勞動，為什么她能上大學，我們就不能？”話雖如此，劉學紅心里清楚，就算自己跨過了插隊兩年以上的門檻，在家族勢力把控的農村傳統中，更多無形的門檻，是一個外來的知青幾乎不可能觸及的。

仿佛知道劉學紅的心思，32路也似乎恰對北京大學格外垂青，線路環繞半座燕園，沿途連設三站：中關村、海淀、北大站。聽說九年前，北大“文革”期間武斗最激烈的那一陣，32路也照開不誤，三站里最多偶爾甩過兩站。不去頤和園的乘客多在中關村站下車，因為在接下來的海淀站，階梯票價就將從一角漲到一角五分。劉學紅看著售票員操起一口京片子下車維持秩序，并沒起身。她一心想繞著北大走完這半圈——盡管是在墻外。

那一年，距劉學紅西南1600公里外的湖南沅陵，北溶鄉鄧家的長子鄧興旺在讀鄉里的高中。在村里，有五個孩子的鄧家向來最積極支持小孩上學。“以后能不做農民就不錯。”鄧興旺想。

那一年，距劉學紅東北1800公里外的黑龍江虎林，紅衛公社中學副校長海聞迎來了在北大荒插隊的第八個年頭。這八年，他搞過試驗田、造過排灌站，那個“黑五類”出身、注定無緣工農兵大學生的下鄉知青，似乎早已和冰封的黑土一同被凍結，成了“真正的農民”。

那一年，距劉學紅1000多公里外的內蒙古扎賚特旗，中學教師林建華不久前也剛和巴達爾胡農場76級工農兵大學生的推薦指標失之交臂，未能如愿進入地方的師范學院深造。

32路的車鈴響過，劉學紅久久癡望著北京大學高高的石墻和古老的校門：“我幻想著，如果有朝一日自己也能進到這個校園里讀書該多好！”彼時，尚沒有人知道，再過幾個月，一條不脛而走的消息就會席卷全國，把天地翻覆。高考，一副銹澀了十年的巨輪，將要在他們的足跡上碾下再次登程的轍印。

我在這戰斗的一年里

1977年12月25日，下午3:30。海聞胸有成竹地走出考場，他聽見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播報：“到今天為止，全國高考正式結束！”

至此，新中國歷史上空前絕后的一次冬季高考正式落幕。而此時，距教育部新制定的高校招生工作意見獲得通過的10月5日，歷時整整80天。

1977年的黑龍江，白山黑水間星散了從全國各地來北大荒“戍邊”的知青，全省報考者近200萬之眾，遠超一萬人的招生總額。黑龍江省只得以公社為單位，在11月底提前舉行一輪考試，篩出五萬考生應考。副校長海聞不愿耽誤白天的教學工作，買了一捆蠟燭，焚膏繼晷、挑燈復習，終于躋身拿到準考證的五萬人之列。

恢復高考的消息繞著北京密云水庫上空盤旋了一圈，高嶺公社四合村林業隊的十一名知青歡呼雀躍、奔走相告，全數報名了高考。休息時，他們在田間地頭捧起扔下兩年的中學課本，惹來坐在樹陰下吞云吐霧的莊稼人半開玩笑的不屑與挖苦：“這么用功！能考上嗎？”

在遠離書本知識八年的海聞面前，學業從未中斷的劉學紅可以說是考生中的絕對幸運者。與在“文革”中遭遇全國停課的絕大多數同齡人不同，她所在的部隊子弟小學幾乎未受沖擊；及至初中，劉學紅一級又恰逢鄧小平主持整頓教育，全員得以直升高中。可即便如此，她關于理科繁復公式定理的記憶還是被高中畢業后長達兩年的剪枝、施肥、配藥、摘果無情占據。穩妥起見，她只得棄理從文。

可是學文要怎么報志愿？劉學紅聽說“中文系出來基本當老師”，她不愿教書，卻又不知道文科還有什么專業可選。茫然、猶豫和復習的壓力交替裹挾著她，也裹挾著那年全國570萬高考生中的多數人。

一天，劉學紅出門散步，偶遇了一位中學同窗。二人攀談起來，話題很快轉到了高考上。

“你報什么呀？”

