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與隨想》是俄國思想家、作家、革命家亞歷山大·伊萬諾維奇·赫爾岑（1812-1870）的回憶錄。

赫爾岑出生于莫斯科的貴族家庭，經歷了戰火、革命、流放，接觸了上至王公大臣、下至販夫走卒的各色人物。這位時代巨匠從1852年開始動筆寫作回憶錄，歷時十五年完成；內容覆蓋了從1812年俄國衛國戰爭、十二月黨人起義、1848年歐洲革命等重大事件，拿破侖一世、亞歷山大一世、尼古拉一世、別林斯基、恰達耶夫、巴枯寧、馬志尼、蒲魯東、拿破侖三世等歷史人物悉數登場。

赫爾岑在少年時代受十二月黨人思想影響，立志走反對沙皇專制制度的道路。1829年進入莫斯科大學數理系；1835年以“對社會有極大危險的自由思想者”的罪名被流放。1842年回到莫斯科，立即重新投入戰斗，并受到迫害。1847年初，赫爾岑攜家到達歐洲，成為流亡者，從此再未返回俄國。1848年歐洲革命的失敗使赫爾岑思想上發生危機，觸發他重新思考社會根本問題。1852年他來到倫敦，隨后建立了“自由俄羅斯印刷所”，出版了《北極星》和《警鐘》兩種刊物，登載揭露沙皇專制制度的文學作品和各種文章。這些刊物當時被大量秘密運回俄國，促進了解放運動的發展。1870年1月，赫爾岑病逝于巴黎。

赫爾岑生前曾親自編定了一至五卷（除《家庭悲劇》等少數部分外），第六至八卷大多由后人根據他的遺稿陸續發表，但直至1956年，全書才由蘇聯科學院高爾基世界文學研究所編定，列入《赫爾岑三十卷集》。中譯本系項星耀先生根據莫斯科國家文學出版社出版的《赫爾岑九卷集》譯出，近日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后浪出版公司重新出版（2018年9月）。澎湃新聞經出版社授權選刊其中第一卷第一章的內容。在這里，赫爾岑寫下了他出生之際的家族與國家命運：1812年4月，拿破侖大軍壓境、入侵莫斯科……

我的保姆與拿破侖的軍隊

“喂，薇拉·阿爾達莫諾夫娜，再給我講一遍吧，法國佬是怎么進莫斯科的？”我躺在小床上常常這么說，一邊裹在絎過的棉被里，伸伸懶腰。小床四周圍著一幅粗麻布，免得我摔到地上。

“咳！還講什么喲，已經聽過多少回了，況且也該睡啦，還是明天早些起床的好，”老婆子總這么回答，其實這是她心愛的話題，我樂意聽，她也同樣樂意講。

“您就講一點吧，比如，您怎么知道……噢，開頭是怎樣的？”

“開頭是這樣的。您爸爸（您知道他是怎么一個人）總是磨磨蹭蹭的，收拾這收拾那，最后總算拾掇好了！大家說，該走啦，還等什么，看來城里已經跑空了。他不聽，還跟帕維爾·伊萬諾維奇說個沒完，商量怎么一起走，一會兒這個沒準備好，一會兒那個沒準備好。好不容易一切安排妥當，馬車也停在門口了；老爺們坐下去用早飯，驀地我們的廚師跑進飯廳，臉色煞白的，報告道：‘敵人已經進了德拉古米洛夫門。’大家一怔，心都涼了；我的天，上帝保佑吧！這時人人慌了手腳，亂糟糟的，正在唉聲嘆氣，一看，龍騎兵已在滿街奔馳，戴著那種鋼盔，后面揚起一根馬尾巴。城門全關閉了。這下子您爸爸只得聽天由命，您也跟著倒了霉。那時您還由奶娘達里婭在喂奶呢，生得又虛弱又瘦小。”

