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以2016年英國脫歐公投和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為代表，近年來，西方主要國家政治領域出現了若干新特點，包括：選民政治分歧程度進一步提高，不同意識形態陣營分化加劇；右翼或極右翼政治力量得到強化，極右翼政黨快速崛起；部分主要國家的傳統政黨出現衰落，政黨體制面臨重構壓力。

復旦大學政治學者包剛升于本文中指出，上述西方政治的新現實，主要驅動力量是西方國家內部人口結構多樣化的提高和族群宗教多元主義的崛起。而人口族群宗教多樣性的提高，可能導致西方國家內部政治分歧的加深和潛在政治沖突的增加。實際上，族群宗教多元主義與西方自由民主政體之間存在著一種政治上的不對稱結構，即：西方自由民主政體秉承的自由原則與平等觀念助力文化多元主義興起，但如果部分少數族群宗教群體和部分移民群體不能對西方國家形成政治認同，不能對現有憲法體制與政治秩序提供政治支持，就可能反過來削弱西方的自由民主政體。

包剛升認為，為有效應對族群宗教多元主義帶來的挑戰，西方國家在移民、邊境、族群、宗教等內外政策上很可能會轉向更加保守主義、民族主義和現實主義的立場。

本文原刊于《政治學研究》2018年第3期，原題：“西方政治的新現實——族群宗教多元主義與西方自由民主政體的挑戰”。經授權刊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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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歐洲，最近幾十年人口結構變遷的主要趨勢是穆斯林人口比重的持續提高和伊斯蘭化的加劇。圖為當地時間2017年5月27日，齋月第一天，法國巴黎北郊圣德尼鎮（Saint-Denis），穆斯林在圣德尼大清真寺祈禱。 視覺中國 圖

隨著英國選擇脫歐、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 當選美國總統、法國右翼領導人瑪麗娜?勒龐（Marine Le Pen）的崛起，以及新選擇黨成為德國國會的第三大政黨，西方世界似乎已經出現了某種政治新現實。這種政治新現實的主要驅動力量，是最近半個世紀以來西方社會人口趨勢變化導致的族群宗教多元主義的崛起。

歷史地看，西方自由民主政體在包容不同文化、同化移民以及以制度化方式處理政治分歧方面擁有優勢。但是，最近半個世紀以來，隨著外來移民族群與宗教結構的變化以及人口結構中族群宗教多樣性的提高，西方自由民主政體面臨著一種政治上的不對稱結構，即國家需要恪守“政治正確”原則與移民群體伸張政治權利之間的不對稱結構。在自由原則與平等觀念驅動的文化多元主義背景下，如果西方國家及其現有的政治秩序無法得到國內少數族群宗教群體和移民的政治認同，那么西方國家的自由民主政體就會被削弱。

所以，西方國家能否在政治上同化異質性較高的少數族群宗教群體，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西方的政治前景。如果沿襲20 世紀60 年代以來流行的文化多元主義政策，西方自由民主政體面臨的結構性困境只會加劇。本文認為，為了應對這些問題的挑戰，西方國家可能會采取更加保守主義、民族主義和現實主義的內外政策。

總之，本文希望為理解當今西方政治的新現實，特別是為理解族群宗教多元主義與自由民主政體之間的結構性張力提供新的分析框架。全文分為五個部分，第一部分是剖析西方政治的新現實及其直接原因，第二部分解讀族群宗教多元主義崛起導致的政治問題，第三部分探討族群宗教多元主義與自由民主政體之間的結構性難題，第四部分主要分析西方世界可能的戰略選項與政策選擇，第五部分則是全文的簡要總結。

一、西方政治的新現實及其直接成因

跟此前的總統大選相比，2016 年美國總統大選的新現實是左、右選民政治分歧程度的提高。在左翼，跟希拉里?克林頓（Hillary Cliton）角逐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的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已經非常接近歐洲社會民主黨的立場。過去，人們認為美國沒有“社會主義”，如今這一例外可能已經消失。在右翼，代表共和黨參選的右翼政治新人特朗普并不站在共和黨的傳統立場，他在主張減少政府干預、降低稅率和廢除奧巴馬醫改方案的同時，還主張要退出區域自由貿易協定、控制移民規模、修筑美墨邊境高墻以及限制部分伊斯蘭國家居民入境等。這些政綱意味著，特朗普在右翼立場上比主流共和黨人走得更遠。根據美國權威調查機構皮尤（Pew）研究中心的民調，從1994 年、2004 年到2017 年，美國民主黨選民和共和黨選民在主要政治經濟議題上的意識形態分歧，都呈現出顯著的擴大趨勢。