“我？我報新聞啊。”

“新聞是什么呀？”劉學紅雖然天天看報，卻是頭一次聽說還有這個專業。

“新聞就是當記者，滿世界跑。” 

劉學紅心下一動：這聽起來倒很是符合自己的天性。她回家一查，北京僅兩所高校開設了新聞類專業：北京大學中文系新聞專業、北京廣播學院的新聞采編。尚不知新聞為何物的劉學紅，就這樣定下了學新聞的意向。至于第三志愿，她未曾多想，隨手補上了“也挺喜歡的”南京大學天文系。 

考前半個月，生產隊終于批準了知青們的集體請假，允許他們回家備考。聽說母親的同事不知從哪兒翻出了“文革”前的幾份高考歷史試卷，劉學紅就跑去她家，和人家孩子一起復習。日子一天天冷了，舉國上下對這年高考的關注卻從未降溫，乃至沸騰不斷。 

與海聞相似，走出考場的劉學紅“覺得還行”。語文命題作文題為《我在這戰斗的一年里》，她回憶起兩年間插隊的日子，兩千多字一氣呵成。考完數學，她和同考場的一位高嶺中學數學教師對了答案：包括她差點放棄的最后那道數列大題在內，答案一模一樣。劉學紅有了底：“基本上各科在80分以上應該是沒問題的。”

被劉學紅保存至今的高考準考證

迊新站

1978年2月22日，北京大學開學。

紅底橫幅上印著“迊新站”三個宋體字，那是橫幅下合影的新生們再熟悉不過的字型。昨夜噩夢中那些駭人的口號、傷人的標語仿佛頃刻間倏忽不見，只剩下依舊棱角分明的美術字，像是炭火中燒紅的上一個十年給時間燙下的烙痕。 

新生們很快探索起這座園子來，用腳步丈量她的邊界：南門是主校門；東門外是一片居民區，平房胡同錯綜復雜，沒有大道通衢；西門遠離宿舍區和教學樓，學生很少進出。海聞住在37樓210，睡上鋪。他下鋪的同學叫易綱，北京人，小海聞六歲，甚至還沒入黨——不久之后，海聞做了他的入黨介紹人。 

很快，海聞就得知，易綱和他同是經濟系政治經濟學專業的新生。不過，此時的他仍心懷重重困惑與不解：什么是經濟學？什么是政治經濟學？ 

劉學紅錯過了開學典禮。春節過后，她就被接二連三的喜訊團團包圍。2月19日，插隊時的小伙伴告訴劉學紅，說她的高考作文被《人民日報》全文登載，消息還上了電臺的“新聞和報紙摘要”。劉學紅將信將疑。回家吃完晚飯，父親從身后遞來一份報紙：“你看看，是不是你寫的？”劉學紅忙伸手接過，見左面半版題為“我在這戰斗的一年里”，署名“北京市密云縣知青考生劉學紅”；正文的第一段是：“一年一度秋風勁。”劉學紅努力克制著激動的情緒：“是我寫的。”很快，一句“政委的女兒考上大學了”就在部隊大院里瘋傳開來，讓劉學紅倍感壓力，連連解釋“還沒發榜呢”。 

接連不斷的祝賀道喜讓劉學紅空前焦慮。幾天后，她見城里的同學紛紛拿到了通知書，才知錄取結果已然發放。劉學紅即刻趕回密云。第二天來到公社，考生們被召集至一處，通知書就在喊出的人名和校名中逐一發放。旁人大多只領回一個普通白色信封；劉學紅收到的信封卻格外巨大，用的還是牛皮紙，上印四個毛體字：北京大學。 

此后一連數日，劉學紅忙于把工分掙來的糧食賣給糧站、換糧票、轉戶口，等一切辦妥，她趕到北大報到時已是3月4日。不知何故，當日的燕園顯得格外冷清。劉學紅一路打聽到了中文系，老師抬頭就問：“哦，你還來啊？我們以為你不來了呢。”劉學紅忙問同窗們安在，老師一擺手：“都上街游行去了，學校沒人。” 

