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六月，譯經收尾，圣錄（kethuvim）的后半部分即五小卷、《但以理書》和后史（兩記一志）終于完工。自二零零二年寫《創世記》故事，開始譯注摩西五經，屈指算來，恰好做了二十年。

本想趁熱打鐵，寫一組文章，研究圣錄諸篇的。內子道：還是先把《貝奧武甫》修訂了吧，讀者催問好久了。這個順序也有道理，按照做學問先難后易的原則。記得錢默存先生有言，文字工作，編大部頭教材簡單，論文次之；注釋稍難，但遇上攔路虎，尚可不注或作“待考”；最難的是翻譯，連一個字都逃不過去。當然他說的是認真的翻譯。

于是把《貝奧武甫》的幾種新老注本翻出來，讀了一遍，順帶溫習了相關歷史文獻。覺得譯文可修訂處不少，有些表達和專名需要重新斟酌，注評部分則應大大擴充。這里面有一個緣故。八十年代，經外文所好友申慧輝介紹，同北京三聯沈昌文先生聯系出書的時候，國內出版業還很困難，紙張緊缺。從前著書也不興添許多注釋，跟現在不一樣。所以我注評只寫了一百一十五條，沈先生照單全收，已經打破慣例了。

《貝奧武甫：古英語史詩》，馮象譯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2年6月出版，221頁，4.40元

古英語史詩《貝奧武甫》是英國文學的開山鼻祖，盎格魯-撒克遜文明的第一座豐碑，位列歐洲中世紀四大史詩之首（其余三部是《羅蘭之歌》《尼伯龍之歌》《熙德之歌》），在英語世界，屬于大學生中學生必讀的經典。翻譯經典，做好不容易；我的體會，是一輩子的事業。下面就說說這番事業的緣起和求學之路上的幾位老師——都是幾十年前的事了，這些天因為重讀他們的著作，就一幕幕又回來眼前——尤其是我的博士導師班生（Larry D. Benson）先生，那“一顆幽默、灑脫又不失虔敬的靈魂”（《先知書》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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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六八屆初中生，“老三屆”的尾巴，只念了一年書就“文革”了。下鄉去到云南“插隊落戶”，自學外語，當了中學教師。回想起來，少年不更事，卻也不太怕艱苦和病痛，適應力強。要是成年人，感受就不同了。比如干部知識分子下干校鍛煉，后來“傷痕文學”血淚控訴的很多。可我們當時看他們，好羨慕。拿著工資吃國家糧，蓋一排宿舍，開兩片荒地，栽點莊稼，養幾頭豬。沒干兩年又回城去了，而我們知青是要“扎根邊疆一輩子”的。

主要是精神上苦悶。一九七零年，大學開始招收工農兵學員。但我是無資格的，因為是“黑九類”家庭出身，歸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之列。調動工作呢，也不可能。邊境一線地區往內地調，是一刀切不批準的。我爭取過。云南人民廣播電臺發了調令，商調我去電臺做英語教學節目——七二年二月尼克松訪華之后，全國掀起了學外語的熱潮。可是縣教育局的領導說：別來纏我。你白天白說，晚上瞎說，不合政策（見《以賽亞之歌·羅嘎》）。路都堵上了，怎么辦呢？只好咬咬牙，打持久戰了，自己定一個奮斗目標：譯一部西方經典，再寫一本書，給那“天翻地覆”的大時代留個記錄。課本里不是有一句馬克思語錄：外語是人生斗爭的武器？