與此同時，歐洲也出現了政治新現實。英國政治的新現象是脫歐派在2016 年6 月的公投中勝出以及如今保守黨堅定的脫歐立場。在2017 年法國總統選舉中，年僅39 歲的政治家埃馬紐埃爾?馬克龍（Emmanuel Macron）帶領他的新政黨“法國前進! ”（La République En Marche!），一舉贏得總統與國會大選。極右翼政黨國民陣線（National Front）領導人勒龐也異軍突起，在第二輪總統選舉中贏得了全部選票的三分之一。而法國兩大傳統主流政黨共和黨與社會黨在國會眾議院選舉中僅拿下577個議席中的136個和45個。這意味著法國政黨體制已經發生重構。在2017年的德國大選中，現任總理安格拉?默克爾（Angela Merkel） 領導的基督教民主聯盟只獲得了709個議席中的200個； 而極右翼政黨德國新選擇黨（Alternative for Germany）卻實現了異軍突起，一舉拿下12.6%的選票和94個議席，成為國會下院第三大政黨。

簡而言之，如今美國與歐洲主要國家的政治呈現三個主要特點： 第一，選民政治分歧程度進一步提高，不同意識形態陣營的分化加劇； 第二，右翼或極右翼政治力量得到強化，法國國民陣線和德國新選擇黨這樣的極右翼政黨快速崛起； 第三，部分主要國家的傳統政黨出現了衰落，政黨體制面臨重構的壓力。

那么，西方何以呈現這樣的政治新現實呢? 總體上，這里有兩個主要驅動因素： 一是20 世紀80 年代以來經濟全球化的加速，導致了歐美社會內部資本要素與勞動要素之間的分化、經濟不平等的提高以及階級分歧的上升； 二是最近半個世紀以來西方國家人口結構的變遷，特別是人口結構族群宗教多樣性的大幅提高。兩者相比，人口結構因素更為重要，其政治影響也更為深遠，給西方自由民主政體帶來的結構性挑戰也更大。

人口因素已經成為經濟增長理論、市場營銷學和社會學關注的重要議題，但中國的政治學界通常并不重視這一因素。實際上，不同的人口結構就是不同的選民結構、不同的政治力量結構以及不同的意識形態結構。

最近半個世紀以來，西方國家的人口結構已經發生重要變化。在美國，歐洲白人族裔-基督教人口比重的下降和少數族群宗教人口比重的上升，是人口結構變遷的主要趨勢。按照皮尤研究中心的數據，歐洲白人族裔人口已經從1960年的85% 下降至2005年67% ，2050 年將會降至47% ，屆時將不足美國總人口的半數。起源于拉丁美洲的西班牙語族裔人口已經從1960年的3.5%增加至2005年的14%，2050年將增至29%，幾近總人口的三成。

眾所周知，美國本來就是一個移民國家，歷史上也被稱為各族裔群體的“大熔爐”。盡管如此，到20世紀初為止，美國的移民仍主要來自歐洲，即以白人族裔基督徒移民為主。但是，20 世紀以來，特別是20世紀60年代中期以來，美國移民的來源地發生了重大變化，歐洲移民的數量與比重急劇下降，而來自拉丁美洲與亞洲的移民大幅增加。盡管美國歷史上采取過或松或緊的移民政策，甚至采取過針對特定族裔移民的限制政策或配額政策，但到20世紀60年代為止，由于受到國際政治氣候——冷戰體系和美國作為自由民主標桿的需要——和國內政治氣氛——黑人民權運動和左翼平權思潮的興起——的影響，要求采用更為寬松的移民政策的呼聲不斷高漲。1965年，美國《移民與國籍法》得以通過，標志著美國根據國家與族裔來源決定移民配額政策的廢除，美國移民政策迎來了非常寬松的時期。

正是因為新移民法的通過、經濟全球化的深入以及國際移民模式的改變，美國移民人口的族群宗教結構發生了很大變化。1960年，所有美國移民中來自歐洲和加拿大的移民占84%，來自其他國家與地區的移民僅占16%； 2000年，歐洲與加拿大移民僅占19%，而來自墨西哥、其他拉丁美洲國家以及南亞、東亞的移民分別占到29%、22%和23%； 到了2015年，歐洲與加拿大移民僅占14%，而來自墨西哥、其他拉丁美洲國家和南亞東亞的移民分別占到27%、24% 和27%。這就是美國人口結構中西班牙語族裔人口和亞洲族裔人口快速攀升的主要原因。盡管如今的美國跟歷史上的美國同樣都是移民接收國，但從19世紀到20世紀，美國移民的族裔與宗教背景卻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在歐洲，最近幾十年人口結構變遷的主要趨勢是穆斯林人口比重的持續提高和伊斯蘭化的加劇。根據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項最新研究，2016年歐洲穆斯林人口比重約為4.9%。其中，法國、德國和英國的穆斯林人口比重分別達到8.8%、6.1%和6.3%，人口總量分別為572萬、495萬和413萬。該研究還基于不同情形評估了21世紀中葉歐洲穆斯林人口的數量與比重。在歐盟維持高度移民政策的條件下，2050年歐洲穆斯林將占歐洲總人口的14.0%，而德國、英國和法國的穆斯林人口比重將分別高達19.7%、17.2%和18.0%。

另一個重要的問題是，不同族群宗教人口的生育率是不同的。按照目前的統計，整個歐洲的非穆斯林族裔人口家庭平均生育率是1.6，即每個家庭平均生育1.6個孩子，而歐洲穆斯林族裔人口家庭平均生育率是2.1。這也加速了歐洲穆斯林人口比重的提高。

