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對于廣大家長和教育者而言，“雞娃”現象已不再陌生。對此，不同的研究者產生了眾多疑問：為什么競賽和課外興趣班充斥著年幼孩子們的生活，為什么再忙碌的家庭也愿意為此投入大量的時間？家長們的“軍備競賽”為什么越打越早，他們的“報班狂熱”又是基于哪些理性的考慮？眾多中產階級家庭堅定且謹慎做出的選擇，絕不僅僅是盲目的跟風、效仿；父母的決策有著明確的動機和渴求，希望最大限度地增加孩子們在未來取得成功的機會。“報班狂熱”、“雞娃焦慮”背后有哪些理性決策機制？哪些“童年競爭資本”能讓孩子在未來取得成功？

在《一激到底：在競爭環境中撫養孩子》一書中，作者希拉里·弗里德曼（Hilary Friedman）教授通過對將近100個家庭的深入訪談，讓家長和孩子自己發聲，嘗試探尋令人信服的答案。弗里德曼指出，美國經常被稱為一個注重成就的競爭性國家。在這種情況下，成就通常體現為獲得某種文憑。在這種社會氛圍的影響下，家長也有意識地鼓勵孩子參與競爭性項目，并希望孩子能培養出適應社會競爭的品質、為未來的成功做好充足的準備。為了確保他們的孩子能升入好的大學，獲得高等教育學位。盡管課外活動的競爭同樣激烈，但這些活動（尤其是體育運動）有助于提高入學率，這一點在頂尖的學院和大學最明顯。因此中產階層的父母愿意投入大量的金錢和時間來鼓勵孩子參與其中。這些激烈競爭的背后是越來越窄的上升通道，以及美國家長們真實的焦慮。本書作者希拉里·弗里德曼是美國社會學家，現任教于布朗大學教育學院，在兒童課外活動、童年社會化、大眾文化及選美比賽歷史等研究領域耕耘多年。

《一激到底：在競爭環境中撫養孩子》

澎湃新聞：您在書中提出了一個重要的觀察：美國社會非常強調“競爭”與“贏”的價值。事實上，人口的日益增多，越來越窄的上升通道透露出這樣的信息：社會上的競爭本質上是個零和游戲。對于重視兒童參與競爭的家長而言，贏家和精英幾乎能夠掌握所有的資源和榮譽。在您看來，這是否可以被視作美國文化的一種滲透，兒童競爭程度的提升是否也代表了美國社會競爭的縮影？

希拉里·弗里德曼：是也不是。我認為孩子們的競爭活動已經想到了選出許多獲勝者的方法：例如按年齡分組選出贏家，或按每周的練習時間選出勝利者。創建這些不同的類別，意味著競賽中將會誕生許多贏家。但我同意，讓孩子成為冠軍的愿望，往往是出于美國社會對贏家通吃的恐懼。許多人的確認為，一個人獲得一席之地，意味著另一個人必然被排除在外。

澎湃新聞：在以贏主導的氛圍中，團隊性的競爭項目似乎面臨著這樣的挑戰：當人人以獲勝為目的時候，表現不佳的個人往往會感到挫敗，甚至被他人批評。而您也提到，在個人型的項目中，家長、教練之間也會出現沖突。在您看來，這種現象是否受到了“贏家文化”與機構逐利的多重影響?

希拉里·弗里德曼：確實如此。如今，許多圍繞兒童競技項目的組織都是逐利的。這并不一定是件壞事，但有時應該仔細思考這樣的行業可能產生的影響。例如，有些家長指出，在他們花錢聘請私人教練時，相關機構可能承諾給他們提供好處（比如承諾孩子會獲得大學獎學金）。在這樣的環境下，培養出更多的贏家當然會讓教練更為受益。

澎湃新聞：書中指出的一個現象：美國家長有意將孩子的周末和課外時間排得滿滿當當，甚至成為了父母和孩子的“第二輪班”。在您看來，這種忙碌是否與新教倫理，以及被褒獎的“工作道德”有關？孩子的懶惰與閑散是否被視作一種過錯？

希拉里·弗里德曼：許多美國人確實重視忙碌的文化。美國社會有這樣一種普遍的認知：當你在階級上越爬越高，你的生活就會變得越來越忙碌。在我看來，許多美國父母都想把孩子培養成有生產力的成年人。這些家長認為，要成為一個有生產力的成年人，通常意味著必須將自己的時間表排滿，讓自己忙碌起來。出于這樣的考慮，讓孩子適應這種生活似乎是一種有用的訓練。