多年以后，大約是到港大教書，常回國講學，有了比較，九十年代了我才意識到，人就是那樣：有時候落入逆境，無望了，反而能培育并立定一個理想。

這兩項任務，譯經典跟寫時代，需要讀很多的書，外國的書。漸漸地，對書里面各種思想追根溯源，就碰上了古典語言和中世紀文學。

“文革”后期，搞“評法批儒”。家父同胡曲園先生（復旦哲學系主任）被叫去外灘的總工會大樓（原交通銀行大樓），幫工人理論小組注釋法家著作。這是他被打倒，“隔離審查”后，第一次獲準回家居住，雖然仍須接受批判。那時我喜好譯詩，選些古今詩詞練習。家父遂請方重（蘆浪）先生批改。方先生是上海外院英語系主任，譯過陶淵明，功力很深。一行詩，一個長句，往往他改動一兩個詞，調整下順序，品味就出來了。他是清華學堂畢業留美的，先入斯坦福跟一位名師塔特洛克（J. S. P. Tatlock）念喬叟，復轉伯克利讀博。后因不堪忍受種族歧視，又聽聞北伐勝利，中國留學生興奮莫名，便“決計提前歸國”，放下了已成初稿的論文《十八世紀的英國文學與中國》（見先生自述《求學年代漫筆》）。

方重譯《喬叟文集》1962年版

喬叟（約1343-1400），史稱“英詩之父”。但方先生譯《坎特伯雷故事集》和《特羅勒斯與克麗西德》，用了散文。我對照原文讀了就尋思，能否再現喬叟的詩律風格呢？然而并沒有寫信去求教，原因忘了，或是怕討論方先生種的“毒草”，被人發現不好。但也可能是心有旁騖，興趣轉向拉丁語了（用一本蘇聯教材，我在福州路舊書店兩毛錢淘來的）。

這個以詩譯詩的實踐性問題，后來同楊周翰先生聊過。楊先生說，他在西南聯大時曾以維吉爾史詩《埃涅阿斯記》卷六試驗譯法。感到新詩格律尚未成熟，近體詩跟七古又音節太少，容納不了原文的六音步節奏。遂決定放棄詩體，故五六十年代譯奧維德《變形記》與賀拉斯《詩藝》，皆以散文出之（參《埃涅阿斯記》譯本序）。

楊周翰譯《埃涅阿斯記》

前兩天，仿佛是天意，友人石君惠賜北京外院學報《西方語文》的創刊號電子版（1957），內中恰有楊先生一文，評方先生譯喬叟《坎》《特》二書。商榷一些譯法的同時，肯定了散文譯詩以應急的“明智”，說至少保證了忠實，間或也能傳達原著“極其微妙”的幽默。言下之意，還是期盼有詩體的漢譯再現喬叟“音樂性很強，明朗流暢，毫不費力，自然而生動的風格”，一如卞之琳先生譯《哈姆雷特》（同期有吳興華先生評卞譯）。這篇書評，楊先生六卷《作品集》未收，算是佚文，對我來說格外珍貴。

言歸正傳。真正轉到喬叟和中世紀文學，是考上北大西語系以后。一九八二年二月入學，但那個學年導師系主任李賦寧先生在耶魯訪問。我便開始學希臘語，向楊業治（禹功）先生請教。老先生是家父母三十年代在清華念書時的德文老師，所以是我的太老師了。他也是清華畢業拿庚子賠款留美的，在哈佛讀的碩士，繼而游學海德堡四年。日耳曼學和古典語文之外，還精通西洋樂理，主編《德漢詞典》，造詣極高。他譯的奧地利音樂學家漢斯立克《論音樂的美》，聽上海音樂學院的朋友說，是他們的考試必讀，影響很大。巧的是，他和方先生一樣，也譯過陶淵明（漢譯德）。我上燕東園太老師家聊天，談到中世紀史詩，他說，當年哈佛英文系有位百科全書式的學者基特里奇（George Kittredge），講授《貝奧武甫》是一絕，你可讀一讀。

《貝奧武甫》我看過現代英語譯本，對故事情節和英雄搏怪、屠龍奪金一類神話母題略知一二。現在聽了太老師談論古日耳曼英雄社會跟北歐（古冰島語）沙迦，再讀便感受到了史詩的深沉、反諷與悲思。于是想學古英語了。

五六月間，李先生從美國回來了，得知我的興趣在中世紀，十分高興。原來他早年留學耶魯，就是專攻這一段，博士論文是研究一部有名的十四世紀抄本，大英圖書館MS Harley 2253（含中古英語、諾曼法語和拉丁語詩文，習稱Harley Lyrics），編注其中的政治諷刺詩。導師為語文學家梅納（Robert Menner）和喬學家兼《貝奧武甫》譯者唐納遜（Talbot Donaldson）。但寫到一半，新中國成立了，先生到紐約華美協進社（China Institute）拜謁梅貽琦校長，梅校長鼓勵他回清華任教，他便輟筆踏上了歸途（見先生回憶錄《人生歷程》，98、102頁）。