游行之風盛行，似乎是自此時起下至八十年代末北大學生的共同記憶。1978年的燕園里，“文革”的余烈之氣仍在高年級的工農兵學員中以大字報、批判會的形式一息尚存，時或爆出激烈的火花；而另一方面，“文革”時期曾遭封禁的小說、戲劇如驚蟄般復蘇。本來無緣銀幕的電影作品在大飯廳重新上映，場場爆滿，美術功底好的學生甚至臨摹假票入場觀影。屬于兩個時代的佼佼者在小小的燕園中狹路相逢，未名湖的上空暴風激蕩、驚雷頻響。 

劉學紅（后排右一）和同學們于未名湖

在劉學紅的印象中，77級學生確乎常與75、76級工農兵學員爭執不休。一側是在“文革”時代推薦入學的工農兵代表，另一側是在改革開放中憑一己本事考入北大的新生力量。“戰端”一開，三角地的宣傳欄就儼然成了交鋒的沙場。一次，77級的一個學生寫了一首詩，中有兩句，大意是：“四人幫”橫行時，我上不了大學，因為我頭上沒長角，身上沒有荊棘。這下工農兵學員們不干了：好像我們都是頭上長角、身上長刺的？于是又免不了一場唇槍舌劍，雙方鬧得不亦樂乎。 

待到兩年后，75、76級盡數畢業，工農兵學員終成一段燕園往事。“內部還在打的時候，它不會形成這種合力。”四十年后的劉學紅總結道，“這兩撥學生出去以后，整個校園變成了一種統一的情緒。 

“時代強音再加上那么一個偶然事件，就觸發了81年3月份這么一個東西——” 

狂歌曾竟夜 

海聞在上鋪坐起身來，腦海中片斷地閃過昨夜那場狂歡的幾個鏡頭：他們擠在37樓二層的空房間里，圍著那臺小小的黑白電視屏息凝視；比分追平后不久，衛星信號竟然突然中斷，留下一屋子人面面相覷；他正要打水洗臉，耳邊又聽人喊：收音機說，中國贏了。

劉學紅也還沉浸在不可抑制的激動之中。她攤開日記本，寫下“1981年3月21日”，緊接著又寫：“這，才是北大學生的精神！”

昨夜熄燈后不久，劉學紅就聽到一陣匆亂的腳步聲，隱約裹挾著“中國排球贏了”的歡呼響成一片。她不知道，此時海聞等人早已喊著各式口號沖下了37樓，同周圍樓群的學生聚為一伙。不知什么人把樂器也扛了來，一聲令下，號、鼓、喇叭胡亂響了起來。 

劉學紅躺不住了。她翻身下床，套上棉衣，穿上拖鞋，匯入了洶涌的人流。一出宿舍樓，眼前的景象霎時點燃了她的情緒—— 

“沒有旗幟，就用一根樹枝綁上一條破布代替，有一個還把自己的內衣舉了起來。隊伍前面、中間有不少人敲著鼓、敲著桶、敲著盆，凡是能發聲的全都拿出來了。沒有盆的就鼓掌，喊口號。‘中國，萬歲！中國，萬歲！’隨著這一片交響樂聲，隊伍越來越擴大，人越集越多，于是順著水泥路，浩浩蕩蕩地向著留學生樓進發。在留學生樓前面，口號聲異常的響亮。” 

用笤帚點著的火把、從窗口撒下的報紙和草簾燃成的火海、火海中集體舞的火熱，熱血在火中沸騰。“再看看火場周圍吧，”劉學紅寫道，“張曼菱女士站在一輛自行車上，舞動著雙手，指揮著唱歌：‘唱國歌！’誰知一激動，竟起成了《國際歌》的頭！”同年下半年，81級西語系的西川剛入學不久就趕上了女排大勝的狂歡，親眼目睹年輕的靈魂在自由的土地上燃燒。多年之后，詩人回憶起當晚的游行，興奮得連爆粗口。 

海聞、鄧興旺、劉學紅，各個樓群的學生集結完畢，一條長龍在呼號和交響中沖出了校門，繞著海淀、中關村盤亙一周，這才浩浩蕩蕩回了學校。“這時的時間是差一刻鐘一點。已經是今天早上了！” 