我露出了驕傲的微笑，為自己參與了這次戰爭而揚揚得意。

“起先還馬馬虎虎，這是指開頭幾天，有時進來兩三個兵，做做手勢，意思是有沒有酒；我們照例給他們一人斟一杯，他們喝完就走了，臨走還敬禮呢。可后來起了火，火越燒越旺，城里變得大亂，搶劫和各種災禍都出現了。我們當時住在公爵小姐（指梅謝爾斯卡婭公爵小姐，赫爾岑的祖母的妹妹。）家的廂房中，屋子也著了火。于是帕維爾·伊萬諾維奇（戈洛赫瓦斯托夫，我父親較小一個姐姐的丈夫。——作者注）勸我們：‘還是到我家去吧，我的房子是石造的，院子進深，圍墻也堅固。’我們去了，主人仆人都一起步行，那時也分不得尊卑上下啦。我們走到特維爾林蔭大道，那里的樹木已經著火。最后總算到了戈洛赫瓦斯托夫家，一看，屋子已濃煙彌漫，火舌正從所有的窗口躥出。帕維爾·伊萬諾維奇愣住了，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這屋子背后有個大花園，我們拐到了那兒，以為那里安全一些。我們坐在長凳上發愁，突然不知打哪兒闖來了一群大兵，喝得醉醺醺的。帕維爾·伊萬諾維奇穿一件旅行用的大皮袍，一個兵撲過去，要剝他的皮袍，老頭兒不給，那個兵猛然拔出短劍朝他臉上砍去，以致他老人家歸天的時候，臉上還留下一條傷疤。其他幾個兵動手對付我們，一個兵把您從奶媽手中奪去，解開襁褓，看里面有沒有鈔票或者鉆石，一看啥也沒有，這天殺的，就故意把包布撕破，扔在地上。他們剛走，又出了大亂子。您記得我們的普拉東，后來給送去當兵的，他非常貪杯，這一天也實在胡鬧，腰里掛了把軍刀，到處游蕩。原來，敵人進城前一天，羅斯托普欽伯爵[羅斯托普欽（1763—1826），1812至1814年間的莫斯科總督。]打開軍械庫，把武器分發給大家，普拉東撈到了一把軍刀。那天傍晚，他看見一個龍騎兵騎馬闖進院子；馬廄旁邊有一匹馬，龍騎兵想把它牽走。哪知普拉東一個箭步跳到他跟前，抓住韁繩說道：‘馬是我家的，我們不給你。’龍騎兵舉起手槍嚇唬他，可是槍里顯然沒裝子彈。老爺當時也在，看到這情形，向他吆喝：‘放開馬，這不關你的事。’可哪成！普拉東抽出軍刀，對準龍騎兵的腦瓜就是一刀，龍騎兵的身子晃了晃，但他又狠狠干了幾下。我們心想，這下我們的末日到了，龍騎兵的伙伴一發現這事，我們非完蛋不可。普拉東倒滿不在乎，等龍騎兵一倒下，就抓住他的腳，把這倒霉鬼拖進了污水坑，丟在那里，這家伙當時還沒斷氣呢。他的馬站在一旁，一動不動，用蹄子踢泥土，仿佛知道這是怎么回事。我們把它關進了馬廄，后來大約就在那兒給燒死了。大家趕緊逃出院子，火也越燒越可怕。我們筋疲力盡，餓著肚子，發現一幢房屋還沒著火，便躲進去歇息。誰知還不到一個小時，我們的人又從街上嚷嚷了：‘快出來，出來，起火啦！’我馬上從臺球桌上撕了一塊粗帆布，把您裹在里邊，免得夜里著涼。這樣，我們到了特維爾廣場，法國佬正在那兒救火，因為他們的長官住在總督府里。我們只得干脆坐在街頭，只見到處是來來往往的巡邏兵，有的步行，有的騎馬。您呢，拼命哭啊，鬧啊，因為奶媽沒有奶了，也找不到一塊面包。那時納塔利婭·康斯坦丁諾夫娜（赫爾岑幼年的保姆之一。）還跟我們在一起，您知道，這姑娘啥也不怕，她看見一群兵在墻角邊吃東西，便抱了您去找他們，指指您說，小孩兒要‘蠻食’（法語“吃”的發音）。起先他們可兇呢，沖著她直吆喝：‘阿來，阿來！’（法語“滾開”的發音。）她就罵他們：你們這些殺頭的；還雜七雜八講了不少話。這些大兵啥也不懂，聽了樂得哈哈大笑，給了您一點浸水的面包，也給了她一塊。第二天一早，一個軍官跑來，把所有的男人都帶走了，您爸爸也在里邊，只留下了女人和受傷的帕維爾·伊萬諾維奇。他們是給帶到周圍的房屋去救火的，我們就這么單獨呆到傍晚，光知道坐在那兒啼哭。到了黃昏，老爺回來了，還有一個軍官跟他在一起……”