先生送我兩本書：牛津版《喬叟研究目錄》和斯威特《古英語入門》。讓我先熟悉一下“喬學”各領域的進展，為論文選題做準備。然后從秋季開始，每周兩晚，到蔚秀園先生家中學古英語。中古英語方面，則自己閱讀喬叟（代表倫敦方言）和各地方言文獻，對照法國學者莫斯的經典《中古英語手冊》，寫讀書報告與先生討論（詳見《木腿正義·蜜與蠟的回憶》）。論文方向便定為喬叟的詩律。這個語文學訓練法，加上西語系別的課程（如外教開的莎士比亞、楊周翰先生的十七世紀英國文學），挺適合我的。北大兩年半，李先生為我打好了古英語和喬學基礎。

不過研究中世紀文學，當時國內書刊很少。論文涉及的好些資料，包括喬學新著、古法語騎士傳奇和普羅旺斯/奧克語（Occitan）游吟歌手的集子，都是我向外教波士夫人求助，她從法國寄來的（參觀《圣詩擷英·眾神寧靜》）。其中有一本學者常引用的《喬叟與法國傳統》，后來才知道，作者慕斯卡金（Charles Muscatine）是我的博士導師的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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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四年，由李先生、楊周翰先生和教拉丁語的法國專家貝爾娜小姐推薦，我上了哈佛英文系，導師即系主任班生先生。

班先生是中世紀文學和喬學大家，當時正在編他的河畔版《喬叟全集》。報到那天，他各方面考問一遍，讀過哪些書云云，見我已有語文學和詩律的基礎，就讓我跳過入門課程，直接跟副導師百老匯劇作家阿爾弗雷德（William Alfred）先生念《貝奧武甫》。并囑我去侯敦（珍本善本）圖書館聽老館長邦德（William Bond）先生講版本學，學一點中世紀抄本同古書的知識（詳見《信與忘·理想的大學》）。鑒于中世紀文獻拉丁語居多，又介紹我到古典系聽課，選了塔朗特（Richard Tarrant）先生的奧維德《變形記》、齊奧科夫斯基（Jan Ziolkowski）的中古拉丁語戲劇。之后學習希伯來語，還聽了庫格爾（James Kugel）先生講圣經和希伯來詩律。

班生主編河畔版《喬叟全集》

班先生自己則給我一個人開一門“喬叟研究”，配一名助教，負責操作儲存了喬叟作品全部抄本和詞匯索引（glossarial concordance）的計算機。那時個人電腦還是稀罕物，不能聯網，我們用的是詹姆斯樓（行為科學系）頂層一臺碩大的計算機。就這樣，在瓦倫屋（英文系小樓）的地下小教室里，局域網終端銀屏閃閃，先生叼一支香煙，吞云吐霧，討論起了喬叟：諸抄本的特點、方言詞匯跟修辭風格，《坎特伯雷故事集》各篇的順序、人物及歷史背景，等等，都是編《全集》需要厘清的問題。得益于此種“活學活用，立竿見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的教學法，很快，我就定了論文選題，即古法語長詩《玫瑰傳奇》的中古英語譯本（格拉斯哥殘卷）三片斷中，喬叟手筆的真偽考。

這題目的好處，是與老先生們討厭的新派理論無涉，純是了結一場打了幾個世紀的喬學官司。論文完成時，副導師皮爾索（Derek Pearsall）先生的《喬叟傳》剛脫稿，他說：看了你的考證，我把書稿改了幾處呢。皮先生是英國紳士，講話機智而含蓄，不像美國人直統統的。