澎湃新聞：在需求回避（Need-Blind）的大學錄取時代，文憑、證書，以及各種榮譽成為了申請人手中的籌碼。您在書中提到，教育系統已然成為了一個篩選系統。當各種課外活動的競爭被量化與系統化之后，對于重視功利性的家長來說，缺乏成績、缺乏社會認可的愛好是否還有意義？

希拉里·弗里德曼：我認為情況可能并非那么絕對。舉例而言，許多申請者會提到自己參加志愿服務的經歷。事實上，如果申請者能表明自己對于這個愛好的認真程度，那么這個愛好同樣能在大學錄取過程中發揮作用。申請者可以將自己投入的時間和精力進行量化。例如，在描述志愿服務時，申請者可以記錄自己花了多少時間參與其中，即使申請者沒有與之相關的正式成就，這樣的經歷同樣能對申請帶來幫助。

澎湃新聞：書中提到，一些家長對于如何保證自己的孩子進入更好階級或能維持在現有的階級感到非常焦慮，而書中提到的“童年競爭資本”（內化獲勝的重要性；學會走出失敗，贏在未來；學會在有限時間內完成任務；學會在高壓環境下獲得成功；坦然地在公共場合接受他人的評判）似乎是這些家長重視的技能與經驗。在您看來，“童年競爭資本”是否代表了家長心中在社會中表現優異的基本要素？這些特質又是如何被廣大家長接受，成為公認的“贏家特質”？

希拉里·弗里德曼：我不認為“童年競爭資本”的五個要素完全包含了“成功”的所需的技能和經驗。在我看來，更為重要的是，“童年競爭資本”是幫助孩子們通過參與競爭性活動獲得成功的工具。另一方面，孩子們也可以從娛樂活動中學到許多技能。但隨著競爭的加劇，他們已經習得的技能并不會隨著其他技能的增加而改變。

澎湃新聞：書中關于“專才”和“通才”的討論令人印象深刻，您提到中產家庭往往鼓勵孩子多接觸不同項目，成為綜合型人才；而另一些家庭則會集中資源，讓孩子專攻某項特長。書中有這樣一句表述：通才和專才含蓄地揭示了家長們認為他們在為一個怎樣的社會培養孩子……他們希望孩子能為今后的成功而獲得一些童年競爭資本。在您看來，這樣的認知區別是否也是源自不同階級對于社會的不同理解？

希拉里·弗里德曼：我同意這樣的理解。我們應該意識到，家長對于世界和社會的理解源自于他們自己的生活經歷。不同階級的家長當然會對社會，以及未來的社會抱有不同的理解和預期。需要注意的是，家長們是在幫助自己的孩子為未來的世界做準備，父母希望他們的孩子在未來的世界里取得成功，所以他們現在以自己的方式為他們做著準備。

澎湃新聞：在第四章中，您對比了參與舞蹈競賽的女孩（她們大部分來自于中產及以下的家庭）與參與足球和國際象棋競賽的女孩（大多來自中產及以上的家庭）；上層的父母更強調培養女孩的自信；而下層父母則更偏愛傳統的女性氣質。這是否代表了不同的家庭對于女性的范式的認識存在區別？而上層家庭之所以鼓勵女孩參與足球等競爭性項目、鼓勵其不怕失敗，積極進取，是否也和上層家庭能更好地承受失敗的風險有關?

希拉里·弗里德曼：在這個年齡段（小學，大約5-11歲），當風險不高時，上層家庭更加愿意讓女孩去參與競爭性項目，并且這個年齡段的孩子能更好地承受風險。當隨著孩子的年齡成長，情況也可能發生改變。

澎湃新聞：您在書中調查的大部分家庭屬于中產階級上層，接近頂端1%的水平；但絕對不屬于1%的人群。父母沒有大量儲蓄或信托基金，他們必須依靠努力工作，讓家庭享受富足的生活方式。在某種意義上，真正1%的家庭是否會讓孩子脫離書中描寫的競爭？

希拉里·弗里德曼：這個問題中提到的許多方面可能是我未來的研究方向。但我能說的是，學習成績仍然是受重視的。盡管在校外的時間里，特定的活動可能看起來不同，但有一點是相同的：家長不會愿意浪費孩子的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