我的父親覲見拿破侖

現在讓我代替老婆子，把她的故事講下去吧。我的父親完成了消防隊長的職務以后，在基督受難修道院附近遇到一隊意大利騎兵。他便找他們的隊長，用意大利語向他講了他家庭的處境。意大利人聽到親切的祖國語言（原文是意大利文），答應報告特列維茨公爵[即莫蒂埃（1768—1835），法軍元帥。拿破侖攻占莫斯科時，莫蒂埃任莫斯科總督。]并決定派一名衛兵保護我們，以免戈洛赫瓦斯托夫家花園中發生的野蠻事件重演。那個軍官便是奉命前來執行這任務的。軍官聽說我們已兩天沒吃東西，便帶我們走進一家洗劫過的店鋪，那里花茶和近東地方的咖啡丟了一地，還有大量海棗、無花果和扁桃仁。我們把口袋塞得鼓鼓的，已足夠做一頓甜食了。事實證明，衛兵是大有用處的：十來伙士兵曾先后來到特維爾廣場拐角上，跟這些露宿街頭的不幸的婦人孩子找麻煩，但當場都在衛兵的命令下離開了。

莫蒂埃記得在巴黎與我父親會過面，因而呈報了拿破侖。拿破侖命我父親次日早晨前去見他。我的父親一向注重儀表，嚴格遵守禮節，可是這一天他應法國皇帝之召，到克里姆林宮金蜜殿覲見的時候，穿的是破舊的藍色短燕尾服，銅紐扣，這本是打獵穿的，也沒戴假發，襯衣骯臟，皮靴已幾天沒刷，胡須也沒剃。

他們的談話我聽到過多次，在凡男爵[指阿加東·讓·弗朗索瓦（1778—1837），法國歷史學家，曾任拿破侖的秘書，著有《1812年紀事》等書。]和米哈伊洛夫斯基-丹尼列夫斯基[米哈伊洛夫斯基-丹尼列夫斯基（1790—1848），俄國將軍，軍事歷史家，著有《記1812年衛國戰爭》一書。]等的歷史著作中，都有相當忠實的記載。

起先是一些普通的套語，不連貫的句子和簡單的議論，這些話一直被賦予深刻的含義，直到三十五年之后，大家才看清楚，它們只是些庸俗無聊的廢話。接著拿破侖便為火災大罵羅斯梵普欽，聲稱這是野蠻行為。他像平時一樣，竭力要使人相信，他是無限愛好和平的。他解釋道，他的戰場是在英國，不在俄國，還吹噓他派兵保護了孤兒院和圣母升天大教堂（克里姆林宮的主要寺院之一，在俄國建筑史上具有重大意義。）。他埋怨亞歷山大（指當時的沙皇亞歷山大一世。）受了壞人蒙蔽，不了解他的和平意愿。

我的父親指出，提議和平應該是戰勝者的責任。

“我已盡力而為。我曾派人去見庫圖佐夫[庫圖佐夫(1745-1813)，俄國著名將領,1812年衛國戰爭中的俄軍統帥。]，他不愿進行任何談判，也不讓沙皇陛下知道我的建議。他們希望戰爭，這不是我的過錯，我只得被迫應戰。”

等這出喜劇演完之后，我的父親要求發給我們通行證，好讓我們離開莫斯科。

“我曾下令不給任何人發通行證。您為什么要走？您怕什么呢？我已命令開放市場了。”

法國皇帝這時似乎已經忘記，除了開放市場，人們還需要住房，何況在特維爾廣場的敵軍士兵中間過日子，也不是一件愉快的事。

我的父親向他說明了這一點。拿破侖略一思忖，驀地問道：

“我有一封信要送交沙皇陛下，足下能否代勞？在這條件下，我可以下令給您和您的家屬簽發出境證。”

“我愿意接受陛下的建議，”我的父親回答他，“但我很難保證完成使命。”

“您能保證利用一切辦法，親自呈遞信件嗎？”

“我用我的榮譽保證，皇上。”（原文是法文。）

“這就夠了。以后我會派人去找您。您還有什么要求嗎？”

“在我動身以前，我希望我的家有一個安身之處，此外別無他求了。”

“特列維茨公爵會盡力幫助您的。”

確實，莫蒂埃在總督官邸撥給了我們住房，并下令供應我們食物；他的總管甚至送了酒來。這樣過了幾日，一天早晨四點鐘，莫蒂埃派了副官來通知我父親，要他立即赴克里姆林宮覲見皇上。

