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層次人才作為參與國際競爭重要的人才隊伍，在創新驅動發展、人才引領驅動的過程中發揮著核心作用。

本文以“長江學者”特聘教授為高層次人才研究對象，以1998年“長江學者獎勵計劃”設立以來到2017年最后一次公示名單的近20年為分析時段，篩選其中推薦高校位于江浙滬皖四地的高層次人才共628名組成樣本，通過履歷分析法梳理建立包括人口學特征信息、受教育階段信息、工作階段信息等三部分內容的長三角高層次人才數據庫，分析其時空格局與結構特征。

研究發現，長三角地區高層次人才群體具有鮮明的時空嬗變特征，在時間變化上表現為高層次人才的學科專業分布趨于發展平衡，但長三角地區高層次人才數量占全國的比重逐漸下降；

在空間布局上表現為各省市的人才集聚度與其人均GDP排名和“雙一流”高校數量有關，不同省市形成差異化的學科人才高地。

因此，必須不斷完善高層次人才管理制度，為現代化建設和高質量發展積蓄新動能新優勢。

長三角地區高層次人才群體的時間嬗變

隨著區域經濟不斷發展變化，長三角地區高層次人才群體的結構和規模隨著時間的推移也不斷發生變化，在人才學科背景、人數占比等方面呈現出鮮明的特征。

第一，學科背景逐漸覆蓋全門類，其中自然科學類人才占比下降，人文社科類人才占比增加。

具體而言，一是學科門類的擴展，從1998年只涉及工、理、醫、農4個學科門類，逐漸發展到覆蓋所有學科門類，學科分布趨于平衡；二是工學、理學等自然科學人才占比逐漸下降，而法學、管理學、經濟學、文學等人文社會科學人才占比上升。如理學類高層次人才占比從1998年的39.13%下降到2017年的 10.53%，而文學、法學、經濟學、管理學等學科在1998年占比均為0，到2017年則分別上升至5.26%、7.89%、7.89%和10.53%。

第二，長三角地區高層次人才在全國的比重下降，“西升東降”的趨勢日益明顯。對比京津冀地區和成渝地區高層次人才在全國的占比，可以發現東部地區高層次人才占比逐漸下降，而西部地區占比逐漸增加。

如圖1所示，長三角地區高層次人才占全國的比重在波動中逐年下降，從1998年占比35.38%下降到2017年的25.50%，歷年的平均占比為28.02%。在同一時期，京津冀地區的高層次人才占比也呈現波動下降趨勢，但下降幅度小于長三角地區，歷年平均占比為32.7%。成渝地區的高層次人才占比不斷提升，從1998年的3.1%提升到2017年的7.4%，歷年平均占比為5.1%。

以長三角地區和京津冀地區為代表的東部地區高層次人才數量占比不斷下降，而以成渝地區為代表的西部地區高層次人才數量占比不斷提升，這一現象的出現與教育部2012年開始實施向中西部地區和人文社科領域傾斜的新“長江學者獎勵計劃”有關，但這是否意味著我國高層次人才空間分布從集聚開始走向擴散，還有待進一步的觀察研究。

長三角地區、京津冀地區、成渝地區高層次人才數量全國占比歷年變化

長三角地區高層次人才的空間分布

 從人才地理學來看，長三角地區的高層次人才群體在不同省市的人才密度、學科集聚度各不相同，呈現出鮮明的集聚特征。

第一，長三角地區高層次人才集聚度與各省市人均 GDP和“雙一流”高校數量有關，排序為滬蘇浙皖。

從分布情況來看，上海市共有285名高層次人才，名列第一，在長三角占比為45.4%。江蘇省緊隨其后，有215名高層次人才，在長三角占比34.2%。浙江省和安徽省的高層次人才在長三角分別占比15.1%和5.3%。經濟收入、資源稟賦、人才環境、人力資本等因素是影響地區人才集聚的主要因素。