總之，最近半個世紀以來，西方世界的一個主要趨勢是，人口結構正在從歐洲白人族裔的基督教人口主導，轉型為人口族群宗教結構的多樣化，人口結構的異質性程度大幅提高。

那么，為什么這種長期的人口結構變化會在最近一些年當中產生如此重大的政治影響呢? 這里有兩層主要邏輯： 第一，人口結構變化對政治領域的影響有一個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比如，如今美國歐洲白人族裔人口已經下降至三分之二，歐洲的穆斯林人口比重已經達到5%，這些數據或許已經構成重要的“臨界點”。第二，2007 至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及其后續影響。最近幾年西方國家有宗教背景的恐怖主義事件的頻繁發生，以及2015 年以來的歐洲難民危機，都成了最近幾年跟族群宗教有關的政治議題快速升溫的催化因素。

二、族群宗教多元主義崛起的政治后果

西方國家人口族群宗教多樣性的提高，引發了國內社會政治分歧的上升，而這又導致潛在政治沖突的增加。具體而言，這里包括了三種互相關聯的機制。

第一，在民主價值觀方面，移民群體跟西方世界的主流人群存在顯著差異。比如，截至2016年，美國有超過5000 萬西班牙語族裔的人口是源于拉丁美洲國家的移民和移民后代。有理由相信，這些西班牙語族裔移民的民主價值觀，跟原先生活在美國的歐洲白人族裔基督教人口的民主價值觀存在著顯著差異。有研究認為，拉丁美洲地區公民的民主價值觀并不穩固，相當比例的公民仍然持有威權主義或半民主的價值觀。

再比如，在民主價值觀方面，歐洲穆斯林移民群體也大大不同于原先白人族裔基督教群體。根據皮尤研究中心2013 年對全球穆斯林的民調，在關于是否支持沙利亞法（伊斯蘭教律法與法律）成為官方法律這一問題上，在埃及、尼日利亞、馬來西亞、巴基斯坦等國均有超過7成的穆斯林表示支持，即他們希望建立伊斯蘭教律法對國家的統治。皮尤研究中心這項民調，盡管不是限制在歐洲穆斯林人口上，但對我們理解穆斯林人口的政治信念與民主價值觀是一個重要參考。

第二，移民群體基于族群、宗教、國家的政治認同，跟西方原先主流群體也存在著較大差異，這同樣可能對西方民主政體構成壓力。不少研究揭示，跟拉丁美洲與亞洲移民相比，歐洲移民對美利堅合眾國的政治認同與國家認同程度普遍很高。另外，如今的移民規模更為龐大，他們更容易形成一個個聚居區，這樣就更難被同化。美國學者塞繆爾?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1927–2008）早在2004年出版的《我們是誰?》（Who Are We?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 一書的開頭，就提出了一個嚴肅的問題： 西班牙語族裔的移民對美國是否真的有國家認同?

歐洲的情況也是類似的。特別是，歐洲主要國家穆斯林人口的國家認同度就顯著低于白人基督教人口，歐洲穆斯林人口的宗教認同甚至都高于國家認同。比如，英國、德國、法國的穆斯林人口分別有81%、66%和46%的比例首先認為自己是穆斯林，而首先認為自己是本國公民的比例分別僅為7%、13%和42%，都低于前者。

第三，人口結構中族群宗教多樣性或異質性的提高本身——無論這種異質性是否跟民主價值觀或政治認同有關——同樣會對自由民主政體帶來壓力。流行的觀點認為，隨著一個國家族群宗教異質性程度的提高，民主政體的穩定性與有效性可能被削弱。美國政治學者羅伯特?達爾（Robert Dhal，1915—2014）認為，基于宗教、語言、種族、族裔集團的亞文化多元主義對自由民主政體存有負面影響，甚至“多元亞文化的壓力相當大的國家不大可能實行競爭性政治體制”。美國政治學者杰克?斯奈德（Jack Snyder） 指出，在一個多族群社會的民主政治運作中，政治精英很可能選擇將族群因素作為政治動員的基礎，從而更有可能激發族群之間的政治暴力。美國政治社會學者羅伯特?帕特南（Robert D. Putnam）的研究發現，族群-宗教多樣化程度越高，社會信任程度就越低。而一個社會信任度的降低，不利于民主政體的維系、穩定與績效。

需要說明的是，一個國家的族群宗教多樣性究竟是否會導致更大的政治分歧，或者是否會引發嚴重的政治沖突，還取決于三個層次的不同因素： 少數族群人口占總人口的比率，少數族群與多數族群在發展程度、政治觀念與宗教傳統上的差異性，以及少數族群人口在政治上被同化（assimilated） 程度。當然，移民或少數族群的政治同化，是一個重要且充滿爭議的問題。美國學者米爾頓?M．戈登（Milton M. Gordon）早在1965年就系統討論過美國生活中的同化問題以及三種不同路徑的利弊，即基于盎格魯文化的同化、大熔爐意義上的同化以及文化多元主義。

