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以“在世界之中——當下書寫與海外經驗”為話題，李敬澤、梁鴻、徐則臣、楊慶祥、季亞婭五位作家做客“十月SKP會客廳”，與讀者們進行了分享。

分享現場。

五位寫作者認為，2023年的文學現場，一個仍然值得追問的問題是：在1990年代文學的延長線上，在經驗與書寫的層面，關于中國與世界的講述正在發生怎樣的變化。相比五四新文學的“到世界去”，此刻我們比從前更深切意識到“在世界之中”，意識到那無時無刻不存在的同時性。世界背景下的中國經驗，是這一代作家們的敘事坐標。“我們穿越時代與個人的秘密通道，以各自的閱歷與寫作，在不同的坐標上交相輝映”。

海外經驗、本土經驗，最終都要交融到自己的內心

旅居特拉維夫的作家梁鴻，首先分享了在以色列的海外生活經驗：當自己走在耶路撒冷，會感受到一個民族或者一個人的內心有多么久遠，感受到一代代人注視過的目光。在以色列的生活非常值得書寫，它跟中國生活剛好構成相對的一種比較的經驗。然而，不管是海外經驗，還是本土經驗，它最終都要交融到自己的內心，才有可能變成一種真正的經驗和寫作，才有可能真正幻化出所謂的文學創作來。

作家、《人民文學》雜志副主編徐則臣談及，自己對于特拉維夫的熟悉來自于曾居住在這里的阿摩司·奧茲曾住在特拉維夫，他寫過《愛與黑暗的故事》、《我的米海爾》、《鄉村生活圖景》等等，一個小說家的寫作往往會激發讀者對于其生活的城市的好奇與向往。

《鄉村生活圖景》

活動中，徐則臣也分享了自己在長篇小說《北上》中是怎樣構建“世界與故鄉”的關系。

《北上》小說中寫了兩個意大利人，其中一個叫小波羅，他沿著運河從杭州一直往北京走，快到通州的時候去世了，死在運河上。“過去都是中國人往外走，但在《北上》中，外國人行走在世界上，來到了中國。其中隱喻著‘看和被看’的問題，還有一個互為鏡像的問題——大家都知道1840年以后，中國被迫進入現代化，再不是一個孤懸于世界之外的國家。那么在積貧積弱的晚清末期，風雨飄搖的帝國黃昏的時候，國外的人、世界人的眼里中國是什么樣子，由此我引入了外國人的視角。”

以此為例，徐則臣強調，在寫作中我們既要關注通約的那部分、相似的那部分，同時也要強調差異性。在一個全球化、同質化的時代，我們不僅要求同，也要求異。所謂的求異不是刻意跟別人區別開來，而是應當正視自己“是其所是”的那個質的規定性，它讓我們成為了今天的我們。“對歷史和現實的認知，可以用盲人摸象作比：歷史和現實是什么樣的，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見解，可能每個人的說法都未必完備、準確，但所有不那么完備、準確的觀點放在一塊兒的時候，它就可能無限接近于事物的真相。”徐則臣談道。

批評家、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副院長楊慶祥分享了幾部處理了當下書寫與海外經驗的作品，他認為，徐則臣的《耶路撒冷》，徐則臣從未到過耶路撒冷，由此這是一部沒有物質意義上的書寫，是作者想象的烏托邦之地；但是張承志的隨筆《敬重與惜別》中，實寫了中國與日本這兩個文明之間的關系，其中也寫及日本一批熱血青年在日本鬧革命沒有成功，流亡到巴勒斯坦，并最終犧牲并埋葬在那里。這兩部作品也提供了一種有趣的參照。

分享現場。

創建熱氣騰騰的文學公共生活

《十月》雜志執行主編季亞婭提出，從歌德提出“世界文學”這個概念到當下已經快兩百年，到今天我們應該怎么看世界文學，如果說有一種共同的書寫經驗在世界之中，中國人的自我的形象、寫作的姿態，從80年代、90年代，到今天，發生了怎樣的變化？

楊慶祥認為，歌德的世界主義是各民族文學平等自由地參與進來，同時構成整個整體性的世界文學，但是這是一種理想型。而世界文學有一個歷史化的概念，這個歷史化的概念恰恰和理想型不一樣，它的概念是各民族的文學恰恰不能自由平等地參與到世界文學里面去，因為文學背后是政治和經濟的較量。“漢語文學本來是世界文學的一部分，但我們以前不是這樣理解的，我們認為世界文學在那里，我們在外面，我們要走進世界文學。但現在，對于新一代作家來說，他們的寫作本來就是一種世界語，自然而然就‘在世界之中’。”

同時，楊慶祥也談到中國當代文學某種程度上也面臨著困境。有一本專著叫《世界文學共和國》，書中認為，某種意義上，一種語言相當于一種貨幣，英語是全世界最大的硬通貨，漢語在世界文學的貨幣庫里面占的份額非常之少。“五四那一代人的作家，魯迅、沈從文等在整個世界語的譜系里面只占很小的一部分。2016年，我去美國，去到美國最有地標性的書店，卻很遺憾地發現，里面比較多的是林語堂的書，因為他用英語寫作，莫言、余華老師的書也有，但都不是特別多，魯迅的甚至沒有找到。”

季亞婭介紹了邱華棟的《哈瓦那波浪》和青年作家如孟小書、蔣在等的寫作，認為“新一代人的寫作者有多種語言能力，寫了很多在世界遷徙和流動的大背景下年輕人的感受。”

回到中國與世界文學的關系，季亞婭談道，中國似乎永遠在追趕，可以說，從五四時候開始，“世界文學是什么”一直是“中國文學是什么”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參照系，我們某種意義上一直是以它為樣本來設計和定義我們自己的文學：“比如九十年代的轉型追趕到魔幻現實主義，追趕到先鋒小說，在之前更多的可能是十九世紀經典意義上的寫作。”

季亞婭認為，現在我們更應該強調“同時性”。比如，《十月》雜志今年改版后設立了一個新欄目“全球首發”，“我們以語種為別，邀請勒克萊齊奧、庫切等各語種最具代表性的世界知名作家，將他們從未發表過的新作，在《十月》雜志以中文形式在全球范圍內首次發表，這可能意味著中文也可能是世界語言中的‘硬通貨’。而當這個欄目置于《十月》雜志的整體框架內的時候，我們會看到同期還有石一楓北京海淀學區的內卷故事，剛剛去世的導演萬瑪才旦寫的藏地日常生活等等，當它們與勒克萊齊奧的《護身符》放在一起的時候，就會構成一個此刻的、彼此參照的、意味深長的世界文學圖景。我們的工作就是致力于設計文學更廣闊的形態，讓多樣的故事、多樣的寫法和多樣的讀法同時出現在這本雜志上，創建熱氣騰騰的文學公共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