不久，一場更為正式的慶祝活動又在五四運動場舉辦。這次，海聞動手制作了一張面具，戴著它歡呼、跳躍，一任攝像機的鏡頭反復掃過。四十年后，當他在不知第多少次講述“團結起來，振興中華”的故事后，偶然提及當年那張面具下的青年，笑得竟有些靦腆：“那時候，膽子挺大的。”

收拾山河

在3月21日的日記末尾，劉學紅寫道：“體育！這就是‘體育’的驚人的作用！”大一，她和海聞分別被校田徑隊的老師看中，分到400米組參加體能訓練。舍此之外，幾乎所有時間都留給書籍和專業知識。 

初入燕園，從小在部隊環境長大的劉學紅很快發現，77級確是臥虎藏龍之地。求學無門的十年壓抑的怨氣、才氣、英氣、豪氣一齊井噴，使燕園成為后“文革”時代學術界的風眼。“文革”中被打倒的書香門第之后在77級中文系棋逢對手、英雄相惜，對詩行令蔚然成風。海聞所在的77級經濟系、后來被戲稱“中國法學界黃埔一期生”的77級法律系中都不乏年近三旬的大齡新生，下鄉插隊時被社會現實澆透的他們動輒高談政治、褒貶時局。在他們面前，劉學紅“簡直成了小學生”。她意識到兩件事：書到用時方恨少；時不待人。 

在未滿16歲的鄧興旺眼里，大學生活很單純——“基本上就是學習”。78級生物系強手如林，生源年齡跨度又極大，甚至有同級生大他近二十歲。山村中學畢業的鄧興旺深感壓力，課后必得復習。每日出操后，他但凡不上課必在自習；晚上十點圖書館閉館，他才隨著人流歸宿；周末清晨自習室還未開門，他就翻窗進去占座。 

未滿16歲的鄧興旺，攝于入學后不久

在政治經濟學專業的前兩年，海聞埋頭于基本理論和《資本論》原著文本。第三年，他選修了幾門西方經濟學課程。開國際貿易課的范家驤期待著經濟學的分析化；經濟地理課每次都是歡笑滿堂；78歲高齡的系主任陳岱孫也給本科生講課，言簡意賅。同學們時常談起這位哈佛26級哲學博士傳奇的一生，感喟老先生學術大家之風。 

海聞大二那年，系里的老師厲以寧出版了個人專著《論加爾布雷思的制度經濟學說》。海聞記得這位在課上講過“起飛理論”的老師：四十來歲，平易坦率，諳熟西方經濟學，常在課上介紹新穎的西方理論，講得深入淺出，讓海聞豁然開朗。后來海聞要出國，自己翻譯成績單，沒有把握的地方就去問厲老師；偶爾厲老師也沒有把握，就親身跑去靜園四院經濟學系的資料室，替海聞查閱確認。 

就在厲以寧出書的前一年冬季，十一屆三中全會在燕園以南十公里的京西賓館召開，中心議題是“根據鄧小平同志的指示討論把全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77、78級再一次為歷史作了證見——改革開放拉開了序幕。 

海聞察覺，這個國家上演的現實，正意圖針對自己學了一年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發起一場致命的沖擊。具體的經濟行為竟從“生產力、生產關系的變化”的傳統理路中脫了韁，學術界開始尋求新的理論。怎么能夠創造更多的財富？怎么能滿足人們的生活？海聞翻遍了自己的筆記，非但找不到中國的答案，反而分化出更多的疑問：企業怎么決定生產，應不應該有利潤？辦私人企業，雇人算不算剝削？農村包產到戶，它的理論依據是什么？人民公社為什么不行？熄燈后的長夜，海聞躺在床上，常就這些問題與易綱等室友爭論起來。 

海聞想起在北大荒的九年。那個埋首黑土，在試驗田里搞水稻移植、玉米雜交的知青，在早稻方熟的時節，一并收割下時代的困惑。而今，這些困惑破土而出了，在這片園子里和經濟學家們的關心共振。 