實際上，西方主要國家都不同程度地制定了某種移民歸化（亦即同化）入籍的政策，其理論基礎就在于同化移民的考慮，其中隱含的政治假設在于，如果移民群體長期跟主導族群之間保持巨大的差異性，就不利于一個政治共同體的維系。

三、自由民主政體與族群宗教多元主義： 結構性困境

面對族群宗教多樣性的提高，西方自由民主政體面臨著某種結構性困境。

這里首先要理解威權政體與民主政體在應對這一問題上的不同。對一個威權政體來說，具有不同族群宗教背景的大量移民進入之后，可能挑戰的主要是威權政體的統治能力。在威權政體下，移民群體無法獲得正式的政治參與途徑，其可能的政治表達來自于政治反抗。但是，對威權政體來說，只要它的統治能力能夠有效壓制移民群體可能的政治反抗，這種政體就能毫無困難地維系其原有的統治方式。因此，移民群體的進入，通常不會改變威權政體的基本政治運作方式。

但是，對民主政體來說，不同族群-宗教背景的大量移民進入，所導致的是完全不同的政治情境。

通常來說，移民一旦獲得公民身份，他們就可以進行合法的政治參與、政治動員和政治競爭，甚至可以發起大規模的社會運動。一旦移民群體進入一個民主政體，他們不僅僅是需要遵守本國法律的公民，而且還是民主政體下主權者的一部分。隨著這部分新的“主權者”的到來，他們完全有可能成為重塑民主政體下政治規則、政治觀念與公共政策的新力量。從結構上看，民主政體本身的品質與運作，就取決于組成該民主政體的公民團體的性質。大規模移民的進入，會改變組成民主政體的公民團體本身，因而也會影響民主政體的實際運作。所以，跟威權政體不同的是，民主政體在接收和吸納大規模移民時，移民群體反過來會影響民主政體本身。

當然，從制度設計來看，自由民主政體本身是一種制度彈性很大的政體形式，在包容社會多樣性方面有著相當的優勢。

具體而言，在集體規則方面，西方自由民主政體秉承民主原則，這既解決了合法性問題，又提供了一種有效的集體決策規則。在個人規則方面，自由民主政體秉承自由原則，這一方面更符合人人自由平等的權利原則，另一方面又更能鼓勵個人主動性和首創性，更可能創造出經濟繁榮的局面。就不同國家的合作與國際秩序而言，自由民主政體更接近于某種形式的“人類合作的擴展秩序”（extended order of human cooperation）。它有著極強的擴展能力，并能塑造可擴散的意識形態與全球秩序。

正是基于這些具體的機制，從19 世紀到20 世紀，經由工業革命、政治革命與全球化的擴展，源自西歐的這種自由民主政體模式，既在經濟、科技與文化方面創造了非凡成就，又展現出相當高的包容社會多樣性的能力，還逐步在20世紀中葉塑造了一整套基本上互為有利的國際秩序與國際規則。

但是，自由民主政體對多樣性的包容不是無限的。當它面對大規模的、政治與文化上差異性極大的移民群體涌入時，這種政體也可能束手無策。關鍵問題在于，當族群宗教多樣性大幅度提高之后，西方民主政體面臨著政治上的幾種不對稱結構。

第一種不對稱結構，可以稱之為不對稱的自由原則。這里的不對稱是： 自由民主政體需要尊重包括移民在內的每一個人的政治自由、經濟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及言論自由等，這是一種普遍自由規則； 但移民一旦成為合法公民，他們不僅擁有全部的自由權利，而且擁有了反對普遍自由規則的自由，他們甚至可以就此進行政治抗爭。

第二種不對稱結構，可以稱之為不對稱的民主規則。這里的不對稱是，自由民主政體需要尊重所有民眾（包括移民群體在內）的政治參與權利，并且需要借助自由協商與多數規則來決定公共事務，但來自歐洲以外的少數族裔移民群體更有可能缺乏政治認同，民主規則意識淡薄，甚至以政治抗爭來反對既有的自由權利與民主規則。

第三種不對稱結構，是由上述兩種不對稱原則導致的不對稱的權力與權利結構。這里的不對稱結構是，自由民主政體下的國家需要按照政治規范來運作權力，需要遵守民主憲法，具備規則意識，甚至也需要守衛已然形成的“政治正確”（political correctness）原則，但擁有公民身份與自由權利的移民和移民群體，并不一定會尊重憲法與基本規則，并不一定會信奉自由民主的基本價值觀，甚至還擁有成為“不忠誠的反對派”（disloyal opposition）的權利——而即便他們成為自由民主政體“不忠誠的反對派”，他們的自由權利仍然受到法律的充分保護。這就導致了自由民主國家與移民群體之間的不對稱的權力與權利結構，參見圖1。