皮爾索著《喬叟傳》

一九八七年春，過了博士資格考，得了空閑，便準備譯《貝奧武甫》。向李先生匯報，先生非常支持，親自致信沈昌文先生推薦出版。次年，楊周翰先生來杜克大學和全美人文中心（NHC）講學，我把試譯的章節寄去請教。楊先生回信多有指點，并說起他留學牛津，聽托爾金（J. R. R. Tolkien）、冉恩（C. L.  Wrenn）、劉易斯（C. S. Lewis）等大家講授史詩和喬叟的情形。那是他病倒前留給我的最后的教誨（詳見《以賽亞之歌·飲水思源》）。

選擇迻譯《貝奧武甫》，很大程度上是受了阿爾弗雷德先生的感召。他不僅講課精彩——“聽他一堂課，學生絕對大腦充血、揉眼伸腰，一個個仿佛從電影院里出來”（《木腿正義》前言）——也是現代叢書《貝奧武甫》的譯者；其散文譯筆雍容華貴，既有節制又有詩意的發揮。故而解讀上每有疑問，就找他請教；時而也上雅典路他的寓所喝下午茶，聽他神聊：如何開著坦克打到德國，一路上的陷阱、失誤和運氣，像“歲月纏身的老將懷念起少年時光”（《貝》2111）。阿先生是獨身主義者，寓所常有演藝界人士和哈佛戲劇社的學生進進出出，洋溢著一種瀟灑不羈的氣氛。一九九九年他去世后，學生成立阿爾弗雷德學社，房子便捐給了學社，做“中世紀文學跟戲劇愛好者的家園”（參《創世記·石肩》，《我是阿爾法·弁言》）。

阿爾弗雷德等譯《中世紀四大史詩》

阿先生是紐約人，愛爾蘭裔，虔誠的天主教徒。他同教修辭學的愛爾蘭詩人希尼（Seamus Heaney）交好，加上皮先生，三個人定期搞詩朗誦會，《貝奧武甫》是他們的保留節目。一天，希先生突然宣布，他也開始譯古英語史詩了，要給愛爾蘭的世仇盎格魯-撒克遜人的“主歌手”換一副被壓迫者的嗓門。他雖是著名的詩人（九五年獲諾獎），卻不善教課，只會念講稿，學生昏昏欲睡。但這句話讓我頓生敬意。希先生譯得很慢，反復推敲，尋找一種冷峻而渾厚的帶有愛爾蘭音腔的語匯跟節奏。譯本于九九年面世，頗受讀者喜愛。

希尼譯《貝奧武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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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上北大的時候覺得很幸運，趕上了末班車，老先生大多還健在。現在想想，八十年代的哈佛何嘗不是末班車呢？班先生他們那代人過去，大學自治而自律的人文傳統便衰落了，連同承載它的倫理人格。如今的校園，官僚化功利化了；而且凡事講求政治正確，禁忌林立——誠然歷史地看，也有其合理性（或如黑格爾所言，was wirklich ist, das ist vernünftig）——班先生假若年輕四十歲，光憑他自嘲的那個“不可救藥的共和黨”身份，就保不住被轟出課堂。

先生是南方人，亞利桑那州的兒子。大學畢業入伍，到海軍陸戰隊服役四年（另說高中畢業參軍五年，見哈佛文理學院紀念文告），其中一年在朝鮮戰場。所以他是跟志愿軍交過手的老兵。但這段經歷他從來不提，是同學私下說的。復員后，進伯克利英文系，跟慕斯卡金讀博士。我問過先生，慕斯卡金這個姓，是哪里人。先生說，他是紐約的俄裔猶太人，耶魯英文系破紀錄的第一個猶太學生。二戰爆發，報名當了海軍，曾參加D-Day諾曼底登陸。我上了耶魯法學院才知道，他還是美國憲法史和加州公立教育史上留名的人物。麥卡錫“紅色恐慌”那會兒，迫害左翼人士，加州政府搞了個效忠宣誓。慕先生帶頭，有三十一位伯克利教師拒絕在宣誓書上簽名，被開除公職。他隨即提起憲法訴訟，歷時三年，最后打贏了官司。伯克利許多教授聲援他的正義事業，大學遂請他返校復職。終其一生，慕先生積極參與加州的教育改革與平權運動，并為此多次出庭做專家證人。喬學方面他的主要成就和傳世之作，便是波士夫人寄贈的那本《喬叟與法國傳統》。