查看1995-2015年間長三角地區的人均GDP排名，可以發現基本上也按照滬蘇浙皖的順序。從“雙一流”高校分布情況來看，也接近滬蘇浙皖的順序，與長三角人均GDP排名和高層次人才集聚度排名類似。

第二，不同省市形成了差異化的學科人才高地，浙江聚集農學精英，江蘇多數是工學管理學精英，上海是理醫文法等學科人才的匯聚之城。

如圖2所示，有50%的農學類高層次人才在浙江，江蘇則匯聚了工學、管理學專業的大部分高層次人才，占比分別達到了41.27%和41.67%。上海各學科的高層次人才在長三角占比均超過了一半，如哲學類高層次人才占比72.73%、醫學類高層次人才占比65.22%等，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上海對高層次人才的巨大吸引力。而目前安徽的高層次人才數量較少還沒有出現優勢學科門類。

第三，復旦、南大、交大、浙大成為占有高層次人才的第一梯隊，九所高校合計占有長三角近八成高層次人才。

從單位占有情況來看，復旦大學、南京大學、上海交通大學、浙江大學擁有高層次人才數量最多，分別有97人、96人、88人和88人，合計占長三角地區的58.7%，成為集聚高層次人才的第一梯隊。

東南大學、中國科技大學、同濟大學、華東師范大學、華東理工大學擁有的高層次人才分別為34人、30人、27人、21人和19人，處于集聚高層次人才的第二梯隊，合計占長三角地區的 20.8%。這九所高校的高層次人才人數合計占長三角地區的79.5%，接近八成，“頭部”高校集聚高層次人才的優勢日益明顯。

長三角地區不同學科專業的高層次人才分布情況

長三角地區高層次人才的群體結構特征

一個群體的人口社會學特征，能夠反映該群體的內部特征、自然和文化結構的差異。從自然構成來看，長三角地區高層次人才群體在性別、年齡、出生地等方面的分布情況各不相同；從文化構成來看，長三角地區高層次人才群體學科專業背景也各不相同。

總體而言，長三角地區高層次人才的群體結構呈現出鮮明的非均衡性分布特征。

從性別結構來看，男性人數占有絕對優勢，其中滬蘇浙皖等地的女性人數占比逐漸下降。在長三角地區628名高層次人才中，男性有590人，占比93.9%；女性有38人，占比6.1%。

近年來，我國科技人才群體中女性人數比例不斷提高，穩定在40%左右，但高層次人才中女性占比顯著低于科技人才中的女性占比，有進一步提升的空間。  

從地域分布的角度來看，上海市的女性高層次人才最多，達到20人，占比也最高，占上海市的7.02%。其次是江蘇省和浙江省，女性高層次人才分別有12人和5人，占比分別為5.58%和5.26%。安徽省的女性高層次人才數量最少，只有1人，占比為3.03%。女性高層次人才在發展方面面臨的“玻璃天花板”可能仍然存在。

第二，從年齡結構來看，長三角地區高層次人才平均年齡為 55.07歲，其中男性平均年齡55.11歲，女性平均年齡54.45歲，女性群體更加年輕。如表1所示，自然科學類高層次人才平均年齡較小，女性高層次人才更年輕。

比較長三角地區高層次人才和“國家杰出青年科學基金”獲得者的平均當選年齡，可以發現兩者均呈逐年上升趨勢（圖3）。

據計算，在1998年評選第一屆“長江學者”時，特聘教授的平均入選年齡為38.6歲，2017年則上升到46.4歲；1998年入選“國家杰出青年科學基金”的人才平均年齡為37.4歲，2017則上升到41.5 歲；兩者均呈現逐年上升的趨勢。

相關研究指出，這一現象并不能說明高層次人才的跨入門檻在逐年提升，而是由于“壓齡申報”的人數比重不斷提升所致。

長三角高層次人才與全國“杰青”平均入選年齡比較

第三，從出生地分布來看，長三角高層次人才出生地以華東地區和中南地區為主，合計超過四分之三。

通過分析高層次人才的出生地情況，可以很好的探索高層次人才從出生地到主要工作地的空間流動情況。以下按照我國政治區域的劃分標準，對比長三角、京津冀和川渝三個地區高層次人才的出生地分布情況。