在這種不對稱的結構中，移民問題所隱含的政治契約是一個關鍵點。按理說，移民接收國與移民之間應該存在著一種隱含的政治契約。如果不是基于這種政治契約，要么一個移民接收國不會大規模地接受移民，要么這種大規模的移民就會給接收國帶來嚴重的政治問題。這個隱含的政治契約應該包括兩個對等的基本條件： 一方面，西方世界的接收國應該按照現有憲法之下的基本政治原則來善待每一個合法移民，包括賦予移民以公民身份，使其享有與接收國公民無差別的政治平等和自由權利——換言之，移民并非古代世界的奴隸或現代世界的二等公民； 另一方面，移民亦需要承擔其相應的政治義務，包括遵守接收國的憲法，尊重接收國的政治秩序，服從該國法律，遵從該國慣例，以及接受對接收國的國家認同與政治認同，參見圖2。

但問題是，這一隱含的移民政治契約，同樣是一種不對稱結構。西方的移民接收國面對的是硬約束，而移民與移民群體面對的卻是軟約束。只要移民作為個體沒有涉嫌犯罪或嚴重違法，他們是無法被追究違反“移民契約”的法律責任的。移民政治契約中要求移民與移民群體做到的遵守憲法、服從法律和接受政治認同等政治義務，都是難以操作的。其實，此處提出的“移民隱含的政治契約”，在很多西方國家都是有法律依據的。比如，美國就要求正式獲得美國公民身份的新移民在移民官面前做一個“效忠美國”的法律宣誓。但是，這個法律宣誓或法律義務，同樣是難以執行的。

而使這種結構性問題愈發突出的，是20世紀60年代以來文化多元主義（cultural pluralism）在西方世界的崛起與流行。當然，一般認為，西方自由民主政體本身就具有多元主義色彩。一方面，自由民主政體應該具有包容多樣性和不同文化的能力； 另一方面，多樣性甚至還強化了自由民主政體本身的力量，增加其彈性與擴展能力。這是傳統意義上自由多元主義的基本觀點。但是，這種自由多元主義沒有解決兩個問題： 第一，自由民主政體對各種類型多樣性的包容是否存在限度? 第二，這種自由多元主義的結果，究竟是主流文化基于自由民主原則對其他文化的同化與吸收，還是維系各種不同文化多元并存的局面?

實際上，對絕大多數西方國家來說，20 世紀中葉之前的主流觀點是同化論。20 世紀60 年代以來，文化多元主義逐漸興起，特別是隨著左翼平權運動的發展，文化多元主義甚至一度成為歐美社會的主要意識形態。然而，最近二三十年以來，西方國家又開始質疑和反思文化多元主義。這樣，同化論者與文化多元主義者之間存在激烈的爭論。

這一爭論的前提假設是： 西方自由民主政體的穩定性與有效性，是否依賴于具有某種特定政治傳統或文化的公民團體構成? 盡管自由民主思想如今已成為具有全球性影響的意識形態，但自由民主政體首先誕生于西歐和北美，隨后再擴展至世界其他地區。歷史地看，自由民主政體不過是人類政治進化的特例，而非常態。

自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1805—1859） 以來，包括塞繆爾?亨廷頓在內的很多學者都認為，自由民主政體的穩定性與有效性，高度依賴于其公民團體的民主價值觀與規則意識，乃至宗教傳統。實際上，歐美政治文明的演進，接續的是從古希臘到古羅馬的古典文明傳統，而后又經歷了基督教傳統的浸潤滋養，并經由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再經歷工業革命和現代性轉型，始有后來的局面。這種理論認為，歐美政治文明是特殊的，是在特定社會背景、政治觀念及公民團體構成基礎上產生的，有著相當的獨特性與優越性。按照這種邏輯，西方世界要想維系其自身的政治經濟文明，就需要守衛其文化的獨特性。

然而，這種西方世界較為保守的歷史敘事，在最近三四十年中快速衰落了，甚至變成了一種政治不正確的表述。按照文化多元主義觀點，即便在西方社會內部，西方自身歷史上形成的政治經濟文明模式也只不過是諸種不同文明模式中的一種。而不同文明模式之間并不存在高低之分，只是存在差異。換言之，不同的文明、宗教傳統、政治觀念和價值觀之間不過是平行關系，或者說是一種多元的平等關系。

這樣，正是自由民主政體下自由原則和平等觀念發展到極致，導致了20 世紀晚期相對主義和文化多元主義的興起，即強調所有不同個體、所有不同群體、所有不同宗教傳統與文化觀念的平等性和多元性。這就在無形中導致了西方原先主流價值觀念的削弱。其實，這是西方政治文明進化的悖論： 西方政治文明越發達，自由原則和平等觀念越是發展到極致，一種無限包容的多元主義成為政治正確原則之后，在一個復雜的真實世界中，這種現代化程度較高的政治文明反而削弱了對抗現代化程度較低的其他政治模式的力量。用通俗的話來說，西方政治文明發展到如今的高級階段，反而走向了“自費武功”。

而在美國學者勞倫斯?哈里森（Lawrence E. Harrison，1932—2015）看來，盡管文化多元主義與多元文化主義大行其道，道德相對主義廣泛流行，但這種觀點的理論基礎非常脆弱。總體上，文化相對主義主張，沒有一種文化比其他文化更好或更壞——只是不同而已。由此推論出，西方社會內部的主流文化和各種少數族裔文化都只是平等多元的關系。哈里森認為，如果從人類學或文化研究視角來看，當然應該主張“各美其美、美美與共”，但是，如果要評估何種文化有助于一個社會的經濟繁榮、民主治理和社會公正，那么，文化多元主義與多元文化主義就成了巨大的絆腳石。顯然，有些文化根本無助于促進經濟繁榮、民主治理與社會公正這些人類的共同目標。