慕斯卡金著《喬叟與法國傳統》

班先生的副導師也很有名，是法國印象派大師雷諾阿的孫子，電影童星兼哈佛高材生，太平洋戰場上的機槍手和“貝學”家，阿蘭·雷諾阿（Alain Renoir）。有一次先生憶舊，說雷先生富有法國人的才情和表演天分，他的《貝奧武甫》課迷倒一大批學生。眾人都說，這一表人才怎么落在英文系了？應該去好萊塢呀。

先生的博士論文，是探討十四世紀中古英語頭韻體長詩《加文爵士與綠騎士》的詩藝和寓意。顯然論文深獲好評，因為他一九五九年伯克利畢業即受聘于哈佛，從此再沒有離開。

先生學問上的貢獻，可分為三大塊。一是喬叟，以《喬叟全集》（1987）和《喬叟詞匯索引》（1993）為代表，造福于學林。二是亞瑟王傳奇，從他的博士論文開始，校注古籍，考據源流，闡發新說，涵蓋整個領域，包括中古英語分節體和頭韻體《亞瑟之死》，馬羅里爵士的散文《亞瑟之死》，以及十二世紀柯雷先（Chrétien de Troyes）的古法語亞瑟王系列。受惠于先生的教導，我對中世紀傳奇也大感興趣，從《圣杯傳》《墨林》《哀生》《玫瑰傳奇》到威爾士和愛爾蘭的神話傳說。這是后來我寫亞瑟王與圓桌騎士故事集《玻璃島》的因緣。

第三，便是《貝奧武甫》和古英語詩，先生有幾篇開風氣的論文，是各種貝學文萃必收的。最早一篇《盎格魯-撒克遜程式化詩歌的文學特征》，在哈佛還留下了一段掌故。哈佛的民俗學和神話研究，肇始于首任英文講席教授兼喬學先驅柴爾德（Francis Child）收集整理《英格蘭與蘇格蘭民歌》八卷（1857-1858）。后經柴氏的學生基特里奇（楊業治先生的老師）接力推進，到英文系的馬公（Francis Magoun）、古典系的帕里（Milman Parry）和洛德（Albert Lord）手里，終于蔚為大觀。現在好像歸日耳曼文學系的米切爾（Stephen Mitchell）領銜。米老師八十年代尚是“青椒”（青年教師），教我們古冰島語和北歐沙迦，一個小班，七八個人。

一九三四年，帕里帶著他的學生洛德，到南斯拉夫偏遠山區調查民謠，給民間歌手的演唱錄音，總結出一套謠曲傳唱的程式和相應的詩學。并由此設想，荷馬史詩也遵循同樣的傳唱技法，起初并無固定文本。然而帕里英年早逝，沒來得及闡發他的理論——三五年十二月，他到洛杉磯訪岳母，在旅館房間內遇難。警方稱，他放在旅行箱里的手槍走火，擊中心臟（但他女兒懷疑是他殺）——是馬公支持洛德完成了帕里的未竟之業，并親自出馬，把這一理論拓展到古英語詩，認為《貝奧武甫》也是口傳而非（寺院或宮廷）書寫文化的產物。五六十年代，馬公此說是顯學。