幾天來大火已達到駭人的程度，到處烈焰騰天，煙霧彌漫，叫人忍受不了。拿破侖穿戴整齊，在室內踱來踱去，顯得憂慮重重，火氣很大；他開始感到，他那頂炙手可熱的桂冠即將迅速冷卻，在這兒他不可能像在埃及一樣輕易脫身。作戰計劃之荒謬，除了拿破侖，所有的人，從內伊、納博內、貝爾蒂埃（內伊和貝爾蒂埃都是法軍元帥，拿破侖的親信，貝爾蒂埃當時任法軍參謀總長。納博內是法國外交家，當時任拿破侖的副官。）到普通軍官，都一清二楚。然而他在一切反對意見面前，只是像著了魔似的一個勁兒地叫嚷：“莫斯科！”現在到了莫斯科，他也清醒了。

我的父親進屋時，拿破侖從桌上拿起一封已封口的信，一邊遞給他，一邊彎一彎腰說：“我信賴閣下的保證。”信封上寫的是：“致我的兄弟亞歷山大皇帝”（原文是法文。）。

我父親領到的通行證至今仍保存著，這是由特列維茨公爵簽署的，下面還有“莫斯科警察總監”萊塞普斯的副署。有些外人得悉通行證的事，紛紛來找我父親，求他帶他們一起走，就算是他的仆役或親屬。負傷的老人，我的母親和奶娘，坐一輛敞篷馬車，其余的人全都步行。幾名槍騎兵騎了馬護送我們，直到望見俄軍后衛部隊，才與我們道了平安，轉身折回。過不多久，我們這群古怪的旅客，便由哥薩克簇擁著，給送到了后衛部隊司令部。這兒的軍隊是由溫岑格羅杰和伊洛瓦伊斯基第四（1812年俄國衛國戰爭中的兩個哥薩克將領。）指揮的。

溫岑格羅杰獲知信件的事，便對我父親說，他可以立即派兩名龍騎兵送他前往彼得堡覲見皇上。

“不過閣下的家屬如何處置？”哥薩克將軍伊洛瓦伊斯基問。“留下是不成的，這兒在炮彈的射程內，隨時可能發生嚴重的情況。”

我的父親要求，如果可能的話，把我們送往雅羅斯拉夫爾省他的領地，同時聲明，他身邊已囊空如洗。

“賬以后再算，”伊洛瓦伊斯基說，“請放心，我保證把他們送到。”

與法國戰俘一起旅行

我的父親照當時的方式，以軍中特使的身份，被護送出發了。我們則由伊洛瓦伊斯基撥給了一輛破舊的大馬車，與法軍俘虜一起，由哥薩克護送到附近城關。伊洛瓦伊斯基發給了我們抵達雅羅斯拉夫爾所需要的路費。一般說來，在這兵荒馬亂的日子，他已盡了他的力量。

這便是我在俄羅斯的第一次旅行；第二次便不同了，沒有法國的槍騎兵，沒有烏拉爾的哥薩克，也沒有被俘的敵兵，我是一個人，坐在我身旁的只有一名醉醺醺的憲兵。

我的父親被直接送到阿拉克切耶夫[阿拉克切耶夫（1769-1834），沙皇亞歷山大一世最親信的大臣。]的官邸，軟禁在那里。伯爵向我父親要信。父親說，他作過保證，要親自呈交皇上。伯爵答應請示沙皇，次日書面通知我父親：皇上派他立即收信轉呈。收信后，他寫了收據（這收據也還保存著）。我的父親給拘禁在阿拉克切耶夫官邸大約有一個月；誰也不準見他，只有希什科夫[希什科夫（1754-1841），俄國作家，反動官僚，當時任亞歷山大一世的國務大臣。]奉皇上命令，前來查詢過莫斯科大火、敵軍入城、以及與拿破侖會見的詳細情形；他是第一個來到彼得堡的這一切的目擊者。最后，阿拉克切耶夫向我父親宣布，皇上命令釋放他，不歸罪于他，因為他從敵軍領取通行證是由于身處絕境的緣故。阿拉克切耶夫又說，他獲釋后，應立即離開彼得堡，不得會見任何人，只有他的大哥可來與他話別。