因此，一種較為保守的見解認為，對于維系一個政治共同體來說，某種程度的同化是必需的。一般認為，同化是指一個群體（通常是少數族群）獲得了其他群體（通常是主導族群）“的記憶、情感以及態度，并且通過分享他們的經歷和歷史，與他們一起被整合進了一種共同的文化生活”。

更具體地說，一個多族群、多宗教社會的同化存在兩種不同的類型，一種是政治-法律意義上的同化，一種是社會-文化意義上的同化。前者更強調少數族群接受原先主導族群的憲法體制、政治秩序、法律規范以及產生基本的政治認同等，由此實現在政治-法律意義上對主流社會的融入； 后者更強調少數族群接受原先主導族群的主流文化、情感記憶、心理傾向以及宗教傳統等，由此實現在社會-文化意義上對主流社會的融入。

實際上，少數族群宗教群體起碼需要在政治-法律意義上被同化，能夠在政治規則與政治秩序意義上融入主流文化，才能維系國家這個共同體在政治上的良性運轉。?

四、西方世界的戰略選擇： 外部政策與內部政策

那么，西方國家會如何應對族群宗教多樣性提高帶來的結構性困境呢?

其實，在歷史上，西方國家在處理類似問題上有過非常成功的經驗。美國過去一直被稱為“大熔爐”，意指具有不同族群宗教背景的移民抵達美國以后，基本上都能融入美利堅合眾國這個政治共同體，成為美國社會的一分子，并能形成強烈的國家認同和公民身份認同。盡管如此，這個大熔爐實際上是有條件的，那就是最初的定居者主要是來自英國的新教移民，后來則主要是來自西歐白人族裔的基督教移民，再后來才是來自東歐白人族裔移民。美國的這種移民來源結構一直維持到了19 世紀末。

19 世紀晚期，美國移民政治的一個重要事件，是華裔勞工增加引起了美國國內社會的反彈，最終導致1882 年“排華法案”的通過。作為中國學者，我們對此當然非常不滿。但排華法案的出現本身卻有著特定的政治邏輯。該項法案的提出原因，是有議員認為華人勞工很難被同化，而這對美國社會來說可能是一個威脅。所以，有議員主張： “門必須被關上。”跟今天相比，那個時代的美國政治家和立法者要現實主義得多，也更少講究后來意義上的政治正確。

1882 年以后，盡管美國移民政策經歷過或松或緊的不同時期，但直到1965 年新的移民法案被通過之前，他們一度長期實施族裔或國籍來源地配額制政策，即根據當時美國人口的族裔比例構成來決定相應族裔或國籍來源地的移民配額數量。以今天的標準來看，這一移民政策更保守主義、更現實主義、更民族主義，也不講究后來的“政治正確”原則。

法國政治社會學者米歇爾?韋耶維歐卡（Michel Wieviorka） 研究了近現代歐洲多族群國家進行國家構建和政治整合的經驗后認為，它們主要借助三個途徑進行了成功的民族整合： 一是充分發展工業化和工業社會，二是建立一個平等主義的國家，三是塑造民族認同。但這種整合主要針對的是歐洲內部不同白人族裔的基督教人口。當然，這種國家構建與民族整合不是沒有產生歷史遺留問題，比如英國的蘇格蘭問題、北愛爾蘭問題，西班牙的巴斯克問題、加泰羅尼亞問題等，都是這種國家構建和民族整合不充分的產物，至今對這些國家來說仍然是政治上的沉重包袱。

然而，今天西方世界的絕大多數移民不再是來自歐洲或西方世界的內部，他們的主體不再是白人族裔的基督教群體。面對這樣的人口結構巨變，西方世界究竟應該選擇何種應對的戰略呢?分析可能的戰略，首先需要分析它們的約束條件。西方國家面臨著兩種主要的約束條件： 一種是結構性的，一種是制度性的。

兩個主要的結構性約束條件是全球化與人口趨勢。對西方國家來說，20世紀80年代以來加速的全球化幾乎不可逆轉，全球貿易、投資與人口流動等指標是經濟全球化的重要體現。在可預見的將來，全球化的基本趨勢不僅會繼續維持，而且可能還會繼續深化。從人口結構來看，西方國家目前人口結構的族群宗教異質性程度已經大幅提高。在可預見的未來，移民作為一個全球現象，其驅動力尚未衰竭，而西方社會內部白人族裔生育率的顯著降低和少數族裔擁有相對更高的生育率，也是一個基本事實。