Rockwell Kent繪《貝奧武甫》插圖，平版印刷畫，1931年。

班先生卻逆流而上，論文開篇就點了馬公和洛德的名。他的立論很巧，從翻譯入手。傳世的古英語詩，有相當部分譯自拉丁語宗教文獻。班先生用一連串例證說明，馬公、洛德認定的判斷即興演唱的口傳作品的標準，如押頭韻的復合詞和短語，套喻（kenning）用作襯詞，詩句極少跨行（enjambement）等，在古英語譯作中也大量存在。如果這些特點無法據以區分譯作和原創，包括贊美詩、圣徒傳、英雄歌謠，乃至《貝奧武甫》，則不管馬公所倡導的“帕里-洛德理論”對荷馬史詩的解釋有效與否，對判定一首古英語詩是否口傳，或即興演唱的記錄，是無意義的。因為那些譯自拉丁語的宗教詩和寓言詩，例如《創世記》《出埃及記》《鳳凰》，肯定是出自拉丁語嫻熟的寺院僧侶和讀書人之手，而非不識字的歌手之口。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論文在現代語言協會（MLA）紐約年會上宣讀，一石激起千層浪，學界開始重新認識《貝奧武甫》和古英語詩律。據說，馬公有點不悅。之后，班先生即以此文和新著《加文爵士與綠騎士：藝術和傳統》（1965）為代表作，申請終生教職（tenure）。而評審委員會的主席不是別個，正是英文系資深教授馬公。這馬老先生卻不是象牙塔里的學究，他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王牌飛行員（flying ace），戰斗英雄。原來他哈佛本科畢業，恰逢戰事緊張。他謊稱自己是（英屬自治領）加拿大人，到英國報名參加皇家空軍，當了雙翼機飛行員；不久便壯志凌云，取得擊落敵機五架的輝煌戰績。戰后回到哈佛，念語文學博士，留校任教，成了天才的基特里奇的接班人。老先生學問淵博，熱衷于收集研究民謠童話。晚年自學芬蘭語，翻譯了芬蘭史詩《英雄國》（Kalevala, 1963）。芬蘭人大為感動，以國家最高榮譽給他授勛。他還是洛德的博士論文導師。所以班先生這篇論文，挑戰了他們師生兩個（英文系和古典系）大牌教授。

班生著《加文爵士與綠騎士：藝術和傳統》

于是老英雄遇上了新問題：斃不斃這個亞利桑那州荒野邊地冒出來的刺頭？躊躇半天，忽然窗口吹進一股風，翻開了年輕人的履歷表，亮出一行字，“海軍陸戰隊……朝鮮戰場”。他心底咯噔一下，“記起了自己的榮光”（m?rto gemunde），一如丹麥老王對“蜂狼”貝奧武甫的殷殷屬望（《貝》654以下）……

以上是哈佛老院（Harvard Yard）里的傳說。

我上網檢索了一下，馬公一九六一年退休，班先生是六五年（據先生的文集《駁論集》編者序，則是六四年）升教授。如此，先生申請終生教職時，馬公應該不會參與評審。當然，不排除委員會上有教授是馬公一派，卻秉持百家爭鳴的原則，投了贊成票。沒有不透風的墻，內幕流傳出來，好事者附會到了馬公身上。畢竟，人都愿意老英雄多一樁逸聞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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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班先生也成了傳奇。他是二零一五年二月逝世的，享年八十六。學生和同道的紀念文字，都提及他的不修邊幅，辦公室煙霧騰騰，書架上酒瓶站崗。那年頭吸煙而非禁煙才是人權。所以他講課能夠一支煙一會兒當粉筆指點，一會兒又叼在口中。有幾回叼顛倒了，過濾嘴朝外，手就伸進褲兜摸打火機。這時大伙兒的心就吊起來了，都想看他把煙嘴點燃的窘相。可他總是在最后一秒，把香煙翻轉或者打火機又放回了兜里，弄得課堂里一片無聲的嘆息。

先生對八十年代興起的理論潮不感興趣。收到別人贈書，凡是后結構主義、女權主義之類，就塞到他認為“愛玩理論”的研究生的信箱里，封面貼一張黃字條：“轉贈不代表贊同”。

我們研究生最享受的，是周四下午的中世紀文學研討會之前，他主持的聚餐。那是先生當系主任以后建立的制度，周四中午全體出動，從瓦倫屋走到麻省大道上的海豚飯店。通常是他起個頭，講兩句現在屬于政治不正確的冷笑話，然后大家七嘴八舌瞎聊。聊完吃飽，便折回瓦倫屋二樓會議室，人手一杯西班牙雪利酒，研討會開始。主講人是先生邀請的專家，包括加拿大、歐洲和日本來訪的國際學者。也安排博士生講自己的論文。我講過兩次，一次談喬叟的譯筆風格（即我的博士論文），一次討論《貝奧武甫》詩人的異端思想。講者言畢，先生便起身，一邊評議或提問，一邊給眾人斟酒。他的腦筋似乎可以同時做兩件事兒，學問飲酒兩不誤。