1979年，中美建交。人們從電視畫面中發現，并非“世界上其它地方都是黑暗的、剝削的”，白紙黑字的“全世界有三分之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甚至也值得懷疑。一夜之間，中國看見了中國的問題，學術界批評四起。 

海聞不關心這些問題。他更在乎的是“solution”：怎么做？他想去看看人家是怎么做的。他要去找到那個正確的方法。他認為惟有如此，才能夠真的意識到自己做錯了什么。 

不只是他萌生了這個想法。大三，海聞的下鋪空了。那個陽光、英語好、小他六歲、積極參加班級活動的易綱，憑借僅有的三個公派交換名額之一飛去了美國。

海聞也要出國。他花了一年時間準備，大四一開學就再也按捺不住，想“早去早回，早日回國參加建設”。他急急忙忙找到系主任陳岱孫，向82歲的老先生辭行。陳岱孫曉之以理，勸他畢業后再走：“我們跟國外的教育是兩個體系，人家并不會承認我們所有的學分，你現在去了以后，起碼要補兩年學分才能拿到你的學士學位；北大畢竟是中國最好的學校，學位也不要輕易放棄。” 

海聞冷靜下來，聽從了前輩學術泰斗的建議。1982年1月，他才乘上了飛向教科書中西方經濟學世界的航班。

“He is from Red China”

十三年零一個月后，手握福特路易斯學院商學院終身教職的海聞回國。前一年，睡他下鋪的小兄弟易綱就已飛回母校，和學弟林毅夫發起組建了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

他想起初到美國時的自己。本科畢業，他甚至不具備任何宏觀經濟學、微觀經濟學、計量經濟學必需的高等數學和統計學知識，不得不旁聽本科生課程惡補數理基礎；西方經濟學倚重分析，習慣了靠整理筆記、記憶提綱復習的他吃了不少苦頭；作為第一代自費留學生，他課余也要打工，以求經濟獨立。某一次，幾位亞洲同胞問海聞從哪兒來，他以China相答。對方追問：從臺灣來的？他說，不是，大陸。問者聞言驚呼：He is from Red China！瞬間，所有人都望向海聞。“對他來講好像我是一個稀有動物一樣。”海聞想。 

異鄉的海聞再一次接觸到老師厲以寧當年介紹的“起飛理論”，他始終認為，那堂課是他開始認識中國經濟問題的啟蒙。自然而然地，他選擇了發展經濟學作為研究方向之一。 

后來探望陳岱孫時，海聞對當年的系主任說，自己是踏著他的足跡回國了。在1978年入學的兩屆學生中，出國深造、身獲要職、歸國任教的旋律譜出了大量“后燕園時期”的人生變奏。就在海聞重回燕園的同年，歸國兩年的化學與分子工程學院教授林建華獲得國家教委科學技術二等獎。五年后的一篇ANGEW中，他將把世界首次合成的多種具有孔道結構的硼鋁酸鹽分子篩命名為PKU1-PKU9。 

北大碩士畢業后，鄧興旺被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錄取，也去了美國讀博，本科畢業時留下的一大遺憾總算彌合。照他的說法，“那個時候不出國，好像人家都到月球上去，我還在地球上，差別太大”。 

海聞的二舅常住美國，聽說外甥決意赴美深造，自然是支持有加；而對于農村家庭背景的鄧興旺，該考的試一項也少不得。他向自己的碩導梅鎮安借下一筆巨款——26美元的TOEFL考試費。導師慷慨解囊：“小鄧啊，借錢不要老借，借一次就可以了。”鄧興旺聽出梅鎮安弦外有音——導師鞭策自己，要他一次通過。滿分700分的TOEFL，鄧興旺考了560分——剛好過了美國高校的申請門檻。鄧興旺不好意思再問導師借錢，就向各大高校申請免考GRE，并且一并免除自己的入學申請費。只有包括哈佛在內的三所高校回函同意，最終，他被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錄取。 

鄧興旺非但不喜，反而郁悶不已：“結果一個分校要的我。”——按他的理解，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就相當于當時北京大學昌平分校。想到自己幾乎沒什么積蓄，他就又向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提出，必須提供全額獎學金，“不然我肯定不來，我沒錢”。孰料，校方竟答應了鄧興旺“得寸進尺”的要求。出國前，他和北大物理系的同學聊起此事，對方氣也不是笑也不是，告訴他說這是個好學校，鄧興旺這才寬慰不少。