西方國家還面臨著幾種主要的制度性約束條件。首先，西方國家是自由民主政體。這意味著合法移民不僅跟其他公民擁有同樣的政治平等和自由權利，而且他們一樣可以進行政治參與和政治競爭，亦可借助政治動員、政治抗爭等手段發揮更大影響力。其次，歐美社會基本都實行福利國家政策。這既是它們吸引移民遷入的直接誘因之一，也導致了移民會增加社會福利成本。最后，歐美國家民主運作以選舉政治和政黨政治為主要平臺，而移民既有可能成為重要政治議題，又可能成為重構政治格局的重要力量。比如，美國民主黨在移民議題上通常立場溫和，原因在于獲得投票權的移民往往是民主黨的支持者。

一般而言，今天西方國家可能的戰略選擇，不得不考慮上述諸種約束性條件。但不能排除一種可能性，即成功的戰略選擇或正確的解決方案需要突破上述諸種約束性條件的限制。這里的問題更為復雜。

基于上述分析，目前西方國家在外部政策上，很可能會從人口流動的過度全球化轉向更民族主義和現實主義的立場。實際上，包括英國、美國等主要國家已經發生這種政策調整或轉向。具體而言，可能的政策選項包括保衛邊境、收緊移民政策以及強化移民歸化。“保衛我們的邊境”，正是唐納德?特朗普的政治口號，他強調的是強化物理邊境管理與法律邊境管理。英國則強調，要強化邊境管理問題上的國家主權。在收緊移民政策上，西方國家可能的做法包括限制移民數量，提高移民條件，控制特定國家、地區或宗教的移民入境，反思與檢討公民入籍政策等。此外，強化移民歸化也可能是重要的政策選項，包括在移民過程中對歸化入籍政策與流程的重新評估，提高歸化入籍的條件，等等。

西方國家在內部政策上，很可能會從“自由的”文化多元主義轉向更強調基督教傳統的、更保守主義的、更民族主義的政策。實際上，這里面臨著一個“西方如何保衛西方”的問題。上文曾提及，塞繆爾?亨廷頓2004 年就斷言，如果不能捍衛盎格魯-新教文化在美國政治中的主導地位，美國將可能衰落或瓦解。具體來說，這種政策的可能做法包括： 捍衛西方文明的主流價值，捍衛希臘-羅馬文明與基督教這兩大西方主要文化傳統，捍衛自由、民主、法治與人權的基本觀念； 加強政治同化政策，在制度與政策上強調對少數族裔的政治同化，反對無限制的文化多元主義和道德相對主義； 抑制少數族群宗教文化的擴張，包括防止異質文化在宗教建筑、標示物展示、學校教育、語言教育、居民聚居區等領域的滲透； 遏制極端主義，抑制反西方的、不寬容的極端主義思想的傳播，等等。

當然，上述討論是本文根據理論邏輯對西方國家可能采用的戰略選擇或政策組合的一種猜想。這些戰略選擇或政策組合至少可以緩解西方國家目前的結構性困境，或者可以為它們最終解決族群宗教多樣性的挑戰贏得時間和空間。當然，這些可能戰略選擇或政策組合能否成為西方國家的實際決策，取決于不同國家的政治形勢。在某些國家，其政黨體制與國內政治力量使它們更有可能采取這樣的有效對策； 在另外一些國家，其政黨體制與國內政治力量未必能夠使它們采取這樣的有效對策。

2017 年10 月7 日，歐洲網絡媒體上突然出現了一篇由13位重量級保守主義歐洲知識分子簽署的《巴黎聲明： 一個我們可以信靠的歐洲》（The Paris Statement： A Europe We Can Believe In）。這份聲明強調，“我們正在失去家園”，“我們必須保衛真歐洲”，強調歐洲文明的古典傳統與基督教傳統，主張抵制過度的文化多元主義等。如果分析這一文本，就會發現這些知識分子的基本關注點，跟本文的議題是一致的； 他們主張的策略選擇，跟本文的分析也是一致的。其實，筆者在2017 年5 月的一場演講中已明確提到“西方如何保衛西方”的問題，這個關鍵的議題幾個月之后出現在《巴黎聲明》中。（演講文本參見《西方“硬政治”的回歸與現實主義的復興》，澎湃新聞，2017年6月1日發布。——編注）

由此，也就容易理解為什么一些國家的主流中右政黨會更趨向于保守化，或者為什么它們會在移民、邊境、族群、宗教議題上選擇“向右轉”，也就容易理解為什么一些國家會出現右翼或極右翼政治力量的快速崛起。一個合乎邏輯的擔憂是，對今日西方國家來說，如果溫和右翼政治力量不能克服族群宗教多樣性提高帶來的難題，那么就不能排除極右翼力量會在部分西方國家繼續崛起。

面對這樣的結構性困境，不少國家的傳統主流政黨似乎難以采取有效行動，主要原因是這些政黨被既有的政治立場與選票陣營束縛住了。因為一旦它們脫離原有的政治立場或“向右轉”，就容易失去原先主流選民的支持。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傳統主流政黨在移民、邊境、族群、宗教政策上能夠快速轉向右翼政策的國家——美國和英國——都有一個共同點，即它們的選舉制度是簡單多數決定制的，它們的政黨體制是兩黨主導的； 相反，越是帶有比例代表制色彩的國家、越是多黨制的國家，其主流政黨越容易受到原先選民陣營和政治立場的束縛。因此，當傳統中右主流政黨無法繼續右轉時，這樣的國家就容易有新的右翼或極右翼政黨崛起。這就解釋了法國和德國最近幾年政黨政治的重構。