如表2所示，長三角和川渝地區的高層次人才出生地均以本區域和臨近區域為主，其中長三角高層次人才出生于華東地區的占比65.0%，川渝高層次人才出生于西南地區的占比60.8%，均超過了六成。

而京津冀高層次人才的出生地分布則相對分散，不如前兩者集中。可以發現，華東地區是京津冀高層次人才的第一來源地，同時是川渝高層次人才的第二來源地。

長三角、京津冀、川渝三地高層次人才出生地分布表（%）

第四，從學科分別來看，工學、理學、醫學類人才合計近八成，與全國科學人才結構接近。考察長三角高層次人才的專業背景，有助于了解他們的知識結構，優化各學科的發展方向。

按照教育部公布的學科門類劃分，統計發現長三角高層次人才呈現出明顯的學科集中趨勢。具體而言，高層次人才以工學（占比40.13%）、理學（占比27.71%）、醫學（占比10.99%）為主，三者合計占比78.82%，接近八成，這也符合中國科學人才以工學、醫學、理學為主的總體趨勢。

學科門類人數最少的是歷史學（占比0.96%）、軍事學（占比0.32%）、藝術學（占比0.16%），比重均在1%以下。

啟示：為城市發展與區域一體化進程積蓄新動能新優勢

在全球化背景下，高層次人才群體具有鮮明的時空嬗變特征，人才集聚與地方的發展動能轉換對經濟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高層次人才作為代表中國參與國際競爭的戰略人才隊伍，在創新驅動發展、人才引領驅動的過程中發揮著核心作用。因此，必須不斷完善制度設計和服務保障，幫助高層次人才積極開辟事業新領域新賽道，為城市發展與區域一體化進程積蓄新動能新優勢。

在愛才上以靈活的配套政策“因才施策”，加強區域內人才合作。吸引人才應從各地實際出發，加大對符合城市戰略發展方向的高層次人才的支持力度。要充分利用本區域的人才集聚優勢，強化跨部門跨行業的區域內生性合作，在研究成果分配、知識產權保護等方面做好協同發展。

在育才上以優良的科研管理“培本固元”，保障人才團隊穩定發展。要進一步改革科研管理制度，增強靈活性和傾向性，鼓勵高層次人才開展突破性和顛覆性創新工作。加大對研究輔助人才與團隊成員的補貼力度，保障戰略性產業高層次人才團隊的穩定性和發展性，促進產業、人才、投融資、科技創新融合市場化，體現各地“悉心育才”的工作氛圍，進一步夯實各地的學科人才高地。

在引才上以高水平科研設施“筑巢引鳳”，構建良好的事業發展平臺。要大力推進重大科技基礎設施建設，通過高端科研平臺來吸引人才、集聚人才，提升長三角區域高層次人才在全國的集聚度。鼓勵高層次人才中介機構發展，優化高層次人才引才工作站和聯絡點布局，提供人才對接的一站式服務。

在用才上以大膽的魄力“相才起用”，善于發掘青年潛力型人才。要“善于識才”，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開展重點領域潛力型人才的尋訪工作，做好青年戰略性人才儲備。要“敢于用才”，通過各類活動發掘青年人才大膽起用。要給予青年高層次人才更大的展現舞臺、更廣的發展空間，積極匹配各方面的科研資源，以國家戰略需求為導向開展原創性、引領性科技攻關，推進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取得新突破。

[本文作者薛琪薪系上海市青少年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吳瑞君系華東師范大學社會發展學院教授。文章改寫自作者發表于《城市觀察》（2023）的論文《長三角高層次人才省際時空格局與特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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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三角議事廳”專欄由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中國現代城市研究中心、上海市創新基地長三角區域一體化研究中心和澎湃研究所共同發起。解讀長三角一體化最新政策，提供一線調研報告，呈現務實政策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