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鄧興旺介紹自己的科研成果

不到四年，鄧興旺提前獲得博士學位，同時斬獲了美國生命科學基金會的博士后獎學金；又過了兩年半，他在耶魯大學生物學系任助理教授，并于1992年單體分離出了第一個光性狀調控基因COP1；2013年，已是耶魯大學終身講座教授的鄧興旺當選為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

次年6月，他辭去了在耶魯大學的終身教職。隨后不久，“北京大學現代農學院（籌）”出現在了每一名北大學生選課時的開課單位列表里。 

燕歸來

2018年5月3日，北京大學南門。 

兩側行道上的槐樹枝葉錯綜地伸展，在半空里織作翠色的門拱，斑駁篩下正午時分暖金色的天光。打頭的兩棵樹下各支起一張紅色背景的海報，豎排著三個白色美術字，是七十年代常見的那種印刷變體：“迊新站”。

2018年5月3日，北大南門內，77-78級入學四十周年紀念大會簽到處

年逾花甲的學生們結群走進卌年前的主校門，笑語歡顏，好一似游行歸來。劉學紅站在鋪著“中文系”紅旗的簽到臺前，項上掛著單反，間或響起的快門聲淹沒在人潮里。畢業后，她供職于中國青年報，從“滿世界跑”的新聞記者成了“中青在線”的CEO，兜兜轉轉，工作一直繞不開北京大學。前些年，劉學紅牽頭成立了北大校友攝影俱樂部，作為攝影記者活躍在北大相關活動的新聞現場。 

匯豐商學院院長海聞站在“經濟系”簽到臺后，隔著志愿者和老同學們談笑。去年年底，忙于北京大學英國校區啟動儀式的他，偶然擔任了此次77、78級入學四十周年返校活動的負責人。他逐一找到各系各班的聯絡人，以當年的班級為組織展開宣傳——海聞稱其為“人脈網絡報名”。最終，兩級報名人數竟達1461人，讓校方大為驚訝。

聯系演出、確定議程、寫主持稿，他一頁頁密密麻麻地在工作手冊上記錄。正當海聞“發微信發得脖子疼”時，一樁噩耗傳來：4月8日，海聞的一名同班同學突發心肌梗塞，病故在公交車上。四天后，又一位78級技術物理系的學弟在重洋外突遭車禍去世。海聞為之嘆惋不已，他在工作手冊上又添了一項議程——致悼詞。

海聞和77級同學們于活動現場

5月3日下午，紀念大會在當年辦過開學典禮、電影放映的大飯廳——如今的百周年紀念講堂——舉行。77級化學系畢業生林建華追憶起當年夜半“偷車”騎去頤和園租船的故事。在臺下同窗們一片會心大笑中，他總結道：“我們當時的歲月是充滿激情。”

“大家一定不要忘記，你們是跟思想解放運動結合在一起的一代，”八十八歲的厲以寧坐上講臺，又給當年的學生們上了一講經濟學課，“你們是最幸運的，你們在進北大的時候，正是改革開放開始的時候。” 

主持人海聞按系點卯，每念一個系，隨著系旗的揚起，講堂一角就爆出一陣歡呼和口哨，雪染雙鬢的學生們站起身來尚嫌不夠矚目，手臂擎舉如林。僅來了幾人、十幾人的系也毫不示弱，聲潮一浪高過一浪，仿佛鳴燕歸巢。 

1981年3月20日夜里，自己究竟在游行中干了什么？鄧興旺記不清了。但三十七年后這天，他分明地看見那些多年不見的老同學，坐在自己周圍的退休教授、企業高層、著名生物學家們，紛紛舉起了雙臂。陣陣歡呼聲環繞著他，讓他想起四十年前，八月初的北溶鄉，一個村民從山那邊鎮上唯一的郵局一路小跑回村，鄧興旺走在放羊回家的路上，猛聽見山坡小道上飄來的吶喊—— 

“發錄取通知書了！被北大錄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