實際上，最近幾年主要西方國家右翼政黨的政治綱領，也佐證了這種內外政策上的轉向。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作為共和黨人，在政治綱領上更強調美國優先、保衛邊境、限制部分伊斯蘭國家移民等。英國首相特蕾莎?梅（Theresa May）作為英國保守黨人，支持推進脫歐，而脫歐意味著恢復英國對邊界和移民政策的實質性控制權。法國國民陣線領導人瑪麗娜?勒龐明確反對移民，她富有煽動性地聲明，移民不過是對法國人口的“有組織的替代”。她同樣反對歐盟，主張從歐盟手中奪回法國的邊境控制權。新崛起的德國新選擇黨把移民和難民都視為“入侵者”，該黨呼吁整個德國應該反對“外國人的入侵”。奧地利右翼政黨自由黨則主張，要盡快終結歐洲的伊斯蘭化進程。

所有這些歐美重要政治家或重要政黨的主張，都跟本文對西方國家結構性困境的分析是吻合的。

五、結論： 西方政治可能的前景

從美國到歐洲，西方國家已經出現了某種政治新現實。國內社會政治分歧增加、右翼或極右翼政治力量崛起以及傳統政黨體制遭到沖擊的背后，主要原因是人口結構的巨變和族群宗教多樣性的上升。對于部分異質性程度很高、不認同西方主流價值觀和政治秩序的移民群體而言，西方自由民主政體能否有效地包容這種多樣性，是一個嚴峻的挑戰。

實際上，大規模移民進入以后，西方自由民主國家與異質性程度較高的移民群體之間，存在著一種政治上的不對稱結構。原本存在于接收國與移民之間隱含的政治契約，在現實政治中對新移民群體并無約束力可言。那么，對如今的西方國家來說，在諸多約束性條件之下，它們能否以有效的內外政策來應對這種政治新現實呢? 這就是一個問題。

總體上，目前西方國家更有可能采取“向右轉”的戰略來應對這種結構性困境。在外部政策上，西方國家的人口流動政策將更有可能從過度的全球化轉向保守主義、民族主義和現實主義；在內部政策上，西方國家的族群宗教政策將更有可能從“自由的”文化多元主義轉向更民族主義和保守主義的立場。當然，一個特定國家是否能夠采用這樣的戰略選擇或政策組合，取決于很多實際的政治條件。

基于以上分析，考慮到族群宗教多元主義與西方自由民主政體之間存在的結構性困境，西方世界的政治究竟會展現一種怎樣的前景呢? 有人相對樂觀，有人則相對悲觀。從較為樂觀的視角看，過去二三百年的歷史進程揭示，西方民主政體的制度模式展示出了包容變化的能力和相當大的制度彈性。在各種可能的沖擊之下，西方政治通常會經歷一個結構性的調整過程，通過結構性調整來為應對這種內部挑戰或外部沖擊提供解決方案。如果借鑒英國歷史學家阿諾德?湯因比（Arnold Toynbee，1889—1975）的視角，即用挑戰與應戰的關系來解讀一種文明模式可能的變遷與進化，那么，這就可能是一個相對樂觀的過程。

但問題在于，如今西方世界面臨的結構性挑戰，特別是國內社會族群宗教多樣性的大幅提高，是否已經突破了西方民主政體的制度框架所能包容的限度? 換句話說，如果應對族群宗教多樣性帶來的挑戰，其政治解決方案需要突破目前西方自由民主政體的制度框架，那么這種政體模式就不得不做出某種實質性的調整，甚至不排除會損傷自由民主政體的制度框架。必須承認，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所以，公允地說，面對族群宗教多元主義興起的挑戰，西方民主政體的前景究竟會怎樣，我們只能拭目以待。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事實是，西方世界并非鐵板一塊，而是存在著豐富的多樣性。就國別而言，西方政治版圖上那些移民比例相對較低、移民的族群宗教背景跟原先主導族群差異性較低、移民的政治同化較為成功的國家，未來就更容易應對這方面的問題，由族群宗教多樣性帶來的政治分歧和政治沖突也更為可控，它們大致上能夠更成功地應對族群宗教多樣主義帶來的挑戰。但如果是相反的情形，由族群宗教多樣性帶來的政治分歧和政治沖突就更難以控制，這些國家就更容易陷入族群宗教多元主義與自由民主政體之間的結構性困境。

在可預見的將來，西方國家很可能會因為應對族群宗教多元主義挑戰的能力不同，而產生新的政治分化。有的國家會走向新生，而有的國家則面臨著一個更加不確定的未來。對于每一個西方主要國家來說，它們究竟會面臨一種怎樣的政治命運，恐怕只有時間才能做出最終的回答。

（本文原刊于《政治學研究》2018年第3期，原題：“西方政治的新現實——族群宗教多元主義與西方自由民主政體的挑戰”。略去注釋，正文略加編輯并由作者審定。經授權刊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