我的父親抵達雅羅斯拉夫爾省的小村莊時，已近黑夜。那時我們寄居在農家（因為村中沒有主人的住宅），我睡在靠窗的長凳上，窗關不嚴密，雪花穿過隙縫，蓋沒了一部分板凳，窗臺上也積滿了沒融化的雪。

一切顯得困難重重，尤其是我的母親。父親到達前幾天的一個早上，村長帶了幾個奴仆，急匆匆趕到她住的農舍，用手比畫著，要她跟他們去。我母親那時一句俄語都不懂[赫爾岑的母親是德國人，原名路易莎·哈格（1795-1851），出生在斯圖加特，是赫爾岑的父親最后一次出國時（1811年）認識的，當時她才十六歲，而赫爾岑的父親已四十四歲。]，只明白他們是在講帕維爾·伊萬諾維奇；她不知道這是怎么回事，只是頭腦中閃過了一個思想：他被人殺死了，或者有人要謀害他，然后來殺她。她嚇得半死，抱了我，渾身哆嗦著，跟在村長背后。戈洛赫瓦斯托夫住另一個農舍，他們到了那里；老頭兒真的死了，倒在桌子旁邊；他是想在那兒刮臉時，突然中風，當場結束了生命的。

可以想象我母親的處境（她當時才十七歲）：住在熏黑的小農舍里，周圍盡是這些胡子拉碴的“半野蠻”人，他們穿著光板兒老皮襖，講著她一句不懂的語言，而這一切又是在1812年可怕的冬季11月間。她唯一的依靠是戈洛赫瓦斯托夫；他死后，她只得日夜啼哭。可這些“野蠻人”卻衷心憐憫她，他們懷著最純樸的感情親切地對待她，村長還幾次派兒子進城，為她采購葡萄干、蜜糖餅干、蘋果和小圓面包。

十五六年以后，這位村長還活著。他有時也到莫斯科來，但頭發已經雪白，而且禿了。他一來，我母親總要招待他喝茶，與他一起回憶1812年冬季的經歷：她怎樣怕他，他們怎樣彼此不了解，怎樣為帕維爾·伊萬諾維奇的喪事奔忙。老頭子還像當年一樣，管我母親叫尤莉莎·伊萬諾夫娜，不叫她路易莎，還講我當時怎樣一點不怕他的大胡子，常要他抱我。

后來我們從雅羅斯拉夫爾省遷至特維爾省，過了一年，又終于搬回了莫斯科。這時，我的伯父（指赫爾岑的三伯父列·阿·雅科夫列夫，當時帝俄的外交官，回國后在參政院任參政官。）從瑞典回來了，他本來在威斯特伐利亞[拿破侖為其弟熱羅姆·波拿巴建立的王國（1807-1813），在今德國西南部。]任公使，后來不知怎么投奔了貝納多特[貝納多特（1763-1844），法軍元帥，1810年被選為瑞典王儲，在瑞典建立了貝納多特王朝，直至今日。]。他與我們住的是一幢房子。

大火的遺跡，我至今仍依稀記得一些，它們一直保留到20年代初期。不少深宅大院成了一片廢墟，沒有窗框，沒有屋頂，墻坍壁倒，圍墻中間空空蕩蕩，只剩下一些爐灶和煙囪。

莫斯科大火，博羅季諾戰役（1812年拿破侖的大軍入侵俄國時，俄軍在莫斯科以西一百多公里的博羅季諾與法軍展開激戰，這次戰役成為后來法軍敗退的轉折點。），別列津納（第聶伯河的一條支流，1812年11月法軍后撤時，曾在這里遭到俄軍圍殲。），攻占巴黎，這一切便是我的搖籃曲，我的童話，我的《伊利亞特》和《奧德賽》。我的母親和我家的仆人，我的父親和薇拉·阿爾達莫諾夫娜，經常想起這個恐怖的時代，不但記憶猶新，又來得這么近，這么猝不及防，給他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來，戰罷歸來的將領和軍官逐漸匯集莫斯科。我父親在伊斯梅洛夫團的老同事，現在作為剛剛收場的血戰的參與者，滿載著榮譽，時常光臨我家。他們經過一番搏斗之后，坐下來談論自己的豐功偉績了。這確實是彼得堡時期最光輝燦爛的一頁；力量的覺醒帶來了新的生活，工作和操勞似乎都被推到了明天，它們那么單調乏味，今天大家只想痛飲勝利的美酒。