用一位現在明尼蘇達大學任教的女同學的話說，那時節，每個周四“都是我們的卡米洛城和高荒伯古堡的歡宴”。卡米洛（Camelot）是亞瑟王同桂尼薇王后的都城，英勇的圓桌騎士的駐地；高荒伯（Bercilak de Hautdesert），即先生的博士論文及第一部專著研究的《加文爵士與綠騎士》里的古堡主人，莫甘娜仙姑（Morgne la Faye）的騎士——那綠袍綠馬，玩砍頭游戲的綠發巨人（參閱《玻璃島·綠騎士》）。

先生是老派紳士。晚年，夫人得了帕金森病，他悉心照料了十年，從無一句怨言。這事我原先不知道，是皮先生的悼詞披露的。皮先生來美之前，執教于英國約克大學，那里的中世紀研究中心是他創辦的。榮休以后便回到約克的老屋；他也是夫人先走。前年，英國新冠最兇的時候，皮先生也走了，享年九十。

Rockwell Kent繪《貝奧武甫》插圖，平版印刷畫，193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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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二年六月，拙譯《貝奧武甫》問世。我在耶魯申請了一筆研究費回國調研，順便探親訪友，包括拜訪沈先生和《讀書》諸女史，取樣書。那是留學八年第一趟回國。返美后，到瓦倫屋看望班先生，給他送上新書。先生非常高興，翻開書，口中便朗朗地把引子“麥束之子”希爾德的船葬，用古英語背誦了一遍，道：中國讀者會怎么看呢，這樣的異教英雄，異端傳統？他還記得周四研討會我講的題目呢。隨后拿到隔壁辦公室給貝特（W. Jackson Bate）先生看，說：杰克，《貝奧武甫》到了中國，是不是思想史上的一件功德呀？貝先生是十八、十九世紀文學的權威，曾以思想史評傳《濟慈傳》和《約翰生傳》兩次摘得普利策獎。

我心里仿佛被什么東西擊中了。開車回家的路上，一個念頭悄悄升起：也許于“思想史”而言，貢獻可以再大些，試一試譯注圣書？

于是十年過后，二零零二年春，開始了那另一件功德：譯經。

二零二零年春節，希伯來圣經最具哲學思辨的部分《先知書》譯注殺青。獻辭是紀念班先生，引了他喜歡的《神曲·地獄篇》四章的兩節：

Uscicci mai alcuno, o per suo merto

o per altrui, che poi fosse beato

請告訴我，老師，我啟唇發問

極想確認那信仰可戰勝

一切謬誤：

可曾有誰，憑自己

或別人的功德

從這兒出去

再蒙福？

二零二三年三月于鐵盆齋

（本文系《貝奧武甫》增訂版代序）

阿爾弗雷德（William Alfred）等［譯］：《中世紀四大史詩》（Medieval Epics: Beowulf, The Song of Roland, The Nibelungenlied, The Cid），Modern Library, 1963。

班生（Larry D. Benson）［主編］：《喬叟全集》（The Riverside Chaucer），Houghton Mifflin, 1987; Oxford Univ Press, 1988。

班生：《駁論集：從貝奧武甫到喬叟》（Contradictions: From Beowulf to Chaucer），Scholar     Press, 1995。

皮爾索（Derek Pearsall）：《喬叟傳》（The Life of Geoffrey Chaucer），Blackwell, 1992。

希尼（Seamus Heaney）［譯］：《貝奧武甫》（Beowulf: A New Verse Translation），W.W. Norton, 2000。

方重［譯］：《喬叟文集》，上海譯文出版社，1979。

李賦寧：《學習英語與從事英語工作的人生歷程》，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楊周翰［譯］：《埃涅阿斯記》，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

馮象：《木腿正義》，增訂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馮象：《創世記》，修訂版，北京三聯，2012。

馮象：《玻璃島》，第二版，北京三聯，2013。

馮象：《以賽亞之歌》，北京三聯，2017。

馮象：《圣詩擷英》，北京三聯，2017。

馮象：《我是阿爾法：論法和人工智能》，牛津大學出版社，2018。

《先知書》，馮象譯注，牛津大